给“大车”减负,让小马“轻装快跑”

给“大车”减负,让小马“轻装快跑”
2024年05月27日 03:37 媒体滚动

□ 本报记者 陈珺璐 顾敏

从压减出具证明事项到整治“文山会海”,从为微信群、政务APP“瘦身”到严禁加码考核……近年来,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我省各地聚焦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这一突出问题,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减负效果如何?连日来,记者深入全省多个社区,和一线的社区工作者面对面,听他们谈减负的获得感与新期盼。

万能章“瘦身”,“指尖”负担也少了

走进高邮市琵琶社区办事大厅,左手边醒目地展示着高邮市村(社区)级代办服务事项目录(55项),以及明确保留和取消的项目清单。其中,取消的村(社区)盖章证明和协助事项有59项,包括非独生子女证明、健在证明、残疾人情况证明、地址变更证明等。

“现在需要社区盖章的事项少了一大半。”在社区工作22年,高邮市琵琶社区党支部书记伊广美见证了“社区万能章”从繁至简的“瘦身”全过程。接受记者采访前,她刚刚为一户居民的父女关系证明盖了章。实际上,减负后亲属关系证明大多不需要社区盖章。“这户情况特殊,父亲户籍在泰兴,社区要是不管,居民就得跑到泰兴的派出所,我们比较了解情况,也就帮忙盖了。”伊广美解释道。

“证明我爸是我爸”“证明我还活着”……曾经,一些部门把社区当成“证明大本营”,遇到难办的事,就让居民先到社区开证明。2020年,民政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部署开展“社区万能章”治理专项行动。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推进,“社区万能章”也在悄然“瘦身”。以高邮为例,目前保留的村(社区)盖章证明事项清单仅有10个事项。

“文山会海”也曾是困扰社区的“老大难”问题。过去,南京市鼓楼区一名社区书记被同事戏称为“会长”——绝大多数会议都要求社区书记参加,最多时周一到周五上午下午全是会,“社区电话不停地打过来,一堆事急等着要做,你说哪里坐得住?”如今,他需要参加的会少了一大半,条线上的工作会议基本只需负责的社工去。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形式主义从“办公桌”走向“指尖”。记者采访发现,社区干部反映“指尖上的负担”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两多”:一是网络工作群多,二是工作应用软件多。

南京一名社区书记告诉记者,最多时,自己的手机安装了39个工作APP。当老百姓来社区办事时,社区工作人员不是先听诉求,而是先低头打开手机APP:“需要调解是吧,等一下,我先手机录一下,你带没带身份证,先给我拍个照录一下……”每天打卡签到、上传图片视频,完不成还面临考核扣分,也曾让这位社区书记和同事们苦不堪言,比如,上门走访先拍个老百姓家的门头,巡河要先拍照,每天检查垃圾分类还得先在垃圾分类点上拍一张……“现在‘打卡’检查基本没了,工作APP减少了2/3。”

“新烦恼”接踵而至

在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詹国辉看来,无论是精简会议还是减少工作APP,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实质仍然是在问题表象和负担存量上做文章。一旦出现新任务、新情况,依旧会被变着花样下派到社区。

以公章为例,清单之外的事项有时仍然“非盖不可”。伊广美遇到最多的就是房产继承问题。不少居民手持户口簿、死亡证明等证件,希望社区出具房子归属及子女情况的证明。“因为公证处只认社区公章,不认证件,但是直系亲属有哪些?是不是有抱养?我们也搞不清楚,万一盖错了,板子还要打在我们身上。”群众有需求不能不管,社区在“被迫”盖章时,不得不附加“自保条款”——所有材料均由居民本人提供,日后若产生相关矛盾与社区无关。

不少社区工作人员反映,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居民为了安装充电桩频繁找社区盖章。“一个月少说也得有四五起,但我们也很为难。”高邮市文游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永梅坦言,由于权责不清晰,盖章就意味着社区要承担建充电桩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邻里纠纷,而不盖章则可能面临居民的不满甚至投诉。

社区不敢盖,群众等不起。因为不盖章被投诉,对朱永梅来说是再常见不过的一件事,“最多一个月有10多件”。“都是哪些章?这个章到底该不该盖?你们能不能盖?”面对记者的询问,朱永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哪有该不该,社区是面对群众的一线,只有托底的‘能’。”

某些职能部门派发的任务考核,也让不少社区工作者头疼不已。每周,社区网格员马雪需要到网格内10家餐饮店检查食品安全。“但我们的确没有专业知识,只能简单看一下食品的生产日期、查查有没有健康证。”

按照考核要求,这种象征性的检查还得“出实效”,即每季度必须找出一个问题。“没办法,找不到也得硬找。”一些社区网格员逐渐摸索出一套应对方法:先看看健康证明是否过期、灶具有没有摆放无关杂物,再从垃圾桶摆放位置、消毒设施是否完备等方面“挑刺”,“过阵子,再去拍张收拾干净的照片上传,这就算整改完成了。”

类似的“硬性考核”任务,还有不少。比如,上级严格规定走访入户的数量要求,一些社区网格员为交差不得不进行“摆拍”;文化服务活动每年参与人次不得少于几十万人次,社区即使天天搞活动,可能也达不到要求;社区图书借阅人次要超过几万人次,为达标只能拿着机器对着书反复刷……让他们感到压力最大的,是与条线任务相伴的各种责任。苏南一名社区书记苦笑着说,由于压力大,自己的睡眠质量越来越差。

这名社区书记发现了一个规律:一旦一个部门向社区“伸手”,紧接着就是制度、考核、评比等一股脑地涌进社区,属地责任最后逐渐变成了无限责任。“你会发现,凡是不涉及责任的负担都减了,但是涉及责任的,减得并不理想。”

让权责统一、各负其责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在“深化减负增效”部分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规范社区组织的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从重拳整治到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减负政策正在逐步深入、走深走实。

“我们社区工作者在组织、上级、社会群体交往中形成了很多角色,既要当好群众的服务员、社区的管理员,也要当好上传下达的联络员,甚至是政策在基层落地的具体执行者等,在多个角色频繁切换、多头兼顾,很容易导致权责边界模糊、职责不清。”詹国辉分析,导致“小马拉大车”、社区“角色超载”的因素有很多,但角色定位不清晰是主因。当务之急,是要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划定社区的职责边界,充分激发、挖掘社区在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特别要凸显社区在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价值。

当下,如何管住上级党政部门伸向社区的“手”?在詹国辉看来,除了不断优化减负清单,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管用的责任追究机制,是有效规范各级政府及党政干部行为,防止“层层加码”现象蔓延的主要手段。

“如果职能部门担当作为不够,把该承担的任务向社区派发,这就是典型的作风问题。”高邮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同志介绍,2021年以来,该市纪委监委就牵头开展基层减负“六多”“四重”问题等专项治理,“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基层减负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容易反弹反复,必须持之以恒抓整改、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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