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样态|改革开放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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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高流动性逐步成为中国人口空间运动和分布格局的新特点，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人口迁移流动不仅重塑了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还催生了各民族在共同空间场域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样态，影响到民族经济联系、文化交流、社会交往乃至心理认同。深刻认识人口迁移流动与民族全方位互嵌之间的紧密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人口流动奠定各民族群众的空间嵌入基础

　　我国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受到民族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流动、民族身份变更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各民族人口转变基本完成和民族身份变更趋于稳定，人口迁移流动已经成为民族人口空间互嵌的主导力量。在人口大规模流动推动下，新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正逐步形成，民族散居情况更加普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少数民族人口整体空间集聚性下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西多东少的梯度格局逐步弱化。根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953年，我国近80%的少数民族人口聚居于西部民族地区，规模和占比是其余各区域少数民族人口加和的四倍，空间分布高度聚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深，全国人口流动日趋活跃，少数民族人口在西部传统聚居区的比重波动下降，而在东部省份的规模、比重持续提高。2020年，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已降至70.1%，东部地区比重则提高到13.0%，与1953年相比翻了一番。同时，在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下，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趋势也出现了转变。改革开放前（1953—1982年），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稳定增长、年净增83.6万，年均增长率为2.14%，增量远超其他三大区域，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地区（1.86%）和东北地区（1.92%）；改革开放以来（1982—2020年），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持续下降，2010—2020年其年均增长速度仅为0.96%，而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则迅速增加，2010—2020年年均增速已达到3.92%。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由传统聚居区向非传统聚居区扩散，由中、西部向东部倾斜的空间分布格局逐步形成。

　　其二，各民族空间分布均匀化。长期以来，我国各少数民族人口具有鲜明的“同质集聚，异质隔离”特点，同一民族的地理离散程度较低。但随着各民族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各民族在各省区的地理离散度持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42个少数民族的地理离散系数保持波动增加，仫佬族、布依族、水族、仡佬族、景颇族和德昂族等云贵地区世居民族的地理离散系数均提高了一倍以上。地理离散度始终处于较高水平的高山族、回族、土家族、苗族、满族和藏族地理离散系数也略有提升。仅塔吉克族、哈萨克族和乌孜别克族等民族，地理离散度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大部分民族人口地域扩散趋势明显，各少数民族在同一空间的内聚性均不断减弱，人口空间分布呈均匀化趋向。各族群众的族际接触机会大幅增加。

　　其三，各地区民族构成多样化。各民族人口跨区域流动，直接导致了各地区民族构成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地区的民族多样性。2020年，我国大陆拥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的省份达到了28个，达到历史新高。根据某一区域内民族个数和各民族间相对规模，可以综合地测量该区域内民族构成的多样性程度，得到民族多样性指数（也称为香农—威纳指数）。根据历次普查人口数据计算，我国31个省份的民族多样性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各地区人口民族构成的多样化趋势与少数民族人口在西部省区内部以及由西部向东中部城市的跨区域流动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人口流动改善各民族群众就业结构和收入水平

　　民族间经济整合与空间互嵌相互依存，是民族互嵌得以推进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各族群众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收入、居所和社会保障，有了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现阶段，少数民族人口的经济型流动推动了少数民族人口行业和职业结构转变，为其产业结构转型、社会阶层跃升带来了契机。

　　人口流动性越强的民族，其行业结构非农化速度越快。现代化发展和新一代技术的革新不断推动着社会行业结构非农化发展。人口流动的过程，也是实现其就业部门从涉农行业向非涉农行业转移的过程。随着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一些少数民族人口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占比不断加快下降。根据2000年至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汇总资料，少数民族人口非农行业的就业比例增幅与其人口流动参与度的增幅显著正相关。曾长期以农为计的民族如布依族、侗族、苗族等，在2000年至2020年间人口流动参与度提高迅速，其农业劳动者占比均下降了50%以上。

　　人口流动性越强的民族，其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也越快。根据分析结果，2000年以来，我国各民族人口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均有明显提高。汉族人口的平均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分值由2000年的31.7增长到2020年的39.0，中等职业地位人口占比增加，“丁字型”的社会职业结构已有明显改善；少数民族平均职业经济地位分值也由2000年的29.4提升到2020年的36.1，中等职业地位人口占比增加速度略慢于汉族，但个别民族（如回族、满族、蒙古族等）平均职业经济地位分值高于汉族，且一些民族平均职业经济地位分值增长速度快于汉族。各民族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提高与其人口流动参与度提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4。在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提高的趋势下，苗族、布依族、朝鲜族、侗族、土家族等民族群众的职业经济地位提高幅度已经超过汉族。

　　人口流动增强各民族群众文化包容与互鉴

　　人口迁移流动带来的空间和经济互嵌为各族群众交往提供了空间和物质资本保障，促进了各族群众文化交流的广度、深度、强度快速提升。根植于长期的民族交往与互动，我国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动态递进、不断加深。

　　近年来，关于民族文化融合情况的研究日益丰富，民族散杂居地区民族文化交融情况受到特别的关注。综合现有的研究发现，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和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下，中部和西部地区已出现很多民族混居典型社区，各民族群众在物质、行为和精神上都呈现较好的互嵌趋势：物质文化方面，各民族间饮食、服饰、建筑等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借鉴，接纳与喜欢民族饮食、服饰的群众不断增多。“川菜入藏”就是饮食文化跨地域传播增强中华民族彼此间认同的范例。各民族群众更加尊重不同民族信仰和礼俗，广泛地参与庆祝不同民族的节日。地方政府也对民族习俗、节日提供了相应的政策支持，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制定了本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习惯节日放假办法，将壮族“三月三”由民间节日上升为法定节日，并申请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改变不仅尊重传承了特色民族文化，更为各民族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媒介，提供了了解、学习和吸收彼此民族文化的契机。同时，不同民族也在文化交流中相互学习、相互模仿，常态化的日常礼俗交往推动了民族婚葬嫁娶习俗向地方化、大众化发展，在文化涵化中充实了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因子。

　　语言融合是民族精神文化互嵌的重要体现。人口迁移流动带来了广泛的民族语言混合，民族混合语也为当前民族杂居和民族走廊地带民族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能。目前，五屯话、倒话和唐汪话等民族混合语仍然在应用中，鲜明地展现出汉藏和汉回、东乡等各民族在充满流动性的族际交往中，跨越彼此语言阻碍的努力。当地各民族群众也在跨民族交往中消解了彼此边界，形成了与周边其他民族互嵌共荣、和合共生的民族文化互嵌关系。同时，在国家语言规范政策的引导和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的现实需求下，各民族群众尤其劳动年龄人口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掌握程度也实现了明显提高，提升了经济上的就业竞争力，增强了各民族价值共识凝聚，厚植了中华民族自信认同。

　　人口流动推动各民族社交网络异质化

　　民族空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交融，催生出新的多民族广泛交往、深度交融的社会结构。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形势下，党和政府从完善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服务等方面推动了各族群众在城乡、区域之间的有序流动，巩固了民族社会结构一体性格局，为多民族社会结构互嵌奠定了根基。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网络广泛性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同乡来往所占比例持续下降，日常相互拜访、交往的本地其他人、其他外地人的比例不断提高。同时，少数民族人口社会网络中亲戚等强关系人群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与同乡以外的本地朋友、邻居、同事等弱关系占比提高，社会网络异质性大大增强。

　　民族社会互嵌还进一步体现为族际通婚的普遍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民族人口流动性较低，族际交往和社会融合有限，族际通婚人口为789万人，全国总人口中族际通婚人口占比仅为1.9%。随着户籍限制放开和人口流动性增强，各族群众越来越多地处于具有族群异质性的环境中，族际交流和接触机会不断增加，逐步形成了相似的婚恋观、教育观、消费观等观念。各族群众婚姻逐步突破民族、信仰等方面影响，族际通婚规模大幅提升。依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已公布的民族人口数据资料，我国族际通婚人口已达到3000万以上，与1982年相比增长了3倍多，全国总人口中族际通婚人口占比更是提升到26%。从各民族的情况来看，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强，一度限制族际通婚的东乡族、瑶族、藏族等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占比也超过了7%。族际通婚不仅是两个主体结合，更将交织出不同民族广泛社会连接的纽带，串联并协调着各民族空间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

　　人口流动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在大流动提供的契机中，各民族群众以空间融居和经济互嵌为基础，在文化、社会各方面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孕育出更多的民族共同性，进而增进了各民族间共同体的心理认同，推动了各民族成为彼此认可的心理归属共同体形成。

　　人口大流动为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和加强情感认同提供了重要条件。认知层面，各民族人口流动性的提高拓宽了各民族人口的空间视域，提高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性（如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感知，丰富了各族群众的社会体验和知识结构，更新了各民族群众对文化、社会、国家的认知，促进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形成。情感层面，人口迁移流动令不同民族群众之间社会、文化叠合性大大增强，各族群众越来越多地产生共同感受和体验，从而增进文化社会群体的信任感和中华民族共同性。行为层面，在大流动大融居的趋势下，各民族群众族际交流经验大幅增加，交往能力快速提高，族际交往状态也变得更加自信、包容和开放，更能体会到跨文化、跨地域的价值，形成更积极的情感认同。但也需要指出，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仅有人口大流动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解决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以及其背后的行为规范和期待认知相对笼统的问题，对各民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形成进行良性引导。（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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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

　　2021年5月11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情况和主要数据。其中，关于“人口流动”的情况如下：

　　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丙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