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读丨《高启：诗人的穷途》：从一介文士的命运沉浮，透视元末群雄逐鹿和明初政治生态|高启_新浪财经

转自：上观新闻

高启通常被视为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后世的许多文学批评家更是将他推举为明代第一诗人。

诗人高启

1374年，在大明王朝立国仅七年之后，高启便被朱元璋处死。表面上看，高启之死是由于其谋反的嫌疑，而实际上则是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高启死时年仅三十八岁。文学批评家们认为，由于天不假年，高启的过人才华并未让他获得相应的成就。

尽管高启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但现在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而他在西方世界则更是寂寂无闻。在中国学者的传统观念里，明代并不是一个以诗歌著称的时代，而西方又将这一传统观念发展为一种极端的偏见（与此类似的情形还有许多）——元明清时期那些伟大的诗人，几乎无人被西方所知晓。假如我们尝试去了解那些伟大的诗人，那么与其他人相比，高启或许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收获。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付出一些努力才能了解高启。暂且不论其诗歌的伟大之处，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高启在生前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名望，而在其身后的近两百五十年间里，他的死因也为其诗歌的流传造成了一些不自然的阻碍。从某种程度上讲，讨论或称赞高启的行为在当时都是不太被允许的。因此，与正常情况相比，高启的生平事迹在文献中的记载非常粗疏，这更使得高启的诗歌增添了许多不应有的晦涩。

然而我们对于高启的兴趣并不仅仅是其诗歌。我们将尽可能地尝试重构高启的生平，其诗歌主要被当作是历史学者的原始材料，而非独立的艺术作品。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还原其人应有的诗名。我们把高启看作是一个拥有着非凡艺术天赋的人，他的一生向我们倾诉着那个时代的重要性。透过高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地域、社会与文明。

在高启的诗歌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令人惊异的敏感记录，关乎其日常生活中的大事与琐事，以及那个时代更为宏大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影响了像他那样的普通文人。这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高启人生的意义以及那个时代的意义。作为一部历史学者的作品，这便是这部传记所要努力追寻的目标。

高启的一生反映了研究中国历史时一些有趣而重要的事情。在明代官方的历史传记中，涉及高启的内容仅有一页（《明史》，卷二八五，百衲本，第21b页），长度不足两百字。考虑到墓志、哀辞，以及早期传记材料的写作背景，那个时代并不允许其他人为高启提供一个全面、客观的生平记录。因此，尽管历史学者不得不依赖这类文献，但它们其实不足为据。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诗人，作为在当时诸多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高启的生平确实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如果仅仅基于少量的、受到限制的传记材料和历史档案，高启的一生几乎无法被重构。

本书是要尝试重新为高启构建更为完整的生平，这不仅要用到现存的常规文献，也要使用那些往往不被历史学者关注、至少是不甚仔细或者未能详尽使用过的材料——这里我主要指的是高启及其友人、同僚们所写的诗歌，以及他们的其他文学作品。这些来自高启的社交圈的作品在本书中将被用作主要的史料，借此展现中国历史与文学之间所形成的奇特而紧密的联系。

在中国学界有一句箴言“文史不分家”，这一洞见及其必要性虽被广泛接纳，却并未被充分地实践。本书针对高启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进行研究，是为了尝试将这一箴言尽可能全面地付诸实践，至少一部分初衷是为了开拓这一历史研究的路径。

对于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国学生而言，高启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文学领域。恐怕也只有学习中国文学的学生才会将高启视为诗人，除非我们（西方人）也能够阅读高启的诗歌原文，或者阅读那极少数的、忠于诗歌本身的翻译。然而即便是出色的译者，也只能为中国文学世界打开一扇很小的门。尽管高启的诗歌对于历史学者而言是令人激动的材料，但它们始终强烈地引诱着历史学者去忘记历史，将其单纯地看作是艺术作品。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历史学者应是亚瑟· 威利（Arthur Waley）、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王红公（Kenneth Rexroth）之类的人物。

牟复礼

在这本书中，我非常拘谨地翻译了一些诗歌，而这些翻译其实本应由一位更高水平的诗人译者（poet-translator）来进行处理；此处的翻译仅仅是用作历史文献，这显然有损于高启诗歌的艺术性。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诗人译者无法避免地会选取其他诗歌，而史学译者（historion-translator）或传记学译者（biographer-translator）则必然会选取特定内容的作品。那些能够揭示出最有趣的事实的诗作，往往并不是那些将最伟大的艺术成就具象化的诗作——伟大的作品或许很难被成功地翻译。但就中文原文来看，我认为在高启的所有作品中，只有少量的作品不太匹配他的诗名。通过这本书，我也希望高启能够得到其他诗人译者的关注，这或许能够稍稍挽回一些我对高启诗歌艺术性的伤害。有朝一日，西方或许能够真正理解高启在文学领域的重要性。

本书对于高启其人的兴趣，主要是由“诗人高启”所引发的。在重构十四世纪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像高启这类人物的生平与思想非常重要。尽管他很向往官场，也已经步入了仕途，但他并未拥有长久且荣耀的仕宦生涯——高启做出的选择及其背后的动因是很耐人寻味的。同时，高启并不是一个拥有独创成就的思想家，但在中国近世的文人群体中，高启恰是某种重要文人类型中的典范。我们之所以能够重新构建高启的一生，是因为他的人生态度让我们很感兴趣，同时也启发着我们。

值得一提的是，高启的身上流露出了一种中国独有的“英雄主义”（heroism）观念，而且他对这种观念有着强烈的执着。这是一种儒家英雄式的美德，与西方通常表述里的英雄主义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英雄主义反映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并且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价值具象化。

因此，举例而言，尽管本书的章节标题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诗人英雄》（Hero as Poet）或《文人英雄》（Hero as Man of Letters）在字面上是相通的，但这并不构成直接的类比。高启的英雄主义观念在他的生平与作品中是很含蓄的，这或许值得我们试着去阐释并理解它。此处至关重要的是一系列概念：一个良好的社会，个人将其现实化的责任，诗歌的表达功能（英雄个人在面对这些价值观时如何进行表达）和现实功能（英雄个人如何将这些价值观念付诸实践）。一旦理解了以上这些概念，我们便能够解释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面向所发挥的作用；如果只是将中国文明与我们的西方文明进行简单类比，那么我们可能无法观察到这些问题。

至于高启，尽管他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但这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职业诗人”的概念。伟大的诗人从来都是非常罕见且值得珍惜的，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诗人就必须要特立独行，举止反常。尽管高启惊人的诗歌造诣确实展现了其伟大的人格潜力，但在时人心中，高启被认同并非因为他的诗歌生涯。当高启在仕途上遭遇坎坷的时候，诗歌很可能取代了更为宏大的理想；而当他仕途顺畅的时候，诗歌本身并不是高启所追寻的目标。因此，无论是刻意的，抑或是无法避免的，这本书都不足以成为一部高启的文学传记；这本书仅仅尝试将高启的诗歌当作一面镜子来审视其人。这应该不会为高启原本期许的价值观带来太大的伤害。

*本文摘自《高启：诗人的穷途》引言，标题为编者另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