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查沁君
界面新闻编辑 | 宋佳楠
继加拿大后，澳洲也打算收紧留学“闸门”。
日前，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于本周推出一项立法，通过限制每所大学或学院的新生人数上限，控制国际学生的入学规模，以“进一步支持国际教育行业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
“住房短缺是这一政策的起因。”一家总部在吉隆坡的全球房产科技公司居外IQI（Juwai IQI) 集团联合创始人兼CEO卡希夫·安萨里（Kashif Ansari）对界面教育表示。
卡希夫·安萨里认为，自疫情发生以来，澳洲人口迅速增长，但住房供应却没有跟上。在澳大利亚各大城市租房非常困难，购房成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政府希望为房地产业建造新房争取时间，减轻租房者和购房者的压力，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减缓人口增长，包括来澳学生人数的增长。”他表示。
《澳大利亚人报》将这些新的限制描述为“软上限”，即如果教育机构新建或扩建专门为国际和国内学生提供住宿的设施，以缓解租赁市场的压力，则可以超过上限进行招生。
这一新政反映了澳大利亚政府在移民数量和国际教育质量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
根据澳洲政府数据，2020年前，澳大利亚每年的净移民人数约为16万人，2022年增加到18.4万人，2023年超过40万人。
作为四大主流留学目的地（英美澳加）之一，澳洲一直备受中国、南亚以及东南亚留学生青睐。澳大利亚共有42所大学，在2024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澳大利亚八所大学全部进入世界前一百。
据启德教育5月12日发布的《2024澳大利亚留学报告》显示，去年，共有约78.7万名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学习，同比上升27%，超过了疫情前水平。
其中，中国内地学生共计166420名，占比21%，是澳洲最大的留学生群体；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学生，共有126487名，占比16%；尼泊尔学生位居第三，共有62379名，占比8%。
但自去年7月以来，澳洲政府推出一系列收紧留学签证的措施，包括提高英语语言能力要求；要求申请人提供更多存款证明；加强对教育机构的监管，并对那些未能遵守规定的机构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澳洲使馆发现，有很多留学生到了当地后，并不是真正地想要学习，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快速地在当地就业。”启德教育澳大利亚项目管理中心总监陈静表示，过多学生涌入给当地人的生活造成一定负担，比如物价、房租的上涨等。
陈静同时强调，上述情况较少发生在中国学生身上，大部分还是以求学为真实目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学生的批签率相对较高的原因。
澳大利亚内政事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澳大利亚整体国际学生新批签数达421716，较2022年增长7.4%，同比2019年略低。进入2024年，整体国际学生批签量明显减少，1月、2月批签量同比2023年分别下降23%、38%。
而2023年新批准的中国内地学生签证数量达70834，同比增长42%，远高于国际学生增长比例。截至2024年3月31日，中国内地学生新批签18593，同比2023年的18784，略有下降。
陈静认为，在愈发收紧的留学新政下，澳洲使馆会特别关注每一个申请签证学生的真实目的，比如重点考察学生目前的具体情况，包括家庭背景、父母收入，以及学成后回国的职业发展等，也为签证材料的准备增加了复杂性，对办理签证文案业务的机构专业性提出更高要求。
卡希夫·安萨里也认为，关于这项正在拟议中的新法律，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一点是，留学生人数将继续增长。澳大利亚不会减少来澳留学的学生人数，他们只是将每年15%的增长率限制在5%。
“澳大利亚的教育产业价值480亿澳元。政府并不想毁掉它，只是想在住房建设跟上之前限制其增长。”卡希夫·安萨里对界面教育表示，英语水平良好、就读于优质大学或学院、真正打算学习而非工作的学生不太可能受到影响。
澳洲当地也不乏担忧的声音，尤其是高度依赖国际生的高校。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悉尼大学副校长马克·斯科特（Mark Scott）认为，虽然高校几乎可以通过本地生赤字收支基本平衡，但是研究方面存在显著资金不足问题。这个资金缺口是由来自国际留学费用产生成果填补。
“如果你向国际留学生传递信息表明他们不受欢迎时，他们就有选择权。”马克·斯科特称：“他们（国际生）可以去其他国家，并且也愿意去。”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菲尔·霍尼伍德则称，受拟议改革影响的不仅是大学，还有数百所历史悠久的英语私立学院、公立高中和私立学校。“这将导致一个巨大的问题，20万个工作岗位可能面临风险。”
可以预想到的是，新政之下，澳洲留学竞争或将进一步白热化。对于澳洲高校而言，如何在限制之下保证国际教育质量，也将成为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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