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娩量下滑产科萎缩压力之下如何求变？三位产科主任这样说|分娩_新浪财经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张华通讯员张灿城李雯魏星

“2016年我们医院产科分娩量出现高峰，随后逐渐呈下降趋势。产科的床位数减少，人员也分流了一个小组。”近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主任程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谈道。产科萎缩，这是当前不少医院共同的无奈。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已连续几年未进新人。

明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诚然，对于准妈妈们而言，产科床位远比以往充裕，七八名医生护士围着一位产妇转，她们被悉心照护，享受着VIP待遇；但对于产科医务人员来说，求变已势在必行。正如国内知名产科大夫段涛所担心的那样，分娩量下降趋势不可逆转，产科学科如果继续用CMI指数（CMI指数越高，代表收治疾病的疑难危重度越高）和四级手术比例来考核，产科发展将面临困境。

压力：分娩量下滑是大势所趋

在出生人口波动的大背景下，广东的产科尤其是头部妇儿医院产科，或许是令同行羡慕的存在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全国每10个新生儿里，至少有1个出生在广东；全国902万出生人口中，广东占了103万，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出生人口超过百万的省份。

广东人爱生娃，特别是人口源源不断流入，年龄结构相对年轻，这让珠三角地区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生育率。

作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中南），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科分娩量似乎没有受到明显影响。由于对下级医院以及周边地区的孕产妇存在“虹吸”现象，该中心目前仍是全国分娩量第二大的医院。“中心三个院区每年有超过2.8万名新生儿出生，珠江新城院区每个月新生儿保持在1200名左右。或许是因为今年龙年的关系，妇婴院区、珠江新城院区、增城院区的分娩量都略有上升，每个月总分娩量保持在2500人左右，目前预测今年全年分娩量会突破3万人。”该中心产科主任蒋艳敏介绍道。

不过，放眼更多医疗机构，分娩量下滑依旧是大势所趋。

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一路之隔的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其产科是省市急危重症孕产妇救治指定的医疗机构专科之一，分娩高峰出现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的2016年，以及其后的2017年、2019年，每年分娩量达到6000-7000人。而仅仅过了五年不到，数据已下降至4000人左右。“这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状况，变化来得如此之快。”该院产科主任李瑞满在产科干了近40年，她坦言，大多数医院的产科不得不作出相应改变。

无奈：床位缩减，人员分流

分娩量下降，这就意味着产科规模和人员要缩减。“我们产科原本有三个小组，现在已经减少了一个，四个人不得不分流到其他科室；产科床位也从40张缩减至30张。”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主任程杨说。回想起以前产科忙碌的场景，程杨感慨万千：“2016年的时候，我们产科主任门诊限号30个，但往往要加号至70个。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直落，根本忙不过来，还得找两个规培医生协助写病历，大家上厕所都没有时间。曾经有位老主任下门诊回家，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曾几何时，广州市一医院、暨大附一、市妇儿中心等产科床位“一号难求”，哪怕能在走廊加张床，产妇们也觉得难得了。短短几年过去，境况已今非昔比。

“我们医院目前分娩量变化不大，但从同行处了解到，（不少医院）特别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中医院或者基层医院，产科生存的确面临压力。”蒋艳敏向记者介绍，“有的医院把妇科和产科合并，原本产科的年轻医生可能要转岗到妇科，一些年纪大、年资高的医生，也不得不去妇科保健科、体检科，有的甚至转岗做行政。”

产科工作辛苦，风险和压力兼具，昔日一起奋战的伙伴要被分流到其他科室，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任何一位产科主任来说都是艰难的。

提升：让产妇生得更安全更舒心

产科只是接生，四级手术极少——这或许是大多数老百姓乃至其他科医生对产科的最肤浅认识。事实上，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的上升正使事情变得不同，如今的助产服务更为复杂也更为精细。

“很多时候，基层医院会把高危产妇转介到上一级医院，从而确保产妇和新生儿生命安全。”程杨说，“我们产科经常接诊来自金沙洲、白云区等基层医院的高危产妇，往往七八个医生护士围着一位产妇转，24小时服务。”

同样，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病房有近70%是高危产妇。“她们大多数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胎盘植入等。这些合并症会让她们怀孕生娃的过程变得惊心动魄、险象环生。”李瑞满表示，即使是健康孕妈，也随时可能出现突发情况，更何况是危重症孕妇——她们面临的情况往往难以预测，潜在的危险如影随形。因此，大医院的产科医生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保障高危产妇的安全上来。

如何衡量产房安全和医疗水平？孕产妇死亡率是关键指标，而高危妊娠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因素。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高危孕产妇日渐增多。“因为是二孩，很多孕产妇年龄超过30岁，甚至35岁。”李瑞满说，“同样的危急重症，25岁的产妇可能抢救得回来，而40岁以上可能就救不回来，其年龄大，各器官也存在老化现象。因此必须加强医护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产科及新生儿科诊疗水平。”

今年3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在明确织牢产科“兜底网”的同时，也提到要鼓励有条件的助产机构加强高品质、普惠性产科床位设置，结合院内资源调整优化，增加产科病房单人间和双人间数量，切实改善产科住院条件，提升广大孕产妇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实际上，孕产妇自身对产科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人间、双人间病房深受欢迎。

38岁的刘小姐回忆起生大宝时在走廊加床的经历，深感“吃了太多苦”，现在她生二宝，得以住进了单人间。“产房里孩子爸爸全程陪同，无痛分娩、导乐陪伴我都要，怎么舒服怎么生。顺产后48小时出院，一切不要太顺利和舒心哦。”刘小姐笑道。

“我们不仅改善了硬件条件，比如产科病房，从三人房变成双人间、单人间；也更加注重对产妇的人文关怀，比如导乐陪伴、无痛分娩等服务更加精细化。”蒋艳敏说，“目前有25%-30%的产妇会主动要求导乐陪伴。产科越来越关注为女性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从孕前的咨询、妊娠保健到生产、产后保健等一条龙服务，因为妊娠相关疾病也关系到女性的健康状态，比如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都是女性后生命周期发生糖尿病、高血压的高风险因素。所以，在临床之余，产科医生也越来越关注科研，专注中国妊娠分娩等相关研究和思考。”

呼吁：让产科医生收入不再吃亏

生个孩子，从入院到出院，前前后后至少有七名医护人员陪同。顺产的话，48小时出院；不顺利的话，母子可能就是过一道鬼门关。

“我们产科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产科医生、新生儿科医生、麻醉科医生、助产士、护士等一套人马在岗，因为随时可能有孩子要出生。人力成本极高，但是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三位产科主任不约而同地向记者倾诉，“产科医生又累又苦，收入却不高。”

对于大众而言，生孩子期望母子平安，产科医生要把母婴并发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平。产检做得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预防工作做好了，顺顺利利生下孩子，并发症没有了，就不需要手术，更不用提什么切子宫等抢救四级手术——这是产妇的最好结果。

但是，产科没有四级手术，在国家考核时却相当“吃亏”。知名产科大夫段涛曾称，国考的指标与导向是鼓励大医院做大做强，希望医院能看更多的疑难杂症、做更多的高难度手术，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就是CMI指数和四级手术比例。“我们几乎没有四级手术，胎盘植入、复杂剖宫产手术也只能算二级手术。”程杨说，“这种情况用CMI指数和四级手术比例考核，我们就很吃亏。”

实际上，对于产科医生收入相对低的问题，《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中也强调，努力使综合性医院产科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严禁向产科和产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产科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

段涛所担忧的产科未来困境已经引起众多产科主任的共鸣。“我们连续几年没有新进产科医生了，一旦断层，最终受到影响的还是我们普通大众。”李瑞满特别呼吁，最好将产科的评价标准单列，确保产科医生的收入达到合理水平。

编辑：邬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