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中心探宝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展出的书法作品

转自：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字艺术，“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篆书、行书、楷书、草书……不同时期的书法艺术都表现着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价值取向。

我国历史长河中涌现出的书法名家亦如夜空繁星。东汉“草圣”张芝、东晋“书圣”王羲之、擅长楷书的唐朝书法家颜真卿与柳公权、以行书和楷书著称于世的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本期我们一起欣赏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展出的书法作品，探讨大运河的开通与书法作品之间的关系。

行草相间的代表作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第四展厅的结尾，摆放着两幅书法作品。对于一些心急的观众而言，也许匆匆略过便走向下一个展厅了，那您可着实错过了“好东西”。这两幅作品大有来头。其中一幅是元代书法家、以草书见长的鲜于枢的作品。其以行草写就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章《进学解》，其中的名句您一定耳熟能详，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这幅作品第一眼看去，很容易被卷轴下方的火烧痕迹吸引，也是因为火烧的印记，导致这幅作品损失多字，引为一憾，因为该作品的有趣之处正在于鲜于枢的“混搭风”。该草书卷以行书、草书、楷书，共3种笔体书写，每行2至10个字不等。此外，草书卷开篇至第20行，以行云流水的草书为主，节奏明快轻盈；第20行开始出现墨色浓重、体量较大的行书单字，虽无明显连带，但在章法上仍是密切呼应；至卷末，则进入草书状态，但是结尾处“进其豨（音同希）苓也”几个字，又采取了反常状态。这种字体放大、用墨浓重的情况在“兰陵是二儒者”至“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一段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此佳作自然有不少人收藏，在作品后方可见诸多后人的题跋与印章。其中一枚“晋府图书”的收藏印章就是明代晋王朱棡所有，他是朱元璋的第三子，也是一位喜爱书法的藩王。通过这些题跋与印章，也能体现这件作品的珍贵。文字最多的存世小楷作品

欣赏完这件森严法度与旷达意志糅合的佳作，我们再来欣赏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楷书作品。

卷轴展开部分的首尾两端亦有不少收藏的印章，而卷轴的中间则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其中每个字大小一致，一笔一画柔中带刚、自然流畅；再看整体，句与句之间对仗工整，整幅作品浑然一体。该文物名为《大乘妙法莲华经卷五》，不仅是这位书法大家晚年的代表作品，也是赵孟頫现存小楷作品中文字最多的。

《大乘妙法莲华经》是一部佛教典籍，简称《法华经》，据称是释迦牟尼佛晚年在王舍城灵鹫山所说，为大乘佛教的初期经典之一。目前《法华经》的诸多译本中，以姚秦（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政权）时期鸠摩罗什的译本通行最广，这件文物的内容采用的就是此译本。

赵孟頫是元代的书画名家，对于书法的各种笔体均有涉猎，尤以楷书和行书见长，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这件《大乘妙法莲华经卷五》就是赵孟頫现存小楷传世真迹中字数最多的一卷。据介绍，该作品是赵孟頫62岁时为佛门之师创作的。

这件《大乘妙法莲华经卷五》的装裱形式为手卷式，共521行，满行22字。本卷内容起自“安乐行品第十四”，终于“分别功德品第十七”的结尾，共4品，内容完成，字数约为1.15万字。该文物名为《大乘妙法莲华经卷五》，说明类似的作品不止一卷。据介绍，赵孟頫书写的《大乘妙法莲华经》共有七卷，合计共有9万余字。

其艺术价值早已被收藏者发现。首先这件文物首尾处有不少明朝、清朝和近代的收藏印章，而且包首签条上写着“赵文敏楷书莲华经真迹，无上神品宇宙奇观，景氏珍藏子孙永宝。”签条上具体到的“文敏”是赵孟頫的谥号，后两句则是表明了收藏者对于这件作品的评价，还表达了这件作品是其后代子孙永久的宝物。

运河上的赵孟頫

如今提起赵孟頫，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书法作品，其实作为宋朝皇室宗亲，他也在元代初年被举荐到元大都为官，随后历任很多重要职位。元朝初年，赵孟頫顺着大运河北上来到彼时的元大都。初到元大都，赵孟頫被其宏伟繁华的景象吸引，留下了诸如“东海西山壮帝居，南船北马聚皇都”“海上春深柳色浓，蓬莱宫阙五云中”等诗句。第二句诗中的“海”指的就是当时舳舻千里的积水潭。

赵孟頫与运河的关系很是紧密。自从他在元朝入仕后，便多次通过大运河往返南方与元大都。

元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九月五日，赵孟頫北上大都，途中乞得独孤长老五字已损本《定武兰亭》，携以入都。一路上，他时常展阅，至十月七日先后题跋共十三段，故称“兰亭十三跋”。兰亭十三跋并赵孟頫临写书迹，皆被收入《快雪堂帖》。十三跋后遭火焚，残本现藏日本，全貌只能从《快雪堂帖》中得见。

“兰亭十三跋”中，赵孟頫记述了自己对于定武兰亭序的看法，以及相应的对于书法的想法，其中也留下了书法爱好者们最熟悉的一句话“用笔千古不易”。同时，“兰亭十三跋”的字里行间，还隐约可以看出元代大运河的开凿特点。比如其中的第七跋和第十一跋中留下了“待闸题”和“待放闸书”，意思都是等待河流放闸时所写。

元代修建运河时，在整个运河体系中都采用了闸河方法，即在河流水面不平衡的地方建闸堵水，以保证在地势高低不同的情况下，闸与闸的河段之间能提供船只通过所需的河水深度与宽度。因为元代运河主要是南北方向，一路上既有爬坡也有下坡，所以水闸的建设十分必要。

大运河促进沿线书法遗迹风格多样

书法与大运河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院副研究馆员王高升介绍，自古以来便利的交通，都是书法等文化艺术充分交流的先决条件。“‘书圣’王羲之的伯父王导将钟繇的作品《宣示表》带给了王羲之，因而也影响了王羲之的风格，这就是书法史上著名典故——衣带渡江。同时水路交通的便利也会让书法家们在各地留下他们的作品，比如北京朝阳区东岳庙出土的赵孟頫楷书《张留孙行道碑》，这是赵孟頫晚年的代表作。”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化遗产学系副教授王铭介绍，元代迁都大都后，大运河沿线的文化开始发展，其间不少文人雅士顺着大运河或是北上或是南下，促进了各种文化的交流。“其中就包括书法艺术。书法家沿着运河，肯定会与沿途各地的同行进行交流，并且互赠作品，这就促进了艺术的互相补益。根本反映了元朝的京杭大运河经过裁弯取直并全线贯通后，南方北方两个文化中心通过运河的互动，和文化的交流。北京、天津等地均有装裱、古籍修复、装书工艺的非遗，这些都是当年文化交流的影子。”

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学教授周侃介绍，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书法遗迹以运河遗产为中心，从皇家园林至普通民居，书写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既有帝王贵胄、文人仕宦，又有普通民众和宗教人士等，更有名垂书史的书法家，体现了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书法遗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周侃说：“碑刻、塔额、桥柱、墓志、楹联、匾额等书法遗迹，真草篆隶各体皆备，取法欧颜柳赵，风格多样。楷书书迹数量最多，占据了全部书法遗迹的百分之八十；墓志小楷、石碑大楷、匾额榜书等不同形制的书迹共存，可谓一应俱全。其中清代碑刻的馆阁体楷书所占比重最高，是官方的书法样式。”

来源：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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