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6岁禁止乘车坐轿|重庆市_新浪财经

大剧院前的人力车

□龚毅

到了合法年龄才能乘公共汽车，甚至提出女人不准坐公共汽车，这个事放在如今的重庆，绝对是个天大的笑话。然而，“合法年龄方准予乘公共汽车”“女人不准坐公共汽车”这个事绝对是发生在重庆，不过那是82年前的重庆。

原因是什么？当时正值抗战期间，山城集中了全国各大机关、社会团体、金融、工业和学校等机构，汽车根本不够用，汽油更是奇缺。

运力尴尬

抗战时期，重庆的公共交通主要有轿子、滑竿、人力车、马车、公共汽车及渡船等。

重庆的公共汽车出现于1933年9月，曾家岩至七星岗首条公交线路开通，当时仅有客车1辆，1937年底仅有客车37辆，1944年底客车才达到93辆，公交线路增至18条，日载客量达120万人次，最远可达歌乐山、青木关、璧山、巴县、南泉、北碚等地。那时，重庆的公路状况较差，路面上“大小汽车、人力车轿同时并行，车水马龙，俨然一半新不旧之大都市”。

战时重庆的交通，汽车显然也不敷分配。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国民政府赴新疆监察使罗家伦却没有自己的车，当然也没有配司机。1943年9月，他回重庆参加会议，出行都是靠蹭车：“9月6日，‘本偕咏霓同进城，因相左，另乘车行，致未及参加开幕典礼’。9月12日，‘上午休会，下午公祭林故主席，我因无车不能往，甚为惆怅’!”(《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

时局维艰，在重庆，即便是高官也缺乏车辆迎送。1942年10月14日，高级外交官顾维钧回到重庆，“飞机在长江中一个小岛上着陆”，代表蒋介石的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仪、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等30余人前往迎接，随后坐滑竿离开机场。“我感到坐滑竿并不舒适，特别是自江边上坡登上几百磴石阶时更不舒服……滑竿不过是一把没有遮盖的藤椅。当轿夫抬着我上石阶时，我的脚和腿悬在空中，比我的身体还要高。”（《顾维钧回忆录》）

那时乘公共汽车，“非常拥挤，车辆又少。自都邮街（如今的民权路）登车到上清寺，行驶只需二十分钟。但有时站立等候（平常每刻钟一辆），连三接四，都已客满，故可等候至两小时之久。特别是重庆多雨满街泥泞，谓非狼狈而何。”（《太虚空里一游尘：浦薛凤回忆录(中)》）

汽油前线不够用，用酒精做燃料又要浪费本已严重紧缺的粮食。“当时中国是贫油国，汽车和汽油都是进口的，汽油是军用物资，极其珍贵。当时有一句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用木炭作发动机燃料，车身旁装一个煤气发生炉，内填木炭，点火后用手摇鼓风机送风，然后用燃料产生的一氧化碳气体供给发动机。到站后要出灰，洗布袋（滤清器），加料，极为繁琐。徒弟辛苦得很。‘木炭车马力小，这也是车祸频发的原因之一’。”（《从孤岛到陪都——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

自从日本飞机开始对重庆实施无差别大轰炸以来，重庆局势日显严峻，民用汽油配给完全停止，长江嘉陵江渡轮停航，改用木船摆渡。汽油是军用物资，但军用依旧远远不够，许多军用车辆也改成了酒精燃料。抗战期间，为了给军车提供动力，素有“酒乡”之称的江津白沙古镇槽坊街的上百家酒坊，全部被军方征用，改为生产燃料酒精原料。

奇思妙想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有媒体刊出：乘车坐轿限制年龄。

1942年8月25日，新民报刊登这样一条消息：现在全市人力车夫和轿夫（多是乡下进城）近两万人，而人力车和轿子分别是3500辆和3400乘，经核算，车夫和轿夫过剩10200人。因此，当局决定“车轿夫，适合壮丁年龄者，送服兵役”，年龄超过者送赴乡间从事生产工作。然后说主要为锻炼“战时青年之体力，亦决定禁止青年男女乘车坐轿，今后将限制十三岁以上，四十六岁以下之青年男女坐车（人力车）坐轿。具体办法，正由警方核示”。

当然，乘车坐轿限制年龄，表面看并不是为省汽油，因为人力车和轿子都不用汽油，其目的仅仅说是为锻炼“战时青年之体力”。而没明说的应该是，经过限制年龄，将节省多半车轿运力，再将节省的运力投入到限制年龄外人群，从而达到减轻汽车压力、节省汽油之目的。明眼人一看，就是“曲线救国”的翻版——“曲线救油”。其次，“车轿夫，适合壮丁年龄者，送服兵役”，车轿夫适合壮丁年龄者，自然是占多半，不花钱拉一大批壮丁，又是一笔划算的生意。

据记载：1936年，重庆轿行多达380余家，轿子31120多乘，轿夫约10万人，规模最大的是设在来龙巷的陈小民“成都藤轿公司”，资本达3万元，有960乘轿子。但经1942年统计，重庆仅存“轿夫一万二千人”。大量轿夫减员，说明那些年轿夫不好挣钱。毕竟，出门乘轿的基本是上层人士和有钱人。

与此同时，新民报晚刊等报刊亦刊出限制私人小汽车，甚至提出女人不准坐汽车的消息。如新民报晚刊消息：“市内现已拥有行车证之公家汽车计四百余辆，其中小轿车三百辆（系私人），当局鉴于目前汽油来源不易，关系汽油亦影响粮食生产，最近即大量核减，非必应来用者，概予吊销车证，具体办法，正在商议中。准予卡车行驶重庆市区者，达百余辆，将专限用液体燃料代用品，如木炭之类，又战时生活，劝导会已认真厉行妇女临时消费办法，呈请行政院传令渝市府切实执行，即今后严禁妇女乘坐汽车赴饮食店、影剧院，或在街头兜风”。

马儿上路

要确保出行，为节省汽油，有关部门还想方设法出点怪招。

据记载，“1942年4月1日，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为补充城区公共交通工具的不足，开设了官办马车行——重庆驿运服务所，紧急制作马车，招收商马，开始经营上清寺至化龙桥马车客运线路。

当年6月1日起，线路延伸至沙坪坝小龙坎，8月1日发展到山洞。为方便学生进城，10月10日线路延伸到歌乐山，全程28公里，全条线路有马车84辆，早晨5点发车，晚上10点收车，日均运送乘客1500人次以上，周末日均达2200人次。

重庆驿运服务所开办的当年10月，有客运马车102辆、兽力货运板车40辆、骡马200多匹，车型有轿式、篷式和大型车多种，分别在化龙桥、新桥、山洞设置车棚、马棚，在化龙桥设马车修理所并训练马夫，提高驾驭技术。1942年4月至1943年4月，共运送乘客91万多人次、货物1200多吨，客货收入分别为400万元与50多万元。”

对于重庆抗战期间的马车，现代著名作家张慧剑（曾任《新民报》主笔）在重庆时有过如是记录：“重庆大道上，时见有马车，以‘爬行’之姿态往来，车之制，甚陋，不如贵阳之藤马车远甚，此或平地马车与山地马车之别”。从当时资料看，重庆因位处山城，地势崎岖，马路“多倾斜之处”“不易行驶马车”，故本地人“皆以轿代步”。因而，在重庆马车仍是以货运为主，载人为辅，并没进入公交主流。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8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重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当时市内可以行驶的公共汽车仅11辆，勉强维持着6条线路的营运，根本不能满足市民日常出行之需。鉴于运力的严重不足，有关部门保留了原重庆驿运服务所开办的客运马车线，即从上清寺到小龙坎，连接市中区与学校集中的沙磁区。之后，才逐步取消这条客运马车线。

82年前的重庆，人口并不算很多。1942年7月26日《新民报》称，“最近清查结果，重庆人口一百万”。战时百万人口集中孤岛重庆城区，不仅住房、物质等奇缺，在“一切为了抗战”的前提下，汽车和汽油也显得奇缺，以致演绎出无数今日看来是笑话的辛酸和无奈。

（作者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