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开“四窗”，内外贯通|文学_新浪财经

转自：学习时报

学人小传

　　施蛰存（1905—2003年），原名施德普，浙江杭州人，文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金石碑刻研究、外国文学翻译等领域成就杰出，著有《唐诗百话》《词学论稿》《北山谈艺录》等。

　　施蛰存笃志好学，有着学开“四窗”之誉。东窗指代中国文学、历史和东方文化研究，南窗指代文学创作，西窗指代外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北窗指代金石碑刻和书法文物的研究。

　　要从事创作，必须真能爱好文学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之一，以写心理分析小说著称。年轻时他就向往文学，1926—1930年，他与戴望舒、刘呐鸥等“毫无出版经验的青年”，为了发展“文艺事业”，相继创办了《璎珞》《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新文艺》四本杂志，以及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东华书店三个书店。这一时期，他个人撰写了包括《上元灯》《追》在内的多部小说，开启了文学创作生涯。

　　早年间的编辑出版活动，让施蛰存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也为他构建了明确的文学发展方向。1929年后，他开始学习、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也开始了和鲁迅的接触，随后一同出版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这一阶段，施蛰存十分敬重鲁迅的艺术鉴赏力，也很欣赏他的文章。1932年11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为鲁迅的“北平五讲”开辟专栏。1933年2月施蛰存因为“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在《现代》冒险刊发了当时其他编辑部不敢刊发的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施蛰存经常给鲁迅写信约稿，即便后来两人因新旧文学问题展开了“笔战”，还是发表了鲁迅的很多重要文章。

　　施蛰存曾在《爱好文学》一文里谈到了他热爱的文学事业，他批评作家盲目创作和靠旧名气生活的现象，得出结论：其一，对文学的感情只是成为好的创作家的一小部分因素；其二，热爱文学的情感应该成为提高文学修养的动力。他指出，多数青年若能对国家社会供给他所学习的专门技能，而把他们爱好文学的感情好好地保持着，用之于欣赏、评判别人的文学作品，使文学出版界慢慢能提高其水准，这是最完善的爱好文学的态度。如果一个青年要滥用他爱好文学的感情，以为自己有了这种肤浅的感情就无异于有了可信的创作能力，于是抛却了他应该学习的专门技能，而从事于写作，结果常是碰到了失败。他主张，爱好文学，不一定得从事创作；要从事创作，必须真能爱好文学。

治学的“三个阶段”

　　施蛰存认为，治学需要一个过程。他在《我治什么“学”》一文提及：“任何人都不会一上手就研究一门学问，必须有一个逐渐走向研究工作的过程。”施蛰存将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积累。对某一门学问开始感兴趣，逐本找这方面的书来阅读，由浅尝到博览，熟悉这门学问各方面的情况。第二个阶段是“入门”。在更广泛的阅读与思考之际，必然会发生问题。有了问题，就要自己去求解决。第三个阶段才是做研究。“入门之后，你会觉得欲罢不能，索性把一切弄不清的问题弄弄清楚。”施蛰存的“三个阶段”说和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共同道出了治学的真谛。

　　施蛰存自束发之年就博览宋词，20世纪60年代，他顿然发现词学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当代的词话、词论很少，于是着手从事相关研究，大量阅读词集、钻研学术方法。他披沙拣金，抄写历代词籍中的序跋、凡例。“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这些札记多言简意赅，集考据、感悟于一体。当时，宋代之前的词作是词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施蛰存借以深厚的根柢为唐词、五代词的研究补白，将日积月累的札记整理成文章。例如，《读李白词札记》以广征博引的笺评对伪托作品提出质疑，从文献学求其真的标准，为词学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研究材料。再如，《读温飞卿词札记》《读冯延巳词札记》把多位词人的词作串联在一起，分析风格的继承与流变，以其独具慧心的鉴赏将其蕴含的隐微曲折呈现出来，可谓新见层出。正如文学评论家徐中玉所言，“蛰存先生知识修养面极广”，“旧体诗词、文言文、小考证，均言之有据、有理，坦说所见，决不苟同敷衍，文词则清新俊逸，有诗情韵味，一如其人”。

　　突出的治学方法：“考证与比较”

　　施蛰存挚爱中国古典文学，其诗词学研究成果斐然。他的《北山楼词话》近百万字，第一个板块为“名义”，即对词学相关的名词、术语的定义加以考辨，此乃开宗明义，当置于卷首。对此，施蛰存说：“我的第一道研究工序是弄清楚许多与词有关的名词术语的正确意义。我发现有些词语，自宋元以来，虽然有许多人在文章中用到，但反映出来的现象，似乎各人对这个词语的了解都不相同。我用了一点考证功夫，把几十个词学名词整理了一下，以求得正确的概念。”施蛰存对词学名词释义的研究在词学史上影响深远。

　　施蛰存在着手写作《唐诗百话》时，重申校勘工作的必要性：“为了要核实情况，从语言文字中求得正确的含义，我又不得不先做些校勘、考证的工作。”《唐诗百话》被誉为寓研究与赏析于一体的中国诗学名著，施蛰存将该书最显著的特点概括为“考证与比较”。他在分析每一首诗时，都逐一列出历朝历代注家的评说，对此明辨是非、鉴别真伪。

　　《唐诗百话》首篇讲的是王绩的《野望》。赏析这首清新朴素的唐代五言律诗的艺术风格、解析它的基本内容，是诗歌鉴赏的一般章法。但施蛰存在此基础上，具有更强的问题意识，他想弄清楚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他博览诗话并选取了三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对此裁断歧义、去伪存真，并结合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研究方法，考证出该诗歌作于隋朝政权将亡或已亡之时。据此，他更准确地提炼了诗歌的主题，揭示了作者以诗言志：遗憾于“徙倚欲何依”，只得“长歌怀采薇”。施蛰存将考据和比较的治学方法运用得驾轻就熟，他既不认可“摘句论诗”，也不赞同刻意苦吟，这促成了他的诗词治学风格：辨机析理、逻辑严密、明白晓畅、新奇灵动。

融会贯通，中西互鉴

　　施蛰存与著名学者钱钟书齐名，人称“南施北钱”。将他们相提并论，不仅仅因为他们是集文学家、翻译家于一体的学界泰斗，还因为他们都是学贯中西、通今博古的智者，持之以恒地为丰富中国文化而不断探索。

　　施蛰存早年学习外国文学，接触到象征主义、意象派诗作，并创作了多首意象抒情诗。撰写《唐诗百话》时，他品鉴李商隐的诗歌，分析其创作手法近乎象征主义：“诗意已经朦胧得很，还不愿加一个说明性的题目，留有馀地，让读者自己去感觉，而不是理解。”因而，施蛰存主张从寄托的意义去探索诗人的隐喻。对于这种创造了众多意象的诗作，他用象征主义批评方法来分析，的确相得益彰。

　　在翻译外国诗歌时，施蛰存善于将域外的诗形和中国文化的本体相结合。他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句“To an Isle in the water／With her would I go”翻译成“我欲和她同行/到一个水中央的小岛上”。达意、雅致的译文中，融入了《诗经》所蕴藉的中国古典文化。施蛰存还将叶芝的诗歌题目翻译成《柯尔湖上的野凫》《木叶凋零》等，“野凫”“木叶”皆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出现的物与景。

　　在近代之前，中西之学是在相对独立的形式下展开的。近代以降，情况有所改变，西学东渐以及中学所作回应，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施蛰存在推动文化互鉴上，超越了二元对立思维，可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