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木立信为何法之不行|商鞅_新浪财经

□ 滴石水

“徙木立信”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这个典故是商鞅成功变法的重要举措，他通过“国都市南门”“立三丈之木”，募民徙置北门，给徙木者“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这个办法，取信于民，在秦国施行新法，取得了成功。

细读《史记·商君列传》和《资治通鉴·周纪二》相关史料后，突然觉得，自己的想法与史事不符，徙木立信并没有使新法顺利实施，“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新法施行一年，老百姓到国都投诉新法的人很多。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史记》里这句话的意思是，新法已经准备就绪，还没有公布，商鞅担心老百姓不相信。商鞅要老百姓相信什么呢？是要民众相信新法会给百姓带来福祉吗？分析整个史料记载，“民不可与虑始”，商鞅根本没有从百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他不是担心百姓不相信新法，而是担心百姓不接受新法，于是才立木取信，本质上不是要立信于民，而是要立威于民，是要百姓知道，像徙木一样，不要考虑新法对与错、好与坏，只要按他定的新法去做就行。他不是要百姓相信法，而是要民众敬畏法。

徙木立信，法之不行。商鞅看到给徙木者“五十金”，社会并没有达到“以明不欺”的效果，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更加行峻言厉的措施。首先，他“杀猴给鸡看”。秦国太子嬴驷触犯新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刑囚了太子的师傅公孙虔，在太子老师公孙贾的脸上刺墨。其次，重刑不行新法之民。新法刚行，由于新法亟疾苛察，百姓难以接受，犯法之人众多。按照新法应该处死的重刑犯就有700多人。一时间社会呼声很高，奴隶主阶层中不少人主张从轻处罚，商鞅断然拒绝，并且在渭水河畔公开处死犯法之人，一日之内将700多人全部斩杀，“渭水为之赤”。消息传出，天下震恐，父子、兄弟、夫妻、邻里都千叮咛万嘱咐“莫犯新法”。再次，将谤誉新法的人“尽迁于边”。新法施行，法之不行，谤议人众。经过商鞅雷厉风行般推行，秦国社会秩序井然，路不拾遗，盗贼消迹。当初那些非议新法的人，这时候都改口说新法好。可是商鞅却说：“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之不行”的根本是没有民本基础。以法图霸，施法立威，奴役百姓，无论用什么样的“徙木立信”手段，都是难以立信于民的。司马光在记叙完商鞅变法后发表了一通感言：“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这段感慨可谓肺腑之言。国家赖人民得存，人民以信诺归附；不守信诺，便无法驱使人民，没有人民，便无法保卫国家。懂得治国的人，不能“欺其民”。商鞅铁腕推行的新法，不是以信诺让百姓归附，而是以奴隶主的残酷手段，像驱使羊群一样，让百姓匍匐而行。他不管失不失信于百姓，只管百姓不能失信于新法。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心生疑问：商鞅变法，不是让秦国国强民富、成了一代霸主了吗？商鞅变法的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的。“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充分肯定了商鞅变法取得的显著成效。我们要思考的是，战国乱世，天下混战，各路诸侯尔虞我诈，斗智斗勇，争覇天下，而奴隶社会视百姓如牲口，民智难开。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商鞅用刑名法术之学，推行新法能够奏效。而司马迁、司马光在《史记》《资治通鉴》中记述分析商鞅变法的得与失，是为了启迪后人，无论制定任何制度和法令，都必须重视百姓这个重要基础，顺应人民心声，这样的制度和法令才能真正地推动历史的进步。商鞅也正是因为不能真正取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同，才导致变法成功而自己却惨遭车裂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