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网
作者：黄维樑（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中华文化史上有一位文学理论的超级大师——刘勰，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年代与我们隔了十五个世纪，但其书今天读来仍然精彩、通达、大气。它“体大虑周”，具有恒久性、普遍性，其理论今天仍然管用。
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自然有诸多精彩的、我们可用的地方；中华学者如果在取西经之际，回顾传统，就可发现传统的丰美之处。这里我要运用《文心雕龙》的观点，来析论一本现代小说：钱锺书的《围城》，借此说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恒久价值。
我认为援引我国古代的相关理论，可以“以古释今”，也是“以中释中”，来析评《围城》。成书于1500年前的《文心雕龙》，所论评的文体有三十多种，但没有一种名为小说的文体。不过，文学之为文学，不论哪种文体，都有内容与技巧共通的地方；也因此，我们可以用不是小说批评的理论，来批评小说。《围城》的叙述者讲述故事，喜欢直接介入小说发表议论，往往议论风发，不少片段简直和散文中的杂文一样，因此《围城》又有杂文式小说之称。我认为《文心雕龙》的《杂文》篇所描述的一种“杂文”，正好借来形容《围城》这类学者小说的文体特色。
《杂文》篇开宗明义道：“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这里的文字，直击学者散文和学者小说的“要害”。东方朔和扬雄有两篇“杂文”是刘勰举例阐述的对象，我们可以此二文为“试金石”，看看现代的学者散文和学者小说是否有类似“杂文”的含金量。（本文论的是学者小说，所以学者散文部分乃按下不表。）
《杂文》篇开头的六句话，用现代语体来说是：“聪颖、业有专精、博学又高雅的人，辞笔洋溢着藻采，辞章充盈着才气；他们驾驭文章的情思，乃能日有创新，表现不同的风致。”
引文中“博雅”的“博”即博学，其意同于《文心雕龙·诸子》说的“辩雕万物，智周宇宙”，即对天地万物论辩滔滔、学问渊博。“藻溢于辞”的“藻”即藻采，其意同于《文心雕龙·情采》所说的文采；至于“日新殊致”，则与《文心雕龙·通变》说的创新同义。
《文心雕龙》析论三十多种文体，对“杂文”作者有特别的要求，即作者是“智术之子,博雅之人”。《杂文》篇主要论及的枚乘、扬雄、东方朔、班固等，根据史书的记述，他们之有智术，之博雅，应无疑问。我们要讲的《围城》，其作者钱锺书正是一位学者，是“智术之子,博雅之人”。以下简略介绍经刘勰评点的两篇“杂文”：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
东方朔才学出众，向天子自荐，终不见大用，内心幽愤难平，于是写作《答客难》宣泄牢骚。此文神完气足，事例丰富，议论滔滔，文采飞扬；典籍如《诗经》等的语句，大量引用。讽刺与比喻屡见，如用“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嘲讽愚昧者。扬雄撰《解嘲》，其用典之多，使现代的注释者大费周章。文中佳比妙喻涌现，机智话语迭见。用比喻，如“客”恭维扬雄“目如燿星，舌如电光”。扬雄这样“解”自己得不到尊贵之“嘲”：“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意思是“您只希望我可染红我的车子（显示尊贵）,不知道一旦失足将血染我的家族啊”。善读者感其“嘲”之外，当还发现“毂”“族”同韵。论说《解》的时候，刘勰特别指出它“杂以谐谑”的特色。《答》和《解》是刘勰所说“杂文”的标志性作品。
《杂文》开头的“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我摘取、重组、增益其关键字眼，成为“博学文雅”“辞藻斐然”“机智殊致”三个四字词组，用来概括《围城》的学者小说特质。篇幅所限，只举几个片段。《围城》的故事很多读者都熟悉，毋庸复述。
话说一群留学欧洲的中国人“学成”归国，在长途的邮轮上打起麻将来。舌灿莲花的小说叙述者钱锺书曰：“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且适合世纪潮流。”这是讽刺，句法则属骈偶，用骈偶句为文采的一种表现。邮轮上一位鲍小姐衣着暴露，有人看到，叫她“真理”；回想一下，真理是赤裸裸的，于是修正为“局部的真理”。这里用了比喻（比喻也是文采的一端）。“修正”和“真理”是当年的时髦语言，这里用了，正是“机智殊致”，隐含讽刺意味。
主角方鸿渐回国前买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超来。”比喻又来了。卖方是个爱尔兰人，叙述者钱锺书抓紧机会，把爱尔兰人讥笑一番，谓其不事积蓄：“相传爱尔兰人的不动产是奶和屁股。”（我不禁也议论曰：幸好这里讽刺的不是某个特定的爱尔兰人，若是，此人很可能控告钱某诽谤。）刘勰谓扬雄的《解嘲》“杂以谐谑”，《围城》的“谐谑”几乎页页都有。以下引述《围城》第三章的饭局片段，进一步观看钱锺书如何博雅。
饭局主客共五人，谈笑风生，引经据典，《红楼梦》的语句隐隐来了。诸人有对近代旧体诗人的评点，仿如一场诗学论坛。“围城”之意出自何经何典，英文的“金漆的鸟笼”，法文的“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符号~]g[~符号~]e”，诸人一一“秀”出来。欧洲的几个哲学家，都是“虚荣的老头子”；夹叙夹议中，叙述者钱锺书以讥讽的锐笔为之点破。
座中褚慎明登龙有术，且吹牛有法。他先是卖关子亲狎地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为Bertie,然后讲述在伦敦与Bertie进餐时，如何为这鼎鼎大名的哲学家“解答许多问题”。钱锺书安排了这样的“登龙”并“吹牛”的“智术”人物如何口沫横飞，然后拆穿其“西洋镜”，告诉《围城》的读者：原来为罗素解答的，是“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一类非他[褚慎明]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
钱锺书通晓多种语言和多国文化，学问包含古今中外。汉代的张骞虽然通西域，可是首都长安的士子一般都只通汉语，是深厚文化所依托的汉语；在长安，东方朔和扬雄他们长期安于汉语，还没有条件达到语言和文化都兼通中外的境界。欧洲的散文家如蒙田（Montaigne）、博尔顿（Robert Burton）则通“西”而不通“中”。说真正的博雅，非钱锺书莫属。
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花样多，犹如一个伦敦、巴黎、柏林或纽约的时髦帽子专卖店。很多研究文学的中华学者，喜欢在这些欧美帽子专卖店里挑选一顶，盖在某个或某些中国作品的头上。殊不知中国自古以来服饰种类纷繁，光是帽子就有长阔高深各种不同款式，可供选戴。我们可以用《杂文》篇“博雅”这顶帽子，妥妥戴在钱锺书《围城》一类学者小说的头上。
《光明日报》（2024年02月19日 13版）
[ 责编：邢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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