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的语言、生命与道德_新浪财经

　　▌李琬

　　编者按：北京时间12月8日，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恩·福瑟在瑞典学院进行了题为《无声的语言》的获奖演讲，谈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向来明白写作能救命，也许它甚至也救过我自己的命。如果我的写作也能拯救别人的生命，这就是最让我快乐的事了”。最近，由世纪文景翻译出版的福瑟小说代表作《三部曲》面世，特请该书责编李琬分享对福瑟小说的细致解读。

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恩·福瑟

　　《三部曲》这部小说包含《无眠》《乌拉夫的梦》《疲倦》三部分，史诗性地描绘了一对年轻情侣艰难寻找栖身之所的旅程：阿斯勒和阿莉达被迫离开家乡，前往大都市比约格文（卑尔根市）寻求一个能租住的房间。这时阿莉达已有身孕，但他们屡屡被比约格文的居民拒绝。后来他们终于安定下来，生下了儿子小西格瓦尔。在阿斯勒外出的一天，来自故乡的人认出了他，并指出了他过去犯下的罪行。阿斯勒被处死后，阿莉达不得不嫁给另一个男人奥斯莱克。小说第三部分，阿莉达的女儿爱丽丝也已老去，她看到了母亲阿莉达的亡魂，回忆起了已经消失在时间深处的故事。这部极简风格的小说实际上包含着分外多褶的质地，无论在其美学层面还是它提供的道德图景层面，都为我们打开了分外新鲜的视角。

　　回避“信息”的书写意识

　　福瑟的小说所呈现的意识结构，和它让人深深浸淫其中的情感内核，首先是某种易卜生所提出的“全或无”的美学。主人公和叙事者把极端的生存处境——丧失居所、财产或亲人，直面死亡的风险——作为一种前提接受下来，并在这种前提下，如荒地的根须一般撑开生存的空隙。

　　福瑟几乎所有的写作之矢（尽管他作品的中文翻译还远远没有穷尽），都在捕捉那个大致同一的靶心——仅仅是生存下去，就不得不独自负担起有可能失去一切的焦虑。《三部曲》描绘的非生即死的困境，在他的作品中反复显现，其剧本《死亡变奏曲》《夜曲》《名字》等，都展现了人物徘徊在绝望边缘的极端焦灼。

　　虽然他也在访谈中表达过，他是一度对于戏剧体裁发生倦怠而转向他早期热爱的小说，但他的书写意识本身极少随着历史和生命时间的气流颠簸发生摇颤，我们很少看到政治议题、新闻性质的事件、社会生活的细节对他的写作主题与风格产生什么影响，他几乎从不直接对公共话题发表“意见”。

　　与这种书写意识相匹配的，是福瑟创造的独一无二的写作形式。福瑟曾在采访中表示，如果说自己和易卜生有什么相似，那么一大相似之处正在于，他们都不会凭借写作宣扬某种“信息”。当然，这绝不是说，福瑟的写作有任何碎片化的趋向、语言游戏的痕迹，也不是说他只关心写作形式而非主题、在价值判断上采取虚无的态度——他回避信息的传递，意味着把力量完全集中在叙述流动的过程之上，而非这种叙述之流的目的地。

　　极简语言的密度

　　福瑟的小说语言深受戏剧形式的影响。他用词极为简单、原始、明晰，没有任何复杂的词和比喻，把形容词、副词的使用降到最低程度。同时，叙述和人物对话密集地编织在一起。在一个片段里，对白往往占据了更多篇幅。我们更像是在观看戏剧时那样观看人物之间的互动。

　　福瑟笔下的人是赤裸的，有着表现主义戏剧的基底。德国作家、表现主义美学重要代表卡西米尔·埃德施密特曾在分析表现主义戏剧时写道：“每个人不再是受到责任、道德、社会、家庭约束的个体。他在这一艺术中只是最崇高的和最可怜的：他成为人。……这里不再有遮掩人性图景的关联性。没有婚姻故事，没有源自习俗和自由需求之间的碰撞的悲剧，没有以环境为中心的剧作。”福瑟笔下的人物正是如此，他的人物一开始是抽象物，没有性格和命运，处在荒裸的、缺乏细节的环境里；人物只是在接连不断的行动中才显示出他的性格和命运。

　　另一个重要的戏剧因素是其时态。《三部曲》主要时态是现在时。在《无眠》《乌拉夫的梦》《疲倦》这三个篇章里，作者基本采用的是“等时”叙述，即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基本相等，很少加入概述、省略。他完全地“展示”，而非讲述、分析。他并不解释，只是任由一切不由分说地发生。

　　因此，《三部曲》的语言同时获得了既快又慢的质感。“慢”在于它叙述的故事其实只占据了很短的时间，短短的一两天之内并没有发生太多事件。而语言的“快”，则体现在故事全部通过对话、人物动作、内心活动来展开，作者从不在静态描写或横向的铺陈上做任何停留。语言焰苗的拂动也格外迅疾，作者能将一个简单的处境，拆分为众多语言和意识片段，正如他笔下的晴天峡湾一般，波光粼粼，每个光点是微小的，但彼此连接致密，连绵积聚为一阵令人目眩的浪潮。试举两例：

　　天气很冷，天色很黑，而且现在街上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了，就在今天早些时候街上还有那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年轻人、老人，但现在所有人大概都待在自己的房子里，在有灯光有温暖的房间里，因为现在雨一直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他们脚边形成一个个水洼，然后阿莉达放下了她的网兜

　　他再也见不到阿莉达了吗？还有小西格瓦尔，他再也见不到小西格瓦尔了吗？他为什么在这地窖里？而他这么热，然后这么冷，也许他在睡，也许他醒了，他很热，他很冷，他睁开了眼睛，在那扇门上有一道缝隙，有些光渗进来而他看到了这扇门

　　原文更为明显——作者很少使用标点，常用连接词把动作、状态、变化中的心理活动乃至各个较长的句子都黏合起来。中文版为了方便读者而加入了少许标点，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感到词语和词组之间的关系何其紧密。任何两个相邻句子之间，要么有着直接的逻辑关联，要么有着直接的物理次序。这样的语言流覆盖了人物身体和他周遭环境的所有空间，不留下思索、回顾、分析的余地。

　　在这种极简书写中，福瑟实现了某种极繁的效果，每个时间片段都被撑得很满，创造出在当代小说中罕见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把我们深深卷进福瑟的世界，人进行着重复的、惩罚性的、在绝壁上费力攀爬一般的生存。

　　重复的三个层次

　　福瑟采用的著名的“重复”手法，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境况和动作的重复。我们看到相同的处境不断出现，比如在大都市比约格文，阿斯勒和阿莉达好几次敲开房门后询问能不能租住一个房间，每次都被房主拒绝。这种重复让人感到相似的困境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没有尽头。

　　第二个层次是语言和意识的重复。譬如有关“飞翔”的描写：阿斯勒和父亲都是小提琴手，而作者在写小提琴手的演奏时，把音乐演奏比喻为“飞翔”：“她听见了。她听到了那飞翔而她自己也在那飞翔中……然后他们一起飞翔，现在他们一起飞翔，她和他。阿莉达和阿斯勒。”后文还多次出现类似表达。这种语言的重复强化了艺术的救赎功能。在作者看来，音乐或者说艺术的抒情能够减轻悲伤，把它变成喜悦和幸福。

　　重复的第三个层次是命运的重复与交叠。阿斯勒和他父亲的命运是类似的，他们都成为了小提琴手。阿莉达和她的女儿的命运也是重复的：她们都消失在大海中。阿斯勒也重复了阿莉达父亲的命运，那就是突然有一天离开家后一去不返。而阿莉达第二个丈夫奥斯莱克讲述了命运折叠的时刻：他在比约格文从一个急需换钱的人那里买来了一把小提琴，而多年前阿莉达和阿斯勒正是在比约格文把小提琴卖掉换了钱才得以活下去的。这种重复还指向了另一种解读的可能：爱丽丝和阿莉达或许本就是同一个人；阿莉达或许从来都只有一个丈夫，他要么是永远出走了，要么就的确是一个难以饶恕的杀人凶手。无论是哪一种，阿莉达的命运都是无限痛苦的。

　　所有这些重复的线条指向了同一个点，那就是“非此不可”的宿命感。非如此便不能在这个充满悲伤与不公的世间幸存下去。

　　正义的淆乱

　　在《三部曲》这个故事里，正义本身遭遇了质问。正义的第一重淆乱是贯穿始终的，也是最为剧烈的：刽子手老人反复强调抓捕阿斯勒并绞死他，是“正义得到伸张”的表现——然而作者为人物预设的情境更为复杂。阿斯勒一家人原本居住的房子是他父亲以前为一个渔民捕鱼工作换来的，这是阿斯勒父亲报酬的一部分。后来阿斯勒父母去世，房主的儿子突然到来，把阿斯勒和阿莉达赶了出去，他们就此开始了漂泊。于是小说展示的情境由两面构成：一面是阿斯勒为了自己和家人而被迫选择杀人的不义，另一面是房主突然剥夺阿斯勒仅有的住所、大城市里的人拒绝向他们出租房间的不义。

　　如果我们面对的只有这样全有和全无的世界，那么正义的核心也随之震颤，不再安稳坚牢。福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如今最强大的权力是经济权力，经济权力主宰了一切。小说也借阿莉达之口说出：“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可以左右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尽管作家没有直接给出批判，但福瑟也凭借这个故事质问这个世界：在我们审判表面的不义同时，不该忽略一种更为深刻、根本的不义。

　　第二重淆乱更加隐微，发生在阿斯勒和阿莉达关系的内部。小说第三部分交代，阿莉达走进海中消失了，而她的女儿爱丽丝也走进海中消失了。阿莉达嫁给奥斯莱克并看似平静和睦地度过大半生后，终究并没有感到幸福。她是自己走进大海的，还是因为一次意外而死？对此我们难以断言。但女儿和母亲都被海水吞没，并不是一个诗意和象征的表达，而是实际指涉她们的自尽，或至少是在失望与迷乱之中的生命中断。

　　阿莉达和阿斯勒在生存压力面前是缺乏选择的，但在这种境遇中，阿莉达比阿斯勒更多了一重缺乏选择：她失去居所时已有身孕，并且难以独立工作谋生，必须和阿斯勒待在一起才能为自己和孩子争取生存机会。阿莉达的处境显示的是困顿与绝望的嵌套：她不仅要努力活下去，还要将自己的命运维系在阿斯勒身上。

　　在小说第三部分《疲倦》里，阿莉达故乡杜尔基亚村里的流言撬动了前两部分的叙述：“在杜尔基亚大家都在议论阿斯勒，说他曾经是小提琴手，而且他爸爸也是，还有他强奸了阿莉达还让她怀上了孩子，而当时阿莉达还只是个小女孩，而且他还在夺去了阿莉达母亲也就是她（爱丽丝）自己的外祖母的生命之后劫持了阿莉达。”看到此处，我们心中一凛：阿莉达是完全自愿地和阿斯勒一起出逃流浪的吗？读者也开始意识到，前面两部的故事或许包裹着某些盲视的、被遮蔽的暗流。至此，福瑟凭借一种极限性的语言，将他对生命和道德的思考都推向了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