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对美国政治没有特别关注的普通人来说,中期选举过去后的半年多里,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初选选情的变化,好像依然完全是围绕特朗普的:当特朗普主推的候选人在中期选举中纷纷输掉对共和党来说不无希望的选举后,他在党内的支持率一度降至其政治生涯内的最低点,他随后宣布自己正式参选的活动不仅热情低迷,讲话全程更是完全集中在宣泄怨恨而非为党派争取支持,被视为他的2024竞选恐怕还未开始就走到了尽头的标志,他在纽约、佐治亚和联邦司法部面临的诸多调查更是被广泛预测为终结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片拼图。但随着纽约大陪审团对他正式起诉的消息突然宣布,相当一部分对他所致失败产生不满、想因此寻找下一代“替代品”的共和党基础选民又迅速重新团结在他周围,让他在可见未来内保持着第三次成为共和党提名人的最大可能,近期联邦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对他因私藏机密文件的第二次起诉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流程。虽然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也愈发频繁地成为新闻头条,但他更多作为特朗普的“替代品”被媒体和评论者提及,是支持特朗普全套政策的选民所寻找的一个更加专业、头脑清醒、更高效率的“MAGA领头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明确表示参加共和党初选的政治人物已经组成了一个相当拥挤的阵容,他们中所存在的不同背景、经历和主张,也几乎占满了从传统到近年新生的全部典型保守派“赛道”。 所以,虽然许多人已经断言一年后正式进入白热化阶段的大选将会是2020的一次重赛,但这期间事情的发展可能会比大多数人的预期要波折许多。
一
4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条视频正式宣布了自己将竞选连任的消息。显而易见,当下的现实并不如他的诸多顾问们所愿,不仅拜登的支持率仅徘徊于42%左右,更有超过70%的美国选民出于对他年龄的担忧等原因不希望他再次竞选。
但民主党各级领导层却无一例外地表示了对他的支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也宣布将不会举办任何初选辩论。虽然社交媒体上许多人批评这个决定是党内建制派为维护现任总统而不顾现实、将头埋进沙土中的鸵鸟行为,但事实上,若对当下的选举人团地图稍加分析,就能看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经过2020、2022两次大选,竞争最激烈、能够决定双方成败的州已经成为了威斯康辛、亚利桑那和佐治亚三地,其余过去曾属于关键摇摆州的地方则或多或少地向两党稳固阵营的方向移动,如在2022年的州长和参院席位选举中,曾被民主党多次寄予厚望并动用大量资金和资源的俄亥俄和佛罗里达两州已经可以说再无悬念地属于红州范畴,而向不同方向决定了2016和2020两次总统大选结果的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两州则在以惊人的速度转蓝。而威斯康辛、亚利桑那和佐治亚三州2022年的选举结果都指向一个结论:若特朗普继续保持着作为共和党面孔的身份,那么民主党只要稳住当下的航线,便能靠着中间选民对特朗普的强烈负面观感胜出——威州的州长候选人迈克尔斯(Tim Michels)、佐治亚州参议员候选人沃克尔(Herschel Walker)、亚利桑那州州长候选人雷克(Kari Lake)和参议员候选人马斯特尔斯(Blake Masters)无一不是在初选中因极端、分裂且承诺否认或质疑民主选举结果的作风而得到了特朗普背书并击败相对温和的候选人,并在随后的大选中输给了民主党对手;而同在佐治亚州竞选州长、因拒绝配合特朗普颠覆选举结果的努力而在初选中受到其明确反对的州长布莱恩·坎普(Brian Kemp),却在同一张选票上战胜民主党对手获得了胜利。
所以,特朗普在2024年继续获得共和党提名并获得党内各个派别情愿或不情愿的支持,是民主党人全力推行目前的“稳定优先”策略的重要前提。而在这个“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假期过后白宫在野党初选阵营成员也往往基本锁定的节点上来看,这已经愈发成为了共和党初选唯一可能的结局。截至五月底,追踪民调显示,特朗普已经以58%的优势遥遥领先全场,位居第二的德桑蒂斯仅有20%,而包括前副总统彭斯在内的其余人则只拥有个位数的支持率。虽然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在距离最早一批州初选还有八九个月的时间节点上判断初选结果是不现实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历史上被反超的早期领先者也很少同时具有身为前总统和巨大的募款领先两项重要优势;德桑蒂斯本寄希望于挽救自己支持率下降趋势的正式竞选宣布,也因为所选平台推特的故障而多多少少被媒体当作一个笑柄报道。
况且,哪怕后退一步、不考虑德桑蒂斯身为第二所面临的挑战之大,一个德桑蒂斯获胜的共和党又真的有太大不同吗?对其履历和在党内崛起经历的仔细审视能够对此给出答案。
德桑蒂斯的首次国会竞选开始于茶党运动兴盛的2012年。在这场今天控制了共和党的极端主义的运动中,他从起初开始就属于极端热衷于参加和挑起“文化战争(Culture War)”的一翼。奥巴马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和他在竞选过程中将民权运动和自己的经历置于美式爱国主义叙事下的成功经历,一向是让“文化战争”保守派难以接受的,为了从这个角度攻击奥巴马并讽刺他在1990年代出版的记录父亲经历的传记《来自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德桑蒂斯出版了一本名为《来自我们国父的梦想(Dreams From our Founding Father)》;奥巴马也是他竞选途中最常谈及的话题之一,他在一次辩论中称奥巴马“永远不会被雕刻在总统山上或印在货币上,唯一适合他的地方是食品券上”;在赢得选举进入国会以后,他更是留下了投票反对拨款援助飓风桑迪受害者等一系列富有争议性的记录,在自己的选区活动时,他从不忌惮在选民互动活动上区分对待自己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并以拒绝和地区内的民主党选民、组织进行任何对话而闻名。2015年,德桑蒂斯和其他八名共和党众议员一起,创立了极右翼色彩浓厚的“众院自由党团(House Freedom Caucus)”,成功以此终结了被他们视为过分温和的共和党议长约翰·贝纳尔(John Boehner)的政治生涯。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将德桑蒂斯的政治进一步带入了共和党的主流政治。2018年,他参与了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竞选,从党内初选到大选,对特朗普主义的紧密拥抱始终都是他的主旋律,以至于他制作了一支竞选广告,展示他如何将特朗普的边境墙做成给自己孩子的玩具、如何将特朗普的自传当作童书讲给他们听。当选后,他很快拥有了展示自己个人特色的机会:在新冠疫情中,他以鲜明拒绝封锁政策甚至以拨款为筹码要挟公立学校开学并解除口罩要求的作风,为自己在基础选民中创造了第一波知名度。在特朗普离任以后,他更是靠着共和党在州内拥有“权力三角形(government trifecta)”的优势,成为将特朗普主义转化为实际政策最高效的政治人物。
2022年,在德桑蒂斯的力主下,佛罗里达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案,完全禁止了在校园中对学龄至三年级的学生谈论与性别身份和性少数平权相关的一切话题,它虽然借助了共和党人近年来以“父母权利(parental rights)”为名干涉教育的风潮,并名为“佛州父母教育权利法案(Florida Parental Rights in Education Act)”,却因其内容而被批评者称为“莫谈同性恋法(Don't Say Gay Act)”;此后,他又主持议会通过了另一部针对学校和工作场合的“停止‘觉醒主义’法案(Stop WOKE Act)”,用极其模糊从而针对范围极广的语言规定了学校课程和工作场所的多样性训练中准许包含的内容(注:“觉醒主义[woke,wokeism或wokeness]”本被一些人在客观政策评论中用来指一些过激、表演性过强且缺乏实际效果的平权行动或措施,但在近年却被极右翼用来攻击任何主张包容和多元的政策);在2023年的议会议期中,他又签署了一项仅允许女性在受孕六周内堕胎的法案,带领佛罗里达加入了“后‘罗伊’”时代(Post-Roe Era)对堕胎权实行最严格限制的红州行列。
活动人士和民主党人自然对这一系列立法表达了强烈抗议,但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议会中的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他们没有能力阻止这一系列法律被签署通过。而当作为佛州最大的就业岗位提供者和世界级文化符号的迪士尼公司在员工和受众的敦促下对此表示不满后,德桑蒂斯看到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党内地位的机会:他利用行政权力对迪士尼的表态予以回击,试图撤销迪士尼享有的多项税务优惠和其对著名景区“迪士尼世界(Disney World)”所在地的自治权,将其置于一个由州政府任命的监管委员会的治理下。特朗普的崛起早就让共和党不再被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主导,这种放在二十年前不敢想象的干涉私企运行的动作也奠定了德桑蒂斯在党内作为反对“觉醒主义”最坚定斗士的身份。
在中期选举后,德桑蒂斯的民调值直线上升的重要原因,是他一方面让自己硬核保守派的一面被共和党基础选民充分看到,另一方面让自己在对政治缺乏关注的中间派选民心中还保持着“传统正常共和党人的形象”,成为了能满足前者愿望、又因后者而能在大选中获胜的“两全”;但随着媒体对他关注程度的增加,他热衷“文化战争”的形象也渐渐浮上水面,他逐渐成为了和特朗普站在同一条意识形态赛道上的人,同时既无全国级竞选的经验、又缺少特朗普在面对支持者人群时的号召力和个人魅力,民调在短暂上升之后的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特朗普和德桑蒂斯两人鲜明的个人特征,很容易让人将共和党初选过度简化地分成“特朗普主义”以这两人为主的忠实支持者和包括全部其余人的坚定反对者;但事实上许多候选人的主张、派别和意识形态是并不能用这两者简单概括的,如果政治媒体继续像当下这样使用这两个标签,一个可能后果便是导致中间派选民对控制共和党的主流声音产生误判。
例如,在除特朗普和德桑蒂斯以外其余初选候选人中的一匹小黑马,是维韦克·拉姆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他的履历、风格和路线都和两年前民主党初选中的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类似,相对年轻,具有极其精英的教育背景,拥有哈佛大学的学士和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擅长并乐于接受电视政治节目的采访,善于对任何问题都给出条理清晰的回答,并乐于进行以通过小型活动和选民近距离接触为特征的所谓“零售政治”;但和布蒂吉格既具时代性而又稳守中道的政策风格不同,拉瓦斯瓦米以反“觉醒主义”战斗中的知识分子面孔而著名,著有两本批评大企业内“觉醒文化”的书,并在2020年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遇害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后,成为了在福克斯新闻台上谈论这个话题的常客,尽管在此前曾在被许多共和党人厌恶多年的生物医药行业成立公司,并拥有包括前民主党参议院领袖汤姆·达舍尔(Tom Daschle)和前堪萨斯民主党州长、在奥巴马白宫内担任卫生部长的凯瑟琳·西贝利厄斯(Kathleen Sebelius)的支持。达舍尔在后来回忆到,拉姆斯瓦米在当时为自己公司设定的使命是将药物以更加可负担的价格带入市场,这是一个十分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目标,和他今天所大力反对的并无太多不同。
可以想象,拉姆斯瓦米为共和党提供的显然不是一条替代特朗普主义的道路。事实上,他对特朗普和德桑蒂斯的批评,主要源于他们对特朗普主义的实际执行过于缺乏效率。比如,关于德桑蒂斯和迪士尼间的斗争,拉姆斯瓦米强调了在全国级媒体对此的注意力逐渐消退以后,迪士尼如何用一个和其自治区现有管理者的协议和一场法庭诉讼,很大程度上让德桑蒂斯的全部决定失去了实际效力。对拉姆斯瓦米来说,德桑蒂斯的做法在无意义地消耗了大量注意力的同时却没有达到任何效果,相比之下他才能为共和党选民击败此类“觉醒主义”。他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了废除联邦教育部、解散全国范围内的教师工会、将军队调往南方边境用来应对走私芬太尼的毒贩等等,尽管其中绝大多数在现行的的法律甚至宪法下完全无法执行。
另外两个想成为特朗普的替代品却又拒绝完全和“特朗普主义”切割的候选人,是曾任州长和驻联合国代表的尼基·黑莉(Nikki Haley)和现任参议员的提姆·斯科特(Tim Scott)。他们二人均来自初选的重要早期州南卡罗莱纳,都在州内具备较高的知名度,都身为少数族裔,都因自己的身份有过创造历史的记录——黑莉是南卡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州长,斯科特则是目前参院内最资深的非裔参议员。和特朗普充满怨恨和愤怒的选战不同,他们二人的风格可以说是整场候选人中最乐观而富有同情心的:黑莉能够坦诚讲述自己身为女性在政治事业中面临的独特困境,称自己应对堕胎权议题的方式是通过说服来寻找和推动全国性的共识、和其余试图强推全国性禁令的候选人形成对比,在外交方面坚定支持重建被特朗普政府所抛弃的以价值观为基准的政策,并经常通过讲述在2015年的一次由白人至上主义者作为凶手的枪击案后,自己如何不仅团结两党、治愈悲剧带给当地的创伤,更说服了共和党议员投票支持永久撤下州首府一面邦联旗帜的经历,承诺自己当选后会致力于促进两党合作、治愈社会分歧、缓解政治极化。斯科特则经常被媒体称为“快乐武士(Happy Warrior)”,和特朗普、德桑蒂斯两人时常警告美国当下的未来如何悲观、只有靠自己的强硬手腕和极端政策来拯救的作风不同,斯科特则十分乐于由自己家族两代人从棉花园到参议院的故事出发,讲述美国何以给予了自己和其他无数普通人不可想象的机遇,并号召选民对美国的未来保持和自己一样的信心。
但同时,由于害怕激怒并完全失去对特朗普还存在好感的选民,他们二人在展示和其鲜明不同的同时却始终拒绝过于清晰、尖锐地和特朗普主义划清界限。黑莉虽然偶尔会在如有关2020年大选和外交政策方面批评特朗普的选择和举动,但总会十分小心不让这种批评上升到针对其本人,甚至还在被问及时称自己“认同特朗普的大部分政策”;斯科特也使用了相似的策略,甚至在特朗普因私藏机密文件并妨碍司法被起诉后,批评司法部在过去几年内被用作了不公正迫害特朗普的政治武器,在此前,更是为南卡州被签署成法的六周堕胎禁令背书——这正是靠任命三名保守派法官而间接推翻“罗伊诉韦德”、将几十年来共和党政治人物的承诺付诸实践的特朗普的标志纲领之一。
换句话说,虽然特朗普是擂台上全部其他候选人的对手,但选择占据“不仅反对特朗普、同时在更深层次上反对特朗普主义”这条赛道的候选人,其实寥寥无几。其中,声音最响亮的是不久前才刚刚加入的前新泽西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在他的正式宣布活动上,他称特朗普是一个“孤独,自恋而自我为中心”的人、“代表了一股对美国威胁”,甚至将自己获胜的最大希望赌在了在初选辩论舞台上对特朗普的“致命攻击”。很难说克里斯蒂今天围绕特朗普的表态有怎样的可信度:他曾是2016年初选中最早背书特朗普的建制派共和党人,在特朗普的四年总统任期内几乎从来没有表现过不同意见,2020大选中曾为他担任辩论教练甚至因此被已经阳性的特朗普感染新冠,直到“1.6国会山暴动”的发生,克里斯蒂的态度才发生了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太迟的180度转弯。
当地时间2023年4月13日,美国爱荷华州得梅因,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森在第9127号退伍军人哨所举行的见面会后对记者发表讲话。
另一位自始至终都处于这条赛道上的候选人是去年刚刚卸任的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森(Asa Hutchinson)。他曾先后担任联邦检察官、美国禁毒局和国土安全局的高级官员,拥有亲自和白人至上主义恐怖分子谈判对峙的经历,因此能充分意识到极右翼对美国社会带来的严峻威胁;他长期在阿肯色州的从政经历让他不可避免地与同样出自阿肯色的克林顿家族有了大量交集,他是如今共和党人中少有的与克林顿有良好职业关系并诚心感激其对本州发展作出的贡献的人;在对今天热门“文化战争议题”的应对上,哈钦森也不惧表达和绝大多数共和党人不同的观点:他不仅认为在限制堕胎的法案中应清晰存在对性侵受害者等意外情况的考虑,在成瘾性药品政策上不认为一刀切的政策能够解决问题,还在他的州长任期中否决了一部议会共和党人限制跨性别未成年人寻求必要医疗支持的法案,认为它不仅太过不人道、且超出政府应有权限地干涉了家长监护权(在家长支持子女寻求医疗支持的情况下)。用一些民主党人的话说,哈钦森是此次初选里为数不多甚至唯一一位“能熟练传达一种包容性的政治”、“能在不疏远城郊中间派选民的情况下谈论堕胎权、枪支等议题”的共和党人。
当然,他并不是今天唯一一位具备类似素质的共和党政治人物。现任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苏努努(Chris Sununu)曾一度表示自己正在考虑参选,还进行了不少以在全国级政治媒体上露面为主的前期造势,他因为明确支持堕胎权、性少数权利、反对特朗普的排外移民政策等原因,在新罕布什尔这样一个偏蓝州内三度以极大优势胜选,成为该州现代史上任期第二长的州长;但在今年六月,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宣布自己已经在观察近六个月来的民调走势后做出最后决定,不会在2024年参选。与他类似的,还有曾任马里兰州州长的拉瑞·霍根(Larry Hogan),他以许多方面相比之下甚至更加温和、具备独立性、不被党派意识形态绑架的立场,在深蓝州马里兰一直保持了相当高的支持度,却于更早的三月份时,通过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署名专栏的方式宣布自己将不会参选,理由是不愿稀释初选战场、提高特朗普获胜的可能。
三
在三条赛道已经基本固定的共和党初选中,截至六月中,特朗普以近55%民调支持率的优势遥遥领先,他因私藏机密文件同时妨碍司法而被联邦特别检察官起诉更是给了他的民调值一小股跃升;德桑蒂斯的下降趋势趋于平缓,停留在20%左右的位置上;其余人则仅有个位数的支持率,其中处于首位的前副总统彭斯拥有5%左右,处于末位的哈钦森则只有不到1%。
站在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上看,这其实是一个对共和党来说不明智到十分令人费解的结果:共和党人本可以拥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胜利路径。在仔细观察总统拜登已经过半的任期和持续低迷的支持率后,人们不难发现,他所具备的两个最大弱点,除了高龄带给人的不佳观感以外,还有他过去两年里的执政风格给相当一部分中间派选民留下的过度分裂的印象。这对持续紧密跟踪美国政治的人来说多少显得反常:他很大程度上兑现了竞选中的承诺,保持了自己珍视华府传统、立志于弥合分裂并重建两党合作的机构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的身份;但由于在2020年大选后佐治亚州的参院二轮选举(run-off)中,民主党出乎意料地同时获得了两院控制权,也就给予了民主党内部较左一翼向白宫施压的筹码,再加上担任拜登第一任白宫幕僚长的罗恩·克莱恩(Ron Klain)较为明显地乐于听取他们的意见,拜登在几起重要的立法过程中便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这一翼民主党人主张的代言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如参议员曼钦(Joe Manchin)、希尼玛(Kyrsten Sinema)、凯利(Mark Kelly)和众议员戈德海姆(Josh Gottheimer)、墨菲(Stephanie Murphy)、奎尔(Henry Cuellar)等在摇摆选区获胜、为本党赢下两院多数至关重要的党内温和派。因此,当这些人偶尔在媒体的采访中将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沮丧情绪表达出来时,共和党人就拥有了简单粗暴地将拜登与党内较为极端一翼简单绑定的“材料”,这虽然并不属实,却久而久之也在对政治缺乏日常关心的中间派选民中留下了印象。
而如果要为上文提到的几个关键摇摆州总结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其中的选民普遍对过于极端的候选人缺乏好感。也就是说,在当今的情况下,若共和党人提名了诸如苏努努、哈钦森等有独特说服中间派选民能力的候选人,甚至仅仅是如黑莉或斯科特一样善于为自己的消息包裹同情心色彩的政治人物,民主党获胜的计划便立刻会受到极其严峻的挑战。
但起码从今天的走势来看,共和党选民正在将自己的政党用力推向最不可能获胜的一个方向。表面上看,虽然“非特朗普不选”的共和党初选选民并占不到50%,另一位候选人完全可以通过团结其余的部分将其击败,但实际上,这部分选民的政治观点也远非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像场上的候选人一样复杂:有人希望得到一个相对少制造“抓马”的特朗普替代者,有些人希望看到“特朗普主义”被下一位共和党总统更高效地执行,有些人则渴望一位更专注于福音派基督徒群体重要原则的政治任务,而希望将共和党向温和方向拉动的其实仅占并不大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将德桑蒂斯的支持者和哈钦森、苏努努或霍根的支持者团结起来组成对抗特朗普的同盟,可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党领导层如此坚信,尽管面临年龄和分裂性两个在观感上的挑战,如果没有过于出乎意料的意外走向,拜登依然能成为三个摇摆州选民眼中不那么具分裂性、不那么极端的那个选择——去年中期选举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四
事实上,中期选举结束后,政治观察者的共识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又一次十分惊险地抵御住了极端主义的进攻,而同样的情节也有望在2024年重演,但这是否就说明当下的境况足够可持续并且是极化程度如此高的今天所不能避免的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哪怕不考虑在选举人团制度和在许多州愈发严重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现象下,身为特朗普主义者的共和党各级候选人并非不存在进入政府和立法机关的可能,如果一个政党仅仅依靠指望对方在极端程度上超过自己来赢得选举,那么其本身也必定缺乏在许多方面提升和进步的动力,且注定会有越来越多属于中间地带“沉默的大多数”的选民被双方忽视。
事实上,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部分被忽视选民的声音和他们对当今政治的沮丧情绪:一个著名的中间派组织“无标签(No Labels)”已经提出有意愿在2024大选中提名一组“团结候选人(unity ticket)”,即一组由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各一名构成的第三党(third-party)总统候选搭档。“无标签”是一个成立于2010年、以促进两党合作为中心目的的组织,目前的领导人物均是华府长期以来的著名中间派,包括上文中提到的前马里兰州长霍根、前民主党参议员乔·里博尔曼(Joe Liebermann)和民主党著名募款人南希·雅格布森(Nancy Jacobson),他们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是于2017年在众院成立了“问题解决者党团(Problem Solvers Caucus)”,其中两党成员各半,致力于以此在两党存在共识的议题方面推动立法,近些年里,他们在拜登的基建法案、芯片投资法案的成法和今年六月初债务上限的提高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无标签”也希望将这种精神移植到总统大选中。
当然,在近在咫尺的下一次大选中,提名一个第三党候选人组合并不是一个对中间派组织来说十分明智的选择,因为它获得足够多选举人票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却可能在摇摆州拿走对拜登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中间派选民的选票,从而导致特朗普的当选。事实上,不仅以“第三条路(Third Way)”为代表的其他重要中间派组织已经反复批评了“无标签”近几个月内就此的表态,此前一向和“无标签”具有良好关系、“问题解决者党团”最著名的成员之一的众议员阿比盖尔·斯潘伯格(Abigail Spanberger)更直言这种行为是“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来“迷惑并分裂选民”。
所以,除了一个需要长期计划、研究并深耕基层的中间派第三党行动可能会在目前还不可见的未来发挥作用以外,今天作为政治极化主要驱动者的共和党的觉醒、反思和转弯可能是唯一逆转极化的可能;然而尽管这其实是一个会大大增加共和党本身胜率的举措,已经在特朗普的带领下对美国司法、政治制度失去信任甚至不再和这个国家内的其他人分享同一种现实认知的共和党基础选民,起码在近期仍将继续将自己的政党和整个美国加速拖向一个更加分裂、危险而未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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