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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都备受关注，虽然这仍然是万千学子人生的一次重大考验，但他们很快会知道，这只是第一关。近几年，“学历贬值”已成为老生常谈。“清北博士扎堆街道办”“985本硕银行网申只敢报柜员”，大量新媒体文章反映这一现象。
经过一轮又一轮扩招，如今的大学——尤其是大众认知里的精英大学——似乎充满了“内卷”和“绩点为王”的紧张氛围。学生们从走进校门的第一刻起就严阵以待，开始规划未来四年的路线图，为就业、保研、出国等毕业后的出路做好准备。“如何上大学”逐渐成为一门需要系统学习、严格践行的“技艺”。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因为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环境而迷茫，不熟悉这些技艺而掉队。相比之下，优势家庭的学生则一跨进大学门槛就“赢在起跑线”。是不是家庭、出身的起点已经决定了太多，普通人还有多少努力的可能？
这也是青年学者、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生郑雅君的发现。在她的学术专著《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她将新生们面前的这座大学称为一座“迷宫”，而不同的学生的性格观念、行事习惯、技能宛如他们用于破解这座迷宫的“文化工具箱”。
上大学的“技艺”，可能是无意识中学会的
新京报：从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如何上大学、毕业出路影响更显著了吗？
郑雅君：我觉得基本上是的。一些基于大样本的量化研究已经基本上证实了，过去十几二十年来家庭背景对毕业出路的影响是更显著了。对于如何上大学好像还没有更多的证据，但从一个简单的历史背景分析来看，我觉得的确很可能如此。
因为十几二十年前大学生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饱和度和培养方案上的自由度，和今天都是很不同的。那时大学扩招才开始不久，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的方案还在探索之中，人们可能一时还不容易从计划经济的思路里出来，而且那时候客观上各行各业都有许多人才需求。
但到了今天，我们面临的是经济的新常态，是巨量的大学毕业生，以及更加自由和宽松的培养方案和就业政策。这个形势实际上让个体对“如何度过这四年”的把握变得更加重要了，所以如何上大学也变成了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
现在甚至能在市场上看到指导你如何上大学的咨询公司，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正在和资本越来越密切地衔接起来，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新京报：在你的研究中，大学生为自己的出路制定目标需要调用文化资本，你称其为一套“工具箱”。简而言之，大学生们会主动地选取和调用既有的文化资源帮助他们理解周围的事物。但这其中的资源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有不同的风格、技能、习惯。对这种文化资源的调用一定是主动的吗？
郑雅君：的确如此，文化工具箱这个概念看起来就好像带有“有意识使用”的意思，但是从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来说，这个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我觉得大学生通过不同的文化观念来规划自己的前程肯定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部分都有。尤其是，当一个人进入某个他比较熟悉的场域时，他的行动很容易倾向于依赖一种无意识的快速反应，这也是现在认知科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看法。
然而在突然进入一种陌生环境时，人会不得不进入一种强反思性的状态里，也会产生高度的自我意识。这其实就是寒门子弟来到精英大学里的情况，这个环境对他们太陌生和不熟悉。他们的观念在很多方面都遭遇挑战和冲击，他们的意识层面的东西就会被调动起来，花费很多心力去应对这个情境。
所以我想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不同群体的学生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优势家庭的孩子看起来在大学里不怎么费力就能适应？因为他过往遵循的文化范式其实和现在精英大学里的那一套是大体一致的。他用来适应大学生活的文化工具箱，其实家庭、中学教育都为他准备好了。所以，他可以自觉地调用它们，也可以顺从无意识，不需要对自己的这些选择有太多反思，就可以轻松在精英大学里“上道”。
新京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区分的两种上大学的实践模式：直觉依赖模式和目标掌控模式，它们的界限也并非是绝对的？其实优势家庭的学生，反而很多时候是依赖直觉的？
郑雅君：这可能是一个表述上的问题，我觉得其实“直觉依赖模式”这个词并不是特别恰当，但没有完美的命名，当初完成研究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个词是相对恰当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优势家庭的孩子在精英大学里真正的优势就在于，“掌控目标”很可能本身就是他们的直觉，或者我们可以说，表面上他们是在掌控自己的生活，实际上，掌控生活就是他觉得世界该有的面貌。
所以真正的区别还是在于他们应对世界的方式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很多优势家庭的学生或许没有明确的一个目标，但他知道自己握有选择权，他凭直觉也觉得应该要为自己在众多选项中做选择，他知道他坐在他人生的驾驶座上。
批判性思维和配合游戏规则不一定是矛盾的
新京报：所谓的优势家庭学生，有什么具体的细分吗？比如父母是初代“小镇做题家”，尽管生长在一线城市，被划入优势家庭，但焦虑感还是很强，害怕跌落。对孩子的控制也强。这些家庭出身的孩子，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松弛？
郑雅君：这里确实涉及“优势程度”的问题，也是目前我的研究没有考虑得那么细的地方。非常富有的家庭和城市一般优势家庭肯定会有不同。但尽管很多一般优势家庭的孩子也焦虑，他们至少也知道自己“要去做一个选择”的。尽管这个选择可能也是看上去比较稳妥的，但他们的姿态还是主动的。
客观来说，他们也会更容易占据那些社会比较追捧的位置。这类学生很多不愿意“卷”，但却依然会参与这个游戏，并且很热衷于此。他们可能一边参与其中一边“鄙视”自己，但这也是一种主动性。
新京报：你的硕士论文中指出，在课堂上质疑老师也是一种具体的文化资本。这个似乎和有关“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论调有些矛盾，这里我们不做价值判断，但大家经常会有一种印象：优势家庭出身的孩子更懂得如何利用清晰的规划“精致地利己”，这似乎显示着一种对权威的服从而非批判？
郑雅君：这里也需要做一些区分。批判性思维和配合游戏规则是两件事，但不一定是矛盾的。如果在一些场合里批判性思维会带来优势和赞许，比如在课堂上显露对既有知识的质疑，这样做本身就是配合游戏规则。所以，他们更多地拥有批判性思维，却也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
国外也有研究发现这一点，虽然顺从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低阶层惯习，但却发现中产家庭的学生也很擅长服从和配合游戏规则。我想这可以理解成一种文化工具上的多样性。
不过这里我非常想提一句的是，我不是很喜欢对“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一些批判。优势家庭的学生，确实会更善于了解和配合规则，但我觉得说这个是“利用”规则有些过了，“利用”总感觉是要达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在接受采访里也一直强调，我不想对这两类大学生做道德评价。对于优势家庭的学生来说，这些规则就是已经学会的东西，也不能假装自己不会。更何况这确实是一种能力，在大学多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这种“配合游戏规则的能力”不应该被批评。
区分是否精致利己可能要看一个人配合游戏规则的目的是什么。但依我之见，即使是为了自身一己之利，其实背后也有很多社会性的原因在支撑这个选择。
新京报：这里面更深层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多大程度上把大学看作一个非常独立的场域？很多时候，校园里的主导文化，所谓的“精致利己”，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投射：社会赞扬什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校园。
郑雅君：没错，所以我一直希望传达的一个意思是：不要苛求大学生个人，不管是优势家庭还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每当我们想做出道德批判的时候，都应该想想，我们如果换到他的位置上，可能也会做一样的选择。
这本质上是因为我们都置身在这个大的社会中，共享着一些“常识”。我们都知道社会上人人都看重经济上的成功，我们都会将个体的成功更多看作由其经济地位所决定。
大学并不脱离于社会，大学生自然也会很多时候以此为价值准则，他会考虑如何做才能让自己以后获得一个更好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的社会尊严。
真正值得考虑的问题，还是如何去试图扭转社会性的“常识”。比如社工这类工作，现在收入很低，但他们的贡献很大，那社会怎么去评价他们？如果社工一个月只拿5000块，也不能获得和人们对马云一样的尊重和崇拜，那我们就不应该去批判为什么人人都想要当马云而不想当一个社工。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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