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汪琼：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供给既需要“大鱼”，也需要“小鱼”

“工程师、科学家花了很长时间研发出来的（教育）解决方案和产品，为什么老师不喜欢用？”

6月2日，在由北京海淀区政府主办的2023中关村“教育+科技”创新周上，英特尔公司中国区教育行业总监秦莉回忆，去年夏天，她在一场数字教育的从业人员内部会议上，业内一位领先企业的研究院院长曾发表上述感叹。

北京大学国家智能社会治理（教育）特色实验基地主任汪琼教授也有同感。过去近大半年，汪琼的团队调研了30家企业，了解校企两端对进校产品的想法、面临的挑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

这一研究的政策背景是，2022年初，中国启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进报告；2023年全国教育大会要求“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

汪琼的研究主要分析企业产品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学校的数字化转型，包括数字教育资源、精准作业系统、沉浸探究系统、课后服务平台、教师研修平台、数据集成中台等。

“教学视频做多长？什么样的教学视频才是学校需要的？这一块虽然做了很多年，但仍有一个使用误差。”汪琼在演讲中提到。

她的质疑在于，所有的作业都是纸质作业的电子版，没有那种只能在数字化环境下做起来有优势、但在纸上就做不出来的（作业）。

另外，数据中台也非常薄弱。“好几个地区都在做，但都不理想。”汪琼认为关键问题是，企业没有用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变革思维来做数据中台的建设，只是将系统数据汇集在一起展示，而没有支持业务探询递推逻辑。

整体看来，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呈现这几大现象：

第一，教育部的政策直接影响到数字化转型供给侧生态的繁荣与发展方向。

例如，近几年教育部发布多个“双减”相关政策，推动了课后服务供给生态的发展；保护视力等政策引发教育信息化的“去屏化”发展路径，智慧纸笔类产品大量涌现。

但同类产品丰富不代表用户选择空间大。

“看上去作业系统、智慧课堂产品很多，但实际彼此差异可能不是特别大，自身特色不鲜明。”汪琼表示。

第二，国内教育软件产业尚不成熟，需尽快建立数据互操作标准。

目前国内教育软件厂商规模大小不一，规模大的厂商产品种类较为多样，规模小的企业产品功能较为精细。大厂商主要走区域化政府采购渠道，小厂商则是靠学校试点打磨产品，建立口碑。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供给侧生态需要‘大鱼’，也需要‘小鱼’，各有各的生存空间。”汪琼认为。

但用户往往以为同一厂家的多个软件之间天然地具有较高的集成整合度。比如，学校会假设同一厂家不同软件的数据可以汇总，但实际情况是，同一企业的业务线大多分属不同的业务组，垂直发展，缺乏交叉融合。

第三，国内教育软件未充分发挥数字化优势。

多家企业开发的大多数功能都是在遵从或模拟学校现有的工作方式，只有少数功能利用了数字化环境的独有优势。

在调研中，汪琼还发现了一个值得企业重视的现象，由于软件产品更新过于频繁，学校平板等硬件跟不上，可能严重影响老师教学使用，但学校和地方财政很难实现设备的频繁更新。

因此，企业在推广教育产品时，应考虑各地的设备情况，提供够用程度不同的功能组合产品。

第四，教育软件厂商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刚开始，服务转型较弱。

很多企业对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支持属劳动力密集型，派驻学校是常态，缺乏使用数字技术优化服务的数字化转型。

“无论企业还是学校都表示，通常由教育信息化主管部门采购，学校和一线教师的话语权较弱，采购主体与最终产品的使用者不一样，产品有用不起来的情况。”汪琼表示。

有一些地区将信息化软硬件采购和服务都放在区县一级，学校只负责使用。这样的应用模式可最大化发挥信息化投入效益，也为同地区跨校信息化应用交流、地区统计数据提供了便利。

综上，汪琼建议，首先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联合企业，尽快制定可行的多系统数据交换标准、多媒体教学资源集成标准，为各级教育部门汇聚数据、建立数据决策仪表盘、双碳达标绿色校园奠定基础。

其次，建议企业不要止步于将原有的教学流程进行数字化“复制”，而要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促进数字技术与教育元素的深度融合，注重用户体验和价值创造，提供能体现数字化独特优势的教育产品服务。

再次，建议各区县统筹全区教育信息化公共平台建设，提供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核心软硬件服务，支持全区所有学校教学全过程的数字化，允许各校有个别特色应用接入，但不鼓励一校一方案开展智慧教育建设。

最后，学生端设备是发挥数字化环境教学潜力、全面提升学生数字素养的关键设备，尤其是相关服务都在云端后，对学生端设备性能要求大为降低，使用年限更长，成本可控，应适度增加学生常态化学习中计算机设备的可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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