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嘉禾的诗与远方_新浪财经

　　◎ 策划邓钰路陈苏撰文陈苏摄影田建明

　　一首诗词一座城。

　　诗词是一座城的诗意，也是一座城的文化基因，一草一木，一水一桥，都饱含着一座城市的血脉与乡愁。

　　让我们取下嘉兴历史上的一个时间片断，重新回到千年前的“远方”，探寻在宋代诗人以怎样的方式参与时代、体味城市？

　　今天，“宋韵禾风”推出“风韵”篇，让我们重回宋诗宋词的场域。透过宋代嘉兴的诗与词，又能读到一个怎样的嘉兴？

　　诗词史册应留其名

　　春风归草木，晓日丽山河。

　　物滞欣逢泰，时丰自此多。

　　神州应未远，当继沛中歌。

　　一首《新晴有感》，是一位宋代皇帝收复神州的志向，天下太平的渴望。他就是宋孝宗。

　　宋孝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也是宋代嘉兴最引以为傲的标杆性人物。

　　其实，宋孝宗不仅是南宋中兴之主，也是南宋中兴诗坛的重要推手。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曾维刚曾在《宋孝宗与南宋中兴诗坛》一文中说，他励精图治、不禁言路、学术兼容的施政方针，对文学的生存环境及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面貌产生深刻影响，他擢用大量文学人才，鼓励士人文学创作交流。南宋中兴诗坛的主力阵容，正是在其执政期间完成新老过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苏轼铁粉，南渡以来的崇苏热，他的作用不可或缺，乾道九年（1173），孝宗赠苏轼太师，并御制《苏轼文集赞》，称苏轼“一代文章之宗”。

　　嘉兴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于能提及孝宗，称其是南宋诗坛有影响力的人物。孝宗极富学养，“游艺超绝”，《全宋文》收文七十九卷，《全宋词》录词一首，《全宋诗》收诗一卷。孝宗的诗歌体式多样，题画咏物、写景抒怀、赐赠唱和，“他抒怀诗虽存世不多，却最能表达他的胸怀和志向。‘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岂惜常忧勤，规恢须广大’，他一直没有忘记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

　　谈及嘉兴宋代诗词，朱淑真是不能绕过的人物。朱淑真籍贯学界说法各一，但普遍认为她是两宋之时的海宁人。谈及这位差不多与李清照同时代的女诗（词）人，嘉兴教育学院副教授、嘉兴文史研究馆馆员徐志平说，其词成就仅次于李清照，诗词数量却远超李清照，“尤其是诗的数量及反映现实的深广度远在李清照之上，是我国明代以前创作诗词数量最多的女诗（词）人，至今存世340余首诗、30余首词。”

　　很多人对朱淑真的印象是其诗苦闷孤寂，其词幽怨感伤，语淡情浓，但徐志平细细研读其诗词发现，她不只是感春悲秋，也关心民生疾苦，关怀天下贫苦寒士，特别是其咏史、论史的诗词，颇有独到史识，“她和李清照因为写诗词，受到封建卫道者的攻击，她以诗言志，表达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决心和勇气。‘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可见其反抗的决心。”

　　在宋代诗坛上，徐志平觉得值得一提的嘉兴诗人还有张九成，他是理学家、书法家，也是诗人，存诗270多首，“特别是论语绝句一百首，以通俗平易的七绝形式阐述儒家经典《论语》中的孔子言论思想，反映出张九成的思想和人生价值观。张九成一生以自身的行为实践着儒家这些为人处世的准则。”

　　而吕渭老，徐志平则认为是嘉兴宋代诗词不应该被遗忘，却又常被学界忽视的人。

　　吕渭老也作吕滨老，字圣求，嘉兴人，北宋徽钦执政间的一个普通官员，有《圣求词》140余首传世，收入《全宋词》。其词前人评价很高，南宋黄升认为他的词“婉媚深窈，视美成、耆卿伯仲”，即是指他的词婉约深沉，与周邦彦、柳永不相上下；明代杨慎也说他虽然在宋代名声不显，但“佳处不让少游”“亦何减东坡之绿毛么凤”，有些词可与秦观、苏轼媲美。

　　吕渭老存世的诗很少，“尘断征车杳，云低毳帐深。古今那有此？天地亦何心。”这是南宋赵师秀为吕渭老诗集所作序文引用的一首诗，序中称其“讽咏中寓爱君忧国意，不但弄笔墨，清新俊逸而已”。徐志平从残剩的诗句猜测其身处北宋国危家亡之际，忧虑国事，感伤身世，“吕渭老在靖康之变后经历不详，他可能也被虏至金国。他的诗词中常有北国生活，怀念江南的句子。对吕渭老的词，实在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嘉兴要挖掘宋韵文化，要注重本土诗人、词人的挖掘，应该注重对吕渭老的研究。”

　　棹歌唱和两宋肇始

　　地重因名果，如分沆瀣浆。

　　伤心吴越战，未敢尽情尝。

　　这首《嘉禾百咏·净相佳李》是第一次为槜李赋予文学形象，作者是南宋嘉兴诗人张尧同。

　　他在《嘉禾百咏》中，以诗人敏感的触觉和充沛的情感，将嘉兴的山川地理、建筑古迹、风土人情一一纳入诗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词虽不甚工”，但不讳言在其诗中“自吴越以来，嘉兴典故，颇可得其梗概”。

　　嘉兴地方文化学者崔泉森认为，张尧同的《嘉禾百咏》是嘉禾文化主体意识形成的一大标志。无独有偶，南湖学院教授李瑞明曾在《嘉兴的再发现：张尧同的“嘉兴认同”》中说《嘉禾百咏》是“第一次以文学形式有意识地描绘并书写嘉兴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大型组诗，它最早组合了嘉兴的地方性的文化记忆”。嘉兴因为宋孝宗生于此而升府，成为拱卫都城临安的畿辅之地，但文化上的发现和认同的任务却是由张尧同完成的。

　　他从历史渊源、山川地理、人文景观、地方风物等方面，以诗的形式告诉别人，“嘉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张尧同为嘉兴留下一部“诗传”，让后世的我们可透过时间长河，一窥宋代先人们心中的嘉兴。

　　以张尧同为代表的两宋诗人也是嘉兴棹歌唱和的肇始。

　　“这种唱和的前奏应该是陆蒙老的《嘉禾八咏》和周邦的和《嘉禾八咏》。”陆蒙老虽不是嘉兴人，但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任嘉兴县知县。他以八首诗分别记录嘉兴城中披云阁、月波楼、金鱼池、宣公桥、五柳桥、会景亭、苏小小墓、羞墓等八处景点。金波横浸绛桥潢，百尺楼涵午夜光。徙倚阑干清刮目，濯缨何必俯沧浪……透过陆蒙老诗意的语言让我们回味千年前的月波楼盛景。“这是最早介绍嘉兴景点的组诗，其后，又有周邦和《嘉禾八咏》。”关于作者，虽《至元嘉禾志》将其归属周邠，但点校者认为周邠是神宗熙宁初任秀州知州，不可能唱和陆蒙老，应是周邦误认。

　　张尧同《嘉禾百咏》是嘉兴竹枝词的开山之作，他真正揭开了嘉兴文人以风土人情为题诗词唱和的传统。明清时鼎盛，最有名的是朱彝尊。

　　1674年,朱彝尊因“言归未遂,爰忆风土”而创作《鸳鸯湖棹歌》百首，朱彝尊在《鸳鸯湖棹歌》自序中承继前风，希望乡里同仁能够相互应和。此后，“棹歌一唱三百年”嘉兴籍诗人竞相唱和，后世续和之作层出不穷，“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是‘嘉兴三老’庄一拂、沈如菘、吴藕汀和《鸳鸯湖棹歌》，他们每人二百首，记录了清末民初、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嘉兴历史，直至今时今日，这种唱和依然继续，成为嘉兴独特的文化现象。”谈及数代接续的这部有韵的地方志，于能觉得，自两宋以来，嘉兴诗人以私人视角、感性的语言来记录当时的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成为客观、冷静的地方史志的补充。

　　这种承继两宋以来的诗词唱和，是嘉兴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徐志平觉得不仅诗词，还旁及诗画，如元代画家吴镇绘《嘉禾八景图》并题诗八首、清代许瑶光有《南湖八景诗》并请友人绘制南湖八景图，内容丰富，是难得的多角度、立体的细节化的嘉兴地方史志文献。

　　崇苏唱和三过雅集

　　万里家山一梦中，

　　吴音渐已变儿童。

　　每逢蜀叟谈终日，

　　便觉峨眉翠扫空。

　　师已忘言真有道，

　　我除搜句百无功。

　　明年采药天台去，

　　更欲题诗满浙东。

　　如果说棹歌唱和是嘉兴人的诗词盛举，那么三过堂怀古雅集、唱和，则是名家备至。而他们的起端来自一位宋代“全民偶像”苏轼。

　　谈及嘉兴宋代诗词，苏轼与嘉兴的渊源至今为当地人津津乐道。

　　“苏轼两次在杭州任官职，多次来往嘉兴、海宁等地，留下十多首诗，其中就有‘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夜榜鸳鸯起’这样最早写到鸳鸯湖的名句。”

　　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在考察水利之余，在嘉兴、盐官等地写了不少关于治理水利的诗，还写了盐官绝句四首等。当然，最出名的是本觉寺三过堂写给老乡文长老的三首诗。如今，诗中人、诗中事已与本觉寺、三过堂一样在历史的风眼中飘散，但这三首诗融入了嘉兴的文化基因，吸引着历代的文人墨客，不断充实着嘉兴的文化厚度。

　　徐志平以为，苏轼一生始终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之中，积极向上的儒家思想为主导，佛道思想也常在失意时抚慰他的心灵。“‘三过’诗正表达出他的这一复杂的思想，这也是封建时代大多文人所经历的思想变化，所以千年以来‘三过堂’始终诗词不断，构成嘉兴运河边独特的历史、宗教、名人、运河等交汇的文化现象。”

　　苏轼赋诗以后，他的老乡文长老便和诗两首，南宋诗人陆游在乾道六年（1170）赴蜀出任夔州通判时，经长河堰（今长安镇）至崇德县，夜泊本觉寺前，曾入寺游览凭吊。

　　此后经年，从大运河过三过堂的文人墨客，留下诗词不计其数。明代万历年间，嘉兴沈思孝为官正直，因得罪张居正被贬岭南，致仕后返乡。1610年上巳节，他偕友姚士粦、陈懋仁、项利侯、屠兑等在三过堂雅集，得七律九首，特别是沈思孝感同身受，题诗两首，掀起了一波三过堂诗词唱和的热潮。到清代，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自然不会忽略三过堂，有陡门、三过堂两首。

　　三过堂诗是运河的一段往事，也是运河的一段文化史，“三过堂突破了今古时空，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影响至今，我们今天谈宋韵，一定要讲好这段历史故事。”

　　栖居嘉兴泽被后世

　　胸中尘土久无奇。今夕借清辉。歌纵群英诸彦，舞狂蕙带荷衣。

　　鸳鸯湖上，波平岸远，酒酽鱼肥。好是中秋圆月，分明天下人知。

　　这首《朝中措》是南宋大词人朱敦儒所作，写自己与朋友们在一个皎洁的月圆之夜，于鸳鸯湖上夜宴。月明风清、美酒佳肴、君子如荷，这正是朱敦儒隐居嘉兴的生活。

　　靖康之变，北方大批文人士大夫随宋室南渡。彼时的嘉兴，成为南渡名士选择的主要定居地，在当时就名声在外，于能以为，“他们选择隐居在南宋时经济已经发展、文人开始辈出的嘉兴是明智之举，嘉兴的优美环境和宜居生活也成就了他们的创作，相得益彰。”

　　宋代著名大词人朱敦儒就是其中之一。他才华横溢，能书善画，懂音乐，有词集《樵歌》传世，现存词约250首，朱敦儒有“词俊”之名，与“诗俊”陈与义等并称为“洛中八俊”。

　　朱敦儒在嘉兴时隐居地岩壑，即现在的放鹤洲。相传唐德宗时（780-804），陆贽在放鹤洲建宅园，有放鹤亭，称鹤渚。“朱敦儒到嘉兴，也隐居在这儿，让放鹤洲的名气更大了。”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说，嘉兴城南放鹤洲，大概在南渡初期，礼部郎中朱敦儒在这里隐居，“洲名其所题，虽不见地志，观《樵歌》一编，多在吾乡所作。此说近是。”

　　朱敦儒在嘉兴期间写了很多词，“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离茅舍，便有山家风味。等闲池上饮，林间醉。都为自家，胸中无事，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胜活人间几岁。洞天谁道在？尘寰外。”一首《感皇恩》可见其生活的惬意。

　　朱敦儒还写了很多词来描绘嘉兴风物，于能以《好事近》为例，朱敦儒写“莼菜鲈鱼留我，住鸳鸯湖侧”，又说“吹笛月波楼下，有何人相识”，“这里出现了嘉兴特产莼菜、鲈鱼之美，又从‘吹笛’这个侧面，让后人得见当时月波楼的引人之处。”

　　朱敦儒隐居于嘉兴，交游广泛，很多人慕名而来，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圈，他们泛舟鸳鸯湖，诗词唱和，“当时，他和董将、祝师龙、魏宪、王升等人交游。董将官至左朝奉大夫、吏部尚书知苏州，当时也赋闲住在嘉兴。诗人陆游也曾到嘉兴探访朱敦儒。”于能记得，南宋大臣、文学家楼钥在《攻媿集》中提到小学大家、史学家、嘉兴人娄机的一段往事，“又禾兴，辅郡……朱少卿自号岩壑，最为名胜。次如董公（弥大）将，方公（景南）云翼，祝（舜俞）师龙、鲍（任道）仔、闻人（务德）滋，皆源流前辈，词章、政事、学问、议论各有所长。公从之游，闻见益广。”说的是嘉兴作为首都的外围，在当时接纳了社会各方俊彦名流，“娄机曾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在少年时曾去请教朱敦儒，受益匪浅。”

　　与“词俊”朱敦儒并称“洛中八俊”的“诗俊”陈与义其实于绍兴五年、八年两度寓居秀州崇德县青镇（今乌镇），有《简斋诗钞》存世。他在乌镇期间，藏书读书，并于三五友人互相唱和。

　　如朱敦儒、陈与义等诗词大家寓居嘉兴，还有如张先、沈括、毛滂、陆蒙老等在嘉兴为官，给嘉兴留下大量诗篇，很多都成为今人研究宋代嘉兴文化、生活的生动文献，以沈括为例，当时在秀州当团练副使，于能认为其《秀州秋日》，便是嘉兴南门外的秋日景象，而《游秀州东湖》记录的则是当时的鸳鸯湖中的鸳湖，“柳色青天雨乍晴，鸭头细草绕堤生。林间野日依依见，水底春光寸寸明……这里面的堤应该就是当时鸳湖和鸯湖之间的堤，也就是今天的城南路。”

　　于能认为，这批顶尖的文人士大夫对宋代嘉兴文化的兴盛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泽被后世的，特别在明清时出现大量诗人与此不无关系。比如，朱敦儒隐居于嘉兴，并长眠于此，影响了嘉兴后世诗词。朱彝尊对朱敦儒的诗词创作非常推崇，应该也影响了这位清代大诗人、浙西词派的开创者，可以说，他们为嘉兴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