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雕塑系毕业生的“转型”，从住在精神病院、和病人交朋友开始|心理_新浪财经

原创姚家怡液态青年

作者｜姚家怡

现在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作品。

“你是学艺术的，怎么跑到医院里来？”在医院工作的两年，苏令林总被问到这个问题。

2018年，在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毕业后，苏令林进了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这是当地最知名的精神病医院。此前的两年里，他曾在精神病医院病房住过一星期，为的是了解精神病患者；他还和患者一同逛美术馆，一同创作作品。而他对精神病患者的关注，始于一次意外——2016年，他目睹了一名患者跳楼自杀。

去年，苏令林从医院离职，着手创办自己的公益机构“一和艺术疗愈中心”，他想在社区为精神病患者、康复者提供艺术疗愈服务，还试图以让康复疗愈成为患者的职业，解决他们“重回社会”的难题。

苏令林告诉液态青年，有时跟朋友开玩笑，自己毕业两三年了，除了雕塑，啥都干了。

以下根据他的讲述整理：

研一下学期（2016年4月），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关注到精神病患者这一群体。以前我也有关注过精神疾病，通过一些影片知道这个病是怎样的状态，会特别震撼，但没想过去深入了解。

那天我正好在医院看病——是刚刚成立的新医院，医生比较少，我挂水的时候，一个人突然从楼上跳下去了。他跳下来之前，我刚好看了一眼时间，所以他每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比如几点落下来、几点宣布死亡，我都记得比较清晰。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当时他的妈妈在挂号，他等在一旁，他爸爸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休息。他跳下去之后，他妈妈直接晕倒了，他爸就在那跺脚，我是第一次见人急得跺脚是那种跺脚，特别伤心，特别着急。

他落下去的几秒钟内，所有人都是懵的。过了那么几秒钟，医务人员开始去拉他抢救。

其实刚开始我也没有特别关注，我要找护士扎针输液，但是护士都去给他抢救去了。我就到抢救室看了一眼，门好像也没有关，半敞着，能看到他的上半身，身体已经变形了。

苏令林根据这起自杀事件创作的作品《楚门的世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对死亡这种事情还是比较恐惧的，突然间这么近距离接近它，我自己其实也是懵的。

然后我就想着跟家属了解一下。他摔下来以后，他爸妈一直在病房休息，后来他哥哥过来了，帮他处理一些事情。我跟他哥哥聊天，得知他30多岁，有抑郁症，还有过吸毒史，戒毒期间一直在家里，后来有一些幻听、幻视，慢慢产生了一些精神问题。

看到他跳楼之前的两个月，我们学校门口也有一个小孩跳楼死了，好像是个打工的十七八岁的小孩。我就总感觉，这冥冥之中好像注定了我要去关注这些事情。

当时本能反应就是想通过这个（自杀）事件来做作品，做一个比较有冲击力的作品，当时其实也正处于创作的迷茫期，不知道做什么类型的作品。但只做作品的力度不够，而且解决不了他们的现实问题。在慢慢了解这个群体，跟医院、患者、康复者接触后，会慢慢有种责任感，觉得应该去做更多事情。

另一方面我也想通过做事情来疗愈自己，因为这个事情（目睹精神病患者自杀）对我来讲，是一个心理创伤。那段时间我做梦经常梦到跳楼，所以想着怎么能够帮助他们。

我想把自己受到的这种冲击转换转换成艺术语言去表达，但是不管怎么转换，以什么样的形式转化，都显得很苍白，它没有发挥出社会作用。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我自己做这么几件作品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我想着还是要靠政府，于是就开始跟医院接触了。

刚开始，医院不愿意跟我合作。

我跑了七八次医院，用了将近两个月。他们一听我说想先进入病房一周，了解患者，就说不可能。我也找了很多家医院，找了当地最大的重庆市精卫中心很多次，有一个医生终于“受不了”了，帮我对接了宣传科科长。科长对这个事情特别感兴趣，也很认可，但是事业单位没法和我这么一个个人合作。她给我出了个建议，让我以学校名义和医院合作。后来我就找学校开证明，整个过程将近半年的时间，慢慢和医院建立了关系。

（这个过程）一个幸运的是我足够坚持，另一个幸运是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苏令林。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先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我在里面会相对自由一点，但是也有一个固定的病房，属于早期干预那种，一共住4个人。

在医院里，主动来找我的病人不是很多，但我也遇到比较有意思的几个人。有一个好像是博士，他跟我聊时间是可逆的、要受力的影响，然后在A4纸上写了一大厚沓解释，很多公式。他说的很多我都不理解，我能理解的是时间是个圆形，然后时间可逆并不是往回走，而是它以多少倍的速度往前行进的时候，回到了它刚开始的点，反正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样子。

还有一个哥们儿一直追着我聊天，因为我是唯一愿意听他聊天的人。他说自己是项羽，他能感受世界上有很多的项羽，就是一个人走了以后，灵魂分为好多个去投胎了。他一直来找我，到后来我不太想听他说话了，我就说你别找我了，我是韩信，咱俩是仇人。结果他乐此不疲地继续找我问，记不记得上辈子发生什么事情，问我为什么要害他。

我是带着很多的疑问去的。我不知道精神病患者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原因产生的病，产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首先是要了解他们，然后才能知道我能做什么。

（精神病患者）至少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他们比我之前认为的温暖很多，也不会是像我之前想的这么可怕、不可理喻。他们就算在一种病态下，也是有可爱的一面。

社会对他们的态度让他们感到无助，但无助也并不是通过无理取闹来表达的，有很多（患者）也理解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懂事”。如果用网络流行语说，是懂事得让人心疼那种感觉——他们觉得“我得了病，就要离正常人远一点”。有人会挺喜欢医院的，觉得在医院里，他们不会被人瞧不起。

（精神病患者）并不是像“恶魔”一样存在的，在这样一个慢慢（了解）的过程中，我觉得应该让他们更好地去面对这个世界，有更好的心态，也想让社会去接纳他们。

苏令林的作品《嘿呦喂（He、you、we）》，把病房的家具搬到展览上。图片来源：重庆一和艺术疗愈中心公众号

我出来之后，做的第一个作品，是把我住那个房间的门、里面的东西全拆了，把这些家具放到展厅，里面藏着患者的手工作品、和患者交流时的剪影视频。后面再做的一个作品，是以我看到的那个在医院自杀的人为原型做的。作品间是一个递进深入的关系吧，我的研究生毕业创作，是根据（医院里认识的）这样一个人物来进行的——他特别想回家，其实也达到了出院的康复标准，但是家里人不愿意接他回去。他有双相情感障碍，家里有弟弟和母亲，妻子已经和他离婚了。

他已经50多岁了，30多岁时进去（住院的），有住院、出院、住院、出院这样的反复。

他一直尝试理解家人，他跟我说，其实不怪家里人。他弟弟没时间管他，母亲年龄大了，他们（精神病康复者）其实很可悲，出去之后，连生气的权利都没有。一旦当众生气或者说话声音重一点，别人就会认为他病情复发，把他管控起来——这算是给他造成的二次伤害。

他儿子在我做创作那一年去世了，是跳江自杀的。这件事情对他刺激很大，他一直责怪自己——如果出去就好了，如果一直陪着儿子就好了。

（他说的话）让我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我的毕业创作是把他接出来，让他陪我一天，一起做创作。那天我带他去逛美术馆、逛学校，他特别感动，后面还经常给我写信。把他接出来也特别难，走程序就走了将近两个月。那天他的主治医师，还有一个保安、一个护士、两个行政人员一起跟着他，一车人跟他出来走一圈。

我带他出去做创作的时候，他说想给儿子写一封信，创作内容的一部分是他用毛笔在布上写字，原本作品起名叫《家书》。到真正起笔写的时候，他反而写不出来了，说就随便写几个字吧。我看他有些伤感，没有让他继续写，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想跟儿子说什么话。

苏令林的作品。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他到现在应该还在医院住着。出院是他最大的一个愿望，他说在（医院）里面挺好的，但是他就是想出院。家里不愿意接他，他让我去劝他的家人把他接出来。

但这种事没办法，家属不同意，谁都帮不了他（出院）。加上他的情绪状态，不是控制饮食、定期化疗就能控制住的，一个天气变化都可能引起病情复发，所以需要调动他自身的疗愈功能。

所以我们想建一个类似于社区的地方——它不是医院，但也像医院，类似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第五季社区那样，还有日本滋贺县的山间工作室，给他们（精神病康复者）一个专门的地方，让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在社区完成，不会因为外界刺激受到二次伤害。但这在国内很难实现，除了医院没有地方能够提供一个康复的空间，至少近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做一个艺术疗愈中心。

我在研究生阶段和医院的合作有两年，正好有机会碰到当时的院长，聊了一下我对于精神障碍的理解，还有精神障碍者康复的设想，他直接问，你毕业之后愿不愿意来医院工作？

我就进去（医院工作）了，开始做精神健康工作的尝试。当时我是基于医院康复科的角度，去构想做一个艺术疗愈中心的。病人入院后，除去治疗、定期吃药，其他时间都是用来做康复的，我想用艺术中心给他们做一些艺术疗愈康复，同时也做学术研究。还有一些创新的设计方案，包括音乐治疗区、艺术市集等，但后来医院政策指向变化，这些方案都停掉了。

仅仅保留了绘画疗愈——在康复科的名义下开展画室，患者定期来绘画，短期和长期的住院病人都会来。

正在绘画的住院患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其实艺术疗愈分很多流派和形式，简单划分的话，一种是大家集中起来一起画画，然后分享；第二种是通过画东西，让医生分析你的心理，分析你潜意识的想法，其实它严格来说不属于艺术疗愈，而是医学上的辅助诊断手段。至于像我做的，是一种创作性优先的艺术教育方式——以艺术为出发点，从康复组员开始绘画，在半年至一年时间里，通过和他们沟通，看画面上的演变过程，从（画面）语言表达的角度去分析它。

我不是教怎么画画，而是教他们怎么跟自己构建联系，怎么从意识层面上逐渐恢复条理。我会从画面上去感知（患者和康复者的状态），例如画面从不知所云、凌乱到比较有秩序感，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毕竟医疗系统和艺术系统还是不一样的，像一个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体内，它有一个排异过程，排异过程还是很难熬的，所以进展特别困难。

艺术疗愈的方式比较自由，对患者的限制没有这么多，而医院需要对患者做规范管理，到什么点该干什么都要安排好，很可能某一天患者特别想创作的时候，是被要求留在病房的。而且人员也不稳定，患者可能刚开始好转就出院了，还没等到他对艺术疗愈有反应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而艺术疗愈需要长期进行，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康复作用——这也是我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

精神障碍者的绘画作品。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去年，我辞职去筹办现在做的这家公益机构（在社区里做艺术疗愈服务）。我挑了一个10月10日早上10点10分辞职，想着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这天辞职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走的时候，我在医院门口站了一会儿，感觉当初答应要做的事没做到，特别愧疚。但是也来不及感慨那么多，马上就去筹备机构去了，前后花了半年时间，机构今年三四月正式运行。

我们机构在小区相当于门面的位置。理论上，我们欢迎所在社区的任何一位患者过来绘画，但实际过来的人很少，而且场地空间不大，现在艺术疗愈稳定服务的对象就6个人左右。目前除了我是全职以外，还有一些社工做辅助性工作，但基本是志愿者。

我辞职一段时间后，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说，我出院了。我懵了一下，是谁出院了？然后她跟我说是谁（以前医院的住院患者），还想继续找我画画，觉得画画特别有意思。我特别惊喜，给了她地址。现在有两个康复组员是2018年开始在医院里做艺术疗愈，出院后主动找我的，他们都会定期来社区中心画画。

艺术疗愈有长期跟踪是更好的，如果人真正能感受艺术疗愈，它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长期绘画的患者或康复者）并没有直观跟我描述出艺术带来的具体改变，他们只会从一些生活习惯描述，比如跟家属闹矛盾的时候，以前会大吵大叫、控制不住自己，现在会静下来想着去沟通，然后把想说的话画出来，再通过我表达给他们的家属。

精神障碍者的创作。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引导（患者创作）首先是建立信任，尊重他们。尊重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我跟他们以及家属聊天，想要了解他们过往的经历，什么时候开始犯病、哪个事件对他的刺激等等，然后给他一些心理疏导，他觉得跟你一起舒心，这就建立了信任的第一步。

（普通公众）对精神病患者画画这件事挺不能理解的，也不懂得去判断画是好还是坏。公众的疑惑不仅是对这种艺术，更存在于对这个群体的误解或者不了解——更直接一点说，对于精神疾病的不了解，使得大家病耻感特别强，因为得了病之后，你的社会竞争力就没了，谁会愿意当一个弱者？所以他们很少去主动了解精神病或者心理障碍。

小区里的居民是不会主动来我们中心了解的，来了也是找厕所。宣传活动也做过，效果不是很理想，民众基础没到那一步，直接去灌输，他们也不理解，甚至听到宣传精神病就赶紧走。

所以我们在社区做宣传会抛开精神障碍这个层面，偏向于艺术活动展览，让大家参与进来再说。普通民众看了之后，会问这些都是精神病人画的吗，画得还挺好的，他们有这种好奇心，但不会去深入了解，感觉像看热闹一样，过去看看就算了。

目前艺术疗愈好的一个作用是，让已经得病的、已经受到歧视的人得到一个缓解，因为艺术的包容性本来就很强。举个例子，如果你看到有人在街上裸奔，会想这个人有问题，要报警去抓他，但是跟你说是艺术家表演行为艺术，你可能觉得这是正常的，在搞艺术。

我在医院工作期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一个口号是让这些精神障碍者重回家园，重回社会，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你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他们的精神出了问题之后，这辈子基本上就离不开药物了，或者说这个标签已经被贴上，（尤其是重症的患者）再想回去是不可能的。就像一条鱼把它钓上来之后，给它整点什么东西，再放回大海，它不适应那个环境了。

所以他们去就业会面临精神压力问题——服药之后，他可能承受不了那么高强度的工作，还有到岗后如果不能胜任的落差感，这种问题又会出现对接（服务）的缺口，这是引发复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回归社会”，回到最多的地方都是医院。

正在社区中心做艺术疗愈绘画的康复组员。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就想到了一个理念，康复即就业，在这里做康复就是他们的职业，把他们装到艺术的容器里，然后重新去面对社会。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绘画或者一些艺术项目，逐渐把艺术疗愈产业化，做康复也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职业。如果发展顺利的话，还可以给他们发工资、买社保，他们不需要面对这么大的工作压力，也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在家里足不出户。

做展览出售（画作）还是太小众化了，（购买者）要愿意了解这种艺术疗愈、认识原生艺术品，还需要康复组员有很强的创作天赋，才有可能把他的画作为艺术品售卖出去。像我们目前接管的社区里有100多个在家的康复患者，是不可能都达到的。

目前我们做的是两个部分，一个是自主研发品，类似于拿他们的画去做衍生品，像雨伞、日历这些，初期大家对这种产品和背后的故事不是很了解，所以主要是推给企业或者政府单位集体购买；另一个是面向市场，跟已经有产品线的企业合作，因为企业也需要做公益、承担社会责任。我们现在合作的一个茶叶企业，会给我们空白的茶叶包装纸，康复组员在纸上画，画完之后把它们折成包装盒，把茶叶放进去。每卖出一份茶叶，就会把一部分收入捐赠给我们。

社区中心的康复组员在给茶叶纸盒画包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样能解决康复组员们的一些后顾之忧，他们毕竟需要生存，压力还是很大的。

在家康复的精神病患者，有些是自己生活的，但大部分都需要有一个家属照料他们，像我们有一个服务的患者，父亲已经快90岁了，他自己又没有孩子，父亲走了之后，他就属于一个没人管的状态了。这一群体的家里，十个有九个都有点惨不忍睹。

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上的。因为劳动力的缺失，没办法为家庭创造更多的经济收入。像一个三口之家，有一个精神病人，基本家里就拖垮了：得有一个留在家陪他，相当于家里失去了两个劳动力，只有一个在外面工作。年龄大了的话，就没办法了，只能靠低保吃饭。

我去过100多户家访，基本上没见过经济条件好的，当然经济条件好的，也不用接受我们这种社区服务。

另外一个问题，是家属的情绪疏导。因为长期面对一个精神病患者，自己也会产生问题的，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他情绪不好，又影响他照顾的这个患者。

大部分精神障碍者都有独立生活的欲望，像我们这边的一个康复组员，他第一次拿到自己工资（创作收入）时，开心得不得了，是飞奔起来的，跑去超市买菜去了。他们也会说，有钱就好了，如果自己能赚钱就好了。

社区中心里康复组员的绘画。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目前在社区里做艺术疗愈还蛮顺利的。（辞职的时候）我想着在社区做，可能比医院里的作用更大一点。在医院里做，我感觉像是完成一个轮船的装饰品，它没有什么必须性，是附属于医学的东西，自己出来做的话，能够实实在在把这种艺术疗愈的作用最大化。

因为我是科班艺术出身的，算是艺术家吧。其实艺术家也不算是一种职业，更像是一种身份。不管是做艺术创作，还是在医院里做职工，到现在成为一个机构管理者，我的职业和角色是不断转变的，但我始终是以一个艺术的角度来看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状况下，艺术能提出什么问题，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我做这些事情的本质观点。

当然艺术家这个东西，你自己不好定位，更准确的身份定位应该交给别人，我自己只能说，保持初心去完成想做的事情。这个初心，一方面是通过艺术的方式解决精神障碍群体，还有心理障碍和心理亚健康人群的问题——他们面临的无助、社会压力等；另一方面，是从艺术的角度，我希望能有一点点突破，不管是在医院期间，还是现在做NGO，其实我都是把它们当成一个艺术项目去做的。我整合艺术上的资源，来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些便利，同时也为艺术做一些创新，或者边界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