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代谢断裂”学说能带来什么启示？
当现存秩序无法提供解决方案时，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就必须由激进左翼来提出，而这正是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理念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原因。在这一语境下，有必要重新回顾伊斯特万·梅萨罗斯（István Mészáros）的“社会代谢”（social metabolism）理论，以及他的继承者们——他们可以被归为“代谢断裂（metabolicrift）学派”，其中包括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保罗·伯克特，以及布雷特·克拉克——所留下的遗产，以及卡尔·马克思本人的代谢理论。在二十世纪的长时期压抑之后，为了强调马克思的代谢理论在当代的重要性，本文意图划分马克思的“代谢断裂”概念中的三个不同层级，并澄清“代谢转移”（metabolic shift）的三个不同层级，将其作为在全球生态危机时代对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理论进行升级的理论基础。
原题为Marx's Theory of Metabo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载于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28: Issue 2，中译本首发于“ Philosophia 哲学社”，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
斋藤幸平（Kohei Saito），德国洪堡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副教授。著有《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
引言
1971年，也就是将近五十年前，伊斯特万·梅萨罗斯以引用伊萨克·多伊彻对于“威胁到我们的生物存在”的危险，即核战争的前景的警告，开始了第一次多伊彻奖的纪念讲座。[1]他接下来将多伊彻的警告扩展到当代另一个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危机，那就是资本主义下的生态破坏。[2]梅萨罗斯的这一主张是初步的，因为这一主张的提出甚至早于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他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破坏性：
资本主义控制体系的基本矛盾在于，它无法将“进步”同“破坏”分离开来，也无法将“进步”同浪费分离开来——无论后果具有怎样的灾难性。它越是释放出生产率的能量，就越是必定会释放出破坏的力量；它越是扩展生产的容量，就越是必定会将一切埋葬在令人窒息的废料所堆积而成的山峰之下。[3]
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预测，如果继续维持目前二氧化碳排放的速率，全球平均温度将会上升约4.0°C，而由于委员会的报告所不能纳入考量的各种正反馈机制，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更高。相反，为了将2100年为止全球气温的增加限制在1.5°C（按照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速率，气温将会在10年内升高1.5°C），我们必须在2030年之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一半左右，而在2050年之前，净排放量必须减少到零。这意味着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立即减少约7%。显然，如果整个社会没有做出彻底的改变，这一目标就无法实现，这一事实凸显了以前所未有的急迫规模进行“社会控制的必要性”。
然而，生产的社会计划以及对市场活动的严格管制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全然不可兼容的，这一逻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便构成了全球体系的范式。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在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框架下，政治家与精英们无法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回应气候危机。即使巴黎协定的承诺将会得到兑现，全球平均温度仍将升高约3.0°C。面对危机的无能与无力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应对气候危机时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对策，只要它继续从根本上出于无限的经济增长的目的而建立在共存的无管制市场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的正是为了人类集体在这颗有限的星球上的生存而建立起全球性的合作与协调行动，再没有另条出路。
因此，“要系统性的变化，不要气候变化！”成为了激进环保运动的口号，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现存秩序无法提供解决方案时，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就必须由激进左翼来提出，而这正是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理念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原因。
对于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忽视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场危机越是清晰地将自己表现为资本对行星展开的无尽战争的结果，对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以及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念作为对当下的非理性经济系统的替代选择的兴趣就变得越是强烈。诸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保罗·伯克特、詹姆斯·奥康纳、乔尔·科维尔和迈克尔·洛威之类的著作者已经在《每月评论》和《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等出版物上令人信服地证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进路有助于对今天的环境破坏展开批判性的分析，也同样有助于描摹出一个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的社会的愿景。[7]
一旦承认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存在，人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它的存在被忽视了如此之久，为什么有一些人如此固执地拒绝承认这一生态学作为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之基础的理论重要性。在此，人们可以提出两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对于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未完成性有关。众所周知，《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在马克思有生之年没有出版。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基于一些在不同时间写下的手稿而将它们编辑成书。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简单地将恩格斯版本的《资本论》当作权威性的版本。他们没有料到的是，马克思十分集中地研究了诸种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并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其中记录了各种选段以及评论。
正如在《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讨论的一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便开始了这项新的研究。[8]由于在1868年之后，他几乎没有著作出版，也没有出版《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因此他几乎无处阐发他的这项新研究的成果。值得提及的是，马克思正是在这些笔记中记下了他新颖的生态学洞见，但是在整个二十世纪，它们都没有得到注意，也没有得到发表。这些论述自然科学的笔记记录了马克思对资本之于自然环境的破坏特性所具备的兴趣，也使得我们能够追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的发展轨迹，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真正对研究这些笔记产生过兴趣。举例来说，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的主编，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对于马克思晚期处理自然科学的工作给予了负面的评价，认为为了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不予考虑这些笔记本的重要性：
因此，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的大部分笔记直到2019年才得以发表。这种情况无疑导致了对于马克思在生态学议题上所具有的兴趣的广泛忽视，以至于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例如恩格尔蒂·莫罗，在今天仍然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学“是通过简单而模糊地涉足于一些处理生态动力学以外的其他主题的文本而推断出马克思的生态观的”。[10]
在二十世纪，无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们最终都忽视了马克思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的严肃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性。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的新版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首次出版了那些资料，其中记录了马克思晚年所发展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能够再使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来为无视自然科学而作辩护了。新的历史考证版全集也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并不意图阐述整个宇宙所具有的自然法则。我们有必要为理解马克思研究自然科学这一工作的理由开辟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关键概念就是“代谢”。
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生态学
伊斯特万·梅萨罗斯（István Mészáros）资本论 monthlyreview.org 图
什么是代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代谢的过程。”[19]（编者注：汉语《资本论》中把Stoffwechsel原译作“物质变换”）这一代谢的过程，一方面是一个自然的、生态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中都存在，因为如果不在自然中通过劳动而从事工作，人类就无法生存。
换言之，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其进程在“原始的”层面上就为劳动所中介，持续地改变着生产性再生产的客观条件。那些条件在人类历史中不断发生变化，而这一原始的物质条件贯穿始终，它无法被弃置。
另一方面，劳动也是一个社会的、历史性的过程，其具体形式为现存的社会关系所中介。值得注意的是，梅萨罗斯在《超越资本》中认为，存在着一种“作用于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再生产系统的二阶中介（second order mediations）”。[20]每一个社会系统都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由诸多二阶中介所组成的特殊系列。例如，资本趋于价值最大化的逻辑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就是独一无二的，它构成了独特的二阶中介。这样一来，“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所具有的每一种主要形式几乎都变异到了无法辨认的程度，以使自己适应于一个拜物的、异化的社会代谢控制系统所产生的自我扩张的需要，这一系统使一切事物绝对地臣服于资本积累的律令。”[21]
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分析的关键就在于，理解这些作用于人与自然的代谢的二阶中介。
按照梅萨罗斯的见解，资本利用其二阶中介而对社会代谢加以组织，这一过程和人与自然之间在原始层级上所进行的代谢所具备的诸种物质特性是互不相容的，于是便导向了对于后者的破坏。因此，他断言，资本变得不再是生产性的，而是破坏性的：
资本的限度不再能够被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概念化，即它仅仅对于生产率和社会财富的更大幅度增长造成了物质上的障碍，因而被当作发展的阻力，而且，这一限度应当被理解为对于人类生存的直接威胁。在另一层意义上，当资本动用任何手段都不再能够确保它的毁灭性的自身再生产（self-reproduction）所必需的种种条件，从而导致社会代谢的全面崩溃时，资本的限度就转而与自身相抗衡，成为社会代谢的不可抗拒的控制性因素。[22]
此外，梅萨罗斯补充道，“作为社会代谢的一种再生产方式，资本体系发现，自己处于历史发展的下降阶段，所以它仅仅在资本的层面上是先进的，而在其他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因此，这一体系就只有通过一种愈发具有破坏性的，从而最终也是自毁的方式，才能够维持自身。”[23]
（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代谢交互，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26]
资本主义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中所固有的掠夺不会带来这样的进步，将人类自动地引向共产主义社会。相反，马克思试图分析，资本的逻辑如何偏离了永恒的自然循环，并最终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交互过程中引发各种各样的不协调现象。
在分析这一点时，马克思提及了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对于现代的“掠夺式农业”（robbery agriculture）的批判，这种农业模式从土壤中汲取尽可能多的养分，而不做出任何回报。掠夺式农业是被在短时段内最大化利润的需求所驱动的，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下，土壤的物质条件与可持续生产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资本增值的逻辑与自然的可持续代谢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鸿沟，在人类与环境的代谢交互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断裂”（irreparable rift）。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
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代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断裂，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27]
马克思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生产的物质条件的恶化趋势。换言之，市场不是维系可持续生产的良好中介，尽管许多人坚信，在不远的将来，绿色资本主义就会毫无缘由地成为可能。根本问题在于，价值并不会在市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反馈机制。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上的创新也不会解决生态危机，而是只能转移和深化这一危机。为了理解这些观点，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的代谢断裂概念进行更加审慎的考察。
代谢断裂的三个维度
马克思并没有详细地阐发过“代谢断裂”这一概念。如上文所述，他仅仅是在《资本论》的一个段落中使用了“无法弥补的断裂”这一表述。所以，尽管福斯特对于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应用于当代的各种生态学议题，也有批评者认为，“福斯特的论题对于当代思想的意义是不显见的，其结论是陈旧的”。[28]这里是回应这一批评的良好机会，我会基于马克思本人的用法来澄清他的代谢断裂概念。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界定这一概念，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代谢断裂中蕴含的三个维度。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在自然的代谢循环（metabolic cycle）的物质循环中存在着一个断裂。如前所述，马克思所提出的著名例子是土壤养分的循环中的中断。现代的资本主义农业意图使作物尽量多并且尽可能快地吸取土壤养分，这样他们就可以将这些作物当作商品出售给大城市里的顾客。
正如李比希在他的《农业化学》一书中警告的一样，磷与钾等无机物质对于作物的充分生长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它们在土壤中的自然产生量的大小，它们对于作物的利用率受到了许多限制，因为使这些无机物质散布开来的风化过程需要通过大气和雨水的作用来进行，也就需要很长的时间。[29]于是，李比希提出了“补给法则”（Gesetz des Ersatzes），将其作为“合理农业”的第一原则，并强调，如果想要保持土壤的肥力，将作物从原始土壤中吸收的矿物质量中的充足部分慎重地回馈给大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然而，那些在大城市销售的作物经过消费后，并不会有什么东西被归还给原始土壤。相反，它们成为排泄物，通过马桶直接排向河流。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循环中产生的这一中断破坏了可持续农业所需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导致当时欧洲和美国土壤普遍枯竭。李比希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短视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称之为“掠夺式农业”。他的基本洞见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因为这正是今天仍在发生的事情：全球氮循环与磷循环的中断。
如果没有另外两个维度作为补充，这一以物质流中断的形式出现的、基本层级的代谢断裂就不会发生。第二个维度是空间断裂（spatial rift）。马克思对这一断裂加以问题化，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组织所特有的，也就是“城乡之间的对立”。[30]掠夺式农业是与社会分工并存的，这是基于工人阶级向大城市集中，以及随之产生的、将他们的食物从乡村持续地运送到城市的必要性。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对抗性的空间分隔。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上述引用的文段中使用的表达也意味着，通过空间断裂产生了国际性的等级分化。也就是说，代谢断裂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长途贸易而外化。因此，断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例如资源枯竭和污染，在边缘地区会以一种大得多的比例发生，这些地区的资源则被不断地开采并运送到中心地区。这种所谓的“不平等生态交换”（ecologically unequal exchange）就是中心地区积累更多财富、变得更加富裕的手段。
为了理解资本带来的这一对抗性的空间组织，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的《化石资本》是一个有益的参考来源。《化石资本》重构了从水磨到燃煤蒸汽机的历史性转变。水是充裕的，而且是免费的，所以水是一种完全可持续的、免费的能源。这当然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但考虑到对于技术常见的“马尔萨斯式”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源日益的缺乏及其带来的相应的价格上涨会使得我们发现，或是发明另一种，更加廉价的替代性材料，这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然而，马尔姆认为，这种解释并不适用于免费而充裕的水能被依赖使用昂贵而罕见的煤炭的蒸汽机所取代这一情况。
在马尔姆看来，为了解释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我们有必要解释对于“资本”的二阶中介这一维度。所使用的化石燃料不仅仅是一种能源资源，而且是化石资本。与水不同，煤炭的天然特征就使它成为一种可运输的、可以被垄断的能源，这种特征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意义。正是因为煤炭，资本才能够远离河流沿岸地区——由于在那里劳动力交较为稀少，工人也就更具有抵抗性——并将工厂迁移到大城市，那里有大批工人迫切需要工作。这大致上就是随着蒸汽机的发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彻底变化的方式。[31]
化石燃料与资本主义在城乡的劳动力之间组织一种对抗性的社会分层的独特方式有着紧密联系。这种关系是对抗性的，这正是因为，空间断裂的负面后果被以一种大大有利于大城市的方式而进行再分配。大城市得到了工业化，并得以积累资本，而乡村只能继续各种运输自然资源。乡村的自然资源变得越来越贫乏，环境也在恶化。这种不平等的生态交换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明显可见的，因为这样的空间断裂使得全球北方能够将更多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外部化到全球南方来承担。这就是“荷兰谬误”（Netherlands Fallacy）的最终起因，这一谬误使得看起来似乎只靠技术发展就能够解决环境污染问题。[32]这是忽视了代谢断裂的持续的空间性外部化（externalisation）的结果。
断裂的第三个维度是时间上的断裂。从土壤养分和化石燃料的缓慢形成这一点上，很明显能够看出，在自然时间和资本时间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资本试图不断地缩短其周转时间（turnover time），并使增值最大化，这一过程会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以原辅材料形式出现的流动资本的增加。此外，资本不断地变革生产流程，以空前的速度增长生产力。通过引入新的技术，生产力能够整张二或三倍，但自然却无法改变它形成磷素或化石燃料的过程。结果，自然不能追赶上资本的速度，在属于自然的时间与属于资本的时间之间也就产生了巨大的悬殊。马克思举的例子是资本主义下的过度砍伐，他这样评论道：
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包括比较短的劳动时间），从而漫长的资本周转期间，使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33]
代谢断裂具有三个维度。马克思的代谢理论考察的是自然的普遍代谢这一自然生态过程，作为再生产的基础物质条件，是以怎样的方式在社会代谢的二阶中介下被再组织的。社会代谢与自然代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马克思警告了破坏它们所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然而，马克思并不仅仅满足于承认断裂的存在，他更感兴趣的是断裂是如何在自然中产生的，以及它又是如何在时间与空间上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得到分配的。这就是马克思晚年在尝试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宏伟工程时，又集中研究了自然科学的原因。
代谢转移的三个维度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谢断裂也不断深化。在许多情况下，代谢断裂表现为自然资源的枯竭、价格上涨，以及利润率的下降。因此，资本需要确保自己能够取得廉价的资源、能源和食品，这一点至为关键。这一点使得资本建构了“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34]“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35]正如马克思在《大纲》中所表明的一样：
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36]
然而，资本像这样探索地球和发明新的技术并不能修复断裂。断裂在资本主义中仍然是“无法弥补的”。最终，我们需要将代谢断裂“转移”到其他地方，这不仅是为了争取时间，而且也是为了将中心矛盾表现出的现象降低到最小的程度。[37]对应于代谢断裂的三个维度，同样也有三种方式来进行转移。
首先，代谢断裂表现为自然资源的枯竭，例如土壤的耗竭。尽管由于掠夺式农业，李比希警告欧洲文明将会崩溃，但他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这是因为弗里茨·哈伯和卡尔·博施于1906年发明了哈伯-博施法，使工业制氨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化肥生产得以实现。
然而，哈伯-博施法并没有使断裂弥合起来。制氨需要使用大量的天然气，作为氢元素的来源。它仅仅是用另一种有限的资源来生产氨，但它的能耗也相当高（它占用了能源消耗总量的2%），并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此外，化肥的过度使用导致了氮磷物质的富营养化，造成了水体污染，这是它们泄露到环境中导致的后果。化肥破坏了土壤生态，土壤的保水能力下降，作物也更易受疾病影响。于是便需要越来越多的化肥，越来越多的农药和杀虫剂。这些化学品同样会污染环境，扰乱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使生态危机进一步深化。
简言之，代谢断裂借助新技术而加以外部化：土壤肥力以人为的方式得到保持，甚至被加以强化，但是资本不会为在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中导致的混乱、污染和破坏买单。与此同时，资本在这些混乱中发现了新的商机，借机倾销更多的化肥、农药和杀虫剂。这样一来，资本就通过代谢断裂而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吸纳（formal and real subsumption）自然。[38]
在秘鲁中部海岸的钦查群岛开采的海鸟粪矿。摄于1860年。 Wikimedia 图
土壤耗竭是代谢断裂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鸟粪这一“解决方案”并不能弥合断裂，他仅仅是将问题转移到了全球南方。结果是，鸟粪被持续地从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运送岛其中心地带，这维持了欧洲和美国的土壤肥力，从而为城市工人提供了食物。而另一方面，其外部效应却是对于原住民的残酷压迫，对于中国苦力的严苛剥削，鸟粪储备的快速耗竭，以及更加普遍的环境退化。最终，鸟粪储备的耗尽导致了1865年到1866年的钦查群岛战争和1879到1884年的硝石战争。简言之，位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城乡对立在空间上得到转移，并通过鸟粪而扩大为全球性的断裂。正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布雷特·克拉克说明的一样，这样一种有利于全球北方的解决方式导致了“生态帝国主义”。掠夺仍在继续。尽管生态帝国主义将断裂转移到边缘地带，使其在中心地带销声匿迹，但代谢断裂却进一步加深了。[39]
在今天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中，一种类似的不平等生态交换仍然存在。作为生态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太阳能非常重要，但是相关的电池技术需要使用到几种稀有金属。举例来说，世界上大部分的锂都蕴藏在安地斯高原，所以智利成为了最大的锂出口国。阿塔卡马盐沼是智利全部锂的开采地。锂只存在于干旱的地区，如大型盐滩，因为它是在盐水中经过长时期的逐步凝结而形成的。因此，开采锂的方法是从阿塔卡马盐沼地底抽取盐水，然后让水蒸发，以便进一步浓缩锂。
在这种情况下，盐水的过度开采很明显使得这一地区更加干旱，同样造成了生态系统的退化。它危及到了以卤虫为食的安第斯红鹳。此外，它还导致了地下水位下降，使阿塔卡马人的原住民社区获取淡水更加困难。[40]这一处境由于铜矿的开采而加剧了，因为开采铜矿同样需要在盐沼抽取大量的淡水。换言之，全球北方的绿色化并不会使整个星球都转变为可持续的，而是强化了掠夺式地开采锂和铜的过程。代谢断裂不会简单地通过新技术而得到修复。技术上的解决方案听起来很诱人，因为这样并不需要改变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然而，只要目前的生活方式持续下去，它就只会将断裂转移到其他地区，在全球尺度上不断加深这一断裂。梅萨罗斯对于技术乐观主义提出了正确的警告，“最后，认为‘从长远来看，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这比相信魔法还要更坏”。[41]
第三种代谢断裂是时间上的。自然时间与资本时间之间的不一致并不会立即导致生态灾难。自然具有一定的“弹性”。[42]气候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气候变化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但是其影响并不是直接明确地表现出来，所以资本利用随之而来的时间差所带来的机会，靠在钻探和管道上投资从中获利。资本反映了股东们现时的声音，但不是未来世代的声音。掠夺的代价就转移到他们身上。结果是，未来的世代被迫承受一切，可是责任并不在于他们。马克思用一句格言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态度做出了著名的总结：“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公众对于未来应对气候危机的技术革新方面的投资倾注了很大的期望。断裂的转移地区为新技术的发展争取了一定的时间。然而，新技术并不会很快传播开来，它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取代旧的技术。持续地从时间上进行代谢转移，将希望寄托于未来的技术，由于积极反馈机制，这会不可避免地使我们面对危机以出乎意料的程度发生恶化。引入新技术的时间差会使得控制局面变得更加困难，这将抵消这些技术所能带来的预期效果。
生态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矛盾
资本主义转移代谢断裂的力量是惊人的。因此，是否如同詹森·W·摩尔所主张的那样，“廉价自然（Cheap Nature）的终结”带来的价格增长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时代性危机”，这是值得怀疑的。[43]比尔·麦吉本更好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化石燃料的减少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一重限制。在我们耗尽石油之前，我们就耗尽了地球。”[44]这不仅仅是因为资本能够在生态危机中找到新的“气候变化休克主义”（climate-change shock doctrine），[45]而且也因为资本会将负面效应外部化到全球南方。
就这样，全球南方承受了双重的负面效应。它不仅需要承受生态帝国主义对于自然和人力的掠夺，而且还会面临生态危机的真正影响，一旦一切再也无法被推迟。如同斯蒂芬·莱森尼希所说的一样，在全球生态危机的时代，资本的格言“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已经变成了“在我们身边，就是洪水滔天”（Neben uns, die Sintflut），我们再也没有时间了。这就是全球北方的“外部化社会”（Externalisierungsgesellschaft）的本质。[46]
全球北方的富裕生活显然依靠于在其他地区展开的掠夺，但通过时间、空间和社会上的转移，以及代谢断裂的外部化，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和非正义便不着痕迹了。这就是乌尔里希·布兰德和马尔库斯·威森所说的“帝国生活方式”（imperiale Lebensweise）。他们的观点是，生活在特定地区的一批特定的人群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以生活在其他地区的另一批人的生活状况恶化为条件的。[47]帝国生活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社会的现有秩序对于全球北方的某个社会群体来说似乎是诱人而舒适的，但它的真实代价却要强加给其他地区的另一组社会群体来承担。
当然，根本问题不在于“生活方式”，而是在于“生产方式”，因为掠夺人和自然、进行代谢转移的倾向，是资本的固有逻辑。帝国生产方式得到持续的再生产，而通过代谢转移，其暴力成为不可见的。因此，在全球北方享受富裕生活的人们首先被迫对帝国生产方式带来的结构性不平等保持“无知”（Nicht-Wissen），但是只要它们的富裕生活能够得到保证，他们就开始接受这一不平等，把它当作某种可取的东西，通过逃避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而将这一生活内部化。他们意愿无知（Nicht-Wissen-Wollen）。于是，帝国生产方式便被转变为了“帝国生活方式”。
然而，无止境地转移代谢断裂是不可能的。随着为了掠夺而开展的竞争变得日益残酷，随着中国、巴西和印度的飞速发展，我们会越来越难以忽视代谢断裂所引发的负面效应。随着用于外部化的空间的缩减，一度被掩盖起来的代谢断裂正变得越发显见，气候危机导致了热浪与超级台风，甚至在全球北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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