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我国存在“三个不适配”，应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的“2021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于2021年12月2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出席并演讲。

　　刘尚希表示，从中长期来看当前的形势，今天面临的经济问题与三个不适配直接相关：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适配。“我们经济转型，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是走在前面的，而我们的社会转型是落在后头的。我们过去不仅仅是有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计划社会。我们计划经济的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我们计划社会的改革相对滞后。比如说你有户籍的问题，户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导致的社会基本权利的一些不平等，还有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实际上都反映出社会转型制约经济转型”。

　　二是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适配。

　　三是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进入新时代，我们是高质量发展，政府怎么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其实政府转变职能，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直在推动，但是政府转型，发展的这种要求，发展的转型步伐来讲，它存在不适配的地方”。

　　刘尚希强调要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构建新的确定性，我们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对风险进行全面的治理”。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尚希：尊敬的彭华岗秘书长、徐善长司长、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大家上午好！按照会议的要求，让我谈谈当前的经济形势。其实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不确定性。

　　中央提出来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在不确定性的这个世界怎么稳住中国经济，怎么稳住中国发展，怎么才能实现“稳”？我觉得要呈现出认识这个不确定性。

　　一是如何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第二是怎么看，如何来应对。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呢？这实际上是需要我们有一些理念的变化。我觉得一个基本的理念变化就是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我觉得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能呈现出认识这个不确定性。

　　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我们要稳，我们的确定性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构建。我们不能指望从客观世界中找到某种确定性，实际上现在我们无法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是在扩散的，因为大变局加速演进，这个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其实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大家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病毒在不断地演进，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吗？其实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病毒它才会在全球流行，因为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形成了一种全球的分工与合作，人员、资金都在全球流动。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种大流行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看似是客观世界产生的这种病毒的变异带来的不确定性，其实在人类社会这个角度来说，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说，它是内生的一种结果。

　　观察经济形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风险成本分析法，过去谈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风险会转化为成本，这个成本会变成企业的成本、个人生活的成本，也会变成政府的成本。

　　当这个风险上升的时候，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上升。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来讲，实际上三层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在一起，需求收缩，十分典型的是内生的因素，供给冲击，从国家来说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带来的，但放在全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它也是内生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它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所以这也是我们人类文明在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

　　预期转弱、经济增长，我们平时谈得比较多，其实经济既有增长也有收缩，但我们只看到了增长，没看到的是收缩，其实经济增长的增长是净增长等于增长扣除收缩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但我们只看到这个结果。其实经济是在不断地增长和不断地收缩之间交替出现的，发达国家那是因为它的增长损害多，收缩的损害少，那么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不发达的国家，它收缩加大，增长减少。

　　这三层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归结为风险在公共化，风险在全球化。而各种风险又在叠加纠缠，这是量子力学的概念。风险是一种叠加态、是一种纠缠态。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这个虚拟现实不能说把风险预测越好，防范风险做得越好，风险就不存在了。但是你掉以轻心不当回事，风险就到了你的头上。所以风险是无法作为的，这跟我们传统经典科学思想的逻辑是不一致的，所以要重新认识不确定性及其风险，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我们现在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我们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短期问题要从中长期来看，从中长期来看当前的形势，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三重不适配直接相关，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适配，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是走在前面的，而我们的社会转型是落在后头的。我们过去不仅仅是有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计划社会。我们计划经济的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我们计划社会的改革相对滞后。比如说你有户籍的问题，户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导致的社会基本权利的一些不平等，还有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实际上都反映出社会转型制约经济转型。

　　市民化制约了市场化，导致资源错配的风险上升，这种资源错配不仅仅是物质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的错配，我觉得这个风险在急剧上升。还有物力、财力的资源错配，这导致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第二个不适配就是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适配，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

　　还有一个不适配就是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进入新时代，我们是高质量发展，政府怎么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其实政府转变职能，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直在推动，但是政府转型，发展的这种要求，发展的转型步伐来讲，它存在不适配的地方。

　　所以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去推动政府转型，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策的合成谬误，不同的政策从各个部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合到一起出现问题了，这叫合成谬误。还有一些分解谬误，就是这个任务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也是不能分解的，一分解就会出问题了，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这一类的现象，我在这里不多讲，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两个政府转型和经济转型怎么适配？我们才能消除更多的不确定性，构建我们新的确定性，才能稳住当前的经济形势。

　　再一点就是体制机制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起。我刚才说，不确定性变成风险，风险转化为成本，这样成本有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微观成本，现在成本上升到企业大家都有深切的感受，居民感受到了这种成本的上升，政府财政的成本也全面上升，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经济社会的这种脆弱性在成本上升中它就会加大。所以我们要提升经济的这种韧性，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要降低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就要构建新的确定性。

　　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运行逻辑、发展逻辑其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需要重新认识货币、银行、金融市场，这需要我们有新的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直接融资，但是直接融资的发展难以尽如人意？在这方面是与我们的体制机制有关的。

　　当前宏观的不确定性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生产函数、消费函数都已经变了，如果我们还是按照原有的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去制定政策，来思考对策，那毫无疑问这就会导致刻舟求剑。

　　所以当前的政策的基本逻辑，我觉得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权衡，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七大政策，实际上这七大政策的背后面临着七大风险，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七大风险，所以提出了七大政策。我觉得中央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风险，我们用政策去对冲这些风险。

　　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去构建新的确定性，我们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对风险进行全面的治理。

　　所以对标中长期目标，我们应当更为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因为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问题，更不可能化解长期风险，所以各项政策都应基于治理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应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家来商量。这些政策只有按照治理的要求来制定这些政策，那我想这个政策才可能是最为确定性的，才能避免这些政策自行其是，反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教训的，是应当要吸取这些教训的。

　　应当着眼于中长期持续、深入、全面推进阶段性改革，刚才我说的社会转型之后是经济转型，实际上我们面临着结构性的扭曲，我们的城镇化按常住人口统计将近64%，但是我们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45%，在发达地区这个差距更大，这就是反映了就业的结构变了，人们就业的形态变了，但是我们的这种社会身份的结构却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二元结构的问题，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

　　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不仅仅是国有、民营的问题，还有国有和集体的问题，还有土地，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这个土地怎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其实这都是与二元所有制直接相关的问题。

　　农民是生活在集体的土地上，市民是生活在国有的土地上，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经济和集体土地是绑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农民怎么样市民化？不仅有进城难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因为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样随身携带跟转移，现在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障碍。

　　从这点来讲我们国家按户籍人口来算，从社会身份的意义上有55%的农民，只有45%的市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但我们可能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我们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减少了，市民增加了，那么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市民化这个过程，世界上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的过程。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我们怎么样破解这个二元结构，加快市民化、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我觉得这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三，预期管理的核心就是构建新的确定性，重新找到方向。因为不确定性给大家带来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能就停下来观望、等待了，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找到新的坐标。

　　针对不同的主体，事先有针对性的应对管理措施，比如说市民化的预期，我们平时讲消费预期、投资预期，我觉得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市民化的预期更加重要，短期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行为的时度效，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从我确定性出发，可能你得到的往往是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十分不完善，政策操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从确定性出发，以为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对这个政策做预评估，没有对政策输出的过程进行深入的风险的评估分析，所以导致一些政策不应当导致的一些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时度效的把握，我觉得要建立在新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

　　最后一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财政金融属于相互贯通的两个层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血液。但是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货币是国家对人民的虚拟负债，跟我们平时讲的负债不是一个概念。利率为零时，国家债务等同于货币。怎么运营好国债、货币这两个规律，我觉得这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还有专家专门讲金融的问题，在这里我不多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和实体经济是什么关系？我觉得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时间关系我不多讲，说的不一定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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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