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主要有两类：有人把伟大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的生活，有人把不能实现的生活变成了伟大的梦想。费尔南多·佩索阿显然属于后者。他说：“我只走一座桥，架设在我之所无与我之所有之间。”通过这座桥，我们看到“理性的闪亮划破生活的沉沉黑暗”，看到“生活充满着悖论。如同玫瑰也是荆棘”，看到一颗真诚、博大而又敏感、疲惫并且矛盾丛生的心灵。

　　费尔南多·佩索阿于1888年生于葡萄牙里斯本，父亲在他不满6岁时病逝，母亲再嫁葡萄牙驻南非德班领事。佩索阿随母亲来到南非，在那儿读小学、中学和商业学校。在开普敦大学就读时，他的英语散文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奖。1905年他回到里斯本，次年考取里斯本大学文学院，攻读哲学、拉丁语和外交课程，并且继续用英文阅读和写作。

　　尽管佩索阿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的诗歌、部分评论和戏剧，但他并不热衷于向外人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生前出版的著作寥寥，诗集《使命》是诗人生前唯一发表的作品。

　　佩索阿的本名来自拉丁语，有“面具”的意思。佩索阿是一个封闭而自傲的人，常常掩饰自己，以面具示人。佩索阿除了用本名进行创作外，还给自己杜撰了72个异名，所谓的“异名”也就是笔名。佩索阿不仅为其中的异名者编造了身世，似乎他们确有其人，甚至还为他们创造了思想体系和写作风格，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实在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事实上，佩索阿并不是一个对时代漠然置之的人，时代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20世纪30年代，葡萄牙财政部长萨拉查独揽大权，奉行愚民政策，专政时间长达30余年，佩索阿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曾经写下大量反对萨拉查政权的言论。他小心翼翼而又如此真实地把时代的不安和生命的真相呈现给读者。1935年11月29日，佩索阿因肝病严重恶化被送进医院，当天他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不知道明天将会带来什么”，第二天便逝世了，年仅47岁。

　　佩索阿去世后，他生前只在小圈子里流传的作品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从1943年开始，他的朋友路易斯·德·蒙塔尔沃开始整理他的遗稿，而出版佩索阿全集的工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惶然录》（又译《不安之书》）、《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阿尔伯特·卡埃罗》等陆续问世，并被翻译成不同版本在世界范围内流传。他的祖国将他和16世纪的大诗人卡蒙斯并称为葡萄牙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葡萄牙的文学史家更认为应该给予佩索阿“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和乔伊斯同样的地位”。1985年10月15日，为纪念诗人逝世50周年，葡萄牙举行盛大的迁葬仪式，将佩索阿的遗骨移至里斯本热罗尼莫大教堂的圣殿，供人瞻仰。

　　法国思想家阿兰·巴丢曾这样评价佩索阿及其作品：“我们在精神上成为佩索阿的俘虏，在更深的层面上是因为哲学还无法完全理解他的现代性。所以我们发现自己在读这位诗人的时候总是无法逃出他的手心，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接受到一种命令，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是沿着柏拉图和反柏拉图之间的道路，在诗人为我们开辟的空间中前行，那是一种多元的、空虚的和无限的哲学。这种哲学将为这个众神从未抛弃的世界带来福音。”

　　我们应该庆幸这样一位书写者的存在并紧紧抓住这转瞬即逝的福音，走进费尔南多·佩索阿的灵魂深处，在浮躁和喧哗的尘世，尽最大可能保持内心的敏锐和纯净，并努力朝着“我的生活如市民，我的思考如上帝”的方向耐心地行进。

　　（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