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第五期｜刘氏兄弟：希望是个好东西_

来源：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1984年，被媒体称作“企业家元年”。在这个神奇的年份里，消失多年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重新被唤回中国，从而开启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鲁冠球、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刘永好兄弟、南存辉……等等，作为“探路者”，他们在创业历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凝聚起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亚布力论坛曾出版的书籍《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就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企业家们的奋斗传奇与非凡精神风貌。

2024年，距离1984年整整40年。在这特别的时刻，我们将依据《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这本书推出系列内容，再次呈现与纪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像。

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刘氏兄弟，了解他们如何拼尽全力，打开“希望”之门。

在好莱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用19年时间，凿开了一条通往自由的隧道，并且留下了一句经典台词：希望是个好东西。

对于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四人来说，希望，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小时候，刘永好曾经幻想过“每周吃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并非他目光短浅，实在是太过饥饿。因为饥饿过度，老大刘永言曾经患上水肿，险些丧命。同样是因为饥饿，老二刘永行被迫送人，但他一次不小心把腿摔断了，又被人送了回来。老三刘永美延续了二哥的命运，过继给别人家，从此改名换姓叫陈育新。

刘氏兄弟四人

1978年，刘永行在成都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时，曾经和同学们谈论起未来。他希望，到了2000年，工资可以涨到2000元。那时候，一个刚进工厂的学徒工每个月只有18元薪水，即使是像他们这样的大学生，毕业后工资也不过40元。2000元人民币——放在当年，简直是痴人说梦。

不用等到200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早已经盯上了这几个“卖饲料”的中国兄弟，并且在1995年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答案——6 亿元！面对突如其来的中国“首富”，人们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还没等人们完全缓过神来，这个数字又变成了83亿元，然后是204亿元，再后来是553亿元……这其中，并不包括刘永言和陈育新的个人财富。

联想起1983年他们创业时的1000元，人们仔细打量富豪榜上的刘氏兄弟，仿佛看见了几个“天外来客”。其实，刘氏兄弟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地心引力”。让人炫目的财富背后，他们与常人最大的不同，也许是他们抓住了机遇。当然，这只是创业者第一要务，接下来他们所做的，就是拼尽全力，捍卫这个机遇。

刘氏兄弟四人

遥想当年，刘永好曾经是“革命小将”，以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己任，后来却投身于“私营经济复辟”，不遗余力。时代更迭，早已经换了人间。

刘永行曾经感慨，在他过往的人生中，至少面临过四个艰难的选择——（1）要不要下海创业；（2）如何向全国拓展“希望”；（3）四兄弟要不要分家；（4）在饲料业之外，如何选择第二主业。

命运有时就像令人纠结的选择题，正是在填写这一道道选择题的过程中，“希望”之门轰然大开。

1984 年，陈育新正式从四川省新津县农业局辞职。作为先行者，陈育新拉开了兄弟四人“逃离体制”的序幕。此后的三年里，刘永行、刘永言和刘永好相继辞去公职，跳入“商海”。

刘家一门四杰，自邓小平“重启高考”后相继迈入大学校门，毕业后分别进入成都906厂计算机所（刘永言）、新津县教育局（刘永行）、新津县农业局（陈育新）和成都机械工业管理学校（刘永好），然后又陆续扔掉“铁饭碗”，扬长而去。在小小的新津县城，他们的举动曾经掀起过不小的波澜。

如今，“逃离体制”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鲜。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却毫无疑问是一股“逆流”，绝对振聋发聩。体制内身份、城镇户口和“铁饭碗”曾经是无数人的梦想，千方百计求而不得，兄弟四人却挥挥手，轻轻松松把一切都抛诸脑后。即便是在风起云涌的创业年代，与其他创业者相比，刘氏兄弟仍然显得另类，与众不同。那个时代里的创业者，大都为穷困潦倒的农民或城市待业人群。他们身处体制边缘，原本就一无所有，风华正茂却找不到出口，才义无反顾汇入创业者洪流。但从体制内跳向体制外，从城镇奔向农村，在当时尚属罕见。先行者的决心之大，令人震惊。

其实，正式辞职以前的1983年，陈育新就已经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在偏僻的新津县古家村扎下营盘，办起了“育新良种场”。不是他非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只是，“国家干部”提出辞职，在新津县还没有先例，县里领导也拿不定主意，上报到省里，才批下“停薪留职”。

育新良种场

之所以选择到农村创业，是因为当时城市里机会不多，个体户还备受歧视。城里的人们还在谨小慎微，乡下的农民已经迈开了大步。在包产到户的大背景下，农民生活已经开始好转，各种副业也有蓬勃生长的迹象。创业的机会遍地俯拾，家家户户俨然都是个体户，论出身谁又比谁优越？对于兄弟四人而言，古家村更是绕不开的大本营。他们不是在古家村出生，就是在古家村成家，或是在古家村插过队。

陈育新曾在古家村当过12年农民，并且在那里结婚生子，后来才考上大学。他毕业于农业大学，专业上占据优势。除此之外，在兄弟四人中，陈育新的家庭条件最差，改变命运的渴望也最强烈。因此，他当仁不让地成了兄弟四人中的“探路者”。就这样，刘氏兄弟向“希望”迈出了第一步。

早在1979年，兄弟四人就已经蠢蠢欲动。那个时候，个体经济有细微复苏迹象，他们就尝试着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刘永言精通计算机，刘永行从事过无线电维修，陈育新熟悉电子仪表装配，刘永好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兄弟四人一拍即合：办电子厂，“科技创业”。公司的名字都想好了，叫作“新异”——因为他们都是大科学家爱迪生的粉丝，爱迪生的公司叫“GE”。样品很快也做出来了，是一台音箱。刘永言和刘永好负责音箱的电子元件，刘永行和陈育新负责的是木结构和包布。反复试验后，他们把音箱抬到新津县百货大楼里看看市场反应，居然有人想买。兄弟四人喜出望外，下定决心，要办一家工厂。

当循规蹈矩的他们向政府部门提出办厂的想法时，政府职员都当笑话来听。你们有工程师吗？他就是，兄弟们指着老大刘永言，他是成都军工厂的工程师。他们单位会同意他辞职吗？会的，兄弟们异口同声。我们要去调查，对方回复。最后的答复是不同意，那个时期哪有军工厂工程师可以辞职这一说！还是不服气，可问题是，办厂资金从哪儿来？兄弟四人养家都艰难，投资建厂简直是痴心妄想。他们不断寻找合作者，国营企业难打交道，乡下的社队企业或许还有希望。

他们把音箱抬到了乡下。计划是：兄弟四人出技术和管理，生产队出资金，共同合作生产。生产队长果然很感兴趣，很快便上报公社。公社书记正气凛然，拍案而起：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兄弟四人吓了一跳，抬起音箱溜之大吉，从此偃旗息鼓。

1982年12月4日，个体经济第一次写入了宪法：“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仿佛一声惊雷，“希望”重新燃起。两个月后，1983年2月，兄弟四人再一次相聚，讨论的主题一成不变—— “干点儿自己的事情”。

刘氏兄弟四人

电子厂的想法早已搁置，从此不再提起。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干些什么？

1978年，刘永言在成都电机厂期间，曾经研制出了《BCD数控编程软件》，他有过到全国各地推销软件的经历，并且赚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笔为数不少的钱。1979年春节，由于买来的一只鹅挣脱绳索跑了，年夜饭里的肉食没有着落，无奈之下，刘永行曾经摆过地摊帮人家维修电器，七天时间挣了300元。1980年，陈育新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一边忙于学业，一边顾及家里农活。当时农村经济已经开始搞活，他也曾经搞过副业，编过竹筐到市场上卖。

1969年，刘永好当知青的时候，曾经扛着爆米花机器走乡串户摆过小摊，不仅给所在的生产队赚来了将近1000元，也给自己挣来了不少工分。

推销软件、维修电器、编竹筐、爆米花……听起来都不靠谱。会议开了三天，兄弟四人终于形成决议——去古家村，养鸡，当“专业户”。这个想法出自陈育新，他曾经在什么地方看到一种叫“红育”的良种鸡，他认为可以在农村推广，进而改变农村养鸡模式，农民多赚钱，自己也能从中获益。

如果兄弟四人当年写有商业计划书，以现代企业的眼光看，此计划书何其粗陋——项目名称：育新良种场。

商业模式：从国营供销社买来小鸡，饲养产蛋，然后孵出小鸡，卖给农民。再从农民手里买来种蛋，孵化成小鸡，卖给农民……如此循环反复。

市场前景：自包产到户以来，粮食大幅增产，人们的生活要求也开始升级，不再满足于填饱肚子，对肉食和禽蛋等农产品也有了更丰富的需求。

启动资金：1000 元。

这个“决议”让很多亲友觉得不可理喻。刘大镛的四个儿子，三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放着城里令人羡慕的工作不好好干，“居然要回乡下当农民”。甚至母亲郑康致都难以理解，她责问陈育新：“农村太苦，你当了十多年农民，还没当够？”然而，创业的激情在四兄弟心中激荡，他们已经不管不顾了。

没有钱，兄弟四人打算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却根本不搭理他们。理由很简单，“没有这个先例”。无奈之下，母亲贡献出了她辛苦一生的积蓄，但还是不够。刘永言又把自己的一块电子手表卖了，刘永行也卖掉了代步的永久牌自行车（他腿不方便，自行车是必需品）……终于，他们凑够了1000元。

没有厂房，陈育新腾挪出了他在古家村的住房，稍加改造，就成了育雏室。后来厂房需要扩建，刘永好专门从成都拾来了一堆旧砖，用拖拉机运回古家村。兄弟四人齐心合力，一砖一瓦，像模像样地盖起了厂房。

育新良种场

没有孵化设备，兄弟四人就自己动手。找来废钢材，再到工厂里租来工具，敲敲打打，就做成了孵化器。他们甚至连一把剪刀都舍不得买，也是自己制作。为了大量孵化，他们决定采用电孵的方法——知识派上了用场。刘永行买来零件，并且征用了家里的碗柜，反复试验后，1983年9月，电孵化箱终于研制成功。1984年3月，刘永言又设计出了大型全自动蜂窝煤孵化室，并且投入运转。

陈育新辞职“下海”之前，兄弟四人也做过风险评估。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政策风险。此前的1982年，经济领域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各种经济犯罪立案16.4万件，判刑3万人，温州“八大王”首当其冲。为确保自己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3年3月，陈育新找到了县委书记钟光林。县委书记倒是开明，点头同意。作为条件，陈育新还要担负起一个责任——带起10户专业户，“共同致富”。

市场风险也不能不考虑。陈育新先行一步，已经破釜沉舟。一旦创业失败，陈育新失去工作，生活将如何为继？其余三兄弟个个仗义：他们将负责到底。

至于机会成本，多年以后，刘永行在传记作品《希望永行》里间接作出了回答：“如果我们一直待在机关里，到今天最多是科级干部。”

1983年，育新良种场孵化小鸡5万只，带出11个专业户，顺利完成县委书记托付的任务。

1984年4月，兄弟四人接到了创业以来最大的一张订单，却也遭遇了创业以来第一次重大危机。订单来自邻乡农民尹志国，他一口气预订了两万只小鸡。下单后，尹志国以一张信用社的支票做抵押，拉走了2000只小鸡。事实上，尹志国并非养鸡户，他只是在做投机生意，不断买鸡，不断变现。结果，在运输途中遇到大雨，毫无养鸡知识的尹志国用雨布盖住车厢，2000只小鸡都被闷死了。

尹志国躲起来不敢见人，刘氏兄弟等不来他，打算把支票兑现，可信用社告知，支票是假的。刘永行气急败坏赶到尹家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幅投机失败的凄凉景象——尹志国几次意欲自杀，其妻跪求刘永行放过他们一家。尹志国无本生利带来的损失，却落在了不知情的刘家兄弟身上。更要命的是，育新良种场里，尹志国订单里的一万多只种蛋正在陆续孵化成小鸡。除非让它们都死去，否则良种场每天还得破费几百元饲料喂养。当年社会月平均工资仅几十块，公职在身的三兄弟一个月工资相加还不够小鸡们一天的饲料钱。何况，孵化这批小鸡的种蛋钱还欠着。

任何极端的解决方式都想出来了，出走新疆，四家人带着母亲一起隐姓埋名，等等。最后时刻，大哥刘永言发话：横下心来，把小鸡孵出来卖掉，把欠农民的种蛋钱还上。当晚，兄弟四人便开始劈毛竹编鸡篓，第二天一早，他们拎着鸡笼上了成都的市场，与其他小贩一起吆喝起来。成都、邛崃、大邑、双流……早出晚归，四处奔波。足足一个半月，18000只小鸡卖完。赊欠农民的钱款结清，最后还余720元，“利润”平分，每人180元。经过这次骗局，四兄弟元气大伤，热情锐减，良种场停摆了好几个月。

半年之后，不死心的刘家兄弟又凑在一起开会，这一回，他们还是讨论要做点什么。养鸡场的实践，至少让他们开始了对“市场”的探索，并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受到“市场”的教育。这次讨论达成的共识是，“第三次创业”——养鹌鹑。

刘氏兄弟养殖鹌鹑

养鹌鹑的灵感，来源于刘永言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送给中国政府领导人一批鹌鹑。

兄弟几个对鹌鹑不了解，原本兴致不高。然而，当他们听说鹌鹑的外号时，眼前又是一亮。“下金蛋的鸟”——鹌鹑不仅营养价值高，产蛋率也很高。一枚蛋的售价，几乎是其成本的两倍。兄弟四人毫不犹豫：养鹌鹑。这是1984年。

鹌鹑在当时并不多见。四处寻找，终于在灌县（现都江堰市）找到了卖家。刘永言花光身上所有的钱，换来50只鹌鹑和200个种蛋，宝贝似的扛着它们，步行几十公里回到了育新良种场。

鹌鹑怎么养殖？兄弟四人面面相觑，全都一脸茫然。幸好鹌鹑占地面积小，兄弟四人干脆把鹌鹑种苗分开，各自带回家去试验养殖。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当他们掌握了养殖技术以后，育新良种场开始大面积养殖。

鹌鹑下蛋了。数量少的时候还好办，可以直接卖给农贸市场里的小商小贩。当数量越来越多时，小贩们消化不了，他们就去成都的副食品商场里租了个柜台。养殖规模一再扩大，一个柜台也不够用了，又去农产品批发市场里租了个店铺，发展起一批分销商，开始搞批发。兄弟四人日夜操劳，鹌鹑越养越多，蛋也越下越多……打开成都市场以后，他们又开始放眼全国。

第一站是重庆。第一批蛋四十五箱，每箱1350个。听说箱子里是鹌鹑蛋，火车站不干，担心兄弟四人“投机倒把”。兄弟们磨破嘴皮，总算把货送上了行李厢。安全抵达重庆，又跑遍各个农贸市场，终于打开了局面。紧接着，西安、兰州、北京、哈尔滨……一批批鹌鹑蛋从育新良种场出发，走遍全国各地，最远时卖到了国外。最多的时候，他们设在成都的批发总店里，每天吞吐数十万枚鹌鹑蛋。吞吐之间，利润滚滚而来。

果然是“下金蛋的鸟”，兄弟四人终于挣到了钱。

1985年，继陈育新之后，刘永行从新津县教育局辞职，全身心投入育新良种场。此时，在兄弟四人的带动下，新津全县的城镇和乡村兴起了一股鹌鹑养殖热潮。当人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养殖大军时，兄弟四人却奔向产业链上游，卖起了饲料。他们成立了鹌鹑饲料厂，刘永行出任厂长。

鹌鹑饲料是个意外惊喜。养鸡的时候，饲料是凭票供应，票主要配给农民，而农民更习惯于用玉米饲养，兄弟四人就从农民手里收票，一只鸡换三斤饲料。但是，鸡饲料并不适用于养鹌鹑，市场上又没有现成的鹌鹑饲料，只能靠自己。查阅资料，再请教专家，反复试验，他们终于配制出了鹌鹑饲料。

在这拨养殖鹌鹑的热潮中，国营饲料厂始终无动于衷，对市场变化毫无反应。于是，兄弟四人独家配方的鹌鹑饲料就变得炙手可热。养殖鹌鹑的人越来越多，饲料终于供不应求。有一个故事，足以说明饲料生意的火爆：饲料厂木门被挤垮了，再装上铁门，又被挤垮了。无奈之下，兄弟四人想了个办法：买饲料，先挂号。当地公安局还特意派出警力来维护秩序。可是，挂号的木亭子很快又被挤垮了。于是，最夸张的一幕出现了——饲料厂门口建起了水泥 “碉堡”。职工躲在碉堡里，向人们发号。号贩子闻风而动，又扰乱了秩序。没能挂上号的人们，为了泄愤，就向碉堡里扔石头，发号的职工被打得头破血流逃了出来。

1986年，刘永言从成都电机厂（906厂）辞职。此时，兄弟四人已经实现日进万金，总资产逼近千万元。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危机出现了。

饲料厂生意火爆，不仅说明饲料抢手，也能印证当年鹌鹑养殖有多么狂热。小小新津县，几乎家家户户养鹌鹑。最疯狂的时候，竟然养了3000万只鹌鹑。鹌鹑市场原本就不大，早已经接近饱和。照此发展，市场终将崩溃，刘家兄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刘家兄弟处于产业链的最上游，所以看得非常清楚，当时新津鹌鹑的生产总量甚至已经超过了铁路的外送能力，进一步发展的话会造成整体性风险。

1986年底，兄弟四人联合起草《告全县人民书》，大意为：鹌鹑已经过剩，请大家不要再继续“炒”鹌鹑，否则，必将蒙受损失。县政府也感到担忧，配合刘氏兄弟的行动，强令禁止所辖范围内的公职人员养殖鹌鹑，新津广播电台反复播送《告全县人民书》，但狂热中的人们根本停不下来。有人认为，刘氏兄弟不过是想独占市场。一时间流言四起。

流言包围之下，兄弟四人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将育新良种场里的10万只鹌鹑全部杀死，同时宣布，从此不再养殖鹌鹑。眼看兄弟四人自断财路，人们逐渐冷静下来，鹌鹑养殖狂潮也逐渐退去。当危机消除时，兄弟四人却面临新的选择——接下来，他们干什么？

1987年，刘永好从成都机械工业管理学校辞职。此时，兄弟四人已经拥有了千万资产。反复商量过后，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先投资200万元，创办希望科学研究所；然后又拿出400 万元，用于技术研发；再投资300万元，建起了希望饲料厂。

“希望”这个名号，源于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题词。那是在1986年11月，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期间，宋健来到新津视察了育新养殖场，并且为兄弟四人写下寄语：“中国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

“希望”有了，方向却仍不明确。鹌鹑显然不能再养，只剩下饲料生意，鹌鹑市场原本不大，养殖热潮早已经退去，鹌鹑饲料想必也不会再有大的发展。商量来商量去，兄弟四人又形成了决议——“上猪饲料”。

这一次产业转向由刘永好引起。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永好出差广东，供应商建议他到深圳走走。在泰国正大集团的工厂门口，他惊讶地看见，农民们在排队购买猪饲料。正大工厂的生产和销售近乎零库存，饲料从生产线上下来，直接就被客户装车拉走，供不应求。甚至，有些货车要在工厂外面排上三五天才能进厂开票。这一天，刘永好特别激动，他明白自己发现了一座金矿，而且这座金矿离自己特别近。自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养猪专业户不计其数，由此形成了巨大的饲料市场，毫无疑问，兄弟四人闯入了更大的市场。

研制饲料配方的艰难可以想象。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张，管理也是个问题。兄弟四人不得不一次次警告职工，不许在岗位上吸烟。“你说你有吸烟的自由，那么，‘希望’也有开除你的自由。”

1987年9月，“希望一号”新鲜出炉。这是希望饲料厂的第一批乳猪饲料，在“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的广告配合下，强势推向市场。四川是传统养猪大省，兄弟四人此前的创业经历也为他们积累起了良好的口碑，再加上“先试验后付款”的营销模式，“希望一号”推广顺利，销售一路飙升。

终于，到了跟“正大”交手的时刻。早在1979年，泰国正大集团就已经进入中国。它的第一个投资项目就是饲料。由于一直没遇到对手，短短几年时间，正大便从中国市场拿走超过6亿元的利润。现在，“希望”来了。

高手过招，其实没什么新意。四川市场的价格战打了一轮又一轮，双方坐上了谈判桌。划好各自的地盘之后，终于握手言和，宣布不再降价。经此一战，“希望”打出了名声，号称“中华饲料王”。借此名声，刘氏兄弟四处出击。短短几年时间，他们便在各地复制了数十家饲料工厂，终于将“希望”从四川推向全国。

从养鸡转向养鹌鹑，从鹌鹑蛋转向鹌鹑饲料，再从鹌鹑饲料转向猪饲料……以变应万变。一变再变中，良种场变成了饲料厂，饲料厂又变成饲料有限公司，再变成希望集团——“希望”终于成就了刘氏兄弟的事业。看似顺风顺水，实则险象环生。市场风云、政治气候……甚至兄弟亲情，都是一种考验。任何一个不小心，都可能扼杀“希望”。

第一道难关是1984年的“尹志国事件”，以当时的承受能力，那几乎是一场“灭顶之灾”。

当时为了完成这份两万只鸡雏的订单，由村干部做担保，兄弟四人向银行贷了一笔钱；此外，他们还向附近农民赊欠了许多种蛋。涉险过关之后，兄弟四人定下营商规则：不赊销，不欠债。

事后看来，“空头支票”其实算不上什么，不过是上当受骗，损失一点钱。吃一堑长一智，就当是初入“商海”交的学费。最难过的日子，刘永行后来回忆说，是1990年。

1990年，与正大集团正面交锋以后，希望饲料厂的销量激增到了6万吨，产值6000万元，兄弟四人资产超过2000万元。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感觉到，气候不同了。兄弟四人最开始察觉到的变化是，此前还络绎不绝的领导考察和媒体采访，忽然间变少了。然后，他们看到媒体开始讨伐“资产阶级自由化”。报纸上说，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再然后，他们听到传言，雇工7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将成为整顿的重点对象。

风声鹤唳，兄弟四人紧张起来。此时，希望饲料厂已经雇用100多个职工，自然是重点中的重点。一旦有风吹草动，刘氏兄弟注定是那只出头鸟。有员工告诉刘永行，离新津古家村不远的一个国营饲料厂，已经挂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红横幅，传言说苗头是对准这家已经在四川抢了他们生意的私营企业。年迈的母亲也听到了很多不好的消息，劝他们赶快收手，设法脱身。最可怕的后果，当时也有人替他们想好了——坐牢是小事，搞不好会被枪毙！

惶惶不可终日。兄弟四人想不通，创业七八年了，其中的艰苦不足为外人道，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呢？

终于，上级领导找上门来，不是来视察，而是来查看缴税情况。查看完了，领导很不高兴：“交税这么少，明摆着逃税嘛！”税金一直都是按要求缴的，怎么说逃税就逃税了呢？兄弟四人当时就吓坏了，立即拿起支票跑到新津县税务局，找到了局长。“我们把支票放在你们税务局，你们认为要缴多少，直接填支票好了。”税务局长当然不敢收支票，宽慰几句把他们打发走了。兄弟四人还不放心，担忧到了极点，“真的干不下去了吗”？

事实上，刘家兄弟的担忧带有普遍性，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得当时的很多私营企业主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文革”殷鉴不远，“极左”年代的记忆在这一代人身上烙印深重。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冲击，一些私营企业主如王廷江、蒋锡培等主动将工厂交给了“集体”。

从税务局出来，四兄弟连夜开了个会，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企业无偿捐赠给政府。2000 万资产全部捐出——多么艰难的决定，可见当时气候多么恶劣。破财免灾，明哲保身，兄弟四人已经顾不了那么多。捐赠书上，兄弟四人都已经签好了字，第二天便送到县委书记钟光林面前，只等领导批示。他们斗胆提出了唯一的条件：企业归了政府，希望还能交给他们经营。

如果领导批了，兄弟四人的命运就可能改写。结果却是，钟光林没批。县委书记说：“国家不缺这点钱，你们创下的企业还是归你们所有，由你们经营，县里从来没想过要没收你们的财产。”县委书记提醒，做事姿态低一些总没错。有惊无险，兄弟四人总算是舒了口气。

1993年3月15日，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为无地名私营企业集团公司，在四川省注册成立。这也是全国首家企业集团公司，且是民营性质。四兄弟谁来代表希望集团呢？三个哥哥一致推举刘永好做法定代表人，不能再叫“场长”了，还以良种场场长身份出去，人家理都不理。一个总裁，三个副总经理，希望集团开始走出四川。

1992年到1995年，是刘永行和刘永好极速扩张的几年，希望集团由此获得了饲料大王的地位，形成“哪里有正大，哪里就有希望”的战略布局，也奠定了现在的东方希望集团和新希望集团的产业体系。到1995年初，希望集团饲料版块在全国已经拥有26家工厂。兄弟四人越来越有钱，这时起，对他们而言，赚钱这一关早就跨越过去，接下来，就是享受商业操作本身带来的快乐。日后提起自己的行商原则，刘永行归纳为“顺势而为”，即大到国运，小到客户和业务模块，都必须作选择。选择高概率事件，那就是选对了势，在选对了势的情况下，创业就变得容易一些。观察本书重点讲述的几位成功企业家的成长路径，确实印证了这一判断。

1995年，商业版图越做越大，“分家”也提上了日程。对于兄弟四人来说，这显然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表面上看来，兄弟四人似乎一直未受“分银饷、论荣辱、排座次”的困扰。创业初期，兄弟四人有难同当，亲情高于利益，不分彼此，都毫无保留地付出。启动资金1000元里，也没有人说得清各自的出资比例。

在兄弟四人中，刘永言扮演了决策核心的角色。在遭遇困难和重大转型时，大哥刘永言曾经一言九鼎；刘永行长于钻研，在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方面出力不少；作为先行者，陈育新的作用不言而喻，他几乎一个人扛起了创业初期的巨大风险和繁重劳动；刘永好则能说会道，在市场拓展和品牌塑造方面立下过汗马功劳。正是这样一个互补型兄弟团队，保证了原始积累的顺利完成。没有人计较位置，也没有人在意名利。

随着企业的发展，兄弟四人的价值观和兴趣发生了分歧，分家势在必行。从1993年到1995 年，经历过两次分家，在保留希望集团母体的前提之下，兄弟四人平均划分资产，各奔前程——刘永言掌管大陆希望集团，刘永行掌管东方希望集团，陈育新掌管华西希望集团，刘永好掌管南方希望集团（后更名为新希望集团）。刘永好说：“分家是从传统家庭企业向现代企业的演进，这是主动的选择，也是理性的选择。”万科董事长王石对此有过评价：“一般企业在年销售额达到20亿元的时候，会有一个坎儿。希望集团的这个坎，以分家的形式出现，顺利地迈了过去。”

在兄弟四人中，最先出名的是陈育新。作为“致富带头人”，在20世纪80年代，他频繁出镜，代表兄弟们接受各种荣誉。到了90年代，陈育新渐渐退至幕后。1993年，四川省拟安排陈育新作为私营企业家代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然而，陈育新不愿再抛头露面，提出在其余兄弟中选出一人。刘永言只想着钻研科技，刘永行也热衷于在全国开拓分公司，善于交际的刘永好于是被推向前台。1993年3月25日，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界代表，刘永好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刘永好在人民大会堂作了主题发言，发言的标题是：《私营企业大有希望》。发言中，刘永好感慨道：“私营经济终于和国有经济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