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大湾区应成为“双循环”重要枢纽，推动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 李振 柳宁馨 广州报道  10月15日，第130届广交会正式开展。当天下午，作为珠江国际贸易论坛分论坛之一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易合作分论坛在广州举行。该论坛以“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黄奇帆在会上进行了题为《新阶段大湾区贸易发展的新格局新突破》的主旨演讲。

　　黄奇帆表示，当前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五大新特征：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

　　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引进来走出去

　　黄奇帆介绍，自2001加入WTO到现在，中国20年来累计实际使用外资接近2万亿美元，近十年累计达1.2万亿美元。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第一大国。即便在去年全球投资大幅下降背景下，我国引进外资规模也达到1493亿美元，逆势增长5.7%。而从1980-2012年，中国30多年累计走出去投资5000亿美元，从“十八大”后到现在，不到10年间我国走出去投资就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

　　“这实际上是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引进来、走出去，是由过去商品流通的大进大出，升级到了资本要素跨境便利流动。”黄奇帆说。

　　他预计，10年后中国GDP会达到160万亿人民币，按现行汇率换算约24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27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必将对疫后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直接而持久的拉动，进而助推世界经济循环逐步走出低迷、走向复苏。”黄奇帆说。

　　但他也指出，尽管中国已经是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但服务贸易结构中存在着逆差大、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比重高，资本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比重较低的问题。

　　“在外贸结构中，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从2012年的11.1%提高到2020年的12.44%，8年才提高了1个多点。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服务贸易的比重将会逐步提升，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将共同支撑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 ”黄奇帆说。

　　他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针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党中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是中国主动应对规则之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大举措。

　　“这是更深层次的开放——从过去几十年推动要素流量型开放的基础上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其实质是要全面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实现国内国际营商环境趋同化。”黄奇帆说。

　　大湾区是规则制度型开放先行者受益者

　　“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取得成功，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是在推动要素流量开放的同时兼顾规则制度型开放，甚至可以说是以规则制度型开放有力推动了要素流量型开放，二者相得益彰。其中，规则制度型开放是深层次的、根本性质的。”黄奇帆认为，大湾区是我国规则制度型开放的先行者和受益者。

　　150年前香港被辟为自由港，其独特的制度设计使其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香港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基于三个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是税费方面的制度安排，二是以“高度自由”为特征的自由港制度体系，三是以普通法辅以成文法为基础的法治秩序。

　　“香港企业所得税几乎全球最低，个人所得税最高15%，不征流转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遗产税、馈赠税、进出口关税、资本增值税等，这些都对国际资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人员往来自由和数据流动自由等也吸引了很多跨国公司将香港作为地区或全球总部。”黄奇帆认为，港澳作为自由港为粤港澳大湾区更高水平开放提供了重要样板和借鉴。

　　广东本身就有开放的基因和开放的文化。也正因为这样的基因与文化，为广东在新时代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奠定了底蕴。深圳才一马当先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为依托，拉开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序幕；一批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开放口岸成为当时要素流量型开放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规则制度开放的试验田。

　　以最早的蛇口工业园区为例，在开发与建设过程中，除了学习借鉴了香港自由港有关零关税、低税率等安排外，还在劳动用工制度、干部聘用制度、薪酬分配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及实行企业股份制等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和创新。

　　“可以说，这些规则制度层面开放，实际上引领带动了要素流量的开放，正是在这些平台的推动下，广东成为当时我国外循环拉动牵引国内大循环的枢纽。”黄奇帆说。

　　进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和国务院赋予粤港澳大湾区特殊使命。

　　近期发布的关于横琴和前海的两个合作区的相关文件，分别要求其“率先在改革开放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大胆创新，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两制’优势的区域开发示范”“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不断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新要求新措施将推动大湾区在规则制度型开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以大湾区更高水平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黄奇帆认为，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出发，原本作为外循环牵引国内重要节点的大湾区应当成为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枢纽，“相互促进”的关键仍在于推动更高水平开放。

　　一是要在补我国对外开放短板上有新举措。四十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尚存四个重要短板，分别是金融、服务贸易、公共服务领域开放和数字经济。

　　比如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外资金融机构在华金融资产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不到2%。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中，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粤港澳大湾区要用好这一政策，加快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入驻。

　　“粤港澳大湾区除了有两个自由港外，还有前海、南沙、横琴自贸试验区片区。要发挥这些高水平开放平台作用，在弥补这四个对外开放短板上有新进展。”黄奇帆说。

　　二是要在内外贸一体化上有新突破。大湾区外向型经济发达，是“两头在外”加工贸易发源地、聚集地，接下来要由“两头在外”转向“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实现内外贸一体化。

　　这需要支持企业开展“委托加工+自主品牌”生产方式，鼓励企业在海外布局更多销售渠道、服务网络、海外仓，逐步实现从贴牌生产向自主品牌生产转变。鼓励更多加工贸易企业从“两头在外”转向国内市场，在积极服务国际市场的同时，逐步提高内销比重。

　　三是要在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上有新作为。重点推动跨境电商、互联网+服务贸易、离岸贸易等新业态创新发展。

　　跨境电商方面，要抓住制约跨境电商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大力推动外贸业务流程改造和各环节数据共享，推进“关、检、汇、税、商、物、融”一体化，率先探索适应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新型监管服务模式和制度体系，促进贸易监管数字化转型、便利化发展。创新跨境电商服务模式，支持企业建设国际配送平台、境外综合运营中心和跨境贸易数据中心，更好融入全球零售体系。

　　“深圳的前海、广州的南沙、珠海的横琴等地都加大了对离岸贸易业态的支持，我相信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基础上，一定会成为离岸贸易的发展新高地。”黄奇帆说。

　　四是在推动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方面迈出新步伐。一方面，可进一步发挥大湾区开放优势，推动创新要素跨境自由便利流动，吸引集聚国际创新资源，打造国际科技合作创新平台。这既是提升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破解科技“硅幕”、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需要。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低碳经济对监管的标准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壮大数字经济必然涉及到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问题，涉及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过程中的“三新”经济监管问题，发展低碳经济时则将遇到低碳技术、绿色供应链的标准互认和对接问题，而这在中国宣布“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显得更加重要。这些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和监管问题都可以在大湾区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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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