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突发性“全球健康”危机，如何未雨绸缪做好药物研发储备？

　　原标题：21深度|面对突发性“全球健康”危机，如何未雨绸缪做好药物研发储备？

　　全球健康需要更多的未雨绸缪。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朱萍 实习生 彭欣怡 北京报道  “为什么新冠疫情带来了重大损失？因为针对这种突发性的传染病，全球药物储备是远远不够的。” 近日，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lobal Health Drug Discovery Institute，下称“GHDDI”）主任丁胜博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在最初面对新冠疫情时，全球医药界都很‘被动’，所幸，新冠疫苗研发成功了，抗体药也很快出来了。但之前没有多少口服小分子药物的储备，加之开发创新小分子药物的固有技术难度和周期，所以这次应对疫情就没有那么快。”

　　事实上，在此次新冠疫情暴发前，业界都知道可能会有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但投入非常有限，鲜有为 “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疾病投钱。对此，丁胜指出，如果2003年SARS之后针对冠状病毒的研发工作没有相继停滞或者中止，应对新冠的针对性药物储备就会相对充足，人类就不会显得这么手足无措。“今天谈‘如果’也还是对未来努力的一个鞭策。持续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为整个全球性传染病领域的药物研发者敲响了警钟。”

　　而在新冠疫情之外，还有像结核病和疟疾等很多全球性传染病正威胁着无数生命。雪上加霜的是，因为此前忽视了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人类与结核病的斗争至少倒退5~8年。尽管这些疾病关系着全球健康，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发达国家，疟疾等疾病不是“重大疾病”；而发展中国家在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对能治愈疾病的药要求却很高。丁胜分析称，若不去关注这些疾病并开发药物、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疾病，就谈不上真正的“全球健康”。

　　这样的现状与药企盈利的商业逻辑不无关系，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机构没有动力针对这些疾病进行药物开发。在这样时代背景下，包括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在内的一些非营利性质的科研机构应运而生。而作为中国首家由外资参与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科研机构，GHDDI专注于全球健康相关疾病的新药早期研发。长期以来，除针对结核病、疟疾、寄生虫感染等全球范围内患者群体庞大、缺乏有效药物以及潜在的传染性疾病等进行新药研发以外，GHDDI在针对新冠、乙肝等疾病加紧研发抗病毒药物。“我们希望通过GHDDI这样的非营利性机构持续投入储备性的药物创新研发，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传染病挑战。”丁胜指出，这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健康朋友圈”的一个路径，用中国的力量帮助解决全球健康疾病的威胁。

　　首个外资参与的民非科研机构

　　丁胜是干细胞和再生医学领域的权威，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C&EN）曾称他是“用小分子调控干细胞的先驱”。除了学术研究，丁胜还主持和参与了十多个first-in-class首创药物的研发，包括小分子、干细胞、基因治疗、抗体药物等，涉及癌症、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多个领域，创建多家领先的生物技术公司。

　　2014年回国后，丁胜参与筹建清华大学药学院并担任创始院长之职。

　　得知盖茨基金会希望借助中国的研究资源优势帮助解决全球健康问题，并在中国建设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的设想后，丁胜和基金会方面牵头策划，并提出清华大学共同主办这一项目的想法。

　　在丁胜看来，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四十多年来，确实解决了针对大量人口而不仅是局部的贫困问题，其中很多成功的范式，值得被其他国家借鉴、实施。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发挥药物研发平台能力和生产规模来降低成本，从而解决药物的可及性问题。

　　2016年1月，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与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正式签署共同建立GHDDI的合作备忘录。双方代表随后找到北京市政府洽谈，正在探索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北京市政府也表示出极大兴趣，随后北京市政府、盖茨基金会和清华大学三方合作共建的框架也基本达成。

　　根据机构章程，中心管理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中心主任负责制，5名理事会成员分别由三大发起方委派。丁胜出任该中心主任，理事长由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院长金勤献担任，他所在的清华工研院在成果转化、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均有颇多经验。

　　GHDDI也成为了国内首个由外资参与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科研机构，但其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丁胜回忆称，彼时全国层面仍未对新型研发组织出台专门的管理文件，在这个过程中要解决身份界定、政策法规、配套政策、管理体制等一系列不能在窗口办理的问题。“早期从注册、资金准入再到科研的具体过程，每一步都需要摸索，还曾被怀疑走不下去。”

　　与丁胜一起参与筹建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的理事长金勤献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也回忆了当初筹办时的各种突破与创新。

　　金勤献介绍称，国内监管部门往往对外资参与非营利组织持谨慎态度。而外资参与主办正是GHDDI一大特色，这在刚开始给相关部门带来许多担忧和工作难度，其中包括如何验证资金合法合规，因为以往并没有外资参与创办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先例。

　　与此同时，在该中心申请注册时，资金注入过程又出现了大难题。按最初约定，北京市政府、盖茨基金会和清华大学共同在五年建设期内向中心注资。但由于当时政策所限，政府财政经费无法直接注入民办非企业机构。

　　金勤献回忆称，当时正赶上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发展火热，北京市政府首次在科研领域采用了该模式，解决了这一难题。“在这个模式下，财务管理各方面比较清楚，机构能自主制订相应的运作政策，也可以提供与国际接轨的人才保障，并且可以在确定一个目标后，有相应的资源投入，并长线做下去，不追求短期盈利。”

　　“实际上，为抢先布局未来前沿产业，北京市政府以‘芯片’与‘药片’双轮驱动为核心，积极扶持高精尖企业，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在成果转化方面也做了大胆探索。此前，清华大学等学术机构更专注于做学术研究，但现在我们还在打造研究和成果之间的创新链接，将大学里的研究成果做进一步转化。GHDDI的成立和顺利运行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金勤献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丁胜介绍称，成立GHDDI，是要对未被满足的疾病开发出创新药物，并且希望在过程中开发一些新技术、产生一些新科学的认知，并实现人才的培养。“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政策上的创新，如前面提到的通过PPP模式支撑创新药物的研发，机制体制上的创新，如作为独立的公益机构如何进行研发等，而这些经验又可以被相关的行业借鉴，进一步释放中国的影响力。”

　　“全球健康”新定义

　　与以往的科研机构不同的是，GHDDI成立之初就聚焦在“全球健康”领域。

　　“全人类的、公平的健康。” 丁胜如此诠释“全球健康”，并认为全球健康更需要关注某些特定场景下影响人的生存、生活质量、经济状况的疾病，关注公平、平等的资源分配。他认为，各方更需要关注并解决未被满足的药物需求，关注被头部生物医药公司所忽略的疾病，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已有药物可以治疗、并且管理得相对较好，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药物没有被有效使用、影响人群众多的疾病。

　　而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流行的背景下，“全球健康”这一概念也更加鲜明地走进了大众视野。

　　“过去，‘全球健康’很少真正用于描述全球各个地区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发达国家的人们常常会用这个词指代中低收入国家人口的健康状况，虽然形容这一情况更准确的用词或许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健康’。”在GHDDI公布的2021年比尔·盖茨年信中，他也阐释了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背景下“全球健康”被赋予的新含义，“但这种情况在去年发生了改变。2020年，‘全球健康’和‘本土健康’融为一体。面对无视国界或地理边界的病毒，国与国之间、富裕与贫穷之间人为设置的区隔瞬间坍塌。”

　　在丁胜看来，如果再不去关注、开发从本质上解决“被忽视”的疾病的药物，就谈不上真正的全球健康。

　　被人们“忽视”的结核病和疟疾等全球传染性疾病正进一步威胁着数百万人的生命。据最新数据统计，2019年全球超过40.9万人死于疟疾，病例总数高达2.29亿。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1全球结核病报告》则显示，2020年全球结核病潜伏感染人群接近20亿，新发结核病患者达到987万。

　　“像癌症、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有非常多国家头部的生物医药公司在做研发。反而一些‘老’的疾病，商业回报低，仅在特定的场景下有需求，因此没有太多人愿意去投入做研发，影响了人的生命、生活质量乃至当地的经济状况。” 丁胜认为，全球健康最核心的理念是公平，是平等的分配和对待。

　　金勤献也指出，包括类似疟疾等在内的疾病，需要有针对性的药物，不仅要有效，而且要便宜。而同时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是很有难度的。

　　盖茨基金会也希望通过GHDDI调动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能力，关注并解决未被满足的疾病需求。

　　实际上，盖茨基金会曾尝试直接将资金给到药企、学术机构、研发机构等来支持相关疾病的药物研发，但最后发现可执行性的效率不高。

　　这也是盖茨基金会希望有自己能深度参与的独立的机构，不受商业利益驱使，能全身心投入全球健康领域疾病的创新药物研发的原因。

　　丁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大的制药企业虽然并不是完全逐利，也会关注社会效益、做公益事业，但毕竟药企是商业机构，受商业回报影响，会因自身效益终止一些药物研发。例如，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抗病毒类、抗菌类的药物研发基本被大药厂裁掉了。

　　盖茨基金会发现，仅仅通过给钱的方式驱动现有的有能力的药物研发机构投入全球健康领域效果并不好，经常被其他的因素左右，使其投入不可持续，或工作不可持续，不能有效的在设定的时间内清除/彻底解决疾病的需求。

　　融入“全球健康”朋友圈

　　在GHDDI官网中，“改善全球健康”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丁胜指出，GHDDI希望通过独立开发新药，在加大研发能力和创新转化技术基础上，为攻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疾病挑战、改善全球健康做出贡献。

　　事实上，中国是全球健康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讨论通过了《上海宣言》，旨在促进下一阶段全球健康促进工作，提升健康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正深度参与解决全球健康问题。

　　自成立以来，GHDDI一直积极参与到全球健康的议程设置中。去年8月，由欧洲创新药物计划支持的冠状病毒欧洲加速研发联盟（Corona Accelerated R&D in Europe，下称CARE）正式成立，旨在加快针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以及未来潜在冠状病毒威胁的药物研发。GHDDI是CARE联盟唯一的亚洲成员单位。

　　在丁胜看来，能力是全球健康话语权的核心，但是在具备能力之后，中国还需要积极参与贡献，调动伙伴一起解决问题，才能让中国获得全球健康话语权。

　　在今年9月25日的第六届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上，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司副司长张洪刚提到，“十三五”累计投入730亿元用以推进新药、医疗器械、健康产品等创新突破，2008年启动的新药创制重大专项，投入了210亿元中央财政经费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2020年，我国生物医药领域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分别位于全球第二和第一位。我国还积极推进国家医学临床研究中心建设，已在20个疾病临床专科建设了50家国家临床研究中心。

　　金勤献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虽然目前中国创新药快速发展，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很长时间内是以仿制药为主，一些基础研究比较薄弱，中国仍然需要做好底层技术研发和原创性突破。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周思源在上述大会上介绍道，从2015年到2021年8月份，国家药监局一共批准了72个创新药，其中4个品种是中美双报。中国的创新药实现了零的突破。但和FDA在2018-2020年批准的160个创新药相比，中国的first-in-class的新药还远不及美国，并且批准新药相对集中在抗肿瘤药物、抗病毒和抗感染药物以及镇痛药。

　　丁胜指出，创新药数量不足的局面有历史原因，同时也是因为中国的基础研究相对薄弱。未来包括大学在内的科研机构应该聚焦在更为基础、更“上游”认知的科学研究领域。

　　“要认识到科学创新探索之路是一个漫长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能一蹴而就。一个新药的研发，往往需要数十亿的资金投入，长达10年的研究开发过程，而且创新药成功率也仅有10%。” 丁胜指出，包括政府、资本等在内都要对创新药有正确的认知，这样才有可能做出真正的、中国的first-in-class的新药，更好地融入“全球健康”朋友圈，获得充分的话语权。

　　为未来做储备性药物创新投入

　　“全球健康”关系着全人类的发展，对于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丁胜用“被动”来形容最初面对疫情时的全球医药界。“比较幸运的是，新冠疫苗研发成功了，抗体药也很快出来了。但之前没有口服小分子药物的储备，这次就没有开发得那么快。”

　　丁胜表示，研发、技术等需要投入、积累，此次新冠疫苗、抗体药能够较快地出来，实际上也是与此前多年的“储备”密不可分。

　　例如，2005年发布的mRNA技术研究报告以及多年来在肿瘤领域的应用积累等，为美国辉瑞/德国拜恩泰科公司和美国莫德纳公司的新冠疫苗研发铺平了道路。

　　不久前，默沙东针对新冠病毒的口服小分子药物莫努匹拉韦（Molnupiravir）被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率先批准用于治疗特定新冠患者。随后，辉瑞公司公布了其抗新冠病毒口服小分子药物Paxlovid的Ⅱ/Ⅲ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该药能降低89%的住院率和死亡风险。实际上，这两款药物的效果也是基于先前针对抗病毒药物的研究积累。

　　而GHDDI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快速推进了三个小分子药物，金勤献称这也是基于GHDDI前期积累的研究成果及其技术平台的不断提升。

　　据了解，GHDDI针对病毒靶点直接抗病毒的口服药物已经启动相关申报流程，明年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另一类作用于激活人体自身免疫机制、同时起到广谱抗病毒作用的吸入式药物，目前正在完成临床研究申报的最后阶段，期待在年底前申报澳大利亚的一期临床试验。

　　事实上，开发口服小分子药物非常有挑战，在有疫苗、抗体后，GHDDI仍进行研发，丁胜进一步解释称，这主要是基于小分子药物本身的特点。“单凭疫苗一种手段很难达到国家要求的零感染标准，最终还是需要疫苗、有效药物和非医学防控手段共同作用。而药物中，抗体药虽然开发速度快，但是使用不方便且更容易产生耐药性，并且生产以及运输储存成本高；口服药物虽然研发难度大，但成本低、服用方便、不需要冷链运输，可以更有效地在疾病早期使用。”

　　丁胜指出，作为民非科研机构，GHDDI不以商业为目的，而是更关注疾病本身及其带来的挑战。“小分子药物作用机制的选择性比抗体药低，因此更有可能是广谱的，即针对变异或其他病毒也有作用。从药物创新的储备性投入角度来讲，非营利性的GHDDI有责任持续投入这样的药物创新研发，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传染病挑战。这也是由商业模式驱动的药企难以持续聚焦的药物领域。”

　　“我们需要持续投入储备的研发，坚持向科学要答案，等到需要的时候，才能够迅速反应。”丁胜指出了储备性药物研发对可持续地解决全球健康问题的重要意义。

　　当然，不以商业驱动的药物创新研发，意味着更漫长的孤独与坚守。丁胜认为，要敢于坐冷板凳，做被忽视疾病的创新药，是心怀热忱而非急功近利，是砥砺前行而非望而却步。“但同时，必须意识到，创新药物研发的核心是要投入资本去开发。药物源头创新需要长期而持续的投入，以支持科研创新人才和能力培养以及产业的良性发展。”

　　对此，金勤献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但也有所担忧：“做药物研发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耐心，也需要持续性的投入与支持。这是一件系统化、长期的事，我们国家也需要做好基础研究，但现在一些资本比较着急，甚至在赌，从长远看这并不利好研发。希望像包括GHDDI在内的机构，在目标、路径清晰后做‘长期主义者’。” 

　　而如何争取更多的“长期主义者”并肩同行且不离不弃，是让丁胜一直焦虑的问题，因为国内当前公益慈善领域对科研投入少之又少，民办非企业的新型研发机构在获得可持续的融资保障方面不容乐观。整体来讲国内传统的慈善捐赠习惯还是在扶贫救灾和基础教育领域，几十万人民币也许很快能建成一所肉眼可见的希望小学，但如果投到科研上，所需资金数额巨大且短期难见效，这也是科研无法回避的问题。此外，对于投资机构而言，虽然不断有机构提出“向善的资本”，但整体还在概念或者初步试水阶段，资本对于回报的期限仍然处在比较焦虑的时期。

　　据了解，目前丁胜还在努力与投资机构保持沟通，争取他们的支持，希望科学技术服务于药物研发取得突破性的同时，也在推动技术的延伸和商业衍化，并借此拓展GHDDI的影响力和投资价值。

　　近来国家提出的第三次分配让丁胜和他的团队看到一些曙光。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鼓励富裕群体通过慈善等方式回馈社会。这样，更多的社会资源得以重新分配，投入到一些促进社会发展和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关键领域，例如医疗卫生。“基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运营模式，像GHDDI这样的机构恰恰可以无缝衔接‘二次’与‘三次’分配，并充分利用三次分配的资源。我们特别期待更多细节政策的落地。”

　　（作者：朱萍，实习生，彭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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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