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之后，校外机构从业者如何求变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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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双减”之后，校外机构从业者如何求变

　　记者银昕

　　“我的下一份工作很可能不在教育行业了。”在巨人学校工作了两年半的李欣对《法人》记者说，遭遇行业滑坡，她每天想的最多的就是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双减”政策落地后，K12阶段的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业者的职业前景扑朔迷离。

　　有人坚守，有人“休假”

　　8月31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巨人学校中关村校区看到，办公区已经人去楼空停止营业，而不远处的报名大厅里，还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家长在交涉退费和转班事宜。

　　李欣的工作依旧没有停止。记者在现场看到，学生家长办理手续时，已被欠薪的学习管理师依然在岗。“我们现在仍然坚守岗位，主要原因是希望老板能看到我们的工作态度，对我们这些教职工好一点，能顺利发放补偿金。”李欣说。

　　陷入困境的校外机构对解约员工的待遇不尽相同。

　　记者了解到，字节跳动旗下的清北网校、大力教育，作业帮旗下的鸭鸭，以及果肉网校对员工进了“N+2”或“N+1”的解约补偿，这些教职工在拿到补偿后，找到新出路前，至少还有喘息的时间。

　　“我们公司不是上市集团，也不是在投融资市场上跑在头部的巨头，连试用期的新员工也给了一个月的全勤工资，这样的做法也还算过得去。”果肉网校的一位员工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她被解约时公司所给的待遇：公司宣布就地解散，她拿到了“N+1”的补偿，虽然不及字节跳动提供的“N+2”，但与某些被欠薪的同行相比，她至少可以静静地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职业规划，“我拿着补偿休个假先。”

　　“有投融资的资本宠儿还能给得起员工补偿，但只靠学费小本经营的校外机构可就难了。”北京飞马旅发起人郭昕告诉记者，以他在投资圈的经验来看，之所以有的校外机构连一个月都撑不住，“双减”当月就欠薪，是因为多数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只够撑一个月的”，“如果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企业还能撑三个月以上，那就算是很好的企业了。”郭昕说。

　　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除学科类老师外，学习管理师、课程推荐师及行政人员的就业门槛看似较低，换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继续从事类似的工作，在业务能力上没有问题。然而，非学科类校外机构并没有“接收”的打算。

　　“我们体量有限，没有招新的需求，那些人员不可能分流到我们这儿。”从事少儿滑雪培训的魔法滑雪学院创始人张岩告诉记者，非学科类的培训市场体量和学科类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不可能提供相匹配的就业岗位，薪资待遇也无法与学科类教育机构看齐。“非学科类的培训，因为没有中高考指挥棒的强制性，家长不是很积极。学科类机构的这部分人可能会分流到其他行业中。”张岩说。

　　不过，学科类培训老师的出路，根据专业区分，则大有不同。英语学科本质上是一种外语能力，虽然也受课程标准、教材以及考纲的影响，但就算是换一套课程标准、考纲或教材，其核心能力是不变的。此外，英语教育在K12之外依旧有比较大的市场需求，这就导致英语学科的教师留在英语培训行业中的可能性高于其他学科。

　　曾在某校外机构做过K12阶段英语教育的刘妍（化名）对记者表示，她下一步打算做翻译，包括笔译和口译，正在准备报名考取翻译所需的从业资格证。“英语老师的路子比较广，只要还能教英语就不会被淘汰。”然而，刘妍发现，在成人英语教培领域，新概念英语、雅思、托福、GRE、GMAT等早已形成了行业壁垒，其他英语老师很难短时间内走进那个江湖，现实一点的出路还是做翻译。

　　其余学科的老师则没有那么幸运。“我现在没有任何打算，只想着要回我的工资。”某校外机构高中阶段的物理老师吴某，近来心情十分低落， “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几乎没有物理学科的地位，如果不是中高考的指挥棒强压着，谁会来学物理？K12阶段的培训不让做，就等于让我们失业。”吴老师说。即便她已经不再是老师，但还是喜欢这样被人称呼。

　　回流公立学校似乎是另一个出路，“双减”政策中的课后服务和假期托管，增加了公立学校教师的在校时间和工作负荷，也对教师的人数提高了要求。就在8月下旬，根据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双减”政策整体部署和工作要求，北京市100余家公立中小学举办了专场招聘会，提供了366个岗位。然而，与北京市范围内的校外机构专职教师的数量相比，300余个岗位的数量只是杯水车薪。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立学校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300余个招聘岗位，更多会留给应届毕业的师范院校学生。

　　严防“小课桌”盛行

　　无论校外机构从业者如何转型，以“小课桌”的形式私下办班，似乎是最难以让人接受的出路。然而，“小课桌”满足了一部分愿意接受学科类培训的学生和家长的愿望。

　　东亚近邻韩国曾在20世纪70年代饱受校外机构扰乱校内教育秩序的困扰，并于1980年颁布《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成立30多个专项稽查队，取缔校外培训机构。此后，“小课桌”应运而生，许多家庭开始聘请私教，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聘不起名师，有钱人则大量聘请名师。这场本意在推动教育公平的运动最终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直到1995年，韩国政府开始允许公立学校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补课，“小课桌”风潮才算过去。

　　对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国家长来说，请私教未必不是“双减”落地后的选择，私教的办班规模小，办班地点也未必固定，办班的形式可以做到相对隐蔽，这给执法增加了难度，监管成本陡然增加。校外机构的专职教师一旦暂时找不到出路，铤而走险开办“小课桌”，继续从事老本行的可能性并非是零。

　　8月30日，针对有人担心“双减”政策下，“一对一”家教会因此盛行的问题，教育部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对于学科类培训可能转入地下或者家庭来开展这种违规的学科类培训，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具体的指导意见。下一步将出台针对性举措，来指导各地进行科学鉴别，对发现的违规问题会进行认真查处。对于线上的学科类培训，教育部会进行常态化的网上巡查活动，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也会进行坚决查处，来确保“双减”政策能够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