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宝多年来与能源工作颇有渊源。[详情]
张国宝：2030年全球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20%[详情]
原标题：逝者|张国宝：从青藏铁路到西气东输，世纪工程的建设者 记者 | 侯瑞宁 2000年2月14日，一场事关中国天然气发展的汇报会议，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主持下悄然召开。 汇报人是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下称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国宝。他打开一张东海地图，开始介绍起这片海域的天然气开发情况。 “国宝同志，我让你汇报西气东输，你怎么讲东海？”朱镕基打断了汇报。 “总理，东海和上海毗邻，新疆则距上海4000多公里远，如果我们不把东海目前的开发情况汇报清楚，恐怕后人会质疑我们为何舍近求远。” 朱镕基点了点头。汇报继续。 两天后，国务院下发纪要，决定成立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张国宝任该领导小组组长。 四年后，西气东输一线建成投产，中国天然气行业由此拉开了大发展的序幕。 这只是张国宝参与决策的上千项重大项目之一。 张国宝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944年，是一名公认的技术型官员。 他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先后在陕西汽车齿轮厂担任过技术员、工程师，也在机械工业部汽车局任过职。 1981年，他获得西安交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1991年起，先后担任国计委投资司工业处处长、投资司副司长，国家计委副秘书长、副主任等职，还是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委员、协助主任分管固定资产投资、外资、重大项目审批等工作。 1999年，55岁的张国宝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能源基础交通、工业等领域。2003年，其任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并于2008年3月成为国家能源局首任局长，直至2011年退休。 在部分媒体及业内人士看来，张国宝为人谦和，不摆架子，态度开放，善于总结和思考问题，且愿意对外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他长期为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即便2015年被确诊患上了严重疾病，选择到波士顿麻省总医院治疗期间，也在不断地写作。 国家能源局主管诸多重大能源项目，一直是中国政府进行反腐工作的“重点部门”，自成立起的十一年内，已有多位该局官员落马，其中包括两任局长——接替张国宝的刘铁男，以及第四任局长努尔·白克力。 张国宝在国家能源局局长的位置上全身而退。在他主管中国能源事业的12年里，中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发展的关键阶段。 他参与决策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世纪工程，也包括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特高压输电线路、新能源基地开发建设等。 这些工程对中国能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其间也充斥着诸多争议。 缔造西气东输工程 20年前，西北塔里木盆地的沙漠深处，常年点着“天灯”。那些伴随石油开发而释放的天然气，被认为“无用”而放火烧掉。 当时，中石油时任副总经理史兴全提出，可以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将这些天然气从新疆送到上海。西气东输一线的走向雏形由此形成。 1999年末2000年初，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考察完塔里木后表示，塔里木盆地丰富的伴生气放空烧掉很可惜，上海作为中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亟缺能源，建议国家建设年输送能力约200亿立方米的管道项目，将气从塔里木外送到上海。 当时在国家计委分管能源基础交通的张国宝接受了这一任务。 “当时国内天然气行业还只是初生，上游勘探开发也不明确，也并不存在下游天然气市场。”他在自己的著作《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中写道，“在这样稚嫩的上下游条件下，建设一条世界级的长输管线，其挑战空前，质疑之声自然不会少。” 彼时，中国天然气产量仅272亿立方米，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不足3%，全国的高压管道约2万公里，大部分为连接单一气田与单一用户而建。 数个问题涌上张国宝的心头：如果建设了管网却没有气供应怎么交代？如果要外送天然气，这么长距离，经济上到底划不划算？如果建成之后没有效益怎么办？如果工程建设到一半，忽然证实产量没有那么大，又该如何面对投资？ 在这一系列问题之前，首要的问题则是，究竟应该优先开展西气东输，还是先开发东海？ 此前，地质部的勘探队伍一直在研究东海的油气资源情况，已经发现了平湖油气田，并有了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产量，可就近供应上海。 张国宝最后认为，西气东输可行，因为整体上看，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缺乏能源，依然需要更多的天然气供应，当时并没有液化天然气的概念，东海天然气储量也并不确定。 作为西气东输一线的气源地，塔里木盆地当时发现的克拉2特大型气田，日产量约1000多万立方米。地质学家推算，其储量在8000亿-10000亿立方米，预计可采储量3000多亿立方米。 针对管道的年输气量问题，决策层则讨论了很久。 最初，盛华仁提出的建议是年输气量200亿立方米，张国宝等人也希望按这一标准进行设计，连续供应20年。 张国宝认为，规划应该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以避免日后反复进行扩建。 但保守派觉得，上游可能没有那么多气，且天然气价格较贵，担心下游市场消化不了200亿立方米。 最终，谨慎的态度占了上风。西气东输工程项目按照专家的评估建议，确定运输量120亿立方米/年，管径从原计划的1034mm缩小到1018mm。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说服心存顾虑的各省市同意使用天然气？ 为此，张国宝和当时中石油的领导多次前往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主要下游市场，宣讲天然气的好处，请相关领导去塔里木参观。 之后，每个省市和中石油陆续签下“照付不议”天然气协议。中国城市燃气行业由此进入天然气发展阶段，并进入了“快车道”。 如果说，史兴全当时给西气东输画出了一条虚线，那张国宝带领的小组，将这条线填实了。 2008年，西气东输二线开工；2012年，西气东输三线开工。 去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达到2800亿立方米，占到一次能源消费的8%，对外依存度超过45%，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大国。 在争议中推动特高压 2005年6月21-23日，国家发改委在北戴河召开了一场关于特高压输电技术研讨会。参会人超过200人，既有电工专家，也有电力设备专家。 经过三天讨论后，大部分人赞成搞特高压，有六个人反对。张国宝当时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是建设特高压的支持者。 特高压电网是指1000千瓦及以上交流电网或±800千瓦及以上直流电网。反对的焦点集中在交流特高压建设上。 “二滩弃水”事件是让张国宝坚决支持特高压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滩水电站地处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与米易两县交界处，2000年建成，总装机容量330万千瓦，曾是中国最大的水电站。 当时，中国经济处于低谷，全国电网尚未联通，二滩水电站的电力大多只能在四川范围内消纳，因超出本地消纳能力，造成大量弃水弃电。 当时负责分电任务的张国宝称，到处求人，帮忙解决电力消纳问题。后来，他从电力部分管科技的副部长陆延昌了解到，从二滩送出来的电力，一条500千伏交流线路只能送90多万千瓦。 张国宝开始认为，要想输送大容量电力，只有在提高电压等级上做文章。 2006年2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第一次将“超大规模输配电和电网安全保障”划入“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提出重点研究开发大容量、远距离直流输电技术和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与装备。 张国宝没有想到，反对声会持续十多年之久。对特高压的全盘否定也逐渐从直流输电转向交流输电。 2010 年12 月，23位电力行业老专家集体联名上书，反对建设“三华联网”特高压交流电网，持续多年的特高压争论达到顶峰。 “三华联网”是指通过特高压交流网架，将中国华北、华东和华中区域电网联结起来，也被称为“三华”同步电网。 此时的张国宝已66岁，距离其卸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仅剩一个月。 电力行业老专家反对特高压交流的理由主要涉及安全性和经济性因素。他们认为，建设更大的同步电网，如果发生大停电，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将电网拉垮。所以应该分层分级用直流电网隔开，而不应该用特高压交流电网。 反对的第二条理由是，特高压交流电网的投资成本巨大、经济效益差。 还有人指出，特高压交流电网会加强国家电网公司的垄断，违背了2002年国务院“5号文件”关于电力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精神。 张国宝则认为，特高压交流电网的安全性更强。他在书中这样陈述：比如，一条±8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突然发生双极闭锁，500万千瓦的电突然就没了，这会立即引起电网频率的波动，如果没有及时补偿，电网会被拉垮。交流电网则可迅速从别的区域、从更大范围进行补偿，如果只有直流，不能无功补偿，反倒会使波动很激烈。 在张国宝看来，有人反对国家电网建设特高压交流线路，把三华电网联起来，应该是技术之争的问题掺进了非技术因素。 “当时，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就有人找江苏省，要他们表态反对建特高压，”他说，“为什么在特高压论证问题上会这么尖锐复杂？就是没人来作最后拍板，如果不是管理部门内部一些人表面公允，实际上暗中挑事，也不会那么困难。” 根据国家电网的规划，将在“十二五”期间投资超过5000亿元建成“三纵三横”特高压交流骨干网架和11项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资额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其中，交流特高压的投资额约占2/3。 张国宝曾表示：“一个电网和多个电网不是衡量体制好与坏的标准。从国际上讲，既有一个电网，也有多个电网。衡量一项改革或体制好不好，应以生产力作为标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对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要改革。” 特高压线路在争议中不断推进。截至2017年底，国家电网累计建成“八交十直”、在建“三交一直”特高压工程。 2018年3月，蒙西-晋中特高压交流工程获得国家核准，标志着华北区域特高压交流主网架将构建形成，也是国家电网第23条获核准的特高压线路。 之后，张北-雄安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项目、陕北-湖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雅中-江西±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相继获得核准。 2018年，国家能源局发布《浙福特高压交流等十项典型电网工程投资成效监管报告》指出，部分特高压工程投运后最大输电功率一直未达预期，输电能力发挥不充分，工程利用小时数偏低。 例如浙北-福州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2015年、2016年的实际运行功率仅分别为设计能力的3.6%和3.8%，年利用小时数也保持在较低水平。 哈密南-郑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自2014年1月投产以来，最大输送功率一直低于设计水平，维持在500万千瓦以下。 力促新能源发展 张国宝支持特高压输电的目的之一，是其推行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战略的需要。 他曾参与制定并推动溪洛渡、向家坝金沙江梯级水电站开发；在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期间，大力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以及相关设备国产化。 在张国宝任期内下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指出，风电设备国产化率需达70%以上，不满足设备国产化率要求的风电场不允许建设。一批国内风机制造企业因此受益。 为了降低风电成本，张国宝曾提出特许权招标。当时，中国风电只有48万千瓦装机规模，全部采用进口风机，度电平均成本高达1-2元。 经过多轮特许权招标后，2014年中国内陆风电标杆电价，按四类资源区分别为0.51元/千瓦时、0.54元/千瓦时、0.58元/千瓦时和0.61元/千瓦时。 在张国宝看来，“特许权招标是个好东西，引入了竞争机制，利于风电迅速成长。”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招标成为不惜成本的央企的游戏，其他投资者被挤出了。 此外，在风电产业发展过程中，张国宝提出的“建设大基地、融入大电网”的发展方式，也曾遭诟病。 2008年8月8日，在中国首个千万千瓦级连片开发、并网运行的风电基地——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一期工程开工仪式上，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表示，受风能资源与电力市场分布不平衡的影响，中国风电的开发建设受电力市场制约很大。 为此，采取了“建设大基地、融入大电网”的发展方式，在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建设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打造“风电三峡”。 随后，他提出要打造河北、蒙东、蒙西、甘肃酒泉、新疆、江苏沿海等数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但由于电网建设未能配套，大量已建成风电机组无法并网，造成了日后的弃风问题。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其推动的新能源发展有“大跃进”之嫌。 2011年1月，即将退休之际，张国宝在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介绍了“十一五”期间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情况。截至2010年底，核电在建机组28台、3097万千瓦，装机规模占全球40%以上；风电吊装容量累计3100万千瓦，连续五年翻番；中国水电总装机容量突破2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一。 “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需要胆略和战略眼光，要有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要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气概。”张国宝在上述著作中，对自己的决策作出总结。 2019年10月4日下午3点59分，张国宝去世，享年75岁。[详情]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2019年9月25日上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举行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 摄 编者注：本文系张国宝先生应邀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于2019年9月25日经张先生确认定版。 电力，既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推动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性动力。70年间，我国装机容量和发电量都迅速增加，现在一个华东电网的电量就比当年全国的大好多倍。特高压，更是新中国电力基础设施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鲜活案例。 “重发、轻供、不管用”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电子局工作，当时中国刚把国门打开，正是技术装备的引进热潮，几乎每行每业都需要引进技术。其中，输变电线路技术就是引进的重点之一，从变压器、开关到各种断路器、避雷器都引进，而且引进了不止一家的技术、装备，像变压器有ABB的、有西门子的，开关也有好多家。当时，两大瓶颈制约经济发展，一个是交通，一个是能源，拉闸限电是普遍现象，因此我们急着把电搞上去。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输变电线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原来分散孤立的电网联成一个大的电网，这样可以相互补充调剂。但在当时，输变电线路的建设跟不上。当时流传一句话，“重发、轻供、不管用”。大家很重视发电，建电厂积极性都很高，但对输变电重视不够，对用户侧管得更少。所以，当时发电增长很快，但输变电没有能够及时跟上。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了电压等级为500千伏的输变电技术，在这之前，西北地区的最高电压等级是330千伏，多数地方是220千伏，再低就是110千伏。500千伏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引进建设的，第一条±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是葛洲坝到上海的葛沪线，从葛洲坝往华东送电。那时我在计委也参与了这条线路的引进建设，这条线路是全套引进BBC公司（后与阿西亚公司合并成了ABB公司）的技术设备。到了后来，西北电网的电压等级要提高到750千伏，因为330千伏不够了。那时电力部还没有撤销，电力部科技司司长张晓鲁来找我说要上750千伏，我当时就说现在要上750千伏，将来又要上1000千伏了。 我为什么支持特高压 特高压最开始是存在争议甚至非议的。第一次把特高压技术写入国家文件的，不是国家发改委，而是国务院文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称《纲要》）。 为什么要搞这个规划？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曾搞过一次科技发展规划，是在周总理主持下搞的，大家认为那次规划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包括“两弹一星”等，都是在那时科技发展规划的指引下取得的成绩。到了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搞一个新的科技发展规划。这个《纲要》据说是全国几万科技工作者经过数年努力形成的共识。这其中就把特高压写进去了。《纲要》中对特高压的定义是±800千伏直流和1000千伏交流，文件把特高压列为国家重点扶持的20项科技发展项目之一。可见，发展特高压是多数科技工作者的共识。同时从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发改委也好，还是电力部门也好，都是《纲要》的执行者。 国家电网公司主张发展更高电压等级，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装机容量越来越大，输送距离越来越长。我国远距离输电一直在增加，特别是西电东送以后。因为在东部沿海，除核电站外，建设大型火电和水电的机会不多，所以需要大规模远距离输电等。 我之所以支持特高压，就我个人经历而言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二滩弃水”。二滩水电站当时是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建好后正好赶上中国经济低谷期，二滩水电站的电没人要。我负责主持分电，但也很勉强。因为当时连接川渝的输电线路还没建，只能在四川范围内消纳，那个时候经济低迷，大家都不要。当时把二滩的电分成几档，其中一种是计划内的电，好像连3毛钱都不到。在这个电量以外再发的电，叫计划外电量，只有3分钱一度，当时说这连磨损费都不够。 为分电的事，我到处求人，请他们帮着解决。其中就找到了当时电力部分管科技的副部长陆延昌。从二滩水电站送出来的电，一条500千伏交流线路只能送90多万千瓦。我问为什么送那么少？ 他说这都是算出来的，是根据导线发热情况计算的。我说要是这样的话，费了半天劲建一条 500千伏的交流线路，说多了才送100万~120万千瓦，这样算的话，得需要多少条线路啊。建设线路也不容易啊，而且到处都是输变电线路既影响观瞻，更要占用沿线的森林和土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原来的500千伏交流线路的输送容量并不大，大数说就是100万千瓦左右；±500千伏直流当时输送容量大约300万千瓦。因此，要想输送容量大，就只有在提高电压等级上做文章。 国家电网公司提出发展特高压之后，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认真地做了多次论证，有的论证的参会专家有200多人，并特别邀请持反对意见的专家。大多数意见是支持的，反对的少，但论证会还是很重视反对意见。反对理由前后也有变化，例如当时科索沃战争中美国使用了石墨炸弹，有人认为石墨炸弹会让特高压在更大范围内断电；再如说特高压对人体有害。这两个理由都从技术角度给予分析否定了。后来又有反对意见提出美东大停电的案例，以及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特高压是为了阻碍改革等理由。但这些争论，都抵不上经过严格的科学计算和模拟计算，特别是后来的实践也证明，特高压是安全的。 特高压扶持了装备制造业 特高压使整个输变电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很长一段时间，±500千伏直流的大部分设备都是国外的，那时我挺生气，老说今后再建就能实现国产化，但后来还是国产化不了，有好几个关键部件不会做，比如晶闸管，就是大功率整流器。到了交流1000千伏和直流±800千伏，欧洲、日本企业有做试验的，但没有工程化应用的。 发展特高压扶持了我国的装备制造业，我们不是简单地去买人家的设备，而是要在国内生产，特别是特高压的变压器、开关、绝缘等关键设备实现了国产。事实上，别的国家因为没有特高压项目，也就没有工业化生产这些东西。上世纪80年代，我国成立了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我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我一直坚持一条原则，就是重大装备的研发一定要与重大工程相结合，如果不和重大工程相结合，空对空地研发，制造出来以后没人需要，你花了很大精力，投入了很大成本，却得不到回报。特高压也是这个特点，我们不是像日本那样，为了将来找市场去研发，而是一开始就有目标，±800千伏的有目标，1000千伏的也有目标。通过招标，设备制造厂商对未来产品的市场看得见摸得着。如果没有工程项目，谁会下大功夫去投入、去研发，即使研发出来也没有人要。这种模式很好。 特高压还走出了国门，国家电网公司中标了巴西美丽山特高压直流项目。当时巴西能源部长来访问时，我陪同他们参观了向家坝—上海±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的上海奉贤变电站。他们回国后，巴西国内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建设±8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国家电网公司竞标时，顺理成章中标。 特高压原来没有国际标准，±800千伏直流、1000千伏交流的标准都是我们国家制定的，国际上也采纳了，把我们的标准作为国际上这个电压等级的标准。特别是特高压之后，在输变电技术领域，我们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通过发展特高压交直流电网，我国输变电技术水平和装备制造水平都提升了大的档次，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有些方面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详情]
中国经济周刊 10月4日下午，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逝世的消息震惊业内，业内人士纷纷表达了哀痛和惋惜之情。 享年75岁的张国宝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2003年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2008年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长期负责能源、交通基础司、工业司、高技术司、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曾在多个“小组”里担任组长、副组长、组员，如西气东输领导小组、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首都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领导小组、宝钢三期国家验收小组等，在能源、交通和工业领域颇有建树。 2011年1月卸任之后，张国宝于当年2月增补为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2年6月受聘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院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 卸任后的张国宝笔耕不辍，长期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文章逾80篇，即使在美国治病期间，也不曾中断。 他在专栏文章中记述了他所亲历的那些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和建设过程，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中俄原油管道、特高压输变电等超级工程，以及国家电网、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等发展规划和决策论证建设过程，以及深邃的思考。 其中，大部分专栏文章被收录进其2018年出版的《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一书中。现将该书的序和自序摘登如下，谨以此缅怀尊敬的张国宝先生。 序 徐匡迪：我眼中的张国宝 张国宝同志80年代初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后分管过多个领域，在30多年间参与过许多重大经济发展规划、政策和重大项目的审批、决策、实施。 我在上海市和中国工程院工作期间，在工作中和他多有接触。 上海市的洋山深水港集装箱码头、长江口航道整治、浦东机场、磁悬浮列车线、城市轨道交通明珠线、外高桥电厂、宝山钢铁厂、漕泾化工区、外高桥和长兴岛造船基地、上海光源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等许多重大工程，正是在他分管这些工作期间建设的。这些重大工程项目在论证决策过程中，难免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 张国宝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总能耐心倾听、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即便和有的领导同志意见相左，他也能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的很多意见在决策过程中被采纳，而且被以后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在长期的工作历练中，张国宝同志培养起协调复杂、跨行业、跨省区重大工程的能力。例如，本书中所述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他都在工程领导小组中担任重要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微观层面，他有扎实的工程技术功底；在宏观层面，他能从全局和长远视角谋划行业的发展。 例如，本书中“将我国建设成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一文，他向中央领导提出的把中国建设成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建议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他身体力行，从规划到审批并给予实质性的支持，建设长江口、环渤海湾、珠江口三大造船基地。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造船工业处于低迷的情况下，他力陈国务院领导，支持将黄浦江畔的江南造船厂迁往长江口的外高桥。这些案例体现出了他对经济发展、行业发展的长远思考。他对能源周边外交的深入思考和身体力行极具战略思维。 张国宝同志的主要工作生涯正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走过的历程，他把这一时期自己亲历的重大工程和行业的发展记录下来，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筚路蓝缕走过的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本文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为张国宝新书 《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所作序，内容有删减，标题为编辑所加。） 自序 张国宝：我亲历的改革开放40年 2018年，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这个时代的过来人也是见证者，我们目睹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这个时代改革和建设事业的直接参与者，我们付出过，但我们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弄潮儿是幸运的。 我在80年代初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承蒙党中央和国务院、发改委历届领导的信任，我分管过技术引进、基本建设投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国防动员等领域的工作，并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和国家能源局局长，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我具体负责制定了铁路中长期规划、船舶工业、汽车工业、钢铁工业、软件产业等发展规划，代表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汇报并实施了上千的重大项目。 当这些项目从谋划、论证、审批、实施，到一座座桥梁拔地而起，一条条铁路通达东西南北，变成一个个伟大工程项目时，作为参与者的豪迈心情大家可以感同身受。 这些项目的建设构建了中国经济的骨架，这是我感到十分欣慰的。青藏铁路的建设，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工程的实施具有史诗般的意义。西气东输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誉为拉开了西部大开发的序幕，在中国大地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洋山深水港的建设都极具战略谋划和决策。 我对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的描述仅仅是我所接触到的那一部分。一个重大工程从谋划到决策，到实施，千千万万的人为它付出了努力。我讲述的只是一个时间段、一个方面的事情。记录下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的争论、比较、决策和实施，也是记录科学决策的过程，可以让今后的实践来检验。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它会使我想起几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亲自领导、关怀和信任，他们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情怀和担当，他们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包括在外人看来“铁面宰相”朱镕基总理，尽管他会不留情面地批评，但我可以和他们坦率地讨论，畅所欲言发表意见看法。吴邦国同志则平易近人，宽厚如邻家友人，在他们领导下工作是我人生中最宽松、民主氛围最浓、工作最紧张愉快的时期。 我们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我们离开工作岗位之后。曾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知悉我生病后亲笔给我写了一封深情的长信，信中写道：“退休后分别已五年了，经常想念你和那难忘的岁月。我们共同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深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而自豪。”使我十分感动。 在宣布我退休的第二天，习近平主席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是与能源工作强有力的保障分不开的，其中也包含着你的辛勤劳动。希望你今后继续关心能源工作，为我国能源事业科学发展献计献策。” 当我写下这些回忆文章的时候，成千上万和我共事的同事，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动者浮现在我的眼前。中国人民是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群体。他们使我感动，使我由衷地对他们表示敬意。 是他们的奉献创造了伟业，创造了历史。 我们从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的年代走来，到今天市场极大丰富，所以用“筚路蓝缕”作为书名我想是十分恰当的。 （本文为张国宝新书《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 自序，内容有删减，标题为编辑所加。） 相关报道： 张国宝：发展特高压扶持了装备制造业 [详情]
原标题：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逝世，曾主导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众多重大工程 来源：界面新闻 界面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于10月4日下午3点59分逝世，享年75岁。 张国宝是浙江人，出生于1944年11月。 1991年起，他先后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司工业处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司副司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等职，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委员、协助主任分管固定资产投资、外资、重大项目审批等工作。 2003年4月起，张国宝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04年3月，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兼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正部级）。 2008年3月，他开始担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是国家能源局首任局长。2011年1月，张国宝到龄卸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张国宝曾是中国众多重大项目的重要亲历者和主导者。在其著作《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一书中，张国宝称自己在80年代初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分管过技术引进、基本建设投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国防动员等领域的工作，并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和国家能源局局长，具体负责制定了铁路中长期规划、船舶工业、汽车工业、钢铁工业、软件产业等发展规划，代表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汇报并实施了上千的重大项目。 这些项目包括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工程。此外，还包括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洋山深水港的建设等。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为该书作序称，上海市的长江口航道整治、浦东机场、磁悬浮列车线、城市轨道交通明珠线、外高桥电厂、宝山钢铁厂、漕泾化工区、外高桥和长兴岛造船基地、上海光源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等许多重大工程，正是在他分管这些工作期间建设的。 张国宝还曾向中央领导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建议，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促成中国建成长江口、环渤海湾、珠江口三大造船基地。 徐匡迪称，张国宝同志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总能耐心倾听、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即便和有的领导同志意见相左，也能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2015年初，张国宝被确诊患上了严重疾病，几乎已无治疗希望。他随后选择到波士顿麻省总医院治疗。 治疗期间，他颇为乐观，曾写歪诗：“眺望湖边春色，病来已是一年。求医赴美渡重洋，又已暖风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鳕鱼角外水连天，飞起鷗鷺一片。” 一年后，病情好转，张国宝回国，仍对中国能源事业念念不忘。曾发表万字长文回顾电改往事，对中国装备产业，煤炭行业，风光新能源产业、特高压发展都曾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并对雾霾天气的治理有独到见解。 他在业内的评价颇高。北京燃气集团研究院副院长白俊评价称，张国宝为人谦和，不卑不亢，不摆架子，态度开放，做事认真，不失风趣，和同样级别的一些官员形成鲜明对比。他退休后退而不休继续思考能源问题，力所能及参与讨论和交流，当指出他文章中出现的个别瑕疵后，坦然认真接受，不固执不做作。虽然后来他身体欠佳，但总是尽可能抽时间回答提出的问题，尽显长者风范。 至今，张国宝的微信签名是：身骨虽随岁月老，心境莫因览物穷。[详情]
澎湃新闻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于10月4日下午4时许逝世。 张国宝1944年生，浙江绍兴人，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负责能源、交通基础司、工业司、高技术司、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2008年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03-2010年兼任武警黄金部队第一政委。曾兼任西气东输领导小组组长、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成员、首都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三峡工程输变电工程国家验收小组副组长、宝钢二期工程国家验收小组组长、浦东国际机场工程国家验收小组组长。直接参与制定和推动实施了溪洛渡、向家坝金沙江梯级水电站开发，上海洋山深水港、上海外高桥船厂、长兴岛船厂、杭州湾跨海大桥等国家重大建设工程。负责制定了船舶工业、汽车工业、软件产业、装备国产化等一系列行业规划和政策。牵头制定了中国第一个铁路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时，在国务院领导下，他还是中俄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等国际能源合作的主要谈判者、组织者。曾任世界能源理事会副主席。2011年后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低碳实验室主任。[详情]
原标题：沈阳中院裁定沈阳机床集团破产重整 张国宝旧文重发：谈三个机床企业的不同命运 来源：观察者网综合文/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 张国宝辽宁省曾是我国机床工业的重镇。沈阳机床厂、大连机床厂当时都是机械工业系统的机床行业排头兵。那个年代在机械制造工厂工作过的人谁没有开过他们生产的机床？或者谁不知道沈阳机床厂和大连机床厂？全国许多机床厂都有他们输出的技术人员。但是到了2003年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时，这两家企业已经是奄奄一息。借沈阳铁西区改造的东风，沈阳机床厂整体迁入新区，厂容厂貌为之一新，许多机械工业系统的老领导参观后都赞不绝口，企业的财务状况也出现改善。大连机床厂特别是在组合机床领域独有特色，全国大多数工业企业的组合机床都生产于该企业。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企业经营也越来越困难。在2000年后企业不得不进行了改革，事实上已经成为有企业骨干持股的国有企业，企业一时也焕发出了活力。而大连光洋机床厂是一个纯民营企业，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这个民营企业创立才不到10年，规模很小，名不见经传，也被其他老的机床厂所不屑。当时数控机床在我国是一个薄弱环节 ，我曾经撮合这几个机床厂联合研发生产机床数控系统，但是各自为政联合不起来。当时大连光洋机床厂提出了总线控制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值得研究，在北京召开了机床系统企业和院校的座谈会，让大连光洋参加数控系统联合研究，并且撮合华中理工学院的华中数控和大连机床厂进行合作。但是包括机床协会在内的某些人都看不上大连光洋，还在私下讽刺我不懂。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前一段就传出大连机床厂濒临破产，领导人出逃。沈阳机床厂挺了一阵，还回光返照似的宣传了一把，当时就有人说不信，现在也不得不走重组之路。前两天正式消息来了，由央企通用技术集团重组这两个国有企业，资产至少缩水80%。而那时名不见经传的大连光洋机床现在却搞得风生水起，工信部部长苗圩和副部长辛国斌都去参加他们的现场会，因为大连光洋为我国飞航导弹发动机生产了五轴数控机床的生产线。数控系统全部由企业自己生产，同时为了避免像中兴一样核心芯片被别人控制，数控系统的CPU采用了国产芯片。图自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官博在沈阳机床厂和大连机床厂江河日下之际，过去小小的大连光洋机床却异军突起，建造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恒温恒湿地下厂房，面积有30个足球场大。企业订单充足，而且主要是五轴数控机床类的高档机床，数控系统和传感器等关键部件由企业自己生产。现在大连光洋成为辽宁省和大连市有代表性的高科技明星企业。十几年的时间也谈不上沧桑巨变，但称为 “30年河东，30年河西”却恰如其分。一位辽宁省和大连市的领导说：“这几家企业，我是眼睁睁的看着走在不同道路上。”原机床工业协会会长点评： “沈、大两机的历史兴衰确实值得深刻反思，如果机床工业和辽宁省不能据此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话，中国机床可能还要徘徊20年！”业内一位老厂长点评： “大连光洋以后会更好，发展更快，因为日本的五轴数控机床对中国涉及军工的企业都不再提供了，包括生产民用产品的潍柴、法士特、汉德车桥等。只要光洋机床质量过关，价格合理，那么将来光洋的发展空间很大，做到世界第一是完全有可能的。”是否会世界第一我不敢说，但仅国内市场这一块前景广阔。这一案例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也说不清楚。但至少是大连光洋在高端数控机床的研发上走在了前面。其他的原因只能是知情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详情]
近日发布的我国电力情况有这样一段，“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69956万千瓦，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8.3%（加上核电，全部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总发电装机比例为40.8%）。”我一再强调过，现在把可再生能源，核电、火电、水电等其他能源的装机容量一并计算，得出我国电力装机总容量，这个数字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同样的装机容量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小时数与核电、火电相比小的可怜。风电年发电小时平均只有2000小时左右，光伏1000多小时，而火电设计标准是年发电5500小时。所以，同样的装机容量，风力发电的发电量大概只有火力发电的1/3，光伏只有火力发电的1/5，核电则可以到7000多小时，把不同发电方式的装机容量简单地累加在一起没有什么可比性。所以我建议，可参照标准煤的概念（同样一吨煤因质量不同发热量差得很远），引入标准装机容量的概念，即如果把火力发电5500小时作为一个标准发电容量，则光伏按1/5折算成一个标准容量，风电按1/3折算成一个标准容量，核电应按1.4折算成一个标准容量。当然，具体的折算比例专家们可以商量，这样计算出的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比较客观。我与电力行业人士沟通，不少业内专家表示赞同，希望引入标准装机容量的概念，客观反映总装机容量的规模，也能更准确反映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核电在其中所占的份量。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比例是一个准确客观的数据。[详情]
我认为影响集成电路发展的主要有四大因素：人才、资金、体制和产业链配套能力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文：张国宝 中国每年进口3000亿美元芯片，是第一大宗进口物资。从美国制裁中兴到围剿华为，已经使国民认识到了芯片的重要性，同时也引起广泛质疑，为什么中国芯片产业不仅落后于美国，也落在了韩国和台湾地区后面？ 多数批评都指向我们的科研体制机制。 开始时集成电路产业在高度计划经济体系下完全由政府主导，缺少民间资本参与，缺少吸引人才的分配制度和用人政策，没有高强度的资金投入。媒体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各种分析文章，我认为最近一篇《中国芯酸往事》是最知情、最附合实际的文章。从我自己的经历和感悟，我完全同意文章的看法。我上世纪80年代在国家计委机械电子局机械处工作过，集成电路归电子处管，因为在同一个局，我也了解一些。后来分管我们的国家计委副主任赵东宛调任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去日本等国访问考查东芝、NEC、夏普等电子企业都是我做的翻译。1991年我调国家计委投资司分管工业领域投资，正是在这段时间参与了无锡华晶（908工程）、上海华虹（909工程）的投资工作。当时这两个工程是电子工业部的一号工程，也是财政预算内资金迄今为止对电子工业的最大政府投资。所以我对集成电路产业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情况有所了解。 我认为影响集成电路发展的主要有四大因素：人才、资金、体制和产业链配套能力。 我把人才放在了第一位，而没有把体制放在第一位。当然这四者是有互相关联和影响的，例如，人才就和用人机制、分配机制有关。但是在集成电路发展中有一个领军人物太重要了，而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始终没有产生一个像台积电张忠谋、韩国三星梁孟松这样的领军人物。908工程和909工程都是在政府主导下搞的，当时的投入和我们国家的财力相比也算是重视了，但和台积电、三星比，我们的投入就太少了。 那时我们不懂得利用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政府投入是集成电路投资的主渠道，而政府财力有限，投入强度不够。在产业链配套能力方面我们比韩国和台湾地区碰到更多的掣肘，这包括从上游的单晶硅片制造到下游的封装。更重要的是生产集成电路的装备，光刻机、刻蚀机国家其实早作了安排，在三线建设时，特意在甘肃临夏建设了一个专门生产光刻机的工厂。我在分管这项工作后利用陕西蔡家坡709厂原有的技术基础生产一部分集成电路装备。该厂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就留下来的老厂，但技术档次和当时国际上应达到的水平相比差得太远，而引进又受到诸多封锁或限制，能拿到的都是低两、三代的技术装备。而韩国和台湾地区没有像大陆这样受到限制。 在后封装方面，在开展908、909工程时，也在上海和天津地区建设了后封装厂，开始还不错，后来又和国际先进水平拉开了距离。由于缺少领军人物和原创技术，908工程和909工程虽然对提升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有了一些作用，但还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模仿，待到建成之日已经是落后了。 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搞到了64K，但人家按摩尔定律已经搞到了256k了。德国工业技术很先进，但在集成电路产业和我们有同样的毛病——缺乏领军人才，他们当时也派人到日本东芝去学习，然而德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始终未成气候。正如《中国芯酸往事》一文所说，到了2000年以后，这一状况有了转机，一些海归人物回国创业，设立了民间资本的集成电路产业，虽然规模不大，但有了起色。 大多数优秀的中国芯片公司，都成立于2000年之后的几年，包括成立于2004年、现属于华为的海思，而且几乎都是民营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坎坷，现在都成了中国芯片业的骨干。其中最关键的是从台湾地区回来的张汝京。 张汝京有着在美国和台湾地区建设一系列集成电路工厂的丰富经验，所以轻车熟路，很快在上海，后来又在北京建设了12英寸的芯片生产企业。这些厂的水平都远高于我们自己建设的908工程和909工程，如果让我们自己建，也许多一倍的时间也建不成。很快中芯国际已跃居全球第四大的芯片代工企业。这些厂就是现在中芯国际的前身，中芯国际现在仍是大陆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这就是领军人物的重要性。当时张汝京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领军人物。不敢说他可以与台湾地区的张忠谋比肩，但至少也不大逊于张忠谋。 我多次见过张汝京，其中有几次是在上海的工厂建设工地。张汝京是一个非常投入、非常勤奋、非常专业的人。我见他的时候正是午饭时间，他就在工地的简易办公室里吃一个饭盒。但是遗憾的是，陈水扁上台以后，对他拼命打压，取消了他的台籍，还罚款15.5万美元。台积电告他技术侵权，在美国加州法院起诉——因为张汝京在台湾地区创办的世大半导体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其他股东卖给了台积电，而张汝京带到大陆来的团队大都是世大的技术骨干。结果张汝京败诉，被罚巨额罚款。过了不久又被第二次起诉说他违反和解协议，在0.13微米芯片上侵权，这次中芯国际在北京高院反诉台积电，律师也信心满满，但却被北京高院驳回不受理，没有进入审理程序。相关部门作壁上观，没有人了解和调解，完全把张汝京当成了一个局外人。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最后张汝京再次败诉，被罚巨额罚款，含泪辞职，以后不知去向，现在应该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编者注：张汝京现为芯恩（青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董事长，不久前打造了国内首个协同式集成电路制造（CIDM）项目】。 那时我们对领军人物的重要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失去了张汝京这样一位领军人物，错失良机。而韩国三星，不仅在巨额亏损的情况下逆向加大投入，还引进了一位华人梁孟松作为领军人物（其夫人是韩国人），对三星在集成电路上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芯酸往事》一文中还说道，在908、909工程之后，中国的主管部门对集成电路的产业发展似乎放松了。除了搞了发展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的政策文件18号文件，再没有大的投入。可能对此会有人有不同看法，但是我的感受也是如此，我觉得后来信息产业部对集成电路发展的重视是不够的，当然国家计委等部门也有责任。 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有许多可总结和反思的地方。 我归纳起来最重要的是人才、资金、体制和产业链配套能力。现在国家痛定思痛，决心要把集成电路产业搞上去，同样要面对以上4个问题，最为突出的还是人才和产业链的配套能力问题。当然我们也有成功的地方，在军用芯片方面，无论设计和制造，我们基本无求于人。这和当时正确的布局很有关系。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在18号文件颁布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华为海思和清华紫光展锐在集成电路设计方面，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甚至已经接近。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不妥之处也请知情人指正。 作者张国宝为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详情]
中国能源报6月18日官方微信刊发《中国电力发展报告：未来三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全面趋紧》一文，我个人认为未必如此。未来三年，一些高耗能产业，比如钢铁、有色、建材，都处于下行通道。而且现在电力装机容量的容余度太大，近几年各地建设的电站还在陆续投产中，发挥现在电站1/4的闲置能力是完全有可能的。依我看，未来三年，如果能够把现在多余的装机容量消化掉就不错了。不会出现电力紧张的状况。过去两年，电力装机容量的增速一直高于发电量的增速，估计今明两年仍将如此。也就是说，电站装机容量的富裕度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居民用电和商业用电量的增加赶不上工业用电大户用电量的减少。而电动汽车用电量占比不足0.2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此同时，这几年还将有一批核电站投入运行，现在核电站也在压负荷运行，所以依我看，三年后不是电力紧张，而是应担心电力的富裕度越来越大，影响电力企业的效益。报告有误导各地再去抢建一批电站之嫌。现在火力发电厂年发电小时数只有4000多小时，影响了电力企业的效益，实际上完全可以发到5500小时甚至于6000小时，除非煤炭供应不上。尤其是报告中提到“全国16个省份需要增加电源供给，及时启动一批火电项目前期工作”，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电力产能过剩，而历时三年多的严控煤电产能一旦有所 “松绑”，可能会再次出现煤电建设潮。假如分析预测害了电力企业，届时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找谁说理去？[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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