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谋求变局 分业监管面临调整

　　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策发力的主攻方向，应是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主线，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坚实经济基础。[详情]

　　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开展危机救助需要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不参与事前事中监管，且监管信息无法有效共享，中央银行难以做出准确的救助决定，降低救助的效率，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详情]

　　在当前金融乱象频发的环境下，应进一步强化央行的统筹作用而非简单的协调作用。下一步，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框架下，探索更好地实现央行的“三个统筹”、以及央行在负责宏观审慎的基础上有效统筹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综合监管改革方案，补齐监管短板，打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攻坚战。[详情]

　　以矩阵式管理充实金融委，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平衡改革迫切性和复杂性基础上，反复权衡利弊得到的最优方案，能以较小震动和改革成本最大程度地实现改革目标，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实现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有效统筹，同时也为进一步改革完善监管体制保留空间、做好准备。[详情]

　　我国的综合经营仍处于试点阶段，金融业总体仍保持分业经营格局。实行适度分业经营制度，有利于实现风险隔离，防止局部风险交叉传染而放大为系统性风险，对于我国在过去20多年中保持金融体系相对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详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编者按：1月28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成为了关注焦点。关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楼继伟用了2200字来阐述。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 楼继伟表示，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这不禁令人反思。 “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能够打赢这场攻坚战。”楼继伟说，“我十分认同刘鹤同志不久前在达沃斯峰会所讲的，‘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判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而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里就明确提出，防控金融风险要立足于标本兼治、主动攻防和积极应对兼备。 中国经济网梳理发现，近期召开的2018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2018年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也都明确提出，要齐心协力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 1月22日，2018年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指出，要以重塑保险监管为契机，坚持从严监管，聚焦股权、资本、资金运用等突出风险和农业保险、中介市场、互联网保险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坚决整顿市场乱象，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和市场乱象，形成高压震慑。 1月25日至26日，中国银监会召开2018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有序处置高风险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制定并有效实施风险压降规划和应急预案，多管齐下有效化解个案风险。 决心：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 金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党中央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并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 尽管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好的，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结构失衡问题突出，违法违规乱象丛生，潜在风险和隐患正在积累，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专家普遍认为，应该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杠杆率等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楼继伟也表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整治金融风险绝非一日之功。我十分认同刘鹤同志不久前在达沃斯峰会所讲的，‘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判断。如果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 2018年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到，新形势下保险业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与传统问题相互交织，保险监管仍处于自我修复、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打好防范风险的持久战。要加大防范化解风险力度，把防控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力争用三年时间，有效防范化解处置保险业各项风险，提升全行业风险防范能力和水平，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公司、重点环节，切实打赢防控重大风险这场硬仗。要以重塑保险监管为契机，坚持从严监管，聚焦股权、资本、资金运用等突出风险和农业保险、中介市场、互联网保险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坚决整顿市场乱象，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和市场乱象，形成高压震慑。 2018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提出，一是着力降低企业负债率，推动企业结构调整和兼并重组，严格控制对高负债率企业融资，建立联合授信和债权人委员会两项机制，加快不良贷款处置速度。二是努力抑制居民杠杆率，重点是控制居民杠杆率的过快增长，打击挪用消费贷款、违规透支信用卡等行为，严控个人贷款违规流入股市和房市。三是继续压缩同业投资，将特定目的载体投资作为监管检查重点，对委外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四是严格规范交叉金融产品，推动银行及早开始理财业务转型，逐步压缩银信类通道业务，严格执行新近发布的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五是大力整治违法违规业务，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六是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做好非法集资案件处置协调，推动尽快出台处置非法集资条例。七是清理规范金融控股集团，推动加快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八是有序处置高风险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制定并有效实施风险压降规划和应急预案，多管齐下有效化解个案风险。九是继续遏制房地产泡沫化，严肃查处各类违规房地产融资行为。十是主动配合地方政府整顿隐性债务。 宏观风险点：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 楼继伟在上述讲话中这样说到，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每人都拥有住房的“美国梦”，深入人心，而不去管有没有实际能力。在金融市场上，以房贷为底层资产的MBS，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产品充斥。最终两者交织传染，相互激励，风险爆发。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就在本月，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指出，努力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三个方面的良性循环。为此，需要着力降低企业负债率，抑制居民部门杠杆率；严格规范交叉金融产品，继续拆解影子银行；清理规范金融控股公司，有序处置高风险银行业机构；深入整治各种违规金融行为，坚决打击各种非法集资活动；继续遏制房地产泡沫化倾向，主动配合地方政府整顿隐性债务。 郭树清表示，今年，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与地方和企业的联系协调，推动结构调整和兼并重组，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继续发挥好债委会作用，抓住“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通过多种方式加快处置不良资产，推动企业降杠杆。提升差异化服务能力，有力支持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和创新驱动等重大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做实普惠金融，继续改进小微、“三农”金融服务，精准支持脱贫攻坚。积极推广绿色信贷，积极探索科创企业金融服务模式。深入整治违规收费行为和官商作风，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其实，2017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并提出了要实现金融与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的新要求。 对此，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表示，实现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内容，金融与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循环，重点在银行业与房地产良性循环。在董希淼看来，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的核心就要从金融单边支持房地产市场的扩张增长转向支持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建设。“银行业作为为房地产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金融机构，应采取疏堵并举的策略，整治乱象，降低杠杆，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过度的混业造成金融乱象？ 楼继伟指出，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另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 楼继伟提出，“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要真正回归本源，我们是否必须要坚持大混业模式？是否有能力承接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挑战？是否有必要让金融机构承担混业监管真正到位后的高额合规成本？是否有必要让实体经济支付过高的名义利息？” 据澎湃报道，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不能简单下结论说混业经营是金融乱象之“祸根”，并不是在哪个国家混业经营都出现了“祸”，这说明混业经营还是有可能做得好的。也并不是说只要中国经济实行混业经营就会出“祸”，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不能把责任推到混业经营上，首先是管理层对混业经营的准备工作还没做好。此外，郭田勇认为，不存在谁来支付利息的问题，利率市场化是要随行就市的。现在市场利率走高，的确对实体经济而言负债会增大，但是这种增大并不是谁有意要去盘剥它，利率走高本来就是一种市场化的现象。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指出，“中国金融混业发展到极致，我觉得这个表述还是有些问题。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并没有绝对创新的新产品。但我们和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比，不适应是存在的，特别突出在我们的监管协调问题。很多问题不是创新造成，不是混业造成，而是无监管或不协调造成的监管真空问题。” 混业经营的合规成本必然高吗？澳新银行中国市场经济学家曲天石认为，“高额这两个字有待商榷”。曲天石指出，风险和收益应该是匹配的，我们不可能去想象一个金融机构既享受到了所有的市场创新带来的好处，没有不付出监管成本，这是不可能的。其次，越是开放意味着监管难度越大，对于监管来讲，所花费的成本也就越高。监管和市场理论上是有一个平衡点的。金融机构要突破这个平衡点，就要承担更大的监管成本，监管想到突破这个平衡可能就是监管不到位。 需要指出的是，2017年1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稳会”）成立，主要职责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审议金融业改革发展重大规划；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分析研判国际国内金融形势，做好国际金融风险应对，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处置和维护金融稳定重大政策；指导地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对金融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行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等。 业界分析人士认为，从职责内容上看，“金稳会”被定为全国金融行业“大总管”、“大智囊”角色，统领全国金融业的稳定、研究、规划与发展，同时对金融行业监管者进行监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分析称，成立“金稳会”比较符合当前的实际，在更高层次上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委员会可以部分解决我们的问题，但它也可能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从长远来看也许走向混业经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详情]

　　澎湃新闻记者 胡志挺  “要真正回归本源，我们是否必须要坚持大混业模式？是否有能力承接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挑战？是否有必要让金融机构承担混业监管真正到位后的高额合规成本？是否有必要让实体经济支付过高的名义利息？” 1月29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网站刊发了理事长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楼继伟曾在2013年03月至2016年11月担任财政部部长，熟悉国内经济工作。正是在此次讲话中，楼继伟抛出了上述有关金融混业经营的“四问”。 讲话中，楼继伟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所以放在最后重点讲，他同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 楼继伟非常鲜明地指出，中国金融业近年来的过度混业经营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令人眼花缭乱，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话到此处，楼继伟警示道，“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因此，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 楼继伟还指出，横览世界，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楼继伟回忆了一段往事。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坚持金融业要分业经营，楼继伟曾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先观察一下，但朱镕基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英明预见。”楼继伟说道。 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金融业如火如荼的混业经营呢？ 混业经营必然导致混乱吗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不能简单下结论说混业经营是金融乱象之“祸根”，并不是在哪个国家混业经营都出现了“祸”，这说明混业经营还是有可能做得好的。也并不是说只要中国经济实行混业经营就会出“祸”，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不能把责任推到混业经营上，首先是管理层对混业经营的准备工作还没做好。 “中国金融混业发展到极致，我觉得这个表述还是有些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向澎湃新闻记者指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并没有绝对创新的新产品。但我们和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比，不适应是存在的，特别突出在我们的监管协调问题。很多问题不是创新造成，不是混业造成，而是无监管或不协调造成的监管真空问题。” 混业经营需要统一监管、从严监管 澳新银行中国市场经济学家曲天石认为，有时候不是我们认识不到风险的潜在来源，而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去解决风险，因为解决风险本身是有代价的。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事情是全世界的金融监管层面都在谈论的问题，我们从去年开始讨论共同监管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是相同类型的业务，就用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规则，如果是不同类型的业务就要加以分开，所有的监管机构都在寻求一个尽量好的办法，初衷都是尽量不导致金融机构的经营困难，也不会使得金融条件过于收紧。 实际上，监管部门已经看到了统一监管的必要性，2017年11月17日，一行三会一局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就是希望通过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的监管标准，促进资管业务健康发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现在看来，很多时候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过去十年，我们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让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用宽松的金融条件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今天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宁可付出一点代价也要把潜在风险管理好。对于楼继伟的发言，我更看中的是这个层面的官员明显的把这个话讲了。”曲天石向澎湃新闻记者如此表示。 就目前来看，中国已有不少企业、金融集团持有多种金融牌照，金融机构间相互投资现象普遍存在；相当多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不健全，影子银行、监管套利、通道业务等出现的违规乱象不断。对金融监管机构而言，监管难度不言而喻。银监会在2018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今年的重点工作包括清理规范金融控股集团，推动加快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 曲天石表示，客观来讲，所有的监管都是落后于市场发展的，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所以，允许金融进行一些创新或者业务上的改变，必然会对监管造成比较强的挑战。允许混业经营则必然会造成监管难度的加大，我们有没有能力完全去处理好这个监管还不好评价。但越是混业经营，开的口子越大，监管难度就越大。 混业经营的合规成本必然高吗 “高额这两个字有待商榷”，曲天石指出，风险和收益应该是匹配的，我们不可能去想象一个金融机构既享受到了所有的市场创新带来的好处，没有不付出监管成本，这是不可能的。其次，越是开放意味着监管难度越大，对于监管来讲，所花费的成本也就越高。监管和市场理论上是有一个平衡点的。金融机构要突破这个平衡点，就要承担更大的监管成本，监管想到突破这个平衡可能就是监管不到位。 尹振涛也表示，混业合规成本是否很高，是否成本会更高并不能明确，因为混业成本可能降低，成本收益比再加上风险的负外部性要综合考虑。现在要做的不是限制混业，而是要加强协调相关的要求，例如机构协调统筹，穿透监管，追责机制等。 2017年1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挂帅，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曾谈及，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重点关注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四方面问题。 混业经营会导致实体经济支付过高利息吗 楼继伟在其“四问”的最后一问中提到，是否有必要让实体经济支付过高的名义利息？ 郭田勇认为，不存在谁来支付利息的问题，利率市场化是要随行就市的。现在市场利率走高，的确对实体经济而言负债会增大，但是这种增大并不是谁有意要去盘剥它，利率走高本来就是一种市场化的现象。 “混业模式并没有错，有需求自然就会有供给。但混业模式的发展并不是推动资金成本增加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才纷纷通过表外业务的模式，按照更加市场化的利率水平来贷款。从这个角度来说，混业模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实体经济以更加透明的价格获得资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讲师钟辉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曲天石举例称，倒回20年前，如果当时开放了银行间外汇市场，弄一堆衍生品出来根本就没人去买，最后会变成炒作市场，因为那时候没有企业有这个需求。但是到今天，这些东西就很正常了，越来越多的企业用它管理外汇风险。同样的道理，金融发展的程度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程度是要匹配的，“可以稍稍领先一点点，但不能超出一个世纪，实体经济跟不上。”[详情]

　　今天，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刷屏了。 在这个讲话中，楼继伟全面阐述了对于当前经济的看法，内容详尽，观点鲜明。对于2018年的重点工作——防范金融风险，楼继伟也进行了重点论述，引入思考。 楼继伟特别提到了上世纪90年代整顿金融秩序对当下的启示，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楼继伟还建议学习最“枯燥乏味”的加拿大模式，更加严格地限制银行业的杠杆作用，限制衍生品交易，防范金融风险传染，着力保护金融消费者。 作为一位曾经掌管中国“钱袋子”的老财经，楼继伟是朱镕基时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者之一，更是为人熟知的一以贯之的“市场派”。但是对待金融问题上，楼继伟此番表态，显然更加强调对于金融行业的严格管制，再对“金融乱象”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我们看楼继伟关于金融市场的4个判断： 1、现在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 2、当前金融行业利润已超过其他行业利润总和，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 3、我国特有的风险，如中国特色的交易衍生品泛滥，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市场的创新设立，监管难度极大等问题。 4、整治金融风险绝非一日之功。如果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 1 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 楼继伟表示： 过度的混业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另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 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相比于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市场，各种衍生品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定义的，如MBS、CDS、CDO等，也都是经过备案的。我国则更为混乱，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 我国的金融机构，除常规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外，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交易市场创新设立更是眼花缭乱，不胜枚举。这样，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因此，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我认为，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能够打赢这场攻坚战，仍同美国十年前的场景对比来说明这一点。 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金融脱媒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直接推动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与业务交叉融合越来越多，诸如互联网金融、全牌照金融控股公司等跨领域的金融业务、金融产品与金融机构日益涌现。 显然，要遏制混业势头，首当其冲的就是互联网金融。 我们以互联网金融最具代表的P2P为例，2012年只有110家，2013年只有523家，2014年达到1575家，2015年飙升到3859家，今年则已接近4000家！4年间，平均每天成立近3家平台。而且这只是公开的数字！ 这些疯狂成立的企业，都是来解决金融问题的吗？显然不是，大部分都是“互联网+金融骗子”的模式，频繁跑路！90%的平台要倒闭，这句话并没有危言耸听，因为至少90%的平台都不是真正的P2P。他们只是把老式的集资诈骗搬到了网上，开了一个赌场！ 回想1993年，朱镕基总理期间，中国“第一非法集资案”， 北京一个叫沈太福的中年男子，以24%年息非法集资10几个亿。中南海震怒了。朱镕基拍案而起。1993年3月31日，沈太福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拿下。1994年4月11日，沈太福被处决。是时，中国还没有专门针对非法集资的金融立法。他被指控的罪名为“贪污罪和行贿罪”。 反观今天的非法集资案，动不动就15%、18%利息，钱从哪儿来？从e租宝开始到中晋，再到如今的钱宝网一连串所谓的大型金融平台接连出事，动辄上百亿，触目惊心！而最后的始作俑者，却往往没有下文，我们是不是应该彻查都是一群什么人在搞金融！ 其次是金控平台。 近年来，拥有多个金融牌照的金融控股公司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央企金控、地方金控、民营金控、互联网类金融混业经营机构加速“跑马圈地”，金融混业经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成为重要趋势。在集成资源的同时，也加剧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各金融业态之间的风险共振，给金融稳定造成风险。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末，全国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已达 53 家 （ 如下表 ）。而旗下包括银行、证券、信托、期货、公务基金、租赁、基金子公司、基金销售、第三方支付、小额贷款、典当等 11 个行业 252 家子公司和金控平台。 显然，金控平台的混业经营的方式削弱了现行金融分业监管的基础。对此，加强监管势在必行，近日国资委在2018年的重点任务当中就提出将严控金融业务，严禁中央企业脱离主业单纯做大金融业务。全面加强委托贷款、内保外贷、融资租赁等高风险业务管控，严禁融资性贸易和“空转”贸易，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为了应对央企金融领域的高风险业务，下一步，国资委将研究建立专门针对中央企业的金融业务风险监控报告体系。 2 房地产金融化成为最大宏观风险点 楼继伟说：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实际上是指出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每人都拥有住房的“美国梦”，深入人心，而不去管有没有实际能力。在金融市场上，以房贷为底层资产的MBS，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产品充斥。最终两者交织传染，相互激励，风险爆发。 中国社科院报告显示，近一年多来，金融机构甚至将超过40%的贷款量都投放到房地产领域。如此多的信贷的堆积，或会令中国银行业出现被房地产绑架的风险。 有关统计显示，2008年，中国全部家庭贷款才5.7万亿元，而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预计接近50万亿元。由此可见，房地产金融化和泡沫化之严重。 对此，从去年以来，中央已经高度重视。无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日前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人民日报》专访，都透露出进一步遏制房地产行业泡沫，防范楼市加杠杆引发金融风险的决心。 反映在房地产信贷领域，就是往年年初房地产信贷会比较宽松的情况，在今年开年之后并没有出现，反而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持续紧张，而且住房按揭的利率上浮成为常态。就上月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由年初的4.46%上涨至年末的5.38%，环比上升0.37%，同比上升20.89%。接近基准利率上浮10%的水平；而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则为5.73%，较上月上涨0.02个百分点。 3 中国特色的金融风险 楼继伟： 特别是我们面对我国特有的风险，如前面所举述的中国特色的交易衍生品泛滥，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市场的创新设立，监管难度极大等问题。 一些地方领导以往热衷于发展地方交易市场，现在也发现难以监管，区域性市场难免风险外溢，一旦出险，收拾起来十分棘手，也都在审慎处理和认真反思。 名义上看，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仍以“一行三会”为基本架构，实行中央垂直的分业监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受机构设置等方面的限制，在实施有效监管方面力度参差不齐，监管资源多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 具体而言，银行业方面，人行和银监部门在市和区一级均设有管理机构，在执行上级政策、开展行业监管和防范经营风险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到县一级行政区域并没有银监分支机构。对于证券机构和保险机构，行业监管机构更是只延伸到省一级，市级以下并无证券和保险行业的监管机构。使得监管在县级、村镇领域存在很大“真空和缺失”。 从地方金融监管的角度看，在组织架构上，大部分省市只有省市两级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仅有部分省建立了省、市、县三级监管体系，如山东省、江西省等。同时，对地方金融行业的监管往往存在职能界定不清，多个部门监管分散的问题。 如在一些地方，金融办主要负责对小贷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设立进行审核报批和监督管理，同时对民间资本、民间借贷以及资金合作社进行审批与监管 ；商务部门（或者经贸委）主要负责审批典当行和融资租赁公司的设立，并进行监管；发改委负责对基金公司设立的备案报批和管理；而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和网络贷款平台等机构，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 特别是，地方政府金融办普遍集协调、服务、规划和监管职能于一身，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金融办有争取金融资源、推动地方金融扩张的倾向，这与金融监管目标存在冲突。这也就理解了一些地方疯狂成立网络小贷公司的原因。对此，如何进行监管协调，仍然有待进一步“破题”。 4 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可能持续3年 楼继伟： 当前，我国M2与GDP的比例超过200%，与日本的水平大体相当，超过美国91%的两倍。但从利率水平看，2017年我国1个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0.01%，美国为1.1%。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 是否有必要让金融机构承担混业监管真正到位后的高额合规成本？是否有必要让实体经济支付过高的名义利息？无论这是因为高额合规成本外溢，抑或是因为过度混业、多重衍生造成的高风险定价。 我十分认同刘鹤同志不久前在达沃斯峰会所讲的，“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判断。如果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 其实，当下的中国是全世界货币供应最为充裕的国家，M2广义货币总量达到了167万亿，国内的GDP才刚刚过80万亿。但是，即便如此，在央行没有加息的情况下，市场利率的上行速度和幅度仍然非常快，只能说明中国的债务规模已经铺得太大，金融投机也早已反客为主！ 如果不及时对房地产金融化和地方债务实行双紧缩政策，潜在危机将为期不远。就像楼继伟所说，“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如今，从高层的认识、政府认识和对关键风险点的认识上，都有了基本一致的判断，以时间换空间的改革措施已经在路上。是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不仅仅是要讲原则，更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从这个角度说，未来3年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有可能持续3年时间。[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