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普调降中国评级 引发专家学者广泛抨击

　　详解标普评级五大缺陷 近日，标准普尔无视中国经济企稳态势和银行业良好经营业绩，再次“习惯性地”看空中国银行业，下调中国银行业和主要商业银行的个体信用状况评级，招致金融市场的一片指责。究其原因，以标普为首的三大美国评级公司，对非美国家一向看衰，动辄下调欧洲国家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评级、大公司信用评级，个中原因除了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外，还夹藏着评级公司自身的诸多“小九九”。尤其是从美国次贷危机中评级公司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来看，号称中立、权威的国际评级，实际上并不客观、并不科学，至少存在着五大明显缺陷。 缺陷一：随意评级 前几年，标准普尔内部一封流出的让世人大跌眼镜：“母牛设计的结构化产品也能得到我们的评级”。据了解，穆迪也曾给汉诺威发函表示愿意为其提供免费评级服务，并希望未来能为其提供收费服务，遭到了汉诺威拒绝。随后穆迪对汉诺威进行主动评级，连续两年给出了很低级别，并予以公布，但汉诺威却坚持不付费。2003年，穆迪突然把汉诺威的债券级别降至垃圾级，引起了市场的抛售潮，最终汉诺威不得不接受穆迪的收费评级服务。2008年年5月，穆迪由于计算机模型的缺陷，错误地给予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复杂债务产品“AAA”评级，导致穆迪自身的股票暴跌16%。 在主权评级方面，穆迪也曾因为职业操守问题多次遭受处罚。比2016年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上诉审裁处认定，穆迪在2011年7月发布的一份点评中国企业的报告未能满足《操守准则》相关要求，宣布判处穆迪1100万港元罚款并作公开谴责，穆迪同时需支付香港证监会60%的诉讼费用。 缺陷二：美国利益导向 标普等评级公司标榜公正，但其实并非如此。典型的是在美国处于次债危机谷底、银行业倒闭、财政无力为继之时，三大评级公司给予的主权评级仍然是3A级，从而使美国政府能够继续以相对低的成本融资，缓解债务危机的冲击。而当其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有竞争的国家债务出现问题时，三大评级机构就会迅速降低这些国家的主权评级，导致这些国家融资和改革成本提升。多年来，这种评级歧视行为也受到了其他国家以及学术界的强烈批评。 缺陷三：滥用权力 《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佛里德曼说过：“整个世界现在有两个超级强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你，而穆迪可以下调你的债券评级而摧毁你。”典型的例子是在欧债危机期间，标普、惠誉连续下调冰岛主权评级，导致冰岛银行业几乎崩溃，面临整个国家破产的险境，而随后美国大银行进来“扫货”，获取了巨额利润。为应对三大评级机构的滥权行为，欧洲议会2013年通过针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新法规，旨在整肃评级市场规范，并警告在必要时会对这些“不轨”的评级机构采取法律行动。 缺陷四：利益输送 评级公司是商业机构，靠向债券发行者收费获利，因自身利益而得出评级结果就在所难免。典型的例子是次贷危机之前，标普等三大评级公司将低质量的次级债券动辄评为3A级，收取了大量的中介费用，但由此也误导了政府、投资者，导致风险越级越大爆发次债危机。比如，头一年雷曼兄弟还被惠誉上调评级为AA-，第二年就破产了。2015年，标准普尔也因为误导投资者，在支付15亿美元的巨额和解金以后才免于美国司法处罚，其中向美国证交会和另外两家监管机构支付总计7700万美元，向美国司法部支付6.875亿美元、向美国1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支付6.875亿美元。 缺陷五：评级标准不合理 根据大公国际评级团队的研究，标普等评级公司的主权评级主要有五个标准，政治排在第一位，其次是人均GDP、中央政府借新还旧能力、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没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权力。评级标准明确表示美国永远不会违约，因为它偿还不了债务的时候，可以通过用美元来还债。毫无疑问，这五个标准完全根据美国的情况和美国对各国制度的理解，而根据这些主权评级标准，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包括欧洲，评级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前段时间，穆迪无视中国结构性改革的成果和经济企稳态势，下调中国的主权评级，但中国股票、债券、外汇市场市场并没有受评级的影响，主要经济数据持续反弹，通胀温和上升，除了依赖三大评级机构进行交易的机构外，市场并没有给予其太多的重视，可能也是因为市场人士吸取了以前被评级公司误导的惨痛教训。 （作者：余功声，资深金融从业人士。）[详情]

　　国际评级机构的认知错误源于何处？ 文/丁安华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最近几个月，多家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均调高了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但在9月21日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中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至A+，展望调整为“稳定”。理由是：中国信贷增长可能带来金融风险。这是今年5月另一间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之后，第二家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中国的主权评级。 然而，如果说穆迪在今年5月下调评级还有些许逻辑的话，这次标普下调评级的时机和理由非常牵强。穆迪当时的判断是，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下降，但债务水平将上升，削弱总体金融状况。穆迪对中国金融改革的信心不足，认为难以阻止总体债务水平的上升。然而真正的事实是，经过长达六年的经济缓慢下行，今年中国经济迎来稳中趋进的积极势头，实体企业盈利大幅上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降杠杆取得显著成效，基本面改善而信用风险下行。穆迪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预判已被证伪。而在这种背景下，标普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显得有些突兀。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表现出积极的韧性，上半年6.9%的GDP增速超出了市场预期；全球经济整体上也表现出良好的复苏态势；有鉴于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7月不得不上调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在金融改革方面，中国的宏观审慎监管架构基本形成，金融监管的力度明显加强，广义货币M2增速趋势性下行至名义GDP增速以下，8月份更是滑落至8.9%的历史低位。上半年我国名义GDP增速为11.4%，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为11.5%，大体相当；金融杠杆增长过快势头已基本得到抑制；资金外流趋势逆转，人民币汇率在“清洁浮动”下逐步企稳。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中国经济的回升，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盈利大幅改善。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1.6%，增速比1-7月21.2%提高0.4个百分点；8月单月同比增长24.0%，比7月16.5%提高7.5个百分点。实体经济的盈利改善，导致中国的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明显提高，金融体系更加稳健。 评级机构的认知与经济基本面相悖，还可以从主权信用违约互换（CDS）的价格走势来观察。5月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时，CDS市场只有短暂而小幅的波动，随后风险溢价下行的通道不变。这次标普下调中国主权评级也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同，不仅中国主权CDS价格没有出现大幅波动，而且微观层面的中资美元债信用价差反而应声回落。 这几年，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陷入公信力危机，特别是在次贷危机之后。金融市场参与者对中国主权信用风险的真实态度，与穆迪和标普的认知大相径庭。这就需要我们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穆迪和标普的认知误差，究竟是源于对中国的偏见，还是评级技术和方法的错误？我不太相信国际机构刻意唱衰中国的阴谋论，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他们的评级技术和方法出了问题。即使是现有的评级方法也不支持标普下调评级的结论，因为中国的信贷增长正是由于实体经济的回暖，而企业盈利改善提升了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体现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中国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已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那么，这些评级机构对中国的认知误差，更深层次的原因何在？ 中国信贷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债务问题，时常被全球热议。各大国际组织（例如IMF和BIS）和评级机构（例如穆迪和标普）均对中国的债务问题提出警告。不过，在分析中国的信用问题时，他们所倚重的分析框架存在严重缺陷，标普调降中国评级的依据是“长时间的强劲信贷增长提高了中国的经济金融风险”，这一判断过于简单、表面和狭隘。一是他们忽视了中国高储蓄率与间接融资互相强化的金融特征，这一特征被某些评级机构认为是落后的。信贷增长速度较快，与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相关。表面上，高储蓄通过金融中介转化为债务加剧了中国的杠杆率；而实际上，这正是中国信用体系维持稳定的基石所在。二是简单地评价债务/GDP的高低，而忽视债务所对应的资产端现金流创造能力。理解这点尤为重要，标普这类评级机构的分析模型基于西方发达市场国家的经验，基本上只考虑政府税收现金流覆盖主权债务的能力，而完全忽视资产端创造现金流的能力。这一分析框架对中国的适用性存疑，可能形成严重误读。 从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内容看，几乎毫无新意，无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债务问题的认识。今年以来，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形势还是信用风险问题，都得到了明显改善，而不是进一步恶化。这是我们与标普的根本分歧所在。近年来，金融市场对评级机构调整主权评级或展望的反应冷淡，部分原因是错误的分析方法所致，此次尤为明显。[详情]

　　文/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殷剑峰 近期，标普以我国“长时间的强劲信贷增长”为由下调了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对于这一做法，如果不是偏见的话，即使从评级方法的角度看，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主权信用评级，顾名思义，其核心是对一国中央政府的偿债能力、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外的偿债能力进行评估。能够最直接衡量对外偿债能力的数据就是国际投资头寸表，因为它反映了一国对外资产、对外负债和净头寸情况。2016年，由于对外资产增加大于对外负债增加，我国净头寸较2015年上升1300亿美元，达到1.8万亿美元。与我国相比，由于对外负债增加大于对外资产增加，美国的净负债较2015年上升近1万亿美元，美国的净头寸是负的8.3万亿美元。暂且不论标普给予全球最大债务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美国是AA+）高于全球最大债权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原因，我们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对外净资产越来越多的时候，却非要降低我国的评级？匪夷所思。 在一国对外资产中，外汇储备是流动性最好、可以直接用来偿债的金融资产。我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万亿美元，并且，外汇储备在今年已经实现了连续七个月的增加。外汇储备的“七连升”反映了我国经济形势正在好转，经济当事人的信心正在加强。例如，由于对外贸易改善，经常账户顺差一直呈现上升势头；再例如，由于看好中国前景，境外对华直接投资自去年4季度以来稳步上升。此外，信心的恢复使得通过金融账户流出的资金规模大幅度下降。为什么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偿债能力不断增强的时候降低我国的评级？匪夷所思。 除了净国际投资头寸和外汇储备这两个直接衡量主权国家外部偿付能力的指标外，在标普的主权评级体系中，经济状况是重要的二级指标。就我国的经济状况而言，近些年结构转型的成效显著：在产业结构层面，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并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上升；在需求层面，消费已经取代投资成为“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马车；在技术层面，我国的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研发投入强度也位居世界第三。除了结构转型外，从去年8月份以来，我国经济摆脱了困扰多年的PPI通缩问题，宏观经济周期性上行的态势非常明显。如果说在PPI通缩的那些年份降低我国评级或许能够得到理解，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周期上行动力强劲的今年选择这么做，匪夷所思。 最后，就标普所说的“长时间的强劲信贷增长”，我们认为与去年以来的事实不符。就银行贷款而言，贷款的增速继2010年急速下跌之后，就一直处于温和下降的过程，目前贷款的增速是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非金融债券在2015年到去年2季度间有一个快速增长，其背后主要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有关，但去年3季度以来非金融债券的增速迅速下滑至个位数。此外，随着监管的加强，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活动已经大幅度萎缩，金融部门负债增速也在今年1季度后降为个位数。与各种信用工具增速下降相伴，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是在下降的。我们监测的数据表明，2016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已经比2015年下降。如果看企业微观的杠杆率、即资产负债率的话，工业企业中的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即使是国有工业企业，在2013年后，也在调低资产负债率。所以，如果说有“强劲的信贷增长”，在今年看来，那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作为“三大”的标普，如此地刻舟求剑，匪夷所思。 偏见导致错误。从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直到今天，以标普为代表的国际评级公司已经犯了太多的严重错误，公信力早已大大下降。我们权且将此次事件视为一个警醒，时时刻刻保持着风险意识，以迎接十九大的胜利召开，迎接十九大后我国经济金融稳健和可持续的发展。[详情]

　　标普下调中国评级？财政部回应：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杜涛 9月21日，标普宣布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至A+，展望调整为“稳定”。随即，财政部在22日做出回应：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标普与惠誉、穆迪并为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去年3月2日，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之后，3月31日标普也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至负面。当时标普给出的下调理由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推进可能慢于之前的预期，中国政府和企业杠杆率将恶化。 这一次，标普再次把矛头对准了债务风险——中国长时间的强劲债务增长增加了经济和金融风险，尽管信贷增长助推实际GDP强劲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稳定性。 针对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财政部给出了明确回应：面对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政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基础更加稳固，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在这样的形势下，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令人费解。 财政部认为标普关注的信贷增速过快、债务负担等问题，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老生常谈”，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的特点，忽视了中国政府支出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与物质支撑，很遗憾，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惯性思维与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这种误读也是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和发展潜力的忽视。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应该看到中国GDP增速属于中高速增长，中国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在产业及结构调整方面，夯实了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已经蓄势待发；特别是中国高新技术从研发到应用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开始呈现井喷之势，这都是中国经济向好的明显表现。“从债务率的情况来看，可能有些相对比较高，中国的很多债务属于资本性投入为主，这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是很庞大的，有庞大的政府资产，而西方以福利性债务居多。中国基础设施服务投入居多，也能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中国还处于建设期，很多债务属于资本性投入期，无论是标普还是穆迪看中国问题过于表面化，没有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质。”赵全厚对经济观察报变表示。 下调评级 这不是国际评级公司第一次下调中国政府评级。 今年5月，穆迪也曾宣布将中国的评级由Aa3下调至A1，展望从负面调整至稳定，一度引发业界热议。对此，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仍然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充分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显现。而随着“放管服”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新动能培育与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协同发力，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在此之前的2016年3月2日，穆迪最新报告确认中国政府债券的AA3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穆迪称，下调因中国财政的持续疲软，这反映在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水平之中。当时，穆迪还连续将中国38家国有企业及授予评级的子公司、25家金融机构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3月2日当天，新华网随即发文反驳了穆迪的说法，称此番穆迪下调中国评级展望的操作反映了一些海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的某种习惯性看空。这种误读在于缺乏用动态和发展的眼光看中国财政的稳健度。西方评级机构的信誉早已备受质疑，其权威性和重要性均在下降。 文中称，长期以来，西方评级机构把持着信用咨询市场的垄断地位，利用信用评级对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一褒一贬，人为制造“融资剪刀差”。穆迪评级有失公允，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并且缺乏前瞻性。 在2016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提问环节上，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向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问道，中国评级被下调，是否会影响亚投行？楼继伟表示，注意到了评级的调整，但市场上并没有因此使得和中国主权债有关的指标发生变化，比如离岸人民币不跌反涨，也没有资金做空中国，至于和评级机构沟通，我们不用给他们拜码头。 中国经济情况如何？ 在中国经济出现各项向好转变的时候，下调主权债务评级，确实令人费解。 税收数据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司长郑小英在7月20日的国家税务总局举行的新闻通报会上表示，上半年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税收指标明显好转，反映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经济形势稳中向好。 今年上半年税收数据显示，第二和第三产业税收增长较快，这表明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这背后是多重政策效果的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营改增释放税收红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的比重达到了57.6%，比2016年提高1.1个百分点，这也说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二产业税收收入也由去年的下降，转变为今年上半年较快增长，反映出实体经济在逐步好转。”郑小英说。 财政收支数据也在转好。今年1-8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9.8%，比上年同期加快3.8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3.1%，高于收入增幅3.3个百分点，为经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部对财政数据给出的解读是：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驱动下，财政收支形势趋好。 对于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中国财政部一直严加管理，2017年先后出台了“50号文”以及“87号文”。“50号文”是指，2017年5月财政部等六部为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2017年6月，财政部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这份通知被称为“87号文”。 中财-鹏元政府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告诉经济观察报，现在国际评级有很大分歧，财政部坚持自己的口径，评级公司有自己的口径。“特别是平台的债务，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属于企业债，但是国外的三大评级公司认为这属于政府债务。这几年中国对地方债务一直是严格管理，对于违规举债的行为严厉查处，整体上对地方债务的管理是有效的。”温来成说。 财政部在9月22日的回应中表示，信贷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及融资结构等的综合反映，受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经济体的融资结构本身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会使货币信贷呈现不同的水平，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应结合一国实际具体分析。长期以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居民部门的储蓄大量通过金融中介转化为企业部门债务。高储蓄支撑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贷款一直在全社会融资中占据主体地位，只要审慎放贷、强化监管，防控好信用风险，完全可以保持好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详情]

　　标普调降中国评级很草率（热点聚焦）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近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下调至A+。对此，财政部9月22日回应称，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专家指出，标普“误诊”中国经济会危害全球，这有失一个国际专业评级机构该有的严谨性与客观性，实属无事生非。 不解实情妄做评判 标普此次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充分暴露了其评价体系的缺陷和对中国情况缺乏了解。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本报记者分析指出，一方面，标普仅以信贷增速过快、债务负担为由就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其依据本身就比较单薄、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标普的评价中根本没有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没有考虑中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的特点、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与潜力等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从其评价依据的具体内容来看，也是问题多多。例如，标普认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在举债支持公共投资，未来债务偿还可能动用政府资源。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标普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全部计入政府债务，从法律上是不成立的。中国《预算法》实施以后，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依法不属于政府债务，其举借的债务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 此外，标普强调中国信贷增速过快，会削弱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财政部表示，信贷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及融资结构等的综合反映，受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经济体的融资结构本身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会使货币信贷呈现不同的水平，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应结合一国实际具体分析。长期以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居民部门的储蓄大量通过金融中介转化为企业部门债务。高储蓄支撑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贷款一直在全社会融资中占据主体地位，只要审慎放贷、强化监管，防控好信用风险，完全可以保持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误导投资危害全球 “作为专业评级机构，严谨性与客观性应是其基本要求。但纵观标普这次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我们很难找到这些令人信服的部分，这就有点没事找事、博取眼球的嫌疑了。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给出如此草率、不负责任的评价，对广大投资者是一种误导，对全球经济也是危害。”赵锡军说。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也表示，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政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基础更加稳固，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在这样的形势下，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令人费解。 中金公司9月22日发布研报指出，标普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误诊”。此次评级下调并不表明中国信用风险上升或是基本面恶化。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5年的增长放缓后开始显现企稳向好的迹象，企业盈利则迎来了强劲增长。此外，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反映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有了实质性的推进，经济增长比5年前更加健康，可持续性更强。因此，部分海外观察人士，包括其评级机构，在评估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时候显得有点滞后。 看好中国仍是主流 相较于标普的草率，更多国际机构则是选择基于中国经济的表现给出合理评价。9月20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最新预估称，将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速的预估分别从6.6%和6.4%上调至6.8%和6.6%。算上OECD在内，今年以来，已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摩根大通、野村证券、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10余家国际机构选择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期。 与此同时，不少企业对中国经济也表达了乐观预期。路透社近日报道称，路透企业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预期中国经济将大约维持当前的增速，还有14%的受访者预计经济将加速增长。一家电气机械生产商的经理在接受调查时直言，“中国基础经济的表现好于预期”。据悉，这项由日经调研公司为路透社进行的月度调查访问了548家大中型企业，受访企业做出了匿名回答。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内生动力也在不断增强。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市场主体的活力越来越强，战略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同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更好的作用，执行与落实能力不断增强，这在推动经济增长、防控风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和市场均表现良好促使中国经济发展更稳定、风险持续减少，为中国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韧性提供了重要支撑，并给市场带来信心。”赵锡军说。[详情]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势头挡不住（望海楼）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张 超 9月21日，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3调降至A1之后，另一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为“A+”，展望为稳定。这引发了一些关注，但市场反应不大。面对评级微调，中国保持一颗平常心，反应淡定，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势头挡不住。不过，有些道理，还是得讲讲。 显而易见，这次调降评级理由牵强。对于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展望的原因，标普给的官方解释，主要是强调“信贷增长增加了中国的经济金融风险”。而众所周知，2017年中国信贷增长较快，是中国大力推动“金融去杠杆”的结果，也是“脱虚向实”的体现，恰恰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风险在降低。即使再考虑到前期标普宣称的“政府债务、资金外流、改革停滞”等，也不难发现，这些调降评级展望的理由，对于正在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而言，明显缺乏说服力。 看中国经济，看短期更要看长期。中国经济正在换挡期，正由“重量”向“重质”转变，短期看难免有起伏和峰谷，这并不影响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中国有善于发现问题的洞察力，也有勇于改正问题的决心，更有中央的战略定力和全国上下的改革共识，有些短期波动因素辩证地看，正是长期向好的“集结号”。横向比较地看、纵向长期地看，中国仍然并将长期保持全球领先的经济增速、相对健康的财政赤字、充沛的外汇储备、合理的利率水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形态。同时，中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尚有充分的施展空间，改革动力十分强劲。标普仅凭中国经济短期现象，就调降主权评级，要么是缺乏远见，要么是欲加之罪。 调降主权评级影响有限。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可能提高政府与企业的海外融资成本。观察数据会发现，影响不大。首先，截至2016年末中国全口径下外债总额为1.4万亿元，占中国债务总额比重只有5.4%，占GDP比重为13%，中国整体对外负债水平在全球也是处于相对低位，再加上强劲的国际收支盈余，中国政企对外融资需求较弱。其次，截至2016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6.5万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4.7万亿美元，在金融对外净盈余1.8万亿美元的背景下，调降评级的影响有限。第三，截至2017年8月，中国外汇储备连续7个月上升，外储规模重回3万亿美元上方，依然是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家，国际收支保障充足。 双重标准难阻中国势头。长期以来，西方评级机构把持着信用咨询市场的垄断地位，通过对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一褒一贬，人为制造“融资剪刀差”，将资源引导流向西方发达国家。对于评级机构罗织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挥舞“评级大棒”“唱空中国”的乏味故事，中国也见怪不怪了。事实上，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不少政要、学者、媒体与跨国公司高管发表的关于“唱空中国”言论可谓不少，但没一次被他们言中。 当然，西方评级也提供了一个衡量风险的角度与尺度，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前行路上的艰难。外在有个监督和参考，我们更会行稳致远。中国经济到底好不好，不是由评级机构说了算的。中国不信别的，只信“实干兴邦”。 （作者为国家开发银行资金局经济师）[详情]

　　 标普下调中国评级 财政部称其“错误” 标普将中国评级从AA-下调至A+，财政部称是“误读”；专家称就业和物价等指标证明经济状况良好 新京报讯 （记者侯润芳）针对标普下调中国主权评级一事，财政部昨日对外表示，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中国仍将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韧性。对此，业内表示，标普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改变视而不见确实令人费解。业内有观点认为，对中国经济基本面重要的市场检验标准是人民币汇率，而人民币汇率也在逐步企稳。 财政部：标普的决定令人费解 9月21日下午，标普宣布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至A+，展望调整为“稳定”。这是自1999年以来，标普首次下调中国主权评级。 据悉，主权信用评级指的是，信用评级机构对一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评判。 对于标普下调中国主权信用等级一事，昨日财政部官网发布文章表示，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财政部进一步解释称，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政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基础更加稳固，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在这样的形势下，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令人费解。 对于标普的评价，财政部进一步表示，标普关注的信贷增速过快、债务负担等问题，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老生常谈”，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的特点，忽视了中国政府支出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与物质支撑，很遗憾，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惯性思维与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这种误读也是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和发展潜力的忽视。 公开资料显示，三家国际评级机构中，今年已有两家接连下调中国相关评级。今年5月24日，穆迪将中国评级从Aa3下调至A1。这是自1998年以来，穆迪首次下调中国主权评级。 “中国仍将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韧性” 财政部昨日表示，未来，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战略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仍将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韧性。 财政部表示，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9%，高于预期目标，经济增速连续8个季度保持在中高速区间。在国际收支方面，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波动趋升，外汇储备规模连续7个月稳步增加。 今年1-8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9.8%，比上年同期加快3.8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3.1%，高于收入增幅3.3个百分点，为经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今年经济状况明显超预期，但不必太看重经济增速，而是要更多看就业、物价等指标。”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副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表示，在当前增速换挡的情况下，温和通胀等指标表明经济状况良好运行。“要看到宏观经济状况背后的逻辑，因此看待宏观经济指标的框架要改变。”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则表示，中国经济未来增速的回落是较正常的行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速的目标是6.5%左右，前两个季度增速为6.9%，中国经济未来回落并非衰退而更多是主动下调。”邓海清表示，随着环保标准的提高，下半年经济状况或受影响。“但增速回落并不代表中国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恰恰表明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 观点1 “标普的模型和数据可能存在问题”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副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表示，“对于财政部的说法我认同。” 赵庆明解释称，从各项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在明显好转。比如GDP稳中有升、就业表现尤其较好。而从实体经济一端看，钢铁、煤炭等大宗原材料效益在好转，银行的资产状况也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改观。 “标普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和发展潜力的误读并不只是忽视，而是漠视。”赵庆明表示，评级机构一贯分析评级的框架并未看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认为财政部和标普的分歧在于两者的视角和关注点不同，“标普的模型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基本模型，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很难通过它们的模型反映出来。”邓海清认为，标普模型放在中国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金融等情况作出误读。 此外，邓海清表示，标普的数据获得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各个国家没有义务或者主动为标普提供全面的数据，标普的数据可能存在以偏概全、数据更新不及时等问题。” 邓海清称，评级机构的数据较为机械，而不会全面考虑包括环保、增长质量等因素。“回落认为是衰退，财务指标是评级公司的局限性或者短板。” 观点2 “汇率才是重要检验标准” “财政部大可不必为标普下调中国评级的行为大动肝火，因为对中国基本面的评估比标普更有说服力的是中国的汇率状况。”邓海清解释，如果中国经济状况不好、地方债务风险问题较大等，人民币汇率一定会大幅贬值。但2017年以来，中国的汇率走出了阴影，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情绪从超级悲观转为乐观。“汇率是经济基本面的重要晴雨表，目前的汇率状况是对标普下调行为更有力的反驳。” 中金研报也表示，中国的债务/GDP比率在经历了多年的加速上升后，其增速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回落。目前的M2增速甚至降至名义GDP增速以下。受益于经济基本面改善，海外中资股今年以来实现大幅增长，人民币汇率也逐步企稳。 对于穆迪也下调中国信用评级的行为，邓海清同样认为，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唯一的市场检验标准是人民币汇率。 “目前评级机构的话语权被霸占着，部分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做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符合新兴发展中国家特点的评级框架和机构。”赵庆明表示。[详情]

　　财政部回应标普下调我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 中国仍将保持较强经济增长韧性 □本报记者 刘丽靓 针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我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至A+，财政部相关负责人22日表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政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基础更加稳固，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在这样的形势下，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令人费解。 是对中国经济的误读 该负责人表示，标普关注的信贷增速过快、债务负担等问题，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老生常谈”，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的特点，忽视了中国政府支出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与物质支撑。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惯性思维与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也是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和发展潜力的忽视。 该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9%，高于预期目标，经济增速连续8个季度保持在中高速区间。在国际收支方面，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波动趋升，外汇储备规模连续7个月稳步增加，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良好的信心与预期。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驱动下，今年以来，财政收支形势趋好。1-8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9.8%，比上年同期加快3.8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3.1%，高于收入增幅3.3个百分点。 未来，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战略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仍将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韧性。 可以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该负责人指出，标普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全部计入政府债务，从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我国《预算法》《公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界定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债务的边界。 《预算法》实施以后，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依法不属于政府债务，其举借的债务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时，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们将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确保财政持续健康运行。 在信贷方面，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居民部门的储蓄大量通过金融中介转化为企业部门债务。高储蓄支撑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贷款一直在全社会融资中占据主体地位，只要审慎放贷、强化监管，防控好信用风险，完全可以保持好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未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活力将进一步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完全可以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详情]

　　来源： 微信公众号固收彬法 2017年5月24日，穆迪发布评级报告，将中国的评级从Aa3下调至A1。穆迪方面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的原因主要在于认为中国的财政状况会有所恶化，整体债务规模将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而继续上升。 2017年9月21日，标普将中国的评级由AA-下调至A+。标普认为政府近期加大控制企业杠杆水平的力度，有望稳定中期金融风险趋势，但预计未来两到三年的信贷增长速度仍不低，会继续推动金融风险逐步上升。 中国整个经济的债务负担近年来的确有所上升，但是国际机构作为“外来汉”，对于中国政府制度法规的不熟悉，对于中国债务状况的预测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中国正在开展积极稳妥的去杠杆工作，积极处置不良资产，推进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未来还看中国政府在降杠杆工作成效的显现。 2017年5月24日，穆迪将中国本币和外币发行人评级从Aa3下调至A1。这是自1998年来，穆迪首次下调中国主权评级。 2017年9月21日，标普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调整为A+，短期债评级由A-1+调整为A-1，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这是自1999年以来，标普首次下调中国主权评级。 中国主权相关评级历次变动情况 主权信用评级（Sovereign risk rating），是指对政府作为偿债人对所负债务进行偿还的意愿和能力的主权风险的一种信用测评。 今年5月24日，穆迪发布评级报告，将中国的评级从Aa3下调至A1。报告中不但下调中国本币和外币发行人评级，还将已核准但未发行的高级无抵押外币债务的评级也从Aa3下调至A1，外币存款评级上限从Aa3降至A1。同时，将中国的本币债券和存款上限维持在Aa3，外币债券评级上限维持Aa3，短期外币债券和银行存款评级上限仍为Prime-1。 5月24日晚间，距离穆迪下调中国的评级不到24小时内，穆迪又将香港的本币和外币发行人评级从Aa1下调至Aa2，并将展望从负面调整为稳定。香港的本币债券和存款评级上限仍为Aaa，外币债券评级上限仍为Aaa，外币存款评级上限已从Aa1降至Aa2。香港的短期外币债券和银行存款评级上限仍为Prime-1。 降低中国评级的理由：穆迪方面表示，未来几年中国的财政状况会有所恶化，整体债务规模将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而继续上升。虽然中国正在深化改革，可能促使经济和金融体系转型成功，但这也只能放缓而不能阻止整体债务进一步上升，政府负债也将继续增加。 除此之外，近几年中国GDP增长正在减速，从2010的峰值10.6%下降到2016年的6.7%，这种放缓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预计将继续进行的结构性调整。穆迪还认为中国GDP增长率目前仍处在高位，未来5年增长率或将降至5%。穆迪预计2018年中国政府的直接债务负担将逐渐占到GDP的40%，到2020年，中国政府债务将占GDP的45%。并且政府、家庭和非金融企业的经济范围内的债务将继续上升。 下调香港评级的理由则是：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密切并日益紧密。穆迪指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密切而广泛。考虑政治联系，中国内地信用状况的削弱将最终影响香港的信用状况，并将反映在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的评级中。 继穆迪之后，2017年9月21日，标普又下调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调整为A+，短期债评级由A-1+调整为A-1，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 降低中国评级的理由：中国长期信贷强劲增长带来经济和金融风险上升，政府近期加大控制企业杠杆水平的力度，有望稳定中期金融风险趋势。但预计未来两到三年的信贷增长速度仍不低，会继续推动金融风险逐步上升。 1、全球三大评级公司对中国主权评级回顾 我们对国际上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主权历史评级做了相应梳理。 回顾穆迪对中国长期发行人评级，从1998年开始至2010年，每一次都是调高评级，从2013年开始，逐步调低发行人的评级展望，2017年5月24日，下调评级。中国目前最新的A1评级与捷克、爱沙尼亚、以色列、日本和沙特阿拉伯同级，比台湾、澳门低一档。 回顾标普对中国长期发行人评级，从1993年至今，1998年下调了评级展望，1999年实质性下调了主权评级，最近一次评级展望下调发生在去年，而今年标普对中国主权评级下调一档。中国目前最新的A+评级与爱尔兰、以色列、日本和斯拉伐克同级，比中国台湾、智利低一档。 三大评级公司对中国主权评级调整事件中，评级符号直接下调只发生过四次。1999年7月20日标准普尔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由BBB+至BBB，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2013年4月9日，惠誉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由AA-至A+，展望维持稳定，2017年5月24日穆迪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由Aa3至A1，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2017年9月21日标准普尔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由AA-至A+，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 2、中国主权评级历次变动时国内经济情况 从历次中国主权评级调整时国内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主权评级被下调时，通常国内经济都处于下行周期，而主权评级被上调时，经济形势和主权评级变动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从2011年开始中国主权评级进入一个被三个国际评级公司逐步下调的高发期，这和我国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经济增速逐步放缓有着密切联系。 对于物价情况而言，在2007年中、2008年中和2011年中物价上涨之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自1997年以来一直保持在5%以下，且波动幅度不大。但是政府的赤字率近几年不断攀升，2017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财政赤字2.3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 中国官方储备的外汇资产也由2014年中旬的4万亿美元不断流失，2017年4月仅为3.09万亿美元。而包含地方政府债券形式和非地方政府债券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最近几年也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增幅并不大，每年受财政部指导，地方政府也在置换存在的非地方政府债券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总量更加明朗化。 3、评级公司调整中国评级的共性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下调国家主权评级都结合了定性和定量的因素，主要就是要看一国政府的负债水平和还钱的能力。 通过梳理三大评级机构调整中国主权评级具体的原因，我们发现，评级机构对一国主权评级的调整主要考察一国政府的负债水平和还钱的能力，具体就在政府债率、财政赤字、外汇储备等三大指标上体现。如果一国政府经济增速面临下滑风险，政府债务率和财政赤字较高，而外汇储备不够雄厚，流失也较快，则该国主权评级很可能面临下调风险，反之亦然。而具体对于中国的主权评级而言，三大评级机构对于我国融资平台和或有债务问题一直十分关注，也提出希望增加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度。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分歧也是导致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主权评级进行调整的一大原因。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主权评级方法 1、美国对全球信用评级的垄断 最初为了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解决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衍生出来了信用评级制度安排。20世纪初，美国债券市场在大规模铁路融资需求的推动下快速发展，普通投资者迫切需要投资决策信息。1909年，为适应市场需求，穆迪公司向投资者提供铁路公司财务状况和信用记录的评估结果，作为投资参考信息提供给投资者，开启了信用评级业务的先河。之后，普尔出版公司和标准统计公司分别于1916年和1922年发行了债券评级，惠誉出版公司也于1924年发行了债券评级。 随着评级机构在市场上逐步建立起真实、公允、准确的声誉，评级结论在政府监管中得到运用。美国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已正式要求货币市场基金所投资的标的必须要有评级机构的评级，禁止银行投资BBB级别以下的债券，这是美国对信用评级机构最早的“政府认可”，也意味着信用评级机构成为了政府认可的“社会监管者”的角色，在金融体系监管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为适应国家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美国加快了对信用评级业的干预。为了规范评级结论的使用和满足监管部门的需要，从1975年开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信用评级机构实行认证制度，也就是“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s），首批被纳入NRSROs中的只有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3家信用评级机构，在随后的20多年中，SEC一直没有再认可新的机构。从2003年起，SEC经过28年后又陆续认可了几家NRSROs，目前共有10家。这10家评级机构，包括7家美国本土机构，1家加拿大和2家日本评级机构。 通过NRSROs认证制度，美国从法律上正式认可了大型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资格，形成了信用评级业的寡头垄断。评级机构的收费模式从“投资者付费”模式向“发行人付费”模式转变。首批获得NRSRO资质的三家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由于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同时掌握着最先进的评级技术，其他机构难以与之竞争，三大评级机构在美国甚至全球信用评级市场占据主要地位。 2、评级调整的对象指什么 这次穆迪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穆迪下调的是中国的本币和外币发行人评级、已核准但未发行的高级无抵押外币债务的评级、外币存款评级上限。但是仍然维持中国的本币债券和存款上限维持在Aa3，外币债券评级上限维持Aa3，短期外币债券和银行存款评级上限在Prime-1。被调整的这些对象具体意味着什么？ 中国长期本币债务评级：穆迪对公司中国长期本币债务的评级。 高级无抵押债券评级：穆迪为公司高级无担保债券所定的评级。 本币主权债券评级：反映了穆迪对于某一政府动用其本币资源以按时清偿债券持有人的债务的能力及意愿。 外币主权债券评级：反映了某一政府动员其外汇储备来按时清偿债务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首先需要动用本币资源。但此后政府需要确保已经有经济人准备将外币与本币兑换。 本币信用可靠程度仅仅取决于政府以本币融资清偿此类债务的能力和意愿，而政府对外币债务的违约也可能是私营代理机构债务清偿能力有限所造成的。 长期和短期外币存款评级是长短期债务的翻版。穆迪的银行评级体系以基础信用评定经过少许修正得到财务强度等级，然后考虑外部支持因素，得到该银行的本币和外币存款信用等级。 本币存款评级：在美国本土的银行就获得本币存款评级。 外币存款评级：在美国本土以外，考虑了潜在的外部支持和系统性支持的情况下，存款于某家银行的安全程度。 3、评级符号定义 评级分为长期、短期、主体和债项评级。对于长期债项评级，穆迪采用三等分为21级，对于Aa至Caa级别，通过增加数字1、2、3来调整同类别中的相对排位，数字1表示级别在同类中最高，2次之，3则是最低，标普采用四等共有23级，对于AA至CCC级别，通过“+”和“-”来表示各类别中的相对强弱，惠誉与标普大致一样分为23级。穆迪评级分为Aaa，Aa1-3，A1-3，Baa1-3，Ba1-3，B1-3，Caa1-3，Ca和C，惠誉在此基础上还有D和RD评级，标普在此基础上还有D和SD评级。 长期主体评级通常在每一个级别调整之前都会先进行outlook（展望）调整，比如要调升之前通常会给正面，要调降之前通常会给负面，对于D评级而言，已经形成违约就没有展望一说了。短期只有债项评级，而且短期没有展望评级。比如这次穆迪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之前，就先是连续下调了展望评级两次。 评级机构主要通过信用等级来反映受评对象的信用质量等级，为了反映受评对象在中期内信用等级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以及可能调整的方向，增加了评级展望，作为对受评对象信用等级的有效补充。 惠誉的评级展望是指信用评级在1至2年内可能变动的方面，反映了财务或其他方面的趋势还未到驱动评级变动的程度，但如果该趋势持续，则评级会向该方向变动；标普的评级展望指所评估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可能的变化和发展方向。通常对投资级长期信用等级的评级展望期限为6个月至2年，而对于投机级长期信用等级的评级展望期限为6个月至1年，评级展望是长期信用等级的组成部分；穆迪的评级展望指对信用等级在6至18个月内变化方向的一种看法。 4、主权评级方法 穆迪主权评级方法 穆迪对主权信用可靠程度的评级方法结合了定量和定性参数。 穆迪主权债券评级主要是3步骤过程：1、国家经济弹性；2、政府的财务稳健性；3、确定评级。 第一步根据两个主要因素，即一国的经济实力和该国的体制的综合考量来确定某一国家抗冲击的能力。该国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人均GDP所反映的实力是反映经济稳健性，进而反映看冲击能力的最佳指标。而该国的体制，主要问题在于该国的体制框架和治理的质量是否有利于遵守合约。 第二步直接针对债务事项，也主要根据两个因素的综合考虑，即政府的财务实力和对事件风险的敏感性。政府财务实力主要确定哪些债务是必须要清偿的和债务的可承受度，以及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比如增加税收、削减开支、出售资产、获得外汇等等。对事件风险的敏感性直接威胁债务清偿风险，主要问题在于确定不利的经济、金融或政治事件的发生是否可能危及债务环境。 最后，第三步就是根据经济弹性的程度和财务稳健性程度，来确定评级区间。确切的评级还要根据同业比较以及对过程中尚未充分掌握的其他因素进行衡量。 具体操作时每步都对各个影响因素设置“非常强”到“非常弱”五档，再把每步得出的区间值进行整合，转化为相应的级别。 标普主权评级方法 标准普尔的评级体系通过五大块的分值来反映，其中政治分（political score）：主要考察机构的有效性及政治风险反映，经济分（economic score）：经济结构和增长前景，外部分（external score）：包含外部流动性和国际投资的地点，财政分（fiscal score）：财政政策效果和灵活性，货币分（monetary score）：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基于一系列的定量因素和定性因素分别对五大核心因素进行1（最强）-6（最弱）的评分，政治分考察主权决策机构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机构的透明度、问责制和信息的可靠性，政府支出文化，外部安全风险，潜在影响的外部组织的策略设置等。经济分考察收入水平、增长前景、经济多样性和有效性。外部影响分关注国际贸易中主权货币的使用情况、主权国的外部流动性、对外偿债能力、国际收支等。财政政策分关注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和结果、长期的趋势和意愿、负债成本和结构等。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包括使用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和有效性，以及决策制定过程的机制和效率等。 惠誉主权评级方法 惠誉采用互动合作的评价方法，先给目标评级主体的相关官员发放标准化的问卷，问卷侧重考察对经济政治环境可能造成异常影响的政府因素，在该过程中逐渐建立对于目标主体的债务结构和偿债能力的框架。 然后是对政策的评价，包括财政货币政策适应性和一致性，对政策的冲击因素和政策制定机制等。对国际贸易领域的分析，如国际市场的占有额、市场的分布多样化和经济的开放程度等。并通过考察一国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来看目标主体抵御外来经济冲击的能力，例如考察政变等政治风险的影响等。综合这些分析因素之后，会形成一个详细的报告提交给主权信用评级委员会（Sovereign rating committee），经各金融机构和企业联盟的专家委员讨论修订后对外公布。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一个评级公司如何可以对一国主权进行评级，这样的评级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是否会影响一国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影响程度又几何呢？ 从理论来看，主权信用评级主要反映被评级国家对外债务的偿还能力。因此，主权信用评级将对一国的对外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产生直接影响，间接地也会对评级下调国家国内资本市场产生冲击。主权信用评级作为国家风险的代理变量，它的变动严重地冲击着一国债券市场。当然对于一国主权评级的下调也会影响一国的货币表现。对于股票市场而言，主权信用评级的下调包含许多新的信息，无疑是一个利空消息。该消息将严重挫伤投资者持股信心，引起本国股票市场的下跌。2009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引起希腊股票的大幅下跌。而股票市场作为一国经济的“晴雨表”，对一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因此，主权信用评级提高带来的“利好”与评级下调带来的“利空”通常都将一定程度上反映到股票走势中。 由于最早一次主权评级符号下调发生在1999年，距今时间比较久，而最近两次主权评级符号下调又集中发生在近期，因此，为了便于观察主权评级下调的实际持续影响，我们主要选择观察2013年4月9日惠誉将中国主权评级由AA-下调至A+这一事件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债市方面：2013年4月9日惠誉的下调行动之后，次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1BP，7个交易日内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3BP，2017年5月24日，穆迪的下调行动之后，当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1BP，次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1BP，7个交易日内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3BP，对国内债市的影响有限。 通过比较2013年4月9日和2007年11月7日，惠誉下调和上调中国主权评级对我国债市的影响，发现评级上调的影响大于评级下调，而且在影响方向上，国际评级的影响并不大。 由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比较低，投资者还是以境内机构为主，所以国际评级机构对主权评级下调的影响力有限，虽然自债券通开通以来，境外机构投资我国国债的占比明显大幅提高，但是占比仍然较低。由于主权信用评级也将对一国的对外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产生直接影响，对企业去境外发债的意愿产生一定影响。所以跳出国内债市，中资企业去境外发债又会受到影响呢？ 从中资企业海外发行美元债的规模来看，中国主权评级下调对企业去境外发债影响有限，2013年惠誉下调评级之后中资企业海外发债规模受到的负面影响不大。 2014年中资企业海外发行美元债的规模较上年还有大幅提升，之后境外美元债发行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攀升。总体而言，国家主权下调对中资企业在境外发债的规模影响有限，由于近两年中国政府对于中资企业去境外发债也处于鼓励的状态，因此，国内企业去境外发债规模受到评级调整的影响并不大。 中资企业境外发行的美元债的期限集中在3个月、1年、3年和5年，我们观察3个月和3年期期限的美元债一级发行利率的变化情况，看国家主权评级下调对中资企业境外发债融资成本的影响。 在2011年4月1日惠誉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展望由稳定到负面和在2013年4月9日惠誉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由AA-到A+之后，虽然对中资企业境外发债规模的影响有限，但是从发行人境外融资的成本来看是有一定上浮的，企业境外美元债券的发行利率有所上升。但是在2016年3月2日和2016年3月31日穆迪和标准普尔分别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展望由稳定到负面之后，对企业境外发行美元债的成本整体而言则影响不为明显。 境外发行美元债的第一大行业就是中资银行，而且银行作为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通常是金融系统风险能否守住的关键要素。国家的主权评级对这个国家的银行评级产生的影响也更加深刻，因此我们选择银行行业境外融资境况的变化，来具体分析我国主权评级下调之后对企业境外融资成本的影响。 截止2017年9月21日，发行过的3个月期的美元债共计448只，其发行人全部是金融企业，且超过99%都是我国中农工建交银行境外分行所发行的美元债。 我们挑选相同发行主体在2011年4月1日和2013年4月9日评级调整前后发行同期限美元债的利率，可以发现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在中国主权评级下调之后，在境外发债融资的成本都有所上升，分别上涨了约20-30个BP。而2011年相同期间美国国债3个月期收益率和2013年相同期间美国国债3年期收益率基本都是呈下行趋势。 由于三个月期的美元债在2016年3月前后无合适的可比较对象，因此，我们选择在2016年3月评级下调前后银行境外发行的3年期的美元债作为比较对象。截止2017年9月21日，中资企业境外共发行过的3年期的美元债共计438只，主要包括金融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在2016年3月2日和2016年3月31日穆迪和标准普尔分别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展望由稳定到负面前后，相同发行主体境外融资成本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这可能说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报告影响力近年来有一定程度下滑，境内外投资者对国际机构的评级结果的重视程度有所减弱，同时由于这两次的评级下调只涉及调整评级展望，影响力相较于直接下调评级也会稍弱。 汇市方面：2013年4月9日当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2639，较上日中间价6.265升值11个基点，次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2548，较上日中间价升值91个基点，7个交易日内升值223个基点；2017年5月24日当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758，较上日中间价6.8661贬值97个基点，次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695，较上日中间价升值63个基点，7个交易日内升值824个基点。今天标普调整中国评级的消息发布后，人民币走势较平稳。评级上调对人民币汇率的正面影响比较大，而评级下调对其影响则比较有限。 股市方面：2013年4月9日当日上证A股上涨0.64%，沪深300上涨了0.69%，次日上证A股上涨了0.02%，沪深300下跌了0.17%；2017年5月24日当日上证A股上涨0.07%，沪深300上涨了0.0008%，次日上证A股上涨了1.43%，沪深300上涨了1.80%。评级上调对国内股市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而评级下调对国内股市的影响则比较有限。 总体来看，我国主权评级下调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着冲击有限：评级下调对我国国内债市影响较小，对企业境外发债的规模而言，影响也并不显著，但是对企业境外发债成本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对于国内股票市场和汇率市场，主权评级下调的影响并不大。 今年穆迪和标普连续直接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认为还是会影响中资企业海外融资的成本，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特别是信用债市场也会更加持谨慎和观望态度。 评级可信度 在今年5月穆迪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的报告中，穆迪降低中国评级的主要理由考虑到中国政府的负债将继续增加。根据穆迪的预计，2018年中国政府的直接债务负担将逐渐占到GDP的40%，到2020年，中国政府债务将占GDP的45%。并且政府、家庭和非金融企业的经济范围内的债务将继续上升。 而昨日，标普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的主要理由也是认为中国长时间的强劲债务增长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风险。 以穆迪为例，其主权信用评级的财政实力要素，主要分析政府财政的整体状况。财政实力分析的起点是相对债务负担和债务负担能力，同时，穆迪也会考虑政府债务的结构。违约国家的债务与GDP比率和债务负担水平通常非常高，最终无法偿还或减少债务。穆迪考虑长期债务趋势和因素影响这种趋势，同时也考虑或有负债和金融资产。 债务负担：（1）政府债务总额/GDP：这个比率是穆迪评估财政实力的起点，考虑了政府总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地区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所有直接债务；（2）政府债务总额/政府收入：这个比例给出了一个政府实际收入基础上的偿债能力的粗略的指示，这一指标值高可能反映遗留的财政弱点和或有负债的实质化。 债务承受能力：（1）政府利息支出/政府收入：这一指标表明一个政府在其创收能力之内的偿债负担大小，反映了债权人是否要求风险溢价为政府赤字提供融资的意愿；（2）政府利息支出/GDP：这个指标主要分析国内生产总值满足政府债务偿还需求的能力，对财政收入的即时偿付能力影响更大。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即债务余额/GDP为36.7%，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风险总体可控。按照我们的测算，2016年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1.98万亿，地方政府债务16.84万亿，政府负债率38.74%，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入不大，如果按照每年在38%-39%的负债率水平，按照目前国债余额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测算的2017年政府负债率为39.17%，略有超过该区间。 首先，我们对穆迪关于中国政府负债率的测算的合理性做一个判断。穆迪预测2018年中国政府的直接债务负担将逐渐占到GDP的40%，同时穆迪还认为中国GDP增长率未来5年增长率或将降至5%。如果按照这个统计口径，中国2018年GDP将达到约83.21万亿，我们假设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央政府债务按照去年的增速增长，2018年政府债务余额将达到约33万亿，政府负债率为39.78%，与穆迪估计的40%的政府负债非常接近。因此，如果假设成立，政府债务负债率的确将占GDP的40%。 其次，对于我国GDP增速估计和政府债务增速估计的方法和依据，穆迪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详细说明，只是提出我国预计将继续进行的结构性调整，GDP增速将会有持续下滑，这个估计在一定程度上是带有主观性的，不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夸大政府债务的增速和GDP增速的下滑。 第三，国外评级机构还认为中国政府直接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政府或有债务。根据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7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44.90万亿，同比增长11.2%，负债总额95.26万亿，同比增长11.3%；中央企业资产总额73.56万亿元，同比增长9.1%，负债总额50.17亿元，同比增长10%；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71.33亿元，同比增长12.7%，负债总额45.09亿元，同比增长12.9%。截止2017年9月21日，中债标准口径城投债余额约7.10万亿，近年平台发债规模和数量也呈增长趋势，从2010年的411只增至2016年的6514只，规模从2010年的0.63万亿元增至2016年的6.74万亿元，同时，部分融资平台公司也在加大海外发债规模，降低融资成本，但目前规模仍然较小。 从国外评级机构质疑的这个方面来看，国有企业负债率虽然比较高，但近年来还算稳定，维持在65%-67%之间，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言，快速增长的债务的确是不可忽视的风险点，面对不断扩大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情况，控制整体债务规模，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厘清政府债务范围，明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与地方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剥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禁止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规担保，明确平台公司债务不是地方政府债务。 未来不同类型的融资平台应该将会面临不同的命运，而且我们认为只要有关决策和监管部门不再将需求刺激作为唯一的政策手段，并且相关政策执行到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功能就会系统性的弱化，平台债务规模也将会得到控制。 中国整个经济的债务负担的确有所上升，但是国际评级机构作为“外来汉”，对中国法律制度规定缺乏必要的了解，对政府的执行力也缺乏一定的认识，对于中国债务状况的预测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中国正在开展积极稳妥的去杠杆工作，积极处置不良资产，推进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期待中国政府在降杠杆工作成效的显现。 目前来看，穆迪和标普对我国主权评级的下调影响有限，今年5月，穆迪下调了中国的主权评级，质疑中国领导层能够在维持经济增长步伐的同时遏制债务的观点，今年9月，标普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国际评级机构之间行动上的跟随。我国在7月初正式上线运行“债券通”，主权评级下调可能会使得境外投资者进入国内债券市场，特别是信用债市场持更加谨慎和观望的态度。 后续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其他国际评级机构对我国的主权评级的调整情况，以及我国政府对于债务问题处理的进展，以防范出现被国际评级机构长期看空的局面。 注：文中报告节选自天风证券研究所已公开发布研究报告，具体报告内容及相关风险提示等详见完整版报告。 证券研究报告 《中国主权评级为何接连下调？》 对外发布时间     2017年09月22日 报告发布机构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已获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分析师 孙彬彬 SAC 执业证书编号： S1110516090003 高志刚 SAC 执业证书编号： S1110516100007[详情]

　　 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22日彭博报道，摩根士丹利分析师Gordian Kemen等置评标普调降中国评级时称，“这个消息没有立即引起市场反应，评级调整也不影响我们对中国经济或人民币走向的根本看法，维持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观点”。 此外，大摩分析师对离岸人民币的看法转为“中立”，称尽管中国经济基本面强劲应该会利好人民币，但决策者以避免出现强方向性走势为首要任务，可能给人民币汇率短期前景蒙上阴影。 “我们认为中国央行将使人民币保持区间波动，直到会议之后提出进一步的指引，”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写道。 注：标普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 展望稳定。[详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9月22日讯 标普9月21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标普在其报告中称，“长时间的强劲信贷增长提高了中国的经济金融风险”。对此，中金公司22日发布题为“为什么说标普下调中国评级是误诊？”的研报，研报指出，部分海外观察人士，包括其评级机构，在评估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时候显得有点滞后。 中金公司研报分析称，此次标普下调中国评级的时点正当中国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处在2016年年中开启的新一轮复苏途中。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长6.9%，较去年的6.7%回升。而名义GDP 回到两位数的增长，上半年增速11.4%比去年全年的8%上升了3.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上半年利润同比增长37.5%；年化ROE 提升至8.9%，为近11个季度最高水平；资本开支同比增长9.7%，是近5年来的最快增速。 研报认为，中国的债务GDP 比率在经历了多年的加速上升后，其增速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回落。目前的M2 增速甚至降至名义GDP增速以下。受益于经济基本面改善，海外中资股今年以来实现大幅增长，人民币汇率也逐步企稳。 中金公司在研报中表示，过去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债务率问题的根源做过多篇研究，总结如下： 1、中国债务率高企主要是因为高储蓄率和金融部门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股票市场）带来的效率缺乏。由于中国储蓄率高而企业缺乏有效的股权融资渠道，当经济下行时，企业依靠自身盈利补充资本金的能力下降，因此债权融资在整个融资中的比重必然上升。不对金融领域进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而仅靠收紧货币政策来降杠杆，其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2、公共部门高储蓄表现为不断积累的政府存款，加剧了中国的“杠杆率问题”。截至8月末，政府部门持有的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总量高达30.9万亿，相当于GDP的40%。尽管财政存款增速明显放缓（8月同比增长0.9%），机关团体存款仍然在以两位数的增速增长（8月同比增长12.1%）。如果政府主动改善自身资产负债表，利用现金存款偿还债务，降低税费征收，或是增加国有企业股本金，则可以实现在大幅降低中国杠杆率的同时避免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拖累经济增长或损害企业部门。 3、尽管企业部门债务率高达160%，其中的一半亦可以用其在手现金偿还。而且，企业存款有三分之二是由国有企业持有。因此，通过国企改革来改善企业治理和盈利能力，也有助于降低中国的杠杆率，而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拖累。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煤炭、黑色、有色、化工等国企集中的重工业行业，企业已经开始偿还或核销有息负债。 研报最后指出，标普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可以提醒中国应当关注经济中存在的效率不足并认识到加快推进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此次评级下调并不表明中国信用风险上升或是基本面恶化。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增长放缓后开始显现企稳向好的迹象，企业盈利则迎来了强劲增长。此外，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反映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有了实质性的推进，经济增长比五年前更加健康，可持续性增强。因此，部分海外观察人士，包括其评级机构，在评估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时候显得有点滞后。[详情]

　　中证网讯（记者 张晶）财政部有关负责人22日就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问题答记者问。财政部称，中国完全可以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财政部表示，信贷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及融资结构等的综合反映，受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经济体的融资结构本身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会使货币信贷呈现不同的水平，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应结合一国实际具体分析。长期以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居民部门的储蓄大量通过金融中介转化为企业部门债务。高储蓄支撑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贷款一直在全社会融资中占据主体地位，只要审慎放贷、强化监管，防控好信用风险，完全可以保持好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有必要指出的是，过去几年，面对世界主要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国内增长动能转换的阵痛，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中国货币增速正在逐步下降。今年8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8.9%，远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平均增速，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性增强。同时，中国政府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规范资产管理业务，压缩影子银行生存空间，有力地保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未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活力将进一步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完全可以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详情]

　　中证网讯（记者 张晶）财政部有关负责人22日就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问题答记者问。负责人表示，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负责人同时说，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政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基础更加稳固，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在这样的形势下，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令人费解。标普关注的信贷增速过快、债务负担等问题，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老生常谈”，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的特点，忽视了中国政府支出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与物质支撑，很遗憾，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惯性思维与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这种误读也是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和发展潜力的忽视。 [详情]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问题答记者问 2017年9月22日 来源：财政部新闻办公室 记者问：9月21日下午，标普宣布将我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至A+，展望调整为“稳定”。请问您如何看待此次标普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答：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政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基础更加稳固，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在这样的形势下，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令人费解。标普关注的信贷增速过快、债务负担等问题，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老生常谈”，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的特点，忽视了中国政府支出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与物质支撑，很遗憾，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惯性思维与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这种误读也是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和发展潜力的忽视。 记者问：标普对中国经济趋势增长率存有较多疑虑。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形势？ 答：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9%，高于预期目标，经济增速连续8个季度保持在中高速区间。今年前8个月，生产需求总体平稳，就业形势持续向好，物价水平温和上涨，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内需支撑作用凸显，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经济增长的韧性及可持续性稳固提升。在国际收支方面，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波动趋升，外汇储备规模连续7个月稳步增加，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良好的信心与预期。 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驱动下，今年以来，财政收支形势趋好。1-8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9.8%，比上年同期加快3.8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3.1%，高于收入增幅3.3个百分点，为经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战略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仍将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韧性。 记者问：标普认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在举债支持公共投资，未来债务偿还可能动用政府资源。请问您有什么看法？ 答：标普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全部计入政府债务，从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我国《预算法》、《公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界定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债务的边界。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范围，依法包括：一是地方政府债券；二是经清理甄别认定的2014年末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截至2016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32万亿元，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2.01万亿元，我国政府债务余额27.33万亿元，占GDP的36.7%。 《预算法》实施以后，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依法不属于政府债务，其举借的债务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时，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们将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确保财政持续健康运行。 记者问：标普特别强调了中国信贷增速过快，会削弱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请问您对此如何看待？ 答：信贷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及融资结构等的综合反映，受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经济体的融资结构本身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会使货币信贷呈现不同的水平，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应结合一国实际具体分析。长期以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居民部门的储蓄大量通过金融中介转化为企业部门债务。高储蓄支撑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贷款一直在全社会融资中占据主体地位，只要审慎放贷、强化监管，防控好信用风险，完全可以保持好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过去几年，面对世界主要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国内增长动能转换的阵痛，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中国货币增速正在逐步下降。今年8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8.9%，远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平均增速，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性增强。同时，中国政府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规范资产管理业务，压缩影子银行生存空间，有力地保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未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活力将进一步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完全可以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详情]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问题答记者问 来源：财政部新闻办公室 记者问：9月21日下午，标普宣布将我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至A+，展望调整为“稳定”。请问您如何看待此次标普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答：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政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基础更加稳固，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在这样的形势下，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令人费解。标普关注的信贷增速过快、债务负担等问题，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老生常谈”，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的特点，忽视了中国政府支出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与物质支撑，很遗憾，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惯性思维与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这种误读也是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和发展潜力的忽视。 记者问：标普对中国经济趋势增长率存有较多疑虑。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形势？ 答：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9%，高于预期目标，经济增速连续8个季度保持在中高速区间。今年前8个月，生产需求总体平稳，就业形势持续向好，物价水平温和上涨，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内需支撑作用凸显，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经济增长的韧性及可持续性稳固提升。在国际收支方面，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波动趋升，外汇储备规模连续7个月稳步增加，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良好的信心与预期。 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驱动下，今年以来，财政收支形势趋好。1-8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9.8%，比上年同期加快3.8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3.1%，高于收入增幅3.3个百分点，为经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战略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仍将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韧性。 记者问：标普认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在举债支持公共投资，未来债务偿还可能动用政府资源。请问您有什么看法？ 答：标普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全部计入政府债务，从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我国《预算法》、《公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界定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债务的边界。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范围，依法包括：一是地方政府债券；二是经清理甄别认定的2014年末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截至2016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32万亿元，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2.01万亿元，我国政府债务余额27.33万亿元，占GDP的36.7%。 《预算法》实施以后，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依法不属于政府债务，其举借的债务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时，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们将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确保财政持续健康运行。 记者问：标普特别强调了中国信贷增速过快，会削弱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请问您对此如何看待？ 答：信贷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及融资结构等的综合反映，受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经济体的融资结构本身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会使货币信贷呈现不同的水平，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应结合一国实际具体分析。长期以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居民部门的储蓄大量通过金融中介转化为企业部门债务。高储蓄支撑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贷款一直在全社会融资中占据主体地位，只要审慎放贷、强化监管，防控好信用风险，完全可以保持好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过去几年，面对世界主要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国内增长动能转换的阵痛，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中国货币增速正在逐步下降。今年8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8.9%，远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平均增速，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性增强。同时，中国政府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规范资产管理业务，压缩影子银行生存空间，有力地保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未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活力将进一步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完全可以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详情]

　　社评：西方对中国的总“评级”一直在错 环球时报 标准普尔公司星期四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展望则从负面调整至稳定。至此标准普尔与穆迪和惠誉国际对中国主权信用的评级形成了一致。后两个公司分别在今年5月和2013年下调了对中国的评级。 主权信用评级原本是非常专业的金融评估，其指数可成为其他机构在国别间投融资的指南，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这种评级被舆论场放大了影响，产生了一些边际理解。尤其是中国这样备受全球瞩目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被一些人当成中国“行”还是“不行”的象征。 首先，三大评级机构两个是美资的，一个是欧资的，它们实际是以美国市场状况为模板制定评级参数的，而中国的经济和市场状况与它们有不小差别，因此它们应用到中国时，准确率很容易打折扣。标普这次下调中国评级，同时看好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被普遍认为不会产生大的市场影响，这种市场影响的缩水实际是其准确率打折扣的折射。 倒是在舆论场上，美欧评级机构下调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常被当成一个噱头。但这经常是比较低端的意识形态游戏，寻求的是吸引眼球。 西方信息机构总体说来这些年没有看准中国，这可以看成是西方对中国的总“评级”错了。西方主流媒体长年发出大量唱衰中国的声音，这样的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识。美欧评级机构虽然不是普通舆论，专业主义在它们那里树大根深，但它们是西方大文化的一部分，西方认识的逻辑对它们来说并不容易摆脱。 中国经济、包括金融都与西方的既像也不像，西方评级机构以及其他专业对华观察提供了第三只眼的客观性，但这种客观同时又是隔岸观火的，与中国最深刻的规律总是隔着一层。打个比方，西方的尺子可以量出中国的胖瘦，但是无法准确量出这种胖瘦所对应的中国健康程度。 按照西方舆论界的预测，中国早就“崩溃”好几回了，我们早就应承受了经济硬着陆，经历了“颜色革命”，但是那些预言一次又一次落空了。 主权信用评级主要针对的是国家债务违约风险，中国这两年对债务的控制和治理变得空前严厉，中国的调控杠杆和能力是其他国家政府难以比拟的。今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再次走强，金融风险的管控形势呈进一步改善趋势。 中国经济的各种泡沫这几年不断挤出，这个国家的增长如今不是在踮着脚尖走，而更像是屈腿重新起跳的姿态。对十九大之后中国将出现一个新的释放期，中国社会充满了期待。 在与西方精英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一开始有他们看中国的角度让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但是慢慢的，中国人发现了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局限性，而且看到了他们的固执。其实认识中国最好是中西视角的融合，而不是一种视角对另一种视角的替代。 标普等的评级就摆在那里，代表了西方对中国的一种认识。专业人士还是会看它们的，但是中国这些年一直在撑破西方围绕它建立的坐标。客观说，中国的特殊性也摆在那里，它是西方认知体系从未见过的超级样本，用那个知识体系度量中国，注定将发生人类认识论最大的一次磨合。[详情]

　　【对标普下调我国评级的点评】经济改善带来资质抬升，评级下调实乃刻舟求剑 来源：微信号明晰笔谈 事项： 2017年9月21日，标普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调整为A+，短期债评级由A-1+调整为A-1，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主要理由为“长时间的强劲信贷增长增加了中国的经济金融风险”。我们认为在中国各项经济指标改善、企业与银行系统信用风险趋缓、信贷增速有所下行、金融杠杆与实体杠杆企稳的背景下，本次调级有失偏颇，我们对中国的企业部门、地方政府部门的风险情况予以乐观观点，实质主权评级展望乐观--主权评级展望稳定。 评论： 改革驱动经济改善，实体部门信用风险趋缓，银行资产质量得以增强 “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有力落实驱动了宏观经济企稳，引致中观行业的利润修复和资产负债表修复。从2015年年底实施的三去一降一补后，中央政策有力落实，我国产能加速出清，叠加终端需求提振，各项经济工业指标回复，2017年2季度GDP增速6.9%，仍维持在全球较高水平；周期类行业经过多年探底后，盈利大幅好转；国有企业在整合，重塑的过程中更是表现突出，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属性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各级政府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从管运营到管资本，进一步市场化方向发展，激发企业活力， 2017年7月，国有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大幅增长23.1%，国有企业的盈利和资产负债率有所改善。 企业盈利改善推动实体部门信用风险趋缓。企业部门的利润表经历了一年的修复过程，逐步开始过渡到资产负债表修复，工业企业利润2017年7月累计同比大幅增长21.2%，从利润回暖走向资产负债率降低，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从2015年的57%下降到最近的55.8%，企业部门债务风险得到有力降低。信用风险大幅趋缓，微观的信用事件较之去年大幅减少，更多的是存量事件的发酵，而鲜有增量风险爆发，企业主体的评级调整来看，评级上调与下调的比例边际改善很大，截止2017年8月份，中国信用市场累计评级上调375例，评级下调仅有57例，相较于去年同期水平（上调284例、下调131例）大幅改善，印证了微观企业主体整体信用的大幅改善。 银行体系资产质量经历拐点，进入修复通道。企业经营的好转与信用风险的降低，体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便是不良率的下降，叠加银行对旗下不良资产的核销与重整的大幅投入，银行的不良率经历了多年的抬升后，从2016年三季度1.76%的高点，回落到2017年三季度的1.74%，关注类贷款比率更从2016年三季度4.1%大幅下降到2017年三季度的3.64%，在一个主要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下，体现了金融系统风险的实质的降低。 信贷高增速、债务规模等风险可控且正在改善，不成为评级下调理由 标普对于评级下调的中最强的理由是我国09年较高的债务增速，我们认为有以下原因造成了指标的偏颇。 （1）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特征是银行系统为主导，依托于存款-贷款模式，而不是股权模式，决定了我国的杠杆率较高，国际比较来看，间接融资为主导的国家都有这个特点，以BIS的宏观杠杆率债务/GDP来看，中国（257%）介于两大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日本（371%）之间德国（181%），甚至低于英国的（280%）； （2）我们在《BIS银行业压力指标的数字游戏-拨开“迷雾”看“风险”》中指出，以信贷/GDP缺口作为指标测算中国信贷风险有多种技术上的偏颇，我国首先尚未经历一个完整的金融周期，以一个过去经历上行周期的国家与其他成熟经济体比较，在经济发展阶段上不具有可比性，流行的信贷/GDP缺口等算法在参数上选取对于各个国家保持一致，很难反映出我国过去多年的金融深化历程。从2009年到现在也是我国金融产品逐步增多的历程，我们逐步发展了多种银行间债券品种，交易所债券品种，各项ABS品种，股权方面创业板与新三板也是在这十年间蓬勃壮大。金融深化令货币流通速度不断提高，从而表现出我国信贷增速较强的趋势性，令信贷/GDP相关指数系统的高估。我们更倾向将此解读成一种金融深化而非是一种风险。 所以，为了衡量银行信贷的相关风险，仅考察信贷增速这一个指标并不全面。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框架下，有一系列风险监管指标从多角度监控银行信贷的相关风险。跟据中国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17年6月末，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13.2%，流动性覆盖率124.4%，银行业金融机构拨备覆盖率172.3%，均处于健康范围内，无论是信贷增长的速度、还是增长的质量，都处于良好的监控之下。 另外，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已于2016年将传统聚焦于银行信贷的监管体系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PA）体系。MPA将监控范围从传统的信贷，扩大到包括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买入返售、理财产品等各类主要融资工具。同时，在具体监管指标方面，MPA体系也更为全面、系统，监控的方面包括金融机构的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方面，通过综合评估加强逆周期调节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自2016年开始实施以来，MPA体系已逐渐得到我国各类金融机构的熟悉和认可，在监控、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起到日益坚实的作用。 除了指标上的偏颇，标普也低估了政策层面对于去杠杆的决心和执行效率，从而对于我国目前杠杆率正在企稳这一现象有所忽视。从2016年上半年开启的去产能，仅仅过去一年多的时间，煤炭、钢铁等产能出清速度大幅高于预期，企业效率增加、利润表与资产负债表得以改善；与实体经济资产负债表修复和杠杆率企稳的同时，是金融部门在多项监管措施下的“去杠杆”，M2增速从15%左右的平台水平下降到9%左右，我国债务增速降低，广义基金杠杆率趋势下降，银行注重回归本源重塑资产管理业务。我们可以看到政策落地的时效性与执行力是较为强劲，而标普更多的是依过去的情况来线性外推，对于近一年多的巨大变化有所忽视，所以在边际上，中国主权评级也不具备下调理由。 中铁债务不构成政府债务，城投公司加速市场化改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控加强 另外政府债务方面，标普对中铁与地方政府债务的计量也有失偏颇。中国铁路总公司已经进行改制为自负盈亏的公司，虽然有较大存量的债务，但是对应了较强盈利能力的资产端，与不能带来收入的单纯的政府类债务在概念上天差地别；标普将25万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全部纳入广义债务过于粗略，多部委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持续管控，剥离政府信用与国有企业信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寻求市场化转型，有较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经存有大量盈利资产与经营资产，与铁总债务概念近似，负债端对应的是盈利能力的资产，而非完全依靠政府补贴的政府类债务。另外我国政府部门债务率（46%）乃世界较低水平，低于英国（90%）、美国（98%），将所谓的“广义债务”纳入进来实乃多此一举。 边际上，我们已经开始对财税体制、地方政府负债新模式进行顶层设计，拓展省级地方政府债规模，健全市场化发行机制，开拓市级品种等，更加严格的管控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过去的土地财政不可同日而语，以这几点作为评级下调理由也有失偏颇。 结论：关注变化，正确认识中国全社会信用资质的边际改善 综合来说，无论使我们强调的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回暖，还是标普提出的债务相关指标计量方法的偏颇，我们认为此次主体评级下调更类似于过去几年经济下调的“滞后反应”，而对一年多以来诸多积极变化的忽视，刻舟求剑的意味较为浓厚，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讲，金融市场更关注预期之外和边际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认为更应该关注投资人自身对于主权债的评级而非外部评级，此种的差异便是投资的机会。[详情]

　　中国证券网讯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２１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ＡＡ－下调为Ａ＋，展望由负面调整至稳定。新华社21日消息，不少学者认为，标普评级所采用的理论已然跟不上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难以及时、客观、全面呈现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更无法指明中国经济发展趋向。中国可以把标普的部分判断作为“善意的提醒”，但完全不必削足适履。标普此次给我国降级，主要依据是“长时间强劲信贷增长提高了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按这家机构的说法，尽管中国政府近期加大控制企业杠杆水平的力度，有望稳定中期金融风险趋势，但“我们预计未来两到三年的信贷增长速度仍不低，会继续推动金融风险逐步上升”。“从标普给出的理由看，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信贷与流动性风险。”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副教授李昕分析，“关注信贷与流动性本身没问题，但仅仅因为短期指标变化就判断我国金融系统风险上升、从而调低评级，这值得商榷。”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与另一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类似，标普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家机构“所采用的理论已经和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脱节”，它也没有合理评估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这就好比，标普为每个经济体套上一双同样大小款式的鞋子，继而来审视脚合不合适。”乔宝云说，“但我们完全不必惊慌，更不必削足适履。相反，改革开放近４０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应该让我们有足够自信泰然处之。”实际上，标普所提到的杠杆率问题，正是我国一段时期以来着力研究处理并已取得一定成效的课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ＢＩＳ）数据，２０１６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１６６.３％，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降或持平，这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连续１９个季度上升后首次改变；我国信贷/ＧＤＰ缺口比２０１６年一季度末降低４.２个百分点，连续３个季度下降，表明潜在债务压力趋于减轻。“这些评级公司很多情况下是‘后视镜’。”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告诉记者，“问题发生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等到问题正在逐步消化解决中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关注了。”分析人士认为，标普作出对中国“降级”的决定，不会对我国的外资吸引力产生太大影响，因为包括就业、企业利润、工业增加值等各项宏观数据依然表现较好，更重要的是，我国政府正在持续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出了多项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部分专家认为，虽然标普的降级决定“存在误判”，但该机构指出的一些问题确实可以作为“善意的提醒”，比如深入推进去杠杆，并加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详情]

　　 【新华社：标普下调我国主权评级 专家称中国不必削足适履】不少学者认为，标普评级所采用的理论已然跟不上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难以及时、客观、全面呈现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更无法指明中国经济发展趋向。中国可以把标普的部分判断作为“善意的提醒”，但完全不必削足适履。分析人士认为，标普作出对中国“降级”的决定，不会对我国的外资吸引力产生太大影响。[详情]

　　 9月21日，标普全球评级宣布，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短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1+”下调至“A-1”。长期评级的展望从原来的“负面”调整为“稳定”。标普的主要观点是，2009年以来中国存款机构对居民非政府部门债权增长较快，且常常高于收入增速，强劲信贷增长提高了中国经济金融风险。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标普的观点值得商榷。过去四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在恢复，包括企业盈利、企业现金流、税收增速等都在恢复，增长才是硬道理，债务问题要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标普在这个时点给中国降级，说明对中国实际情况未必那么了解。中国去杠杆化解债务风险标普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级，主要认为长时间的强劲信贷增长提高了中国的经济金融风险。2009年以来，存款机构对居民非政府部门债权快速增长，增长速度常常高于收入增速。尽管信贷增长助推实际GDP强劲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稳定性。标普预计，未来两到三年中国信贷增长速度仍不低，会继续推动金融风险逐步上升。但中国政府近期加大控制企业杠杆水平的力度，有望稳定中期金融风险趋势。对于长期评级展望从原来的“负面”调整为“稳定”，标普给出的理由是，预计未来三至四年中国经济表现将保持强劲。即使公共投资增长进一步放缓，中国实际人均GDP年增长率仍将保持在4%以上。此外，中国对地方政府表外债务的控制，也将使财政赤字呈现下降趋势。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标普的判断值得商榷。梁红表示，各方对中国债务问题分析很久了，是结构性问题——中国储蓄率偏高，资本市场不发达，储蓄多通过银行贷款变成投资。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首席研究员明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标普的分析有待商榷。中国的债务问题跟中国融资方式有关，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这是结构性问题，未必导致风险。各国融资结构存在差异很正常，德国的间接融资很发达，美国则是以直接融资为主。中国早已意识到债务问题。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包括了“去杠杆”。今年7月份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要“推动经济去杠杆”“把国有企业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中国的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BIS），截至2016年末，中国总体杠杆率为257%，同比增幅连续3个季度在下降。中国尤为突出的企业负债也改变了上升的趋势，到2016年末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66.3%，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降或持平。明明表示，2008年全国金融危机，就是杠杆过高带来的。欧美国家去杠杆进程较早，2008年便开始去杠杆，中国有自己的杠杆周期。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有步骤地去杠杆，2016年主要通过去产能来去杠杆。2016年末开启金融去杠杆，着力解决同业空转、理财产品等问题，现在金融杠杆下降明显。今年重点在于实体经济去杠杆，包括控制房地产和国企杠杆等。在明明看来，当前中国去杠杆进度不错，未来政策有望取得显著效果。评级结论不代表中国实际中国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9%，比2016年的增速要高，6.9%的增速超出外界普遍预期，经济总体呈企稳向好态势。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恢复态势，不少机构纷纷上调2017年世界和中国经济预期，比如4月份IMF将全球经济增速和中国经济增速均上调了0.1个百分点。7、8月份受天气、上年基数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部分指标有所回落。9月14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8月份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生产需求比较稳定，经济结构调整继续推进，质量效益继续提高，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没有发生变化。在中国经济形势向好态势下，用债务症结来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会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明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作为国际评级公司之一，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加快，会有海外融资需求，下调评级会对融资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中国国内市场主要以人民币为主，评级下调对在岸市场影响有限。中国经济表现很亮眼，近期人民币连续升值等从侧面证明，评级机构的结论不能代表中国实际和全面情况。梁红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企稳，海外市场对中国资产的兴趣不断增强。今年以来中国资产在海外，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都表现很好，市场机构未必会跟着评级机构的判断走。评级机构发现风险能力不够，曾饱受各界诟病，受政治经济体制约束，评级机构对评级国家的实际情况未必那么了解。梁红进一步指出，对中国债务问题的判断存在争议。虽然公共部门包括地方政府、国企的负债上升较快，背后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但这两个部门拥有很多优质资产，还有很多现金，盘活存量的空间很大。不过，作为善意的提醒，中国政府未来仍需改善资本市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通过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盘活存量资产等，来解决债务问题。[详情]

　　标普下调我国主权评级，专家：可作善意提醒，但不必削足适履刘红霞、申铖/新华网新华社9月21日电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21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下调为A＋，展望由负面调整至稳定。不少学者认为，标普评级所采用的理论已然跟不上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难以及时、客观、全面呈现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更无法指明中国经济发展趋向。中国可以把标普的部分判断作为“善意的提醒”，但完全不必削足适履。标普此次给我国降级，主要依据是“长时间强劲信贷增长提高了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按这家机构的说法，尽管中国政府近期加大控制企业杠杆水平的力度，有望稳定中期金融风险趋势，但“我们预计未来两到三年的信贷增长速度仍不低，会继续推动金融风险逐步上升”。“从标普给出的理由看，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信贷与流动性风险。”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副教授李昕分析，“关注信贷与流动性本身没问题，但仅仅因为短期指标变化就判断我国金融系统风险上升、从而调低评级，这值得商榷。”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与另一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类似，标普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家机构“所采用的理论已经和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脱节”，它也没有合理评估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这就好比，标普为每个经济体套上一双同样大小款式的鞋子，继而来审视脚合不合适。”乔宝云说，“但我们完全不必惊慌，更不必削足适履。相反，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应该让我们有足够自信泰然处之。”实际上，标普所提到的杠杆率问题，正是我国一段时期以来着力研究处理并已取得一定成效的课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2016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66.3％，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降或持平，这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连续19个季度上升后首次改变；我国信贷/GDP缺口比2016年一季度末降低4.2个百分点，连续3个季度下降，表明潜在债务压力趋于减轻。“这些评级公司很多情况下是‘后视镜’。”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告诉记者，“问题发生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等到问题正在逐步消化解决中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关注了。”分析人士认为，标普作出对中国“降级”的决定，不会对我国的外资吸引力产生太大影响，因为包括就业、企业利润、工业增加值等各项宏观数据依然表现较好，更重要的是，我国政府正在持续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出了多项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部分专家认为，虽然标普的降级决定“存在误判”，但该机构指出的一些问题确实可以作为“善意的提醒”，比如深入推进去杠杆，并加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原题为《标普下调我国主权评级 专家：中国不必削足适履》）[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