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燕生：疫情后将面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中国 张燕生（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摘要：新冠疫情是全球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有可能成为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一种新的大流行病。而疫情的全球性影响将引发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供应链以及中国经济贸易和产业布局的改变。疫情结束后，我们将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供应链、不一样的中国未来。 这次新冠疫情是全球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它有可能成为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一种新的大流行病。新冠病毒是不分高低贵贱、白人黑人、东方西方、中国美国的。越发达的经济社会、越先进的科学技术、越复杂的产业分工、越紧密的人际联系，病毒就越猖獗活跃。在没有得到有效疫苗和特效药品的条件下，应对新冠病毒的有效方式是隔离和增强自身免疫力。隔离会造成消费、投资、贸易、物流、商流和人流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等国民经济循环和产业链接的停顿和中断。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影响将引发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供应链以及中国经济贸易和产业布局的改变。疫情结束后，我们将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供应链、不一样的中国未来。 一、疫情结束后我们会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当今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全球产业布局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冲突的时代。 其特征，一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力量的冲突对抗越来越像1870至1913年全球化中断后动荡无序的国际环境；二是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引发了各种焦虑、冲突和紧张形势；三是大国之间科技战和产业战将削弱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周期性、结构性和战略性脱钩正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大威胁；四是全球化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逆全球化和再全球化成为并存的相反趋势；五是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趋势没有改变，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成果进入供给侧并形成生产率增长效应尚待时日；六是全球供应链体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及时供货和零库存随时面对中断风险；七是科技竞争正成为决定大国未来的关键领域，国际较量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开发试验研究等创新链各个环节展开；八是安全因素泛化越来越阻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关键环节的链接，产业布局从全球化转向区域化、本地化和分散化；九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正酝酿一场双边、诸边、多边、区域和全球的“规则变局”，基于规则、基于对等、基于包容的分歧和冲突将改变未来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走向；十是地缘政治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石油、金融和粮食将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领域。 新冠疫情就像一个威力巨大的引信，引发世界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安全格局的许多全面重大深远的影响和变化。 第一波武汉是重灾区。从1月23日武汉封城，3月19日武汉新增病例归零，再到4月8日武汉解除封城，中国控制住了新冠疫情，代价是一季度GDP增速跌至-6.8%。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的收官之年，也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谋划开局之年。这预示着未来40年改革开放将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环境。 第二波美欧疫情蔓延。4月17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2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4万例。G7除日本以外，剩余西方G6累计确诊病例占全球的58%，累计死亡病例占全球的69%，其中，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占全球的31%，累计死亡病例占全球的22.75%。IMF今年1月份预测全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3%，4月份下调为-3%，美欧经济将陷入深度衰退。 第三波很有可能波及拉美、非洲和南亚次大陆。全球新增病例前10的国家包括排在第二位的土耳其（新增9154例），排在第四位的俄罗斯（新增 4070例），排在第七位的巴西（新增2791例），以及伊朗（1499例）、新加坡（1351例）。中国累计确诊病例占全球的3.87%，其余四个金砖国家占全球的3.63%，合计7.5%。新冠疫情使世界强烈意识到这是一场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斗争。我们处于同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只有联合开发出检疫工具、疫苗和有效药品，共同探索新冠病毒发生发展和传播规律，团结合作与新冠病毒展开不懈斗争，才能共度难关。 疫情结束后的世界将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新冠疫情不仅加剧了原有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的对立和冲突，也带来了抗疫模式背后的政治因素竞争。尤其当中国在第一季度控制住新冠疫情影响，开始全面加快复工复产复市，启动经济社会生活正常化，全年力争保持正增长。而美欧在第二、三季都可能在疫情重创下艰难应对，加剧了中美抗疫的地缘政治化竞争。这不仅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加剧了“去中国化”的进程。其中一个明显的倾向是将中国疫情扩大化，将中国抗疫模式歪曲化，将制度竞争显性化。来自美国精英代表发表的公开信，呼吁中美团结合作联合抗疫。但合作的基础类似于当年美苏团结合作抗击法西斯，然而，战争结束后迎来的却是冷战。如果把中美团结合作抗疫被当作权宜之计，这预示着疫情结束后大国政治经济冲突对抗和分裂将加剧而不是缓和。因此，未来是推动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朝向持久团结合作方向迈进，还是进一步陷入冲突对抗的陷阱，各国面对重大战略抉择。 二、疫情结束后我们会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供应链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称，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新冠疫情的直接影响造成了世界三大生产网络，即东亚、欧洲和北美生产网络产出和链接的大幅下跌、休止和停顿，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产生巨大不可预见的冲击。其直接影响是12个月、18个月还是36个月，其间接影响是否会持续更长尚不得而知。但已经确定的事实是，疫情蔓延扩散所到之处，必然导致当地和跨境物流、商流和人流的中断，导致当地和跨境的消费、投资、进口和服务的中断，导致当地和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中断，进而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全球经济急剧深度衰退，严重打击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信心，孤立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际经贸冲突可能再次升级，从而加速了全球化倒退和收缩，甚至加快逆全球化进程。疫情结束后，世界各国将做出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影响的供应链全球布局的调整。 一是疫情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把确保供应链国家安全上升为重大系统性风险应对战略加以实施。这次新冠疫情影响有一个特点，参与全球化工序分工体系越深、技术和产业复杂性越高、供应链越长、对全球综合物流网络依赖越大的行业受影响越大。因此，预期疫情结束后，战略性产业供应链回归本土、一些行业供应链布局的安全考量高于效率考量、强调关键核心环节自给自足将成为新趋势，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实施和制度保证。 二是疫情结束后，科技“逆全球化”趋势可能会全面凸显。一方面，疫情加强了疫苗和药品研发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另一方面，新冠病毒来源的“甩锅”现象会加剧大国之间对立冲突。其中，“科技是决定大国生死存亡的关键领域”。疫情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会重构国家科技供应链体系，强化其全球科技主导力将成为新趋势。不仅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具有公共科学技术知识领域，而且包括企业开发试验研究、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研究领域都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 三是疫情结束后，世界大国将显著加强供应链的“国家干预”能力。例如，特朗普政府紧急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力保战略物资生产本土化；法国拟考虑动用国有化等干预措施保护受威胁大型企业或重要经济资产，这些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很可能被长期化、制度化。这使得2020年有可能成为政府作用提升的标志性一年。类似于1934年罗斯福新政和1936年凯恩斯革命，类似于1980年里根、撒切尔夫人新政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回潮的又一次理论政策导向的大调整。 四是疫情结束后，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将加快调整。过去美欧为世界提供市场和技术，疫情使美欧的市场购买力大幅萎缩，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重要材料和设备的供给中断，供应链回归和加速再工业化试图重塑实体经济。过去东亚为世界提供制造和人力等要素，疫情迫使“10+3”东亚地区加强合作，协调扩大区域内需，共同稳定区域供应链、恢复区域产业链、提升区域价值链。过去中东和亚非拉为世界提供能源和资源，疫情结束后，也将加快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本地化趋势。 五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东移步伐会加快。全球疫情率先趋于稳定的是东亚地区。中日韩和东盟复工复产复市和社会经济正常化会领先美欧地区，这将加速半导体、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高端制造业东移，高端工业服务、消费服务新业态等东移，技术、人才、数据、资本等优质要素东移，进而带来东亚生产方式的变革，即从要素投资增长支撑的旧动能向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撑的新动能转换。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东移，将使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六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缩短的趋势将加快。新冠疫情、去全球化和新科技产业革命相互作用，加快推动全球供应链更短、更本地化、更分散化的趋势。跨国公司将进一步收缩跨国经营的全球布局，避免供应链过长、价值链过度全球化、产业链过分集聚集群集中所带来的断链、断供、断联风险。一些跨国企业可能将采用新型贸易的方式推动货物全球化，用商业存在的方式推动服务全球化，用数字技术方式推动技术全球化，全球供应链缩短趋势将进一步加快。 七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区域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如RCEP（不包括印度，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8.9%）、CPTPP（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13.1%）、欧日EPA（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8.1%）、美墨加协定（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7.6%）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将改变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布局。其中，RCEP最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多样性，美墨加协定则有更强的排他性、保护性和单一性。RCEP经济的高成长性将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参与其供应链布局。 八是疫情结束后，医药、健康、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市场成长性最好的科学抗疫供应链网络。该网络将更加重视增强人体自身免疫力，更加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物流网的应用，更加重视全方位国际合作。因此推动中西医药的深度融合，推动医药、健康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推动全球科学、技术和人才的深度融合将成为新趋势。尤其在拉美、非洲和南亚地区可能因疫情失控成为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还是同舟共济共度难关，是对科学抗疫供应链的需求和挑战。 九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分散化将成为主流趋势。新冠疫情会改变人际交往方式、人群集聚频率和服务空间密度，促进网络会议、网络广交会、网络购物等新业态的发展，推动传统制造业与数字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和城市群的深度融合，形成更加分散化、碎片化、个性化的新型供应链网络。其中，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定制供应链，满足多样性需求的跨境电商供应链，满足主观体验性消费的虚拟供应链等迅猛发展，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痛点，增进了全球经济福利水平。 十是疫情结束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供应链将成为新增长点。疫情蔓延过程中，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地区联合抗疫，合作复工，保障民生，将带动供应链进入拉美、非洲和南亚地区。包括公共卫生和健康、生态建设和环保、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合作，也包括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拓展供应链产业链分工协作、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改善民生等领域合作。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将大大减少当地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 三、疫情结束后我们会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可以预见，这次疫情结束后，中国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面临着三个不确定性变化前景。 一是科学和技术领域是更加脱钩还是更加挂钩的前景不确定，避免脱钩的举措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更加开放的科学和技术国际合作。二是规则和标准领域是更加脱钩还是挂钩的前景不确定，避免脱钩的举措是在确保中国特色的基础上更快推动与国际高水平规则和标准相衔接。三是供应链和产业链接领域是更加脱钩还是更加挂钩的前景不确定，避免脱钩的举措是形成基于自主可控的更加紧密的区域内、产业内和产品内更高层次的分工合作链接。 其中，有三种不同的驱动力在起作用。一种是基于经济规律的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钟摆现象会使创新链、规则链、产业链出现更多关联或更少关联的自然变化。另一种是基于外部干预的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更加开放还是保护、更多干预还是放任、更加全球化还是本地化，会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联程度。第三种是基于战略竞争的安全性因素在起作用，非理性冲突对抗隔离大国之间科技、规则和产业链接。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在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结束后，第三种因素有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1870至1913年全球化中断后，曾经发生过的旧秩序解体、贸易战、大萧条、流感大流行甚至两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再次重演。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更要保持平常心，保持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保持进一步扩大开放包容、和而不同、共享合作的心态，赢得这场划时代的国际拔河。 这场疫情对我国的影响重大深远。主要表现在科学和技术尤其是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基于规则法治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变革及能力建设的紧迫性更加凸显；在科学抗疫基础上稳定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及安全并与全球生产体系对接的战略性更加凸显。在与新冠病毒作持久斗争的过程中，我国作为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负责任大国要对疫情结束后的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朝向和平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行做出应有贡献。 首先要对全球科学抗疫，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联合抗疫加强合作。重点是加强与东盟及周边地区、“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合作。其次要推动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国际合作。推动医药和养老健康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和公共技术研究、开发试验研究的创新体系建设。重点是构建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资讯服务、人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国际合作的跨境创新网络，深化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管理体制改革。再次要打造现代产业体系。重点是构建满足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弹性灵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形成中高端工业服务和生产性服务差异化集聚的城市群，打造科技创新驱动的新动力源和创新策源地，建立与全球产业体系紧密对接的产城、产创、产智、产融深度融合的合作机制。第四，要推动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不仅在公共卫生和健康、生态文明和环保、国家安全和反恐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而且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最后要推动公共卫生及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次抗疫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的公共资源、企业和工商界的市场资源、志愿者和社区及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源、全球华人华侨的海外资源以及境外团结合作的国际资源，形成了和谐之力，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成功。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体制变革，提高法治化、专业化和规范化治理水平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疫情结束后，武汉疫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有可能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战略支点。以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有更多发展机遇。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变化因素就是中国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其中，创新发展成为第一动力、协调发展成为内生特点、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开放发展成为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成为根本目的，将成为重塑全球供应链合作网络的发展理念和合作重点。[详情]

　　 御风集团董事长、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在“正和岛课堂：站在新起点，寻找昆明‘春天经济’”在线直播中称，疫情期间，四五口人宅在家，发现卫生间不够用，阳台太小，小孩上网课因为没有单独的书房而被打扰，玄关再也不是摆设，这些疫情期间反映出来的问题都带给房地产商更多的思考。 长按二维码进入直播间 [详情]

　　 “我们得抓住五一长假的机遇，在这之前给老百姓发钱。”4月1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参加“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线上论坛时强调。 姚洋称，我国习惯于重生产轻消费，当下经济压力很大，应该换个思路，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特别是低收入者。“今天中国的情况不再是以前了，大家很穷，主要的目的是搞生产，今天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地步，老百姓的收入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这次受影响最大的是中低收入层次的，我想有很多人家三四个月没有收入的话，是支撑不下去的，能不能定一条线，低收入低于多少比例的一律发钱，这样能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信号，让大家去消费”。 但御风集团董事长、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显然不同意这种建议。他在4月11日“正和岛课堂：站在新起点，寻找昆明‘春天经济’”在线直播中称，政府应该把钱用来补贴企业，让企业可以去招工，增加生产和消费，以恢复经济。 “直接给失业者，一个月给两千块钱，他不一定非得上班”，但给企业则不同。“给个人，他会感谢政府，但找工作的积极性就不大”。[详情]

　　 “我们得抓住五一长假的机遇，在这之前给老百姓发钱。”4月1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参加“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线上论坛时强调。 姚洋称，我国习惯于重生产轻消费，当下经济压力很大，应该换个思路，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特别是低收入者。“今天中国的情况不再是以前了，大家很穷，主要的目的是搞生产，今天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地步，老百姓的收入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这次受影响最大的是中低收入层次的，我想有很多人家三四个月没有收入的话，是支撑不下去的，能不能定一条线，低收入低于多少比例的一律发钱，这样能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信号，让大家去消费”。 “有些城市已经开始做了，比如杭州，发了大概15亿，一次性的一两天有点作用，但量还是不够，我觉得需要中央政府层面拿出一点魄力，做一次真正的对消费的刺激”，姚洋说。 长按二维码看全程视频 [详情]

　　 “我们得抓住五一长假的机遇，在这之前给老百姓发钱。”4月1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参加“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线上论坛时强调。 姚洋表示，很多宏观政策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比如搞货币政策，美国货币放水把股市托住，但对经济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大家都停工了，不需要钱，美国走无限量的QE是一种自杀行为，这种做法不可取。中国现在比美国要好，因为我们走出疫情比他们要快，有些企业的的确确需要资金，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都放在货币政策上。 长按二维码进入直播间 [详情]

　　 “财经前沿系列直播”于4月10日线上直播。在当前这种未来外部冲击具有不确定性、复工复产也同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疫情冲击再叠加传统的趋势性下滑和周期性下滑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建议快速推出6.5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 刘元春分析称，6.5万亿的计划中，包括了3.5万亿的减税降费，2万亿的基建扩张和1万亿的政策补贴。 “一定要快速推出”，他强调，因为这可以引导预期、稳定市场、提前对冲下一步的变化，“应该是一个很基准性的力量”。 在刘元春看来，疫情是一个超级黑天鹅，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需要超级智慧来解决。而超级智慧来源于回归常识、回归科学、回归理性。刘元春指出，短期的外部冲击会通过生产主体的倒闭、民众生活的困顿以及整个经济循环的变慢，从而使外生冲击内生化，使短期冲击中长期化、趋势化。这个时候带来的损失会更为严重。因此，复工复产阶段必须要有行政大推动，同时配合以需求拉动。 长按二维码看全程视频 [详情]

　　“财经前沿系列直播”于4月10日19：00-21：30线上直播。朱民傅成玉李扬等共话：全球经济如何应对至暗时刻。 姚洋指出，目前经济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消费，宏观政策方面，他表示“很多宏观政策恐怕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财政方面，新基建效果肯定有一些，但是要传导到中小企业，把中小企业的需求拉起来，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关键是没有消费，没有订单，姚洋认为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服务业复工复产上，因为“服务业占GDP的比例55%，是大头”，服务业不起来，消费就起不来。 姚洋表示，今天中国的情况不再是以前了，大家很穷，主要的目的是搞生产，今天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地步。这次受影响最大的是中低收入层次，姚洋建议定一条线，低收入低于某一比例的一律发钱，这样能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信号，让大家去消费。 以下是会议实录： 姚洋：我谈一点比较具体的吧，关于中国怎么走出经济低谷，疫情影响的问题。 前面几位学者对大的问题做了很多判断，我想还是从复工复产谈起，这是现在看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现在复工率，制造业接近100%，但是开工率没有那么高，复工率但是没复产，复产率到底有多少呢？我估计没有超过80%。如果看一下服务业，复工本身没有超过80%，复产就更低了，美团做过一个调查，餐饮业的复工率是80%，但是他们的销售额没有到平时的40%。我也同意刚才一位学者说的，影响是不平衡的，受到影响最多的是低收入阶层。大家提出来，我们可以搞公共设施，吸收就业，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这些工人不像以前，把他们随便扒拉去，搞装修不行了就去修路，我估计没人去，现在工人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我老家在江西中等偏下的农村，我看大家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去工作的，还要挑工作，所以，影响是不平衡的。 这里头缺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没有消费。刚才大家提了宏观政策，很多宏观政策恐怕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比如现在搞货币政策，美国的货币放水，把股市托住了，但对经济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大家都停工了，不需要钱，美国走无显亮的QE是一种自杀行为，把子子孙孙全部给吃掉，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中国现在比美国要好，因为我们走出疫情比他们要快，有些企业的的确确需要资金，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都放在货币政策上。财政方面，我们搞新基建，效果肯定有一些，但是要传导到中小企业，把中小企业的需求拉起来，是需要时间的。像傅总讲的，我们的中小企业恐怕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很多中小企业不太能支撑三个月的时间。再一个，财政留下来的后遗症，还是要想一想，我们好不容易去杠杆把投资压下来了，现在又回去了，也没人说这个问题了，去年12月份我在《财经》杂志上写了一篇“反思去杠杆”。现在的问题是，又往左边偏到的最极点，20年了好几波的财政扩张，每一次都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这是要考虑的，而且它没有救急。说减税吧，让企业活下来，减税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起的作用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企业根本就没生产，减税对它来说是个空头指标，他根本得不到好处，说减未来的税可以，但是你先得让它有订单，没订单，对他来说减税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关键是没有消费，没有订单，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服务业复工复产上，为什么服务业复工复产这么重要呢？服务业占GDP的比例55%，是大头，我们现在老把重点放在制造业上，制造业占到GDP不到30%，服务业一停，还有交通运输、建筑，其实往下掉的非常厉害。另外，服务业不起来，消费就起不来。我们说这一轮线上消费增加了，再怎么增加，也不可能全部的把线下掉的部分补充上，很多的消费是带有体验性的，不可能全在线上完成。现在服务业复工复产的差距如此之大，我觉得我们重视的不够。 怎么提振消费？怎么提振服务业呢？最重要的还是老百姓对疫情恐惧没有消除。今天政府传出来的新的防疫精神，除了北京和湖北之外，其他城市基本上全部放开。事实上，除了北京、湖北之外，其他城市两三个礼拜之前就放开了，只要扫个码就可以消费，但是大小城市我都问了一圈，大家都不乐观，为什么呢？因为不敢去消费。这大概是我们遇到的消费瓶颈最大的问题，这和我们通常的经济衰退是不一样的，过去几轮的经济下行，零售没有下来，还是7%、8%的速度增长，这样就给政策很大的空间，只要提振企业的信心就行了，现在的问题不是企业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没有需求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怎么办呢？刚才元春提到要对消费者进行补贴，我觉得真是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国家政府习惯于生产，重生产轻消费，总觉得把钱花到老百姓头上有点浪费，一说扩张有效需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搞基建，我们这一次能不能换个思路，就给老百姓发钱，特别是低收入者。今天中国的情况不再是以前了，大家很穷，主要的目的是搞生产，今天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地步，老百姓的收入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这次受影响最大的是中低收入层次的，我想有很多人家三四个月没有收入的话，是支撑不下去的，能不能定一条线，低收入低于多少比例的一律发钱，这样能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信号，让大家去消费。有些城市已经开始做了，比如杭州，发了大概15亿，一次性的一两天有点作用，但量还是不够，我觉得需要中央政府层面拿出一点魄力，做一次真正的对消费的刺激。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还有一点就是中小学开学，中小学不开学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走在外面不安全。再一个，不开学家里就得留人，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当然这里头有些科学问题，疫情到底怎么发展？无症状感染者到底传染性有多大？传染之后毒性有多大？我们都不知道。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我们还是要做好常态化的准备，就得要有点成本收益分析，不能一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让开门的企业关门，开门的店铺关门，大家一起回去隔离，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常态化的思想，让老百姓紧张的心情降下来。 还有一方面，北京是个指标性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北京管得更严了，以前来北京出差住旅馆还行，从今天开始，来北京出差，要在当地取得核酸测试，我估计从此以后不会有多少人来北京出差了，我想不通这一点，为什么北京要管如此之严，因为中国很多经济活动是跟北京连在一起的，北京不动，很多地方都动不起来，这是实实在在的，我希望中央政府好好想一想，“两会”应该在五一之前就开，北京要把大门管好，从国外带来的疫情管住，因为国内自身的疫情已经平复下来了，如果能开“两会”，老百姓就得到一个明确的信号，北京都安全了，我们出去也安全了，我们得抓住五一长假的机遇，在这之前给老百姓发了钱，“两会”一开，老百姓才去消费。这不是在边际上做一点小调整就行了，这次是所有的人消费都在降低，所以要用超常的办法，把老百姓的信心拉回来，让大家能够消费。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详情]

　　“财经前沿系列直播”于4月10日19：00-21：30线上直播。朱民傅成玉李扬等共话：全球经济如何应对至暗时刻。 张燕生表示，这次疫情是全球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的危机，根据美国相关研究，越早抗疫，越严格抗疫，最后经济的恢复是最好的。他指出，这次疫情沉重打击了全球的贸易，今年货物贸易萎缩的程度远大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强调，超级全球化参与程度最深的北美和东亚，受到疫情和去全球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张燕生指出，复杂程度最高，国际分工最精细的行业，即电子产品和汽车产品，这次受到的打击是最大的。从贸易方式上来看，服务贸易受到的打击是最大的，包括跨境的旅游、跨境的运输、跨境的航空、跨境的投资。 张燕生预测，疫情结束之后，全球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出现产业链更短、更分散、更本地化的趋势，供应链安全的考量，可能会大于对效率的考量，断链、断供和断交有可能成为新常态，而且各地和各国可能会形成相对完整和基本自给的区域性的供应链体系。他建议，中国在疫情结束以后，要推动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建设，不仅在公共卫生和健康、生物文明和环保，保障公共安全和反恐方面，加强我们和国际高标准的对接，而且在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也应该开展全方位的国际合作。 关于疫情结束后中国可能发生的新变化，张燕生提出三点：第一、疫情结束以后，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将变得更加重要。第二、推动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现代化，将会变得非常重要。第三、武汉、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等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可能成为新的战略支点。 张燕生：我今天要谈的是关于新冠病毒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第一个问题，谈一下疫情，这次疫情是全球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的危机。从疫情的角度看，至少目前有三波，第一波是武汉疫情，武汉疫情以1月23日封城到3月19日，也就是武汉的新增疫情归零。4月8日，武汉解除封城，第一波武汉的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现在大家担心的问题，中国的疫情会不会反弹？输入型病例会不会产生新一轮的蔓延？现在存在争论，美欧的抗疫和中国的抗疫，这两种模式从长期看各有什么利弊影响，是存在争论的。这两天美联储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们，对1918年的疫情做了一项研究，1918年的那次流感大流行，5亿人口受到了感染，评估的最后结果发现，越早抗疫，越严格抗疫，最后经济的恢复是最好的。这个结论对中国第一轮的抗疫树立了更好的信心。 目前第二轮，也就是美欧疫情的扩散到了比较严重的局面，前面两位都讲了。G6集团，也就是G7，不包括日本，累计的确诊病例加海外病例61.46，超过了六成。现在关于第二轮疫情，人们讨论比较多的是何时能够研制出疫苗，何时能够转向正常化。人们还关心疫情后国际格局和秩序有什么变化。联合抗疫，这方面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抗疫是不是权宜之计，还是从联合抗疫，最后能够对未来的全球治理展开合作。现在有一种观点，也就是举美苏当年抗击法西斯取得胜利，最后转向了冷战，美苏应对天花展开了合作，但最后天花疫情结束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对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次的联合抗疫，尤其是中国和美欧之间，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角度看，疫情目前存在着被政治化的倾向，也就是疫情结束后，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也包括这一轮超级全球化会怎么发展，从目前看，实际上前景是堪忧的。 第三轮，人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看到，从金砖四国，不包括中国，如果像3、4月份美欧的病例蔓延，在非洲和南亚四大陆发生了新一轮的蔓延和扩散，这将是一道人道主义危机，怎么办？尤其是中国在第三轮的联合抗疫，中国要给予高度的关注。这次疫情损害了大国的综合实力和全球引导力，损害了世界经济和世界各国经济，损害了国际组织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在疫情结束以后，会不会出现极端分子上台引发新的突发事件，这对国际社会来讲，要引起高度的关注。 第二个问题，谈一谈这次疫情沉重打击了全球的贸易。WTO在前天提出了一个预测，今年全球的GDP将萎缩2.5%到8.8%，但今年货物贸易萎缩的程度远大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WTO预测今年的全球贸易将下降13%到34%，也就是去全球化，尤其是这一轮超级全球化，受到了保护主义，受到了这次疫情的打击，全球贸易这次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那么，我们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这次疫情哪个地区受到的打击最大？WTO提出，今年几乎所有地区的贸易，都将遭受两位数的跌幅，首先所有地区的贸易跌幅都是两位数以上，但受打击最大的是北美和东亚。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超级全球化，参与程度最深的北美和东亚，相互依存程度最大的地区，这次受到疫情和去全球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第二、哪一些行业受打击最大？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它的复杂程度最高，国际分工最精细的行业，这次受到的打击是最大的，也就是电子产品和汽车产品，它是全球化收益最大的部门，也是这次受疫情和去全球化影响最大的部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美欧疫情蔓延扩散的早期，德国的三大车厂停产了，美国的三大车厂停产，日本的八大车厂，也是程度不同的停产、减产和转产，哪一种贸易方式受到的打击是最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疫情严重影响了跨境的运输和跨境的旅行，因此服务贸易受到的打击是最大的，包括跨境的旅游、跨境的运输、跨境的航空、跨境的投资，这次疫情导致了航空线路的中断、海路运输的中断，陆路运输的中断，它加剧了全球经济的收缩。但这次抗疫促进了网络和数字化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相反趋势的全球化，传统的服务和货物贸易受到重创，但新型贸易尤其是跟数字网络相关的贸易发展呈现出加快的态势。从中国外贸的情况看，今年头两个月的数据，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上升到了60.6%。在十年前，加工贸易的比重大致上占的比重是55%，从2008年开始，加工贸易的比重开始持续下降，这次的疫情，加工贸易的贸易方式受到严重打击，一般贸易的发展比重是上升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稳外资的政策，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稳定参与国际工序分工的加工贸易方式。另外，疫情打击下，民营企业进出口的比重是上升的，今年前两个月上升到了42%，今年1、2月份，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东盟，东南亚地区。从这个角度讲，疫情可能会改变我们过去几十年所形成的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贸易伙伴和贸易模式。 怎么办？4月7日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常委会提出了稳外贸、稳外资的政策，其中有一个政策，就是广交会在网上举办。我们知道，过去在场内举办广交会，也就是一个展台难求，一个交易厅难求，一旦在网上举办，广交会不但是一个应对疫情的网上举办，而且可能出现新的网络贸易、离岸贸易的变化。 第三个问题，谈一下这次疫情结束以后，对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影响，我们知道，世界有三大生产网络，三大生产网络，第一波打击的是东亚生产网络，但随着武汉疫情趋于稳定，中国疫情趋于稳定，带动了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的疫情趋于稳定，因此东亚生产网络，有可能率先开始得到恢复。另外，从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角度看，中国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稳定可能最先发生，其次是东亚。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同美欧，在稳定美欧生产网络和全球供应链可能产生更多的合作。疫情结束之后，全球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出现产业链更短、更分散、更本地化的趋势，供应链安全的考量，可能会大于对效率的考量，断链、断供和断交有可能成为新常态，而且各地和各国可能会形成相对完整和基本自给的区域性的供应链体系。 第四个问题，谈一下疫情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化。第一，疫情对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从我们研究来讲，最担心的是三方面的脱钩：一是疫情结束以后，在中国和世界在科技脱钩和挂钩之间，大国的博弈会继续下去，如何能够避免在科技领域脱钩，形成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结局，尤其是疫情提升了生命安全、国家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和粮食安全都可能形成壁垒。二是规则的脱钩和挂钩之间，大国的战略博弈也是在加剧的，如何避免形成一个世界、两种规则的局面，中国在疫情结束以后，要推动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建设，不仅在公共卫生和健康、生物文明和环保，保障公共安全和反恐方面，加强我们和国际高标准的对接，而且在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也应该开展全方位的国际合作。三是产业在脱钩和挂钩之间，也会出现越来越激烈的大国的战略博弈。也就是如何避免形成一个市场、两种产业链的局面。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在疫情结束以后进行通盘考虑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疫情结束以后，中国会发生什么新变化？我个人认为有三点是至关重要的：第一、疫情结束以后，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将变得更加重要。第二、疫情结束以后，推动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现代化，将会变得非常重要。第三、疫情结束以后，武汉的战略地位以及武汉、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也就是中国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有可能成为新的战略支点。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疫情结束以后，真的可能会改变世界，也改变中国。谢谢！[详情]

　　“财经前沿系列直播”于4月10日19：00-21：30线上直播。朱民傅成玉李扬等共话：全球经济如何应对至暗时刻。 刘元春表示，目前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疫情是一个超级黑天鹅，对人类是一个大的挑战，需要“超级智慧”来解决它。他表示，“超级智慧”需要回归科学、回归理性。他指出，这一轮的疫情冲击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产生的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大的疫情，它超越了传统的内生冲击、金融冲击，同时也是很大的供给冲击。 刘元春指出，超级疫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启动超级政策，大家现在议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直升机撒钱理论、MMT理论、人民收入理论等等都是过去认为是异端学说，但现在都已归到主类。如果还是按照传统的一些思路来构思危机管理、复工复产、复苏和刺激，那一定会错失危机修复的窗口期。 他还指出，处理疫情带来的超级不确定性时，很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要启动超级底线管理。我们必须把疫情的管控进行阶段化，根据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主要矛盾来设定阶段性的目标，进行出台阶段性的政策，而不是简单的按照常规的中长期规划各方面的规则管理来进行来处理。他强调，我们一定不能拒绝非常规货币非常规政策的启动，同时我们复工复产以及未来还要有超常规的一些政策。 刘元春表示，现在很多人谈到的新基建，比如新的城镇化和都市圈，这些主意都是非常好的主意，但是一定要认识到建设这样的中长期项目要想真正有效，必须要建立在大量改革的基础上来实施，一定要记住我们下一步所面临的冲击特别是世界外部环境停摆所带来的外部需求外部供应链产业链的冲击是超级冲击。 以下为会议实录： 刘元春：目前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疫情是一个超级黑天鹅，对人类是一个大的挑战，因此这种大的挑战就像刚才朱民老师所讲的它需要一个超级智慧来解决它，我今天想讲的主题是我们的超级智慧来源于回归我们的常识，回归科学回归理性，为什么？因为从过去大疫情的治理过程中只有这几个回归能解决问题，如果出现非科学非理性不回归常识这样的状况，一定会出大乱子。那么回归我们的常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回归到疫情政策学疫情经济学的几个常识，刚才李扬老师已经讲了好几个最基本的理论和逻辑，对于疫情政策学来讲，我想归纳成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冲击的特性决定了政策的框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疫情冲击特别是这一轮的疫情冲击它与我们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我们周期性的变化甚至与其他的自然灾害和其他的疫情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它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产生的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大的疫情，这个疫情很重要的是它超越了传统的内生冲击、金融冲击，它同时也是很大的一个供给冲击，当然更重要的它在生意史的决策上产生了这样一个超级恐慌，这就决定了我们这种政策理论的基础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不是传统的新古典，也不是我们这种供给管理政策，也不是我们的危机管理和萧条管理政策。 它的政策是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大家现在议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直升机撒钱理论、MMT理论、人民收入理论等等都是过去认为是异端学说，但是发现它现在已经归到主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的，这是一种超常态，超级疫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启动超级政策、超常规的这种政策，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认识，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一些思路来构思我们的危机管理，构思我们的复工复产，构思我们的复苏和刺激，那一定会错失我们在这一轮冲击里面的危机修复的窗口期，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与以往完全不一样。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这次疫情里面在全球化的角度里面产生超过不确定性，处理超级不确定性的时候很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要启动超级底线管理，当前方看不清楚，这个超级黑天鹅只展现出它的头部，它还没有展翅高飞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因此我们要有一个超级底线管理，还有一个极度的相继决策权，更重要的要有一个超级的预期引导，这个超级的预期引导就是刚才李扬老师谈到的美联储为什么要这么果断甚至这种攻击性的在稳定市场稳定预期上做这么大的力度，一个是他对未来超级不确定性和破坏有一个前瞻性的考虑，当然另外一个他是很重要的底线管理的准则。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应对未来的超级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把疫情的管控进行阶段化，根据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主要矛盾来设定阶段性的目标，进行出台阶段性的政策，而不是简单的按照常规的中长期规划各方面的规则管理来进行来处理，这种处理肯定是会出问题的。因此超级不确定性决定了超级底线管理，也决定了这种累计目标设定和累计实现的目标管理。如果不这样做，简单的设定一个目标可能会误市的，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基本。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超级外溢性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必须要有超级的协调，这个协调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行政主体，我们的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都必须要全面加大，一个是疫情管控必须要有全面协调一致行动，附属管理也必须要有一致行动，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调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次我们人类真的面临了超级问题，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必须要遵循的第三个超级外溢性要有超级协调。 第四个很重要的是新冲击启动的是老问题，突破的也是老问题，新问题是疫情可能会带来死亡，治理疫情必须要进行隔离，隔离就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停摆，而经济社会的停摆就会导致我们一些传统问题在新的环境里面全面爆发，这里面会看到底线管理的短板到底在哪儿，第二我们如何在这样新冲击下保证旧机体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它的自我恢复自我循环的能力，这是关键，因此我们在目标设定和复苏阶段疫情阶段的新旧问题的搭配和目标盯住就可能与常态完全不一样，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疫情政策学在这次超级黑天鹅事件中应该回归到这四个常识上面来，这四个常识对应我们国家目前各方面的政策，我们怎么来评价它。 我们会发现第一我们一定不能拒绝非常规货币非常规政策的启动，这个非常规政策一个是我们前期所实施的从市场轨向全面的行政管控轨迹调整，这是非常规政策，第二在我们复工复产以及未来还要有超常规的一些政策，前面李扬老师燕生老师妇总都谈到对中小企业的救助，对于稳就业的政策，利用美国模式我们很难实施，利用德国模式我们也很难，走德国和美国之间的中间道路，让企业、个人、国家、社会几个主体进行损失共享共担的机制，这种机制怎么构建是我们要考虑的，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简单的进行贷款，简单的进行普惠金融，这个东西怎么讲，在这种超常时期这种政策没有效果，也救不了大家的命，因此必须要有超常规政策要启动，我们过去这些年政府民间一谈刺激就色变，刺激要有后遗症这是必然的，但是不要因为有后遗症我们就不刺激，我们要对后遗症的成本收益进行权衡，第二我们的底线管理要分阶段分批次实施，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终极目标管理，特别是今年虽然好像剩下来只有三个季度，好像是个短期概念，但是对于我们疫情管控来讲它是一个中期概念，而对大疫情来讲不同阶段它的政策目标、它的政策工具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在不同阶段的底线管理底线目标的设定一定要很精准。 比如现在很多人谈到的新基建，比如我们谈到的新的城镇化和都市圈，这些主意都是非常好的主意，但是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建设这样的中长期项目要想真正有效必须要建立在大量改革的基础上来实施，但是我们一定记住我们下一步所面临的冲击特别是世界外部环境停摆所带来的外部需求外部供应链产业链的冲击是超级冲击，我们能不能假设我们能承受，如果承受不了那么这种崩溃性的变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是超级的，因此在这上面我们就要有一些前瞻性的布局，不能够犹豫，一定要快。 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目前看来是短期外部冲击，但是它会通过生产主体的倒闭、民众生活的困顿以及整个经济循环的变慢，从而使外生冲击内生化，使短期冲击中长期化、趋势化，那么这个时候带来的损失更为严重，因此我们在复工复产的阶段必须要有行政大推动，同时配合以需求大拉动，这个政策非常重要，为什么很重要，现在大家会看到很多地方复工复产了但没有订单，复工复产了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前期的成本可能再一次停摆所导致的成本更加上扬，因此我们对复工复产对下一步的冲击，这一点上很重要。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未来外部冲击有不确定性，我们的复工复产有不确定性，我们的疫情冲击再叠加传统的趋势性下滑和周期性下滑的力量，这几大力量的叠加，我们就会看到政策的力度要有一个基本性，我们最近进行了一些测算和设计，我们建议3.5万亿的减税降费加2万亿基建的扩张再加上1万亿的政策补贴，一共6.5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一定要快速推出，为什么？因为这在引导预期、稳定市场、提前对冲下一步的变化，应该是一个很基准性的力量。在这个基准方案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下一步该往上调一调还是往下调一调，再做一些相继决策，我们讲未来面临极其不确定性，我们只有在不断变化中不断调整不断吸收一些教训，才能真正的打赢这场仗，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这次疫情政策一定要回归几个基本常识，我们就能产生超级智慧，谢谢大家。[详情]

　　“财经前沿系列直播”于4月10日19：00-21：30线上直播。朱民傅成玉李扬等共话：全球经济如何应对至暗时刻。 刘元春表示，目前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疫情是一个超级黑天鹅，对人类是一个大的挑战，需要“超级智慧”来解决它。他表示，“超级智慧”需要回归科学、回归理性。他指出，这一轮的疫情冲击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产生的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大的疫情，它超越了传统的内生冲击、金融冲击，同时也是很大的供给冲击。 刘元春指出，超级疫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启动超级政策，大家现在议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直升机撒钱理论、MMT理论、人民收入理论等等都是过去认为是异端学说，但现在都已归到主类。如果还是按照传统的一些思路来构思危机管理、复工复产、复苏和刺激，那一定会错失危机修复的窗口期。 他还指出，处理疫情带来的超级不确定性时，很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要启动超级底线管理。我们必须把疫情的管控进行阶段化，根据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主要矛盾来设定阶段性的目标，进行出台阶段性的政策，而不是简单的按照常规的中长期规划各方面的规则管理来进行来处理。他强调，我们一定不能拒绝非常规货币非常规政策的启动，同时我们复工复产以及未来还要有超常规的一些政策。 刘元春表示，现在很多人谈到的新基建，比如新的城镇化和都市圈，这些主意都是非常好的主意，但是一定要认识到建设这样的中长期项目要想真正有效，必须要建立在大量改革的基础上来实施，一定要记住我们下一步所面临的冲击特别是世界外部环境停摆所带来的外部需求外部供应链产业链的冲击是超级冲击。 以下为会议实录： 刘元春：目前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疫情是一个超级黑天鹅，对人类是一个大的挑战，因此这种大的挑战就像刚才朱民老师所讲的它需要一个超级智慧来解决它，我今天想讲的主题是我们的超级智慧来源于回归我们的常识，回归科学回归理性，为什么？因为从过去大疫情的治理过程中只有这几个回归能解决问题，如果出现非科学非理性不回归常识这样的状况，一定会出大乱子。那么回归我们的常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回归到疫情政策学疫情经济学的几个常识，刚才李扬老师已经讲了好几个最基本的理论和逻辑，对于疫情政策学来讲，我想归纳成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冲击的特性决定了政策的框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疫情冲击特别是这一轮的疫情冲击它与我们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我们周期性的变化甚至与其他的自然灾害和其他的疫情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它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产生的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大的疫情，这个疫情很重要的是它超越了传统的内生冲击、金融冲击，它同时也是很大的一个供给冲击，当然更重要的它在生意史的决策上产生了这样一个超级恐慌，这就决定了我们这种政策理论的基础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不是传统的新古典，也不是我们这种供给管理政策，也不是我们的危机管理和萧条管理政策。 它的政策是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大家现在议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直升机撒钱理论、MMT理论、人民收入理论等等都是过去认为是异端学说，但是发现它现在已经归到主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的，这是一种超常态，超级疫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启动超级政策、超常规的这种政策，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认识，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一些思路来构思我们的危机管理，构思我们的复工复产，构思我们的复苏和刺激，那一定会错失我们在这一轮冲击里面的危机修复的窗口期，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与以往完全不一样。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这次疫情里面在全球化的角度里面产生超过不确定性，处理超级不确定性的时候很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要启动超级底线管理，当前方看不清楚，这个超级黑天鹅只展现出它的头部，它还没有展翅高飞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因此我们要有一个超级底线管理，还有一个极度的相继决策权，更重要的要有一个超级的预期引导，这个超级的预期引导就是刚才李扬老师谈到的美联储为什么要这么果断甚至这种攻击性的在稳定市场稳定预期上做这么大的力度，一个是他对未来超级不确定性和破坏有一个前瞻性的考虑，当然另外一个他是很重要的底线管理的准则。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应对未来的超级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把疫情的管控进行阶段化，根据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主要矛盾来设定阶段性的目标，进行出台阶段性的政策，而不是简单的按照常规的中长期规划各方面的规则管理来进行来处理，这种处理肯定是会出问题的。因此超级不确定性决定了超级底线管理，也决定了这种累计目标设定和累计实现的目标管理。如果不这样做，简单的设定一个目标可能会误市的，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基本。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超级外溢性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必须要有超级的协调，这个协调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行政主体，我们的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都必须要全面加大，一个是疫情管控必须要有全面协调一致行动，附属管理也必须要有一致行动，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调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次我们人类真的面临了超级问题，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必须要遵循的第三个超级外溢性要有超级协调。 第四个很重要的是新冲击启动的是老问题，突破的也是老问题，新问题是疫情可能会带来死亡，治理疫情必须要进行隔离，隔离就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停摆，而经济社会的停摆就会导致我们一些传统问题在新的环境里面全面爆发，这里面会看到底线管理的短板到底在哪儿，第二我们如何在这样新冲击下保证旧机体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它的自我恢复自我循环的能力，这是关键，因此我们在目标设定和复苏阶段疫情阶段的新旧问题的搭配和目标盯住就可能与常态完全不一样，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疫情政策学在这次超级黑天鹅事件中应该回归到这四个常识上面来，这四个常识对应我们国家目前各方面的政策，我们怎么来评价它。 我们会发现第一我们一定不能拒绝非常规货币非常规政策的启动，这个非常规政策一个是我们前期所实施的从市场轨向全面的行政管控轨迹调整，这是非常规政策，第二在我们复工复产以及未来还要有超常规的一些政策，前面李扬老师燕生老师妇总都谈到对中小企业的救助，对于稳就业的政策，利用美国模式我们很难实施，利用德国模式我们也很难，走德国和美国之间的中间道路，让企业、个人、国家、社会几个主体进行损失共享共担的机制，这种机制怎么构建是我们要考虑的，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简单的进行贷款，简单的进行普惠金融，这个东西怎么讲，在这种超常时期这种政策没有效果，也救不了大家的命，因此必须要有超常规政策要启动，我们过去这些年政府民间一谈刺激就色变，刺激要有后遗症这是必然的，但是不要因为有后遗症我们就不刺激，我们要对后遗症的成本收益进行权衡，第二我们的底线管理要分阶段分批次实施，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终极目标管理，特别是今年虽然好像剩下来只有三个季度，好像是个短期概念，但是对于我们疫情管控来讲它是一个中期概念，而对大疫情来讲不同阶段它的政策目标、它的政策工具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在不同阶段的底线管理底线目标的设定一定要很精准。 比如现在很多人谈到的新基建，比如我们谈到的新的城镇化和都市圈，这些主意都是非常好的主意，但是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建设这样的中长期项目要想真正有效必须要建立在大量改革的基础上来实施，但是我们一定记住我们下一步所面临的冲击特别是世界外部环境停摆所带来的外部需求外部供应链产业链的冲击是超级冲击，我们能不能假设我们能承受，如果承受不了那么这种崩溃性的变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是超级的，因此在这上面我们就要有一些前瞻性的布局，不能够犹豫，一定要快。 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目前看来是短期外部冲击，但是它会通过生产主体的倒闭、民众生活的困顿以及整个经济循环的变慢，从而使外生冲击内生化，使短期冲击中长期化、趋势化，那么这个时候带来的损失更为严重，因此我们在复工复产的阶段必须要有行政大推动，同时配合以需求大拉动，这个政策非常重要，为什么很重要，现在大家会看到很多地方复工复产了但没有订单，复工复产了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前期的成本可能再一次停摆所导致的成本更加上扬，因此我们对复工复产对下一步的冲击，这一点上很重要。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未来外部冲击有不确定性，我们的复工复产有不确定性，我们的疫情冲击再叠加传统的趋势性下滑和周期性下滑的力量，这几大力量的叠加，我们就会看到政策的力度要有一个基本性，我们最近进行了一些测算和设计，我们建议3.5万亿的减税降费加2万亿基建的扩张再加上1万亿的政策补贴，一共6.5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一定要快速推出，为什么？因为这在引导预期、稳定市场、提前对冲下一步的变化，应该是一个很基准性的力量。在这个基准方案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下一步该往上调一调还是往下调一调，再做一些相继决策，我们讲未来面临极其不确定性，我们只有在不断变化中不断调整不断吸收一些教训，才能真正的打赢这场仗，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这次疫情政策一定要回归几个基本常识，我们就能产生超级智慧，谢谢大家。[详情]

　　“财经前沿系列直播”于4月10日19：00-21：30线上直播。朱民傅成玉李扬等共话：全球经济如何应对至暗时刻。 李迅雷指出当前结构性的问题比较突出。中国经济出现一定的分化现象，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得经济的分化目前慢慢趋于明显，他表示，这个分化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新旧动能的转换、行业集中度的提升，或者区域的分化。 他指出，中低阶层的收入增长相对比较缓慢，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比较快，这对我们整个消费型经济是不利的。过去中国经济是靠投资来拉动，现在经济更多的是靠消费来拉动。他表示，行业的分化，产业的分化，最后体现在企业上面，头部企业加速了市场份额的提升，非头部的企业可能会面临着优胜劣汰的趋势。 李迅雷表示，疫情是一个催化剂、加速剂，比如在股市上大消费和高科技的崛起，在疫情之前是怎么样的，在疫情之后还是怎么样的，疫情只是加速了这样的趋势。此外他还表示“中国目前对疫情的判断确实不能过于乐观”。 以下是会议实录： 李迅雷：目前来讲需要追加投资6到8万亿财政支出，3月27号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关于发行特别国债，关于适度提高财政支持率，我们估算一下需要6到8万亿，现在结构性的问题比较突出。中国经济出现一定的分化现象，分化在加剧，从疫情之前来讲中国也是属于分化，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得经济的分化目前慢慢趋于明显，疫情之后就把分化进一步的加剧了，当然这个分化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新旧动能的转换，也可以称之为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也可以是区域的分化，比如像长三角、珠三角人员的大量集中，去年杭州的人口增长是非常醒目的，浙江的人口新增常住人口比广东更多，这些表明了区域的分化人口的分化，再加上居民收入的分化，前面朱民院长他也提到了美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突出。 对中国来讲也有类似的问题，这种分化就表现出我们的奢侈品消费在全球的份额非常高，接近1/3，我们的中低端消费相对会弱一些，但是高端消费像豪华车等等这些方面很突出，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中低阶层的收入增长相对比较缓慢，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比较快，这对我们整个消费型经济是不利的，整个社会需要越来越依靠消费来拉动，过去中国经济是靠投资来拉动，现在经济更多的是靠消费来拉动，今后可能消费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就像美国一样，美国的经济欧洲的经济都是主要靠第三产业靠消费来拉动，这种分化在疫情之后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就是因为疫情使得很多低端产业受的冲击比较大，这样对于我们中低收入劳动者也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冲击，比如像餐饮业、旅游、百货等等，对这些行业带来的冲击是比较明显的。受影响比较小的像互联网、机器人、5G、通信等等，偏高端的行业因为有需求在，疫情对他们的冲击相对来讲比较小，行业的分化产业的分化，还有一点是居民收入的分化，最后体现在企业上面，头部企业加速了市场份额的提升，非头部的企业可能会面临着优胜劣汰的趋势。 在目前的环境下，我长期从事于投资银行业务，从事于资本市场研究咨询业务，跟我们的投资者相关的经济现象越来越明显，体现在我们的股市上，比如去年两大板块的走势非常强劲，一类是大消费，包括医疗、家电、食品饮料等等，当然他们也是趋向一种高端化，品牌类的高端的消费品。另一方面就是高科技，我觉得疫情是一个催化剂加速剂，它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觉得世界在疫情之前是怎么样的，在疫情之后是怎么样的，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疫情使得这样一种现象这样一种趋势更加加快了，我们作为民众也好作为投资者也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即便没有疫情的话全球经济也受到了牵制。作为中国首先要有底线思维，需要保持一种经济社会的稳定，解决我们目前就业的问题，中国目前对疫情的判断确实不能过于乐观，尽管我在前期也比较准确的预测了疫情爆发的阶段。[详情]

　　“财经前沿系列直播”于4月10日19：00-21：30线上直播。朱民傅成玉李扬等共话：全球经济如何应对至暗时刻。 李扬表示自己对全球增长前景非常不乐观，并提出了“新型长期衰退”，他表示2019年的时候这次疫情大规模的冲击发生之前全球经济已经不好了，结果“屋漏又遭连夜雨”。他概括了我们面临的7方面的冲击：需求冲击、供应冲击、金融冲击、生命损失的冲击、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中小企业破产的冲击以及全球产业链冲击。因此他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增长都不容乐观，都要非常大的努力。 李扬指出，疫情经济学有三个要点：第一是所有的措施都是以疫情能够得到控制为基本前提；第二，因为不可更改的前提，所以经济衰退就成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一项公共卫生措施，我们现在控制疫情的措施或者阻碍了人们的工作，两端都在受冲击。第三，如果疫情延续时间足够长，那么有很多产业链的断裂将永远不可修复，“我们要准备有一些产业永远回不来了”。 李扬的结论是：“稳步防控疫情的同时要防止经济的过度衰退。”他表示，疫情情况下不要指望马上来刺激经济，而是要维持活下来，维持一些正常的运转和人的生命。关于对策，李扬强调，要点是“就业优先、生存为要、突出民生”，要保证就业，要保证企业生存，要使得民生不至于受到太大的损害。他指出，“现在大家老基建、新基建说得很多，都很重要”，但总体来说，公共工程而且以赈灾为基本取向是当前的主要方向。 关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需要财政花钱的时候财政没钱了”，全国各地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是下降的，对此他表示现在要认真考虑政府债务的问题，他主张“比较快的不打磕巴的把利率降下来，货币信贷的供应也要增加”。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对中小企业要增加投资减少贷款，第二发展各种各样的政策性金融业务，第三改造现有的中小金融机构。 以下是会议实录： 李扬：我准备的题目是做好应对新型长期衰退的准备，任何一次历史上的衰退不能和它直接比。在这样一个总题目下我想同大家分享五个看法，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说说看法，有时间我们再展开分析。 在说这些看法之前先说一下我对全球增长前景的看法，我觉得非常不乐观，我为什么要说新型长期衰退呢，我是倾向于问题比较多。2019年的时候这次疫情大规模的冲击发生之前全球经济已经不好了，情况已经不好了，结果屋漏又遭连夜雨，冠状病毒汹汹而来，把整个经济的运行都扭转了一个轨道，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面临的冲击是非常全面的，我大概概括7方面的冲击，需求冲击、供应冲击、金融冲击、生命损失的冲击、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中小企业破产的冲击以及全球产业链冲击，面对这么全面的冲击，所有这些冲击都不是很容易应对的，因此我觉得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增长都不容乐观，都要非常大的努力，这是一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下我想同大家分享五个看法，第一个看法，做研究，现在大家做分析的时候其实背后都有理论框架，我觉得分析当前的问题需要统一一下，究竟怎样一个分析框架是最合适的，我琢磨来琢磨去，也看了一些东西，觉得疫情经济学可能是适合分析当前情况的一个理论架构，也就是说它非常有针对性。 我概括一下，疫情经济学三个要点、一个结论。第一个要点是所有的措施等等都是以疫情能够得到控制为它的基本前提，这和其他的不一样，你必须把疫情控制，否则人不能存活，这是疫情经济学一个很大的不同，无非就是快一点慢一点。 第二，有这样一个不可更改的前提，所以经济衰退就成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一项公共卫生措施，经济学和疫情就连在一起了，因为我们现在控制疫情的措施或者阻碍了人们的工作或者阻碍了人们的生活，两端都在冲击，使得情况越来越复杂了，而且使得衰退成为抗疫情的对策。 第三，如果疫情延续时间的长短，如果时间足够长，那么有很多产业链的断裂将永远不可修复，疫情会使得整个经济的列车，给你挤出原有的轨道，另辟蹊径，也许这个蹊径是更小更泥泞的道路，我们要准备有一些永远回不来了，现在有很多调查，比如三个月如何如何，很多东西就接不上了，永远消失了。如果有些供应永远消失，大家知道在经济循环中供应需求是循环往复的，有供应，我们用商品生产商品，说的是这样一个关系，供需双方都可能会萎缩，这是三个要点。 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稳步防控疫情的同时要防止经济的过度衰退，有一个话要让灯一直亮着，我们最近跟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国内前一段时间有些地方沿海地区迅速复工，用电量也上去了，但是复工不复产，我说复工不复产也好，灯亮着说明单位还在人还在大家希望还在，也就是说在疫情情况下我们不要指望马上来刺激经济，而是要维持活下来，活下来总有希望。我觉得恢复正常的信心，维持着一些正常的运转，维持人们的生命，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可以成为我们分析当前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4月9号美联储的声明，美联储的声明很有意思，他说当前最优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共卫生危机，职责是在此经济受限时期行使所有权利，采取的措施要积极主动甚至有攻击性，确保经济在疫情结束后能够强有力复苏，外界对他的解读很多，2万多亿，再加2万多亿，他的资产负债表一个月内已经扩张了1.8万亿，虽然有了很多措施，很多措施没落实，大家有很多的解释，美联储说我现在做的是让经济不要停下来，使得等到疫情结束之后能够迅速的复苏，这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既然讲到了用疫情经济学来分析问题，对策的要点是什么，我概括三句话，就业优先、生存为要、突出民生。我们一切要保证就业，要保证企业生存，要使得民生不至于受到太大的损害，还是前面的结论能够推演下来的。内容很多了，具体到中国有几个要点需要特别强调，第一个小微企业的问题，我们看到疫情还在蔓延的过程中，党中央各省市自治区都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但是客观的说效果不好，往前追溯前几年关于中小企业的措施不可谓不多，但是效果都不好，这里面两类问题，一个问题是制度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大家经过调查都知道中小微企业在中国不能发展，中小微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它真正的制度带来那样一些玻璃门旋转门的障碍事实上是存在的。第二是技术上的问题。中小微企业，我们后面会进一步讲，现在他要的是什么，你大量的给他贷款，活都活不下去了，你给我付的利息，尽管利息很低，给我一个债务，我要它干什么呢，所以在救助中小微企业的方式上我们也需要考虑。 第二，总体来说我们需要推行以各种赈灾为基本性质的公共工程，现在大家老基建、新基建说得很多，都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采取措施一定要明确你是要干什么，说真的现在需要的是大量的就业问题，大家知道几亿农民工，等到稍微解禁就能感觉到大家都没有工作，怎么办？这个时候公共工程而且以赈灾为基本取向的公共工程是我们要做的主要方向。 我大致列了一下五个领域，我们不细讨论，第一国土整治，习近平主席几年前有非常精彩的讨论，他在讨论产能过剩的时候就说到了国土整治问题，都说产能过剩，这些东西如果用在国土整治不刚好吗，需要制度安排。第二基建，特别是新基建关乎未来中国的发展。第三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战略，我不提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土地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第四在城市里以公共卫生和防御为核心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次疫情中我们都知道一个数字，新加坡600多万人，800多个发热门诊，上海2千多万人，730多家发热门诊，北京比他们还要少，这个是基础设施，这是一个例子，我觉得这次疫情让我们可以彻底的反思一下我们在这方面有哪样一些明显的短板可以去做。第五就是各种类型的教育，2019年世界银行有一个报告就是工作性质的改变，这个报告非常重要，它就指出了今后大家都打零工，因为新技术的变化、需求结构的变化，未来适应这种变化需要大规模的各种类型的教育，这也是我们需要做的，这是第二个同大家分享的。 第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于时间关系我不想说太多了。财政要做的事很多，我同意减税、给大家补贴等等，都是对的，但是现在问题是需要财政花钱的时候财政没钱了，大家已经看到去年全国统计的28个省市自治区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是下降的，今年2月份的数字出来了，28个省市自治区只有浙江和云南是正增长，其他全是负增长，现在恰恰需要支出需要用钱没钱了，筹资的问题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无米之炊，筹资现在看起来没有别的路，就是债务融资，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做了很多的研究，债务融资可以是赤字债务融资，也可以是非赤字融资，像项目债其实就是非赤字融资，赤字融资是用来弥补政府的公共性消费性支出的，而非赤字性的融资可以是项目，可能会产生现金流或者产生政策收益能够积累资产的。 我觉得现在要认真考虑政府债务的问题，我看到我们有关部门已经开了这个口子，但是在开这个口子的时候我希望建立稳定的规范化的债务管理的机制，债务说实话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得不开这条路，但是对这条路一定要管好，这是财政。金融应当说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我简单分析一下，总量上我主张比较快的不打磕巴的把利率降下来，货币信贷的供应也要增加，我们不必说世界上都在放水都在零利率，我独自保持了一种状态，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需要了。现在说实话从全世界来看货币政策的效力已经不是直接刺激经济如何如何，而是为经济的恢复创造一个合适的货币金融条件，让大家知道现在赤字了我要干我就有钱，要干而且这个钱没有成本，要造成这个结果，我觉得我们这个要考虑。 我觉得结构上有这样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对中小企业要增加投资减少贷款，前面说了中小企业活都活不下了你给他贷款他怎么能要啊，这个事情以前我们也多多地说过，如今应该认真考虑了，应该考虑给中小企业投资的问题，需要建立机构，需要建立一些安排，这是第一。第二，要发展各种各样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不一定是征信金融业务，但是政策性金融业务还是要做的，第三应该改造现有的中小金融机构，让他们能够满足中小企业筹集债务资金、筹集权益资金的需求，也就是说要按照这样一个目标整治一下。 关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我还要讲一个配合的问题，我作为理论研究的，对危机特别关注，因为我们社会科学是不能做实验的，所以任何一次危机，它用最极端的方式把最深层的因素都揭示给你看，所以要特别注意，要注意到什么呢？注意在危机深重的情况下财政金融实际上是一家，而且总体来说财政需求决定了金融的走势。在这个意义上，最近几年讨论了很多的MMT现代货币理论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世界各国都说我们都是它的信奉者。我无意对这个事情做什么结论，而是需要注意。如果没有债务的货币化机制，这个事情发债解除效应了，这个时候正是要讨论的时候。 第四，我们准备在高债务下生活，不要多说了，朱民说得很多，疫情之前我做过很多研究，也有好几场专场演说关于债务的问题。结论是什么呢，现在债务是一个我们摆脱不了的东西了，不要再指望债务会减少，由于债务我们摆脱不了就有几个结果。第一个结果，现在经济和金融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债务多了有暗含着一个意思，大量的金融服务金融自身，大量的货币服务货币自身，而不去服务实体经济，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承认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偏离是一个事实，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经济的波动很可能是金融在运行，而不是实体经济发生了什么问题，当然现在实体经济也发生问题了，金融发生问题，实体发生问题，交织发生问题，问题就大了。 如果债务长期化，那么副利率有可能就不可避免，我做过研究，债务这么多怎么办呢，它要考虑什么问题呢，考虑可持续性问题，怎么叫可持续？就是债务占比和债务的利息占比占GDP，都是同样对GDP，如果利息支出占比低就可持续，那就负利率，这个循环中我们发现了负利率量宽等等这些东西，它是内在的在根基上是相互关联的。 最后一个问题还是要说一下警惕去中国化，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大家互相隔绝开来了，于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去，其中对中国来说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去中国化，等一会相信大家还会分析，我不说，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的就是金融的去中国化，这种金融的去中国化是通过美元化，通过解决美元荒，通过解决美元荒的过程中由美联储发动全球排除了中国的央行的货币，这个东西2007年危机的时候就搞过一次，当时我写过两篇东西，这个东西大家注意这是排除中国的，因为当时还有个TPP，那是在实体经济上排除中国，排除中国央行的货币互换是金融上排除中国，这两个东西是排除中国的新全球化。 那个事情过了，奥巴马政府由特朗普接替了，特朗普没有全部接受他的遗产，我们现在看危机一来以后央行的货币互换再次启动而且规模很大，这个世界除了中国都连在一起了，这个世界除了人民币大家都用美元了，解决美元荒的问题。这个需要非常迅速，不要太多的解释。我觉得中国的麻烦是进一步统一思想，对当前的局面要有底线思维，最近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说得很好，要准备长期斗争，对疫情做好长期准备，而且突出了底线思维，我刚刚的这些分析就是体现底线思维。[详情]

　　“财经前沿系列直播”于4月10日19：00-21：30线上直播。朱民傅成玉李扬等共话：全球经济如何应对至暗时刻。 朱民表示：“我们面临巨大的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未来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握趋势。对此他提出了“疫情下的四重已知未知”。 第一个已知未知，指的是疫情面临的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疫情有大爆发，但大爆发的峰值拐点不知道。”他表示，疫情的发展很可能是波浪形的，如果疫情转入世界上医疗系统更薄弱的部分，如非洲拉美等，或许会出现“第二波非常厉害的爆发”。 第二个已知未知，我们已经知道经济走向衰退，最大的问题是它会不会走向大萧条。疫情冲击整个经济，通过结构调整，疫情需要全球金融合作。对此朱民表示，“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全力阻止经济从衰退滑向大萧条”，因为“经济已经走向衰退”，他表示2021年全球经济会缓缓反弹，主要是因为总供给的供给能力不容易那么恢复，会受到损伤，会重组。 第三个已知未知，是市场的已知未知。朱民表示，市场动荡会继续，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呢？“我们的未知是不知道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但我们知道这个市场会继续动荡。”朱民认为“金融下滑的风险溢价几乎没有”，他指出市场下滑到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市场的理性的调整。市场的第一个调整是对中国和亚洲的疫情调整，第二个调整是能源价格的调整，第三个调整是对疫情全球蔓延，特别是美国的滞后的大调整，以及由此引起的流动性调整，流动性调整的紧张产生了风险溢价。因此他表示乐观：“流动性过后市场已经开始平稳，而且还逐步有所反弹。” 第四个已知未知，他表示是全球政治生态。“民粹主义上升，能不能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我们要知道很难。”他指出，民粹主义存在的基础会有相当长的时间，民粹主义反建制、反精英，要加强财政赤字和货币，同时增加军事开支，所以它加大了经济波动而不利于全球的政治经济合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整个国际生态，已知未知是民粹主义上升，疫情是全球性的，唯有全球合作才能得到有效的抗疫。 最后他表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变局的形势。”观察今天的形势，有四个未知，有四个“黑箱”，而且这个“黑箱”是瞬息变动的，因为疫情在瞬息变动，经济在瞬息变动，金融在瞬息变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今天。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把握大的趋势。 以下为演讲实录 朱民：谢谢燕冬和《财经》的邀请，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我把我对世界经济和疫情的观察给大家做一个汇报。疫情天天变，政策天天变，形势天天变，我们面临巨大的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未来我觉得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对未来，我的理解是我们不知道的。但不知道，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握它的趋势，如果我们不知道未来，至少可以知道怎么观察未来。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疫情下的“四重已知未知”。我们需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开放的、学习的、不断修正和改正自己来观察世界的心态和方法。它会是一个指数的发展，而且是波浪的发展，而且不能排除第二波的发生，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疫情开始的，所以我们讲经济金融的时候，先要把疫情的发展讲清楚。 粗的蓝线是中国的确诊数量，8万多以后，从3月16日开始没有变化，往下走。世界在3月16日超过中国以后，数字是直线上升，今天已经全球超过了160万。如果我们用模型的SI统计，灰线是中国到了8万以后没有很大变化，意大利超过我们，德国超过我们，西班牙超过我们，美国现在是直线上升。意大利和西班牙现在有所缓和，德国和法国情况不明，美国现在是指数上升，没有到峰值，还会有一个大爆发。 从增长的速度来看就更明显，中国还是灰的曲线，我们有一个高峰，高峰以后通过集中资源，四万医生和六万病床在武汉和湖北集中，把曲线给压下来了，以后就一直往低走。意大利是一个长缓坡，现在有所下降，今天的增加率只有3.4%，法国走上高坡以后有下降，而现在开始有所反弹，而美国的增长速度每天都是百分之十几的上升，美国还在等更大的疫情爆发。这个途径可以看到，疫情在全球的发展和转移，还是处于爆发的很大的前景。 看死亡率，中国在3000多的时候就稳住了，伊朗超过，意大利死亡率最高是12.7%，这和老龄化有关，美国死亡有所上升，还有西班牙，这都预示着现在已有的检测、确认在中国境外没有到位，预示着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疫情还是有更大的爆发，理解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回到这张图，我们现在看疫情，最大的一件事是疫情很可能是波浪的，在欧洲从意大利和西班牙第一波，逐渐德国、法国变成第二波，英国和北欧变成第三波。美国从纽约到加州，从加州到佛罗里达，又是一波，一波一波很困难，就会产生一个很高的平台。在这一波一波的过程，可能会产生一个更大的波，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它会像非洲、南亚，比如印度向拉美转移，如果转移到这些医疗系统更薄弱的地方，第二波的爆发就会非常厉害，1918年，第二波疫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二波也是有可能的，而且第二波不但是波动的转移，而且是从内部的产生，这是现在疫情面临的很大的不确定性。 疫情一个典型的示意图，疫情总是一个高峰，这是病毒的本性决定的，急剧上升扩展，然后下降。红的曲线，它最大的风险会突破虚的曲线，就是突破医疗体系、资源，产生整个系统崩溃，产生大量死亡，产生社会危机。总是努力通过控制的办法来平缓这个曲线，把曲线从红的变成蓝的曲线，横坐标是时间指标，成本就是把时间拖的很长，也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压力，但是取舍之间生命更为重要，所以还是要往下走。但是，在把这个曲线往下压的时候，它有五个根本的变量：第一、病毒。病毒有自己的变异、传染。第二、措施之后是否严格，不但是封城的问题，包括检测、隔离能不能做到，医疗物资、食品供应、交通管制等等一系列严格的措施，如果做不到，防控措施不到位，疫情的转移就会很严重。第三、医疗资源。医疗资源能不能有效地动用，主要是扩张重病室的床位，满足重病者的需求，使得死亡率降低。第四、居民的理解和配合程度很重要。意大利在1月份的时候就封城了，但是老百姓游行，说我们怎么可能戴口罩呢，一个月以后大爆发。第五、最重要的，所有的流感疫情最终是靠专项药和疫苗，没有专项药和疫苗，疫情根本的解决是达不到的。从现在看，专项药和疫苗至少需要12个月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还有一个9到12月的过程，理解这点是我们今天理解经济金融的一个大背景，这是一个中长期的阶段，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 我们知道疫情有大爆发，大爆发的峰值拐点不知道，刚才说它有一个波浪形的持续蔓延，在转的过程中，高的平台使得全球产生第二波风险不能排除，所以疫情仍然是今天我们在抗疫过程中，在讨论经济和金融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这五个变量的理解特别重要，而在这个过程中，政策随时会变。比如欧美国家就在考虑是不是到峰值以后就会把市场放开，就会根本上改变疫情和经济增长。全世界现在大概有近千个模型，我们也在测试疫情，但是数据是巨大的，我们趋势要掌握，观察变量要掌握。 第二个已知未知，我们已经知道经济走向衰退，最大的问题是它会不会走向大萧条，现在看，疫情垂直供给的影响是很大的，垂直下跌。我们做了一个意大利的案例，在两个月里，对整个意大利的需求四个百分点（北部地区），这个冲击是很大的。美国的失业人数从680万转眼之间跳到1000万，悲观的估计达到30%以上。我们用模型看，大概会跌到15%到20%。东京开始封城，封城一个月损失静态GDP一个百分点，所以疫情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冲击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和2008年不一样。疫情冲击是一个红线，需要政策把红线往上移，移到蓝线，平缓衰退曲线，都是理论上这么说。但这时候需要一系列的政策，需要货币政策确保流动性，需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证资金到位，这个不容易，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很不一致，效率高低差别很大。最重要的是财政政策支持企业营运、居民消费，这是让供给方面的产能不要受到永久性的损伤，现在看来，还有很大的距离。虽然政策给了落地，我们看德国、英国、美国，差距还是很大的。 与此同时，疫情冲击整个经济，通过结构调整，疫情需要全球金融合作。这么多政策才能把这根曲线推到蓝色曲线的程度，从现在看不容易。第一，负利率。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很少，只有在负利率的情况下打开大门，超过2008年，现在收企业资产，这个结果是什么？财政空间很少，2007年的时候，依据发达国家的财政可以维持100不变，今天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增长了50%，一直延续到今天，新兴国家债务增长了30%，发展中国家债务增长了25%，财政政策很小，货币政策空间也小，加上整个冲击总供给，如果以9个月的时间来看，这次的冲击会远远大于2008年，因为2008年是金融冲击总需求。我记得当年匹兹堡会议、伦敦会议主要是全球协作总需求，现在冲击到总供给了，这是一个技术的工作和细活，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封城，人、物流全部断了，是贸易很困难的钱，所以2020是很困难的。 大家讨论很多，它会不会走向大萧条，我觉得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全力阻止经济从衰退滑向大萧条，因为经济已经走向衰退，2021年全球经济也会缓缓反弹，主要是因为总供给的供给能力不容易那么恢复，它会受到损伤，会重组，3个月以后50%的中小企业大概处于破产的境地，新的中小企业重新进入产业链，这对供给的影响，我们做产业链的分析，看到影响是很大的。所以，维护民众和维护中小企业的生存变得特别重要，全球合作推进贸易的反弹和产业链的恢复，在今天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已经超过了各国维持自己的内需。看经济会不会滑向大萧条看什么？看消费、看贸易、失业，因为失业是产能的指数，贸易是经济恢复的指数，消费和贸易，一个内、一个外，基本上能够告诉我们趋势。经济衰退，但是现在讲大萧条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还不能把它排除在外，我们要努力阻止经济滑向大萧条。 市场的已知未知，市场动荡会继续，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呢？我们的未知是不知道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但我们知道这个市场会继续动荡，而不能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如果看这个曲线，市场今年的动荡是市场理性的判断，关于市场的波动争议很大，有观点认为，现在已经触底了，应该反弹，也有很多观点认为，正在走向危机，核心是关于理解金融下滑的风险溢价有多少？我认为风险溢价几乎没有，市场下滑到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市场的理性的调整。市场的第一个调整是对中国和亚洲的疫情调整，第二个调整是能源价格的调整，第三个调整是对疫情全球蔓延，特别是美国的滞后的大调整，以及由此引起的流动性调整，流动性调整的紧张产生了风险溢价。在流动性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市场已经开始平稳，而且还逐步有所反弹，现在乐观的情绪有点回来，所以就产生分歧。 如果放大一点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下跌垂直面很大，这个下跌是对2008年以来全球市场大发展泡沫和估值过高的挤压和调整，我觉得是市场的理性。现在反弹是流动性反弹，这个反弹并没有改变市场的根本问题，就是估值，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再往上看，可以看到2006年到2009年的估值，我记得很清楚，2007年当时一个地产公司破产，有一个下跌，美联储放流动性，它有所上升，以后又有金融机构破产，又有上升，一直到2008年挡不住了，就彻底上升，它总是一个不断波动的过程。它有一个巨大的下跌以后，通过政府的稳定市场，包括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出钱稳定市场的信心回抬，流动性回来了，但没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撑了一阵儿以后还是下跌，这一下跌整整跌了两年。 这是2008年的曲线，这是1929年的曲线，这是今天的期限，今天的曲线和1929年的曲线非常像，这是一个泡沫，这个泡沫超过了2008年，然后开始反弹，这是个流动性反弹。未来是什么？我觉得未来主要还是看疫情，市场到现在，流动性的反弹，基本上把风险溢价部分全部覆盖，所以现在基本上处在市场理性，而且还乐观的对实体经济的评估。随着疫情的发展，市场不可避免地还会调整。 这个调整会不会发生危机呢？这个很重要，就得重新看金融面，金融有几个面：第一、我们得理解今天的高债务。G20在2008年的时候，整个债务80万亿美元，今天已经达到了146万亿美元，主要是公司债务上升，居民债务还是有所下降，高债务是今天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 第二、今天的风险点在哪里？今天风险点和2008年比较，2008年是红线的风险，银行的2008年在这里，今天在这里，银行的资本金和流动性大大改善，银行的金融风险下降。保险2008年在这里，今天在这里，保险的风险下降了，也是通过监管的改革，资本金下降，居民的贷款下降。但是企业的债务，今天的风险高了很多，主权债务高了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现在的规模已经和银行一样大了，2008年和今天几乎平。所以，把总体结构放在一起看，金融结构发生了变化，今天用加权平均的分析来看，今天的金融市场风险已经超过了2008年，而且今天的政策空间比2008年整体缩小，所以整体风险是高的。 下一步除了估市根据疫情调整以外，它会不会形成危机呢？到今天为止，市场是理性的调整。现在是典型的央行的流动性企稳，不是反弹，我们在1929年看到同样的事情，市场会跟着疫情发展振动调整。因为整个结构发生了变化，如果疫情再维持9个月，两个最弱的变量就变得很危险，就是公司债务市场和非银行债务机构的流动性，因为低利率，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急剧上升。公司债务，美国的债券市场，利率飙升的很厉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个指标变成我们衡量、观察、市场会不会走向金融危机，会不会引发大规模的破产，很重要。相对来说，主权债的危机会比较小，因为零利率，政府几乎可以无限制的发债。 全球政治生态又是个已知未知，民粹主义上升，我们能不能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我们知道很难。我们把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指数，今天的情况跟1930年的情况几乎不相上下，民粹主义是一个很严峻的国际政治的变化。民粹主义变化很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的变化，今天在美国最高的10%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0%左右，和1930年差不多，收入分配恶化是民粹主义上抬的特别主要的原因。美国从60年代开始，底层50%人的收入从21%跌到12%，跌了一半，而顶层1%的收入从10%上升到20%，翻了一番，收入分配恶化极其严重，所以中产阶级觉得特别不安，特别不满意。我们看30年代，它有10个特征，央行大规模货币化利率接近零，金融市场恢复快于实体经济恢复，平民百姓没有得到资本的收益，政府资本运作效益低。这些现象在今天都仍然存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存在的基础会在相当长的时间，民粹主义反建制、反精英，要加强财政赤字和货币，同时增加军事开支，所以它加大了经济波动而不利于全球的政治经济合作。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整个国际生态，已知未知是民粹主义上升，疫情是全球性的，唯有全球合作才能得到有效的抗疫，但是民粹主义持续上升，特朗普一直在说是中国病毒，公信力下降很厉害，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会长期存在，所以在疫情的过程中，各国会把自己的稳定性放在首位，全球的经济生态会恶化。 我们怎么观察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业是一个指数，如果就业持续恶化，民粹主义就会强化。收入分配是个指数，如果金融市场扩张过快，会使民粹主义上升，而且要观察会不会有极端的政治现象。 这是我们的观察，由于时间的关系，做个小结。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变局的形势。我们观察今天的形势的时候有四个未知，有四个黑箱，而且这个黑箱是瞬息变动的，因为疫情在瞬息变动，经济在瞬息变动，金融在瞬息变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今天。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对未来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把握大的趋势。刚才在讲的过程中，把我观察的大的趋势给大家做了一个汇报，大家可以讨论，我也不见得对。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保持谦卑、开放、谨慎、严谨的态度，实时观察，实时修正，实时学习，这是今天我们要做全球经济展望和研究的一个最根本的态度，我们必须对未来谦卑，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而在这个时候，全球合作、沟通交流，争取最佳的结果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燕冬和《财经》今天搞这个活动，来讨论，大家互相交流，还是很有意义的。 再次感谢邀请，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详情]

　　“财经前沿系列直播”于4月10日19：00-21：30线上直播。朱民傅成玉李扬等共话：全球经济如何应对至暗时刻。 朱民表示：“我们面临巨大的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未来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握趋势。对此他提出了“疫情下的四重已知未知”。 第一个已知未知，指的是疫情面临的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疫情有大爆发，但大爆发的峰值拐点不知道。”他表示，疫情的发展很可能是波浪形的，如果疫情转入世界上医疗系统更薄弱的部分，如非洲拉美等，或许会出现“第二波非常厉害的爆发”。 第二个已知未知，我们已经知道经济走向衰退，最大的问题是它会不会走向大萧条。疫情冲击整个经济，通过结构调整，疫情需要全球金融合作。对此朱民表示，“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全力阻止经济从衰退滑向大萧条”，因为“经济已经走向衰退”，他表示2021年全球经济会缓缓反弹，主要是因为总供给的供给能力不容易那么恢复，会受到损伤，会重组。 第三个已知未知，是市场的已知未知。朱民表示，市场动荡会继续，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呢？“我们的未知是不知道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但我们知道这个市场会继续动荡。”朱民认为“金融下滑的风险溢价几乎没有”，他指出市场下滑到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市场的理性的调整。市场的第一个调整是对中国和亚洲的疫情调整，第二个调整是能源价格的调整，第三个调整是对疫情全球蔓延，特别是美国的滞后的大调整，以及由此引起的流动性调整，流动性调整的紧张产生了风险溢价。因此他表示乐观：“流动性过后市场已经开始平稳，而且还逐步有所反弹。” 第四个已知未知，他表示是全球政治生态。“民粹主义上升，能不能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我们要知道很难。”他指出，民粹主义存在的基础会有相当长的时间，民粹主义反建制、反精英，要加强财政赤字和货币，同时增加军事开支，所以它加大了经济波动而不利于全球的政治经济合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整个国际生态，已知未知是民粹主义上升，疫情是全球性的，唯有全球合作才能得到有效的抗疫。 最后他表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变局的形势。”观察今天的形势，有四个未知，有四个“黑箱”，而且这个“黑箱”是瞬息变动的，因为疫情在瞬息变动，经济在瞬息变动，金融在瞬息变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今天。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把握大的趋势。 以下为演讲实录 朱民：谢谢燕冬和《财经》的邀请，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我把我对世界经济和疫情的观察给大家做一个汇报。疫情天天变，政策天天变，形势天天变，我们面临巨大的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未来我觉得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对未来，我的理解是我们不知道的。但不知道，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握它的趋势，如果我们不知道未来，至少可以知道怎么观察未来。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疫情下的“四重已知未知”。我们需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开放的、学习的、不断修正和改正自己来观察世界的心态和方法。它会是一个指数的发展，而且是波浪的发展，而且不能排除第二波的发生，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疫情开始的，所以我们讲经济金融的时候，先要把疫情的发展讲清楚。 粗的蓝线是中国的确诊数量，8万多以后，从3月16日开始没有变化，往下走。世界在3月16日超过中国以后，数字是直线上升，今天已经全球超过了160万。如果我们用模型的SI统计，灰线是中国到了8万以后没有很大变化，意大利超过我们，德国超过我们，西班牙超过我们，美国现在是直线上升。意大利和西班牙现在有所缓和，德国和法国情况不明，美国现在是指数上升，没有到峰值，还会有一个大爆发。 从增长的速度来看就更明显，中国还是灰的曲线，我们有一个高峰，高峰以后通过集中资源，四万医生和六万病床在武汉和湖北集中，把曲线给压下来了，以后就一直往低走。意大利是一个长缓坡，现在有所下降，今天的增加率只有3.4%，法国走上高坡以后有下降，而现在开始有所反弹，而美国的增长速度每天都是百分之十几的上升，美国还在等更大的疫情爆发。这个途径可以看到，疫情在全球的发展和转移，还是处于爆发的很大的前景。 看死亡率，中国在3000多的时候就稳住了，伊朗超过，意大利死亡率最高是12.7%，这和老龄化有关，美国死亡有所上升，还有西班牙，这都预示着现在已有的检测、确认在中国境外没有到位，预示着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疫情还是有更大的爆发，理解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回到这张图，我们现在看疫情，最大的一件事是疫情很可能是波浪的，在欧洲从意大利和西班牙第一波，逐渐德国、法国变成第二波，英国和北欧变成第三波。美国从纽约到加州，从加州到佛罗里达，又是一波，一波一波很困难，就会产生一个很高的平台。在这一波一波的过程，可能会产生一个更大的波，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它会像非洲、南亚，比如印度向拉美转移，如果转移到这些医疗系统更薄弱的地方，第二波的爆发就会非常厉害，1918年，第二波疫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二波也是有可能的，而且第二波不但是波动的转移，而且是从内部的产生，这是现在疫情面临的很大的不确定性。 疫情一个典型的示意图，疫情总是一个高峰，这是病毒的本性决定的，急剧上升扩展，然后下降。红的曲线，它最大的风险会突破虚的曲线，就是突破医疗体系、资源，产生整个系统崩溃，产生大量死亡，产生社会危机。总是努力通过控制的办法来平缓这个曲线，把曲线从红的变成蓝的曲线，横坐标是时间指标，成本就是把时间拖的很长，也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压力，但是取舍之间生命更为重要，所以还是要往下走。但是，在把这个曲线往下压的时候，它有五个根本的变量：第一、病毒。病毒有自己的变异、传染。第二、措施之后是否严格，不但是封城的问题，包括检测、隔离能不能做到，医疗物资、食品供应、交通管制等等一系列严格的措施，如果做不到，防控措施不到位，疫情的转移就会很严重。第三、医疗资源。医疗资源能不能有效地动用，主要是扩张重病室的床位，满足重病者的需求，使得死亡率降低。第四、居民的理解和配合程度很重要。意大利在1月份的时候就封城了，但是老百姓游行，说我们怎么可能戴口罩呢，一个月以后大爆发。第五、最重要的，所有的流感疫情最终是靠专项药和疫苗，没有专项药和疫苗，疫情根本的解决是达不到的。从现在看，专项药和疫苗至少需要12个月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还有一个9到12月的过程，理解这点是我们今天理解经济金融的一个大背景，这是一个中长期的阶段，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 我们知道疫情有大爆发，大爆发的峰值拐点不知道，刚才说它有一个波浪形的持续蔓延，在转的过程中，高的平台使得全球产生第二波风险不能排除，所以疫情仍然是今天我们在抗疫过程中，在讨论经济和金融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这五个变量的理解特别重要，而在这个过程中，政策随时会变。比如欧美国家就在考虑是不是到峰值以后就会把市场放开，就会根本上改变疫情和经济增长。全世界现在大概有近千个模型，我们也在测试疫情，但是数据是巨大的，我们趋势要掌握，观察变量要掌握。 第二个已知未知，我们已经知道经济走向衰退，最大的问题是它会不会走向大萧条，现在看，疫情垂直供给的影响是很大的，垂直下跌。我们做了一个意大利的案例，在两个月里，对整个意大利的需求四个百分点（北部地区），这个冲击是很大的。美国的失业人数从680万转眼之间跳到1000万，悲观的估计达到30%以上。我们用模型看，大概会跌到15%到20%。东京开始封城，封城一个月损失静态GDP一个百分点，所以疫情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冲击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和2008年不一样。疫情冲击是一个红线，需要政策把红线往上移，移到蓝线，平缓衰退曲线，都是理论上这么说。但这时候需要一系列的政策，需要货币政策确保流动性，需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证资金到位，这个不容易，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很不一致，效率高低差别很大。最重要的是财政政策支持企业营运、居民消费，这是让供给方面的产能不要受到永久性的损伤，现在看来，还有很大的距离。虽然政策给了落地，我们看德国、英国、美国，差距还是很大的。 与此同时，疫情冲击整个经济，通过结构调整，疫情需要全球金融合作。这么多政策才能把这根曲线推到蓝色曲线的程度，从现在看不容易。第一，负利率。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很少，只有在负利率的情况下打开大门，超过2008年，现在收企业资产，这个结果是什么？财政空间很少，2007年的时候，依据发达国家的财政可以维持100不变，今天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增长了50%，一直延续到今天，新兴国家债务增长了30%，发展中国家债务增长了25%，财政政策很小，货币政策空间也小，加上整个冲击总供给，如果以9个月的时间来看，这次的冲击会远远大于2008年，因为2008年是金融冲击总需求。我记得当年匹兹堡会议、伦敦会议主要是全球协作总需求，现在冲击到总供给了，这是一个技术的工作和细活，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封城，人、物流全部断了，是贸易很困难的钱，所以2020是很困难的。 大家讨论很多，它会不会走向大萧条，我觉得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全力阻止经济从衰退滑向大萧条，因为经济已经走向衰退，2021年全球经济也会缓缓反弹，主要是因为总供给的供给能力不容易那么恢复，它会受到损伤，会重组，3个月以后50%的中小企业大概处于破产的境地，新的中小企业重新进入产业链，这对供给的影响，我们做产业链的分析，看到影响是很大的。所以，维护民众和维护中小企业的生存变得特别重要，全球合作推进贸易的反弹和产业链的恢复，在今天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已经超过了各国维持自己的内需。看经济会不会滑向大萧条看什么？看消费、看贸易、失业，因为失业是产能的指数，贸易是经济恢复的指数，消费和贸易，一个内、一个外，基本上能够告诉我们趋势。经济衰退，但是现在讲大萧条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还不能把它排除在外，我们要努力阻止经济滑向大萧条。 市场的已知未知，市场动荡会继续，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呢？我们的未知是不知道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但我们知道这个市场会继续动荡，而不能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如果看这个曲线，市场今年的动荡是市场理性的判断，关于市场的波动争议很大，有观点认为，现在已经触底了，应该反弹，也有很多观点认为，正在走向危机，核心是关于理解金融下滑的风险溢价有多少？我认为风险溢价几乎没有，市场下滑到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市场的理性的调整。市场的第一个调整是对中国和亚洲的疫情调整，第二个调整是能源价格的调整，第三个调整是对疫情全球蔓延，特别是美国的滞后的大调整，以及由此引起的流动性调整，流动性调整的紧张产生了风险溢价。在流动性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市场已经开始平稳，而且还逐步有所反弹，现在乐观的情绪有点回来，所以就产生分歧。 如果放大一点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下跌垂直面很大，这个下跌是对2008年以来全球市场大发展泡沫和估值过高的挤压和调整，我觉得是市场的理性。现在反弹是流动性反弹，这个反弹并没有改变市场的根本问题，就是估值，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再往上看，可以看到2006年到2009年的估值，我记得很清楚，2007年当时一个地产公司破产，有一个下跌，美联储放流动性，它有所上升，以后又有金融机构破产，又有上升，一直到2008年挡不住了，就彻底上升，它总是一个不断波动的过程。它有一个巨大的下跌以后，通过政府的稳定市场，包括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出钱稳定市场的信心回抬，流动性回来了，但没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撑了一阵儿以后还是下跌，这一下跌整整跌了两年。 这是2008年的曲线，这是1929年的曲线，这是今天的期限，今天的曲线和1929年的曲线非常像，这是一个泡沫，这个泡沫超过了2008年，然后开始反弹，这是个流动性反弹。未来是什么？我觉得未来主要还是看疫情，市场到现在，流动性的反弹，基本上把风险溢价部分全部覆盖，所以现在基本上处在市场理性，而且还乐观的对实体经济的评估。随着疫情的发展，市场不可避免地还会调整。 这个调整会不会发生危机呢？这个很重要，就得重新看金融面，金融有几个面：第一、我们得理解今天的高债务。G20在2008年的时候，整个债务80万亿美元，今天已经达到了146万亿美元，主要是公司债务上升，居民债务还是有所下降，高债务是今天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 第二、今天的风险点在哪里？今天风险点和2008年比较，2008年是红线的风险，银行的2008年在这里，今天在这里，银行的资本金和流动性大大改善，银行的金融风险下降。保险2008年在这里，今天在这里，保险的风险下降了，也是通过监管的改革，资本金下降，居民的贷款下降。但是企业的债务，今天的风险高了很多，主权债务高了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现在的规模已经和银行一样大了，2008年和今天几乎平。所以，把总体结构放在一起看，金融结构发生了变化，今天用加权平均的分析来看，今天的金融市场风险已经超过了2008年，而且今天的政策空间比2008年整体缩小，所以整体风险是高的。 下一步除了估市根据疫情调整以外，它会不会形成危机呢？到今天为止，市场是理性的调整。现在是典型的央行的流动性企稳，不是反弹，我们在1929年看到同样的事情，市场会跟着疫情发展振动调整。因为整个结构发生了变化，如果疫情再维持9个月，两个最弱的变量就变得很危险，就是公司债务市场和非银行债务机构的流动性，因为低利率，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急剧上升。公司债务，美国的债券市场，利率飙升的很厉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个指标变成我们衡量、观察、市场会不会走向金融危机，会不会引发大规模的破产，很重要。相对来说，主权债的危机会比较小，因为零利率，政府几乎可以无限制的发债。 全球政治生态又是个已知未知，民粹主义上升，我们能不能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我们知道很难。我们把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指数，今天的情况跟1930年的情况几乎不相上下，民粹主义是一个很严峻的国际政治的变化。民粹主义变化很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的变化，今天在美国最高的10%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0%左右，和1930年差不多，收入分配恶化是民粹主义上抬的特别主要的原因。美国从60年代开始，底层50%人的收入从21%跌到12%，跌了一半，而顶层1%的收入从10%上升到20%，翻了一番，收入分配恶化极其严重，所以中产阶级觉得特别不安，特别不满意。我们看30年代，它有10个特征，央行大规模货币化利率接近零，金融市场恢复快于实体经济恢复，平民百姓没有得到资本的收益，政府资本运作效益低。这些现象在今天都仍然存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存在的基础会在相当长的时间，民粹主义反建制、反精英，要加强财政赤字和货币，同时增加军事开支，所以它加大了经济波动而不利于全球的政治经济合作。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整个国际生态，已知未知是民粹主义上升，疫情是全球性的，唯有全球合作才能得到有效的抗疫，但是民粹主义持续上升，特朗普一直在说是中国病毒，公信力下降很厉害，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会长期存在，所以在疫情的过程中，各国会把自己的稳定性放在首位，全球的经济生态会恶化。 我们怎么观察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业是一个指数，如果就业持续恶化，民粹主义就会强化。收入分配是个指数，如果金融市场扩张过快，会使民粹主义上升，而且要观察会不会有极端的政治现象。 这是我们的观察，由于时间的关系，做个小结。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变局的形势。我们观察今天的形势的时候有四个未知，有四个黑箱，而且这个黑箱是瞬息变动的，因为疫情在瞬息变动，经济在瞬息变动，金融在瞬息变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今天。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对未来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把握大的趋势。刚才在讲的过程中，把我观察的大的趋势给大家做了一个汇报，大家可以讨论，我也不见得对。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保持谦卑、开放、谨慎、严谨的态度，实时观察，实时修正，实时学习，这是今天我们要做全球经济展望和研究的一个最根本的态度，我们必须对未来谦卑，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而在这个时候，全球合作、沟通交流，争取最佳的结果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燕冬和《财经》今天搞这个活动，来讨论，大家互相交流，还是很有意义的。 再次感谢邀请，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详情]

　　《财经智库》发布“2020全球经济信心指数”： 长达十年的全球经济扩张周期或将结束 截至4月初，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超过150万人，200余国家和地区出现病例，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表示，新冠病毒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人类共同面对的最大考验。这场“全球性大流行病”使得本就已充满风险和变数的世界经济频频出现巨震，市场情绪高度紧张。虽然中国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经济活动逐渐重启，但已经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中国，难以独善其身。 疫情将如何改变世界？疫情冲击是否会演化为系统性衰退？各国以传统理念进行的大规模纾困政策是否足以应对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停摆？外部条件暂时难以回暖，消费和内需能否继续引导中国经济回暖的步伐？中国应如何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的风险？在此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提供一份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指引正当其时。 为了更好地了解政商学界对全球经济的信心和远见，《财经》杂志、《财经智库》、沙特基础工业集团共同组织了“2020全球经济信心指数”调查。调查历时近三个月，面向全球杰出的经济学家、政商财界领袖和财经媒体专业人士，问题涵盖对2020年全球经济及中国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对外投资、汇率、股票市场、能源价格、风险事件等进行判断和预测，以期凝聚各方智慧共识，解析全球经济机遇挑战。 “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模型和调查问卷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专家组成的联合课题组共同探讨设计，以确保问卷调查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本次调查回馈者共762名，其中，企业界占41.9%，金融机构占18%，学界占12.7%，媒体界占10.2%，政府机构占5.5%，境外人士占10.2%，匿名为2.6%。 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影响，受访者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持悲观态度，全球贸易增长和跨境投资也都可能大幅度回落，2010年以来长达十年的全球经济扩张周期可能结束。 基于问卷结果计算，2020年全球经济信心指数为31.4，严重小于100的荣枯线。值得一提的是，问卷调查的持续过程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时间线基本重合，对比早期全国各省市陆续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中期中国国内疫情从爆发式增长到得到基本控制，以及后期疫情在全球各地呈多点式爆发这三个不同阶段，问卷回馈反映出受访者对全球经济信心呈倍数级的大幅走低态势，三个阶段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分别是66.4、29.1和8.2。受访者尤其担心欧美和中东地区的经济增长形势，而对亚洲地区的预期相对平稳。 受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显著回落；除人民币和日元外，多数币种兑美元可能出现贬值；各国股市也均不乐观。约2/3的受访者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的主要风险是逆全球化趋势，选择该选项的受访者比重随着疫情发展出现了快速攀升。 受内外需共同下滑的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很大下行压力，疫情后期，虽然仍有51.5%的受访者认为今年经济增速能超过5%，但已有接近一半（43.9%）的受访者认为今年增速会低于5%。短期内，我国投资和消费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外贸出口遭遇重大冲击，受访者认为我国需要进一步稳消费发挥消费的压舱石作用；长期看，全球产业链可能向分散化、多中心化调整，受访者认为我国需进一步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加速推动产业升级，努力提升嵌入全球产业链的独特竞争优势。 基于产业发展趋势，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和养老健康等产业是当前最有成长前景的行业。而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教育培训、休闲娱乐、现代物流等行业，经历前些年的快速发展，逐步进入平稳增长的阶段。 与此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口罩、防护服、消毒剂等石油化工产品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为进一步了解能源化工这一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发展状况，更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脉搏，《财经》杂志、《财经智库》、沙特基础工业集团、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共同组织了“2020能源化工前瞻指数”调查。 “能源化工前瞻指数”问卷共收到719名受访者的反馈，其中政界占4.84%，学界占10.74%，金融机构占13.34%，企业占33.88%，石化行业内人士占26.92%，媒体占7.79%，境外人士为0.83%，其他（匿名等）1.65%。 受访者普遍认为，2020年全球原油价格与上年相比将呈走低态势，原油需求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会使整个化工产业链陷入成本塌陷危机，企业利润将面临先增加后压缩的风险。相对来说，我国能源化工行业仍将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但由于需求增长缓慢，成本持续上升，行业效益仍将承受较大压力，需要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促进行业更深层次整合，加速转型升级步伐；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创新，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在石化供应链不确定性加大的趋势下提高石化产业发展的安全性。 在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当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带来的冲击或许会大于历史上其他的全球传染病，也比以往任何时刻更加需要各国打破桎梏，携手合作。面对人类共同的挑战，“2020全球经济信心指数”与“2020能源化工前瞻指数“期望能提供些许有益的思路和指引，助力各国全面对内托底纾困、对外交流协同，最终化危为机，平稳渡过难关，实现合作共赢。[详情]

　　《财经智库》发布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报告【附全文】 2020全球经济信心指数调查课题组      疫情成为冲击全球经济的最大黑天鹅，2010年以来长达十年的全球经济扩张周期可能结束；短期内，我国投资和消费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外贸出口遭遇重大冲击，受访者认为我国需要进一步稳消费发挥消费的压舱石作用；长期内，全球产业链可能向分散化、多中心化调整，受访者认为我国需进一步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加速推动产业升级，努力提升嵌入全球产业链的独特竞争优势。医药行业、养老健康、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被认为是最具成长前景的行业。 全球增长遭遇重大挑战，中国经济经受全新考验 突如其来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疫情，几乎推翻了此前各方对于2020年经济前景的预测和展望，恐慌情绪蔓延金融市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中国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经济活动逐渐重启，但已经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中国，难以独善其身，海外尤其是欧美等重要市场疫情严重，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反弹产生反灌影响。 疫情将如何改变世界？疫情冲击是否会演化为系统性衰退？各国以传统理念进行的大规模纾困政策是否足以应对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停摆？外部条件暂时难以回暖，消费和内需能否继续引导中国经济回暖的步伐？中国应如何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的风险？在此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提供一份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指引正当其时。 鉴于此，《财经》杂志、《财经智库》、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共同组织了“2020全球经济信心指数调查”。调查对象为全球范围的经济学家、政商财界领袖和财经媒体专业人士，以期凝聚各方智慧共识，解析全球经济机遇挑战。 为确保问卷调查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我们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专家组成联合课题组，共同探讨设计“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模型和问卷。本次调查的回馈者共762名，其中，企业界占41.9%，金融机构占18%，学界占12.7%，媒体界占10.2%，政府机构占5.5%，境外人士占10.2%，匿名为2.6%。 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影响，受访者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持悲观态度，全球贸易增长和跨境投资也都可能大幅度回落，2010年以来长达十年的全球经济扩张周期可能结束。 2020年全球经济信心指数为31.4 ，严重小于100点的荣枯线，说明受访者对今年全球经济严重缺乏信心。我们按照疫情进展把受访者回复时间分为“疫情前期”（1月19日-1月24日）、“疫情中期”（1月25日-3月12日）和“疫情后期”（3月13日-3月19日问卷结束），三个阶段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分别是66.4、29.1和8.2，呈大幅度走低态势，说明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冲击。受访者尤其担心欧美和中东地区的经济增长形势，而对亚洲地区的预期相对平稳。 受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显著回落；除人民币和日元外，多数币种兑美元可能出现贬值；各国股市也均不乐观。 受内外需共同下滑的影响， 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很大下行压力，疫情后期，虽然仍有51.5%的受访者认为今年经济增速能超过5%，但已有接近一半（43.9%）的受访者认为今年增速会低于5%。投资和出口将面临直接冲击，但预期消费仍有保持相对稳定增长的潜力。同时，由于国内各种成本不断上升，加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不减，特别是疫情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格局出现分散化、多中心化的新趋势，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可能有所削弱，面临的国际竞争可能进一步增强，需要进一步加强创新，提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优势。 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和养老健康等产业是当前最有成长前景的行业。而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教育培训、休闲娱乐、现代物流等行业，经历前些年的快速发展，逐步进入平稳增长的阶段。 一、2010年以来长达十年的全球经济扩张周期可能结束 调查结果显示，75.7%的受访者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只有17.1%和7.2%的受访者认为将与2019年持平或加快。基于调查结果，我们计算了反映所有被调查者信心平均水平的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或特定国家的经济信心指数。100为经济信心指数的持平值，表示受访者对经济增速的判断和上年实际情况相持平；高于100表示受访者对今年经济增长的信心强于上年，值越高表示信心越强，反之，低于100表示受访者认为经济增长将弱于上年，值越低表示对经济增长的信心越弱。 计算结果表明，2020年全球经济信心指数为31.4，严重小于100点的荣枯线，说明受访者对今年全球经济严重缺乏信心。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已经保持了连续10年平均3.7%的增长速度。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实现了平均2.3%、1.6%和1.3%的平稳增长，而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分别实现了平均7.7%、1.9%、6.8%和1.3%的增速。从受访者预期看，2020年全球经济很可能会大幅度下跌，并再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情形。 图1：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形势的判断 受访者对全球经济的信心与疫情发展密切相关。问卷调查期间正值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在国内外迅速发展之时，我们按照疫情进展把受访者回复时间分为“疫情前期”、“疫情中期”和“疫情后期”三个阶段。“疫情前期”是指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期。本次问卷调查自1月19日起，至1月23-24日，全国共有14个省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因此，我们将1月19日-24日定为“疫情前期”。“疫情中期”是疫情在中国国内从爆发式增长到得到显著控制的阶段。3月12日，全国及湖北省的新增病例均降至个位数，疫情在国内基本得到控制。因此我们将1月25日-3月12日视为“疫情中期”；3月13日以后为“疫情后期”。大致在此以后，疫情在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法国，西亚的伊朗，以及美国等多个国家迅速蔓延，对很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带来了重大冲击。在这三个阶段，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分别是66.4、29.1和8.2，呈大幅度走低态势，说明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冲击。 图2：不同阶段的全球经济信心指数 亚洲和非洲的经济信心指数较高，而欧元区和中东地区较低。从不分时间段的全部样本看，美国的经济信心指数为94.2，略低于100的持平值，反映对美国经济只是略有放缓的担心。印度和东盟的经济信心指数分别为111和110.2，显示对这两个地区经济较为看好，甚至可能超过上年水平。非洲的经济信心指数为94.6，也保持在近似持平的水平。其他地区的经济信心指数，特别是欧元区和中东地区，分别只有51.1和42.8，说明受访者认为这些地区经济增长将显著慢于上年水平。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访者对全球各地区2020年的经济信心指数都随着疫情的发展而下降，其中，对美国经济增长信心的下调尤为突出。美国经济信心指数在疫情前期为130.5，疫情中期下降到118.6，疫情后期只有49.0，显示出受访者对美国经济前景预期有大幅度下调。经济信心指数下滑幅度最小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疫情后期较疫情前期仅下降了9.1，这与台湾地区疫情防控效果较好密切相关。在疫情后期，受访者对欧元区的状况最为担心，该地区的经济信心指数已经降至仅有23.4的最低水平。 图3：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信心指数 对2020年全球经济最大的担心来自于逆全球化趋势和突发事件。有63.7%的受访者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的主要风险是逆全球化趋势，特别是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体现了受访者对2018年以来以美国对中国大幅度加征关税为代表事件的逆全球化趋势的高度担心。2020年中美经贸摩擦将进入第二阶段谈判，不管结果如何，少数国家开始更多利用贸易武器来谋求本国利益，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巨大风险因素。除此以外，对中国经济大幅度回落的担心也很强烈，有此担心的受访者比重达到42.3%。列在第三位的是突发事件，选择该选项的受访者比重为40.9%。随着疫情的发展，受访者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担心快速攀升，在疫情前期和中期，选择该选项的受访者比重分别为4.5%、44.3%；到疫情后期，突发公共事件已经超越逆全球化，成为受访者认为的2020年全球经济最大风险来源（64.6%）。 图4：对2020年全球经济主要风险的判断 对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心部分来源于全球贸易增长的大幅度回落。2018年以来，受美国发起的系列贸易争端影响，全球贸易进入增长放缓的阶段。2017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10.5%，2018年下降到9.9%，2019年预计仅为3.7%。疫情前期，部分受访者对全球贸易增长持较乐观的判断，认为2020年全球贸易将“加快”和“放缓”的比重分别为27.7%和37.7%，但到疫情后期，91.1%的受访者都认为全球贸易将放缓。 图5：本世纪以来全球商品贸易总额及增长情况 大多数受访者对全球跨境投资的趋势也比较悲观，但略好于对全球经济预期的判断。投资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信心，而投资信心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跨境投资也是如此。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有61.9%的受访者认为跨境投资将放缓。但也有19.2%的受访者认为今年跨境投资增速将加快，高于认为全球经济增速将加快受访者比重（7.2%）近12个百分点，这反映在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仍在持续发展、全球产业结构仍在调整的大背景下，跨境投资的增长仍然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和信息技术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最有发展潜力的新动能。在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新材料、智能制造、共享经济等11个行业中，被受访者认为最能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行业分别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和信息技术（选择相应选项的受访者占比分别是65.1%、59.8%和43.4%），列在第4位的是互联网，而排在后几位的则分别是农业、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对这些产业发展前景的看法，既体现了产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反映了疫情中各产业发展的短期影响。智能制造和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一直是近几年全球各国发展较快的领域；在疫情冲击下，随着人员流动受阻，智能制造和互联网这类有助于减少对现场办公或者人员需求的技术无疑体现出了更大的发展前景，而生物医药领域更是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与此相反，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等行业虽然也有巨大的潜能，但经过多年的发展暂时进入了较平稳的阶段，而新材料也有赖于持续的技术研发和投入，短期内难有大的、突破性的进展。 图6：哪些行业将是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二、全球经济放缓将对股市、货币和大宗商品带来巨大压力 多数受访者认为2020年全球原油价格与上年相比将呈走低态势。原油是现代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被称为“工业的血液”，其价格涨落对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大幅度价格波动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1973年10月6日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开始减少石油生产、提高石油价格。两个月内油价从每桶3美元猛涨至12美元，石油价格暴涨使得1974年美国经济负增长1.75%，日本负增长3.25%。今年3月份则出现了正好相反的情况，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在2019年底时还在68美元/桶附近，处于2018年以来的平均水平，随着中国疫情引发经济下行担忧，全球油价也逐步回落。但更剧烈的变化发生在供给端，2020年3月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OPEC+）在维也纳召开扩大减产谈判，结果不欢而散，随后沙特大幅降低售往远东、欧洲和美国原油价格，引发原油价格暴跌。至3月底，石油价格已经降至25美元/桶左右，与年初相比跌幅超过60%。 受访者对原油价格普遍呈看跌态度：有45.0%的受访者认为2020年原油价格相比上年会走缓，约30%的受访者认为会持平，25%左右的受访者认为会上涨。随着时间推移，受访者对原油价格走势的看法发生较大变化。疫情前期、中期和后期认为原油价格将下降受访者的比重分别是9.1%、34.2%和79.3%，短短的两个月内转变看法的受访者大幅度增加。（沙特与俄罗斯就石油减产和价格的激烈争端也与疫情发展时间段产生重合） 图7：近年来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变化情况 受访者预期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会呈下跌态势，但跌幅要显著小于原油。与原油价格受沙特等少数国家影响较大不同的是，其他基础原材料类大宗商品市场的竞争性更强，其价格变化更能体现市场供需形势的波动。23.8%的受访者认为2020年大宗商品价格将会下跌，40.8%的受访者认为会持平，认为会上升的受访者占比为23.8%。另外，比较受访者对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判断的结果可见，疫情后期也即调查后期，认为原油将下跌的受访者比重远大于认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受访者比重，这反映了原油市场价格受到几个主要产油国的控制，波动幅度更大的特点。 图8：不同阶段受访者对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判断 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对各国币值走势的判断也不尽相同。人民币和日元预期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升值，而对欧元等货币贬值预期较大，对各种主要货币持升值预期的受访者占比相对较少。认为人民币、英镑和日元将升值的受访者比重分别为30.6%、20.9%和19.8%，而对欧元、韩元和新台币持升值预期的比重均在10%以下。对各主要货币持贬值预期的受访者相对较多。其中，认为欧元、英镑、韩元和新台币将贬值的受访者比重都在37%-40%之间。 折算成对主要货币升值的信心指数（同样为100表示持平，超过100表示升值预期大，低于100表示贬值预期强），并进行分阶段分析可发现，受访者对人民币币值走势的判断呈先贬值后升值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国内疫情防控效果明显。类似地，日元、韩元、印度卢比和新台币在疫情不同阶段的变化幅度较小，与这几个国家或地区的防疫相对较为成功有关。对欧元和英镑预期下跌的判断也体现了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疫情防控形势紧张的担心。 图9：不同阶段受访者对主要货币币值走势的信心指数 对2020年各国股市发展前景的判断也各不相同，受访者对除中国大陆外的其他国家股市均持较谨慎态度。在疫情的前期和中期，受访者对美国、中国大陆、日本和印度的股市普遍持相对乐观态度。在疫情中期，对这4个国家看涨较看跌的比重分别高21.5、11.0、3.0和12.2个百分点。相应地股市信心指数分别为122、111、103和112。而到了疫情后期，除中国大陆外，对各主要股市均以看跌为主。其中对美国和欧洲看跌的受访者比重高达79.2%和77.6%，对韩国、巴西和俄罗斯看跌的受访者比重也都超过一半，分别达到57.8%、65.7%和62.7%，日本和印度略好，但看跌的受访者比重也达到42.9%和44.1%，看涨的受访者仅为4.3%和12.2%。大多数受访者对中国大陆的股市表现出相对乐观的态度，这与中国股市处于相对低位、中国早先一步控制住了疫情，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以及中国股市与经济基本面的相关性较低有关。 图10：不同阶段受访者对主要股市走势的信心指数 三、中国经济面临短期的下行压力和长期的产业竞争，需要着力促进消费增长和产业升级 受全球疫情冲击带来的内外需下滑影响，受访者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疫情前期，60.5%的受访者预期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5-6%之间，只有14.5%的受访者认为在5%以下；但疫情后期，虽然仍有51.5%的受访者认为今年经济增速能超过5%，但已有接近一半（43.9%）的受访者认为今年增速会低于5%。消费、投资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经济下行的主要压力主要是投资和出口引起的。首先是投资下滑。39.4%的受访者认为，投资下滑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点。虽然疫情只是一个相对短期冲击，而且我国政府正在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对冲疫情的影响，但由于不少企业遭遇了现金流困难，特别是外贸企业面临国外需求下滑的压力，给企业的投资能力和信心带来了较大的不利影响。其次是出口受阻。由于美欧等全球多地遭受的疫情冲击，至3月底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外贸企业订单被取消的情况，从全年看外贸进一步萎缩的风险居高不下。 图11：2020年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点 与投资和出口经受较大压力相比较，多数受访者认为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其作为经济增长压舱石的作用将更加凸显。近年来，随着国内消费升级，特别是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国内强劲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对外资的吸引力都在不断增强，并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最重要因素。即使在疫情短期剧烈冲击消费的背景下，仍有超过一半（56.2%）的受访者认为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会增强，32.7%的受访者认为消费的贡献会保持总体平稳，只有11.1%的受访者认为将减弱。在对2020年中国经济主要风险的判断中，认为居民消费将进一步回落的受访者占比也只有19.4%。从各国的经验看，消费增长具有棘轮效应，即消费水平易于升级，易于向上调整，而难向下调整。因此，充分利用这一规律，促进消费的恢复和增长，是对冲今年我国疫情影响的重要方向。 图12：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面临着近年来我国各种成本不断上升，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受访者对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表现了一定的担忧。有约一半（48.4%）的受访者认为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基本稳定，但也有34.5%的人认为这种地位将“弱化”，高于认为“强化”的受访者比重17.4个百分点。分时期来看可以发现，疫情不同阶段影响了受访者对我国“世界工厂”地位、也就是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判断。在疫情中期，国内疫情严重而国外普遍轻微的时候，认为我国“世界工厂”地位将弱化的受访者比重较疫情前期提高了5个百分点。但在疫情后期，国内外疫情形势反转之后，认为我国“世界工厂”地位将强化的受访者比重大幅度提高了14个百分点。但即便是疫情后期，认为“弱化”的受访者比重仍然高于“强化”的比重，这表明受访者对国内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仍然存在一定的担忧。 图13：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判断 随着国内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受访者对我国吸引外资和促进产业升级表现了乐观的态度。有39.0%的受访者认为，随着外商投资法和营商环境新政落地，2020年我国吸收外资会加快；认为吸收外资将减慢的受访者占比只有29.7%；另有约1/3的受访者表示将持平。这一结果表明多数受访者对中国营商环境改善和吸引外资持乐观态度。与此类似，77.4%的受访者认为2020年中国科技驱动产业升级的速度将会加快，这反映了当前中国促进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发展阶段的需要，已经成为政策的主旋律，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同。 图14：对中国科技驱动产业升级的判断 医药行业、养老健康和人工智能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成长前景的行业。在医药、养老健康、旅游休闲、教育培训、文化产业等共22个行业中，受访者认为最有成长前景的前3项分别是医药、养老健康和人工智能（选择比例分别是57.4%、41.9%和33.7%），第二梯队的是教育培训（22.2%）、信息技术（21.4%）和生物技术（18.9%）。对其他行业的看法，受访者间的分歧较大。在这当中，排名第一和第二的都是与疫情相关的产业，显示了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 图15：对中国2020年最有成长前景行业的判断 四、总结与展望：最高程度的经济一体化与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相迭加，将塑造怎样的全球经济新前景与新格局？ 与历史上主要的全球性传染病疫情相比，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未必是致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但对经济的冲击可能是最猛烈的一次。1918年大流感时，全球约有5亿人被感染，死亡人数约为5000万-1亿，其中美国死亡约68万人。1957-1958年“亚洲流感”大约导致世界范围内约200万人死亡。但有几个原因，使得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一是全球经济高度联系，很多产业已经是全球高度分工的，某一个国家的生产停止或将导致其他国家的大面积停工；二是各国经济高度服务业化，疫情直接阻滞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大量服务业停摆，对经济的冲击巨大。 鉴于疫情对经济的强烈冲击，各国纷纷出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纾困政策。20国集团召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峰会，并决定共同启动总价值5万亿美元的经济计划，以应对疫情对全球社会、经济和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支持各国中央银行采取措施促进金融稳定和增强全球市场的流动性。中国政府采取了降低税费、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系列政策。美联储接连放松货币政策：将存款利率降低至0%-0.25%，宣布实施不设额度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开始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降至0等。总统特朗普宣布2.2万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包括直接向群众发现金等。德国放弃已持续6年的联邦财政0赤字的目标，宣布将追加总额约为1563亿欧元的补充预算，还通过了高达6000亿欧元的经济稳定基金，其他很多国家也纷纷采取了史无前例的纾困措施。 虽然总体来看，2020年全球经济将只会短期内遭遇较大困难，并不会从根本改变长期态势，但疫情短期内对我国外需的冲击，长期内对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影响都需要高度关注。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较快发展，特别是美欧疫情仍在持续，但总体上更可能是短期的V型冲击。首先，全球已经有了成功应对疫情的经验，其他国家如果很快改变在疫情防范中的消极态度，疫情也有望在数月内得到控制，这一点同历史上的历次疫情有较大差别。其次，各国促进经济恢复的政策措施更加精准有效，疫情本质上并不会打击各国的实体经济能力，不会让各国实体经济伤筋动骨，只是对服务业有直接冲击，因此疫情过后，随着消费信心恢复，再加上政策扶持，经济会逐步恢复活力。总体来看，二季度可能是全球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刻，但下半年将有显著恢复，这也将为我国经济提供一个相对可期的外部环境。 但是，疫情短期内使我国大量出口企业遭遇需求骤降，引发经营困难甚至生存危机，长期内可能导致各国重新审视目前全球产业链的布局，甚至引发全球产业链格局的分散化和多中心化调整，这将对我国在短期如何全面促进需求，帮企业纾困，长期内如何保持我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注释：本报告指数采用扩散指数法计算（和PMI指数构建相同），即指数=“正向”选项的百分比×1+“持平”选项的百分比×0.5[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