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7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SAGE）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召开。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旭与SAGE学会发起者兼学会联合创始主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ACCEPT）李稻葵分别为大会致辞。 受邀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言的嘉宾还有：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数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经济治理中心主任、教授扬·什韦纳尔（Jan Svejna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文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会议由ACCEPT研究院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 李稻葵在开幕词中首先介绍了去年于清华校庆期间创立的ACCEPT研究院。李稻葵表示，研究院的使命，就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与思想，为世界提供经济学新知。根据李稻葵的研究，一国的经济发展若要为学界理论发展做出贡献，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增长必须可持续：中国的快速增长已逾40年，且远未结束；其次，快速增长的成果需造福其他经济体：当下作为国际热点的一带一路峰会便是证明；其三，该国需与国际学者携手合作，阐明自身的实践成果，并将其在理论层面升华。 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发展目标：第一，构建名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新经济学分支，在经济发展中理清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把政府看作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利益相关者，而非阻挡者；第二，在重大政策课题方面提供建议，推动国家进一步发展；第三，通过相关研究，提升清华大学自身的经济学建设。 李稻葵表示， SAGE学会的成立，正是基于ACCEPT研究院对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的使命。学会希望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包括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激励、行为和作用在内的相关课题研究。作为一个国际学术组织，SAGE学会回避任何政治、社会、商业、民族等偏见，吸收了包括美国、欧洲、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诸多顶尖学者。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和李稻葵一起，出任学会的联合创始主席。 随后，埃里克·马斯金作为第一位发言嘉宾，以PPP（政府与企业合作）机制为切入点，同与会代表和现场听众交流了政府与市场经济的联系。马斯金表示，在医疗、卫生、税务甚至制药行业，因投资大、风险高、且涉及到公共产品的服务和提供的缘故，这些行业的内生性问题无法有效地通过市场解决，需要政府与具备专长的私营企业共同开发、运营。马斯金认为，不能把中国政府看做一个单一机构，事实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具体问题上亦存在矛盾。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求，可能会选择成本高，但吸引眼球的“面子工程”，而PPP机制能够通过地方政府和承包商之间成本的分担，帮助中央政府排挤真正的高成本项目，减少误伤，同时满足多个政策目标。 扬·什韦纳尔首先肯定了中国近些年在经济发展和学术领域所取得的进步，随后又比较了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经济体在过去两个世纪内的发展。什韦纳尔认为，在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中，政府和国家起到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样化的作用，这也是SAGE成立的原因之一。经济崛起没有一刀切的发展，中国、东南亚和欧洲国家都具自身特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苏联体系，进行了大幅的制度改革，在40年间积累了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能力。总结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第一，市场机制非常重要，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第二，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市场行为的前瞻、引导、催化，尤其是在研发、教育、基建等方面亦扮演关键角色。 埃里克·伯格洛夫从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分析了国家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伯格洛夫认为，对单个经济体而言，从中等跨入高等收入非常困难。这其中结构调整、社会公平、技术变革、人工智能、环境污染、就业减少等诸多因素都对新兴发展中国家构成制约。后发经济体若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国家层面相对应的产业政策必不可少。首先，政府要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其次，政府要有独立的官僚体制以促成先发优势；第三，政府的司法和行政体系要独立，能够维持和执行竞争机制。根据伯格洛夫的观点，不同发展阶段竞争所带来的结果不尽相同，竞争效果未必符合政府预期。因此在诸如产能调整的过程中，政府需要通过大胆放弃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压缩企业的分散程度，实现提高能效、减少污染的目标。同时，政府还需明确自身弱点，以垂直产业政策，有针对性地对特定部门加以支持和补充，从而推进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伯格洛夫相信，正在转型期的中国，有潜力，也有能力向更高收入水平迈进。 在SAGE学会的揭牌仪式上，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陈旭代表校方上台致辞，对SAGE学会的成立表示祝贺。陈旭表示，清华大学一直非常重视经济学科建设，自1926年成立经济系以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ACCEPT研究院的建立和SAGE学会的成立，正是为了打造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的交流平台，共同为经济学发展做出理论贡献，是国际经济学界之喜，也是清华大学之喜。 随后埃里克·马斯金再次上台，宣读了国际经济学会（IEA）和美国经济学会（AEA）发来的贺信。IEA主席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在贺信中表示，他非常欣喜地得知SAGE学会成立，对马斯金和李稻葵教授担任创始主席充满信心与期待；AEA主席、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则指出，政府和政府政策在所有经济体当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常支持成立SAGE学会，希望该学会的研究工作能够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于政府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 蔡昉认为，1990年前后是国际贸易格局的分化点。在此之前，发展中国家和前计划经济国家较少参与国际贸易，之后情况则相反。因此出现了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从全球化中受益，从而发展加快的趋势。反观高收入国家则收入相对下降，世界经济第一次出现了趋同的现象。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在90年代以来有了大幅度的减少，其中中国贡献了76%。然而，全球化的收益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美国资本收益的提高没有被所有劳动者分享，出现了中等阶层的减少和中间技能产业岗位的消失。对中国而言，2004年之前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增长并不明显，2004年之后劳动力的短缺导致工资的迅速上涨，人口红利消失，资本配置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下降。要保持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充分的竞争，需要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政府与市场究竟谁优谁劣？该如何结合？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林毅夫认为，建国70年来中国的发展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金矿。改革开放是渐进的，不是一下子市场化、宏观稳定化。虽然当时国际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方式，但中国实现了40年稳定和快速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谁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一定可以产生新的理论。李稻葵和马斯金共同倡导成立的SAGE学会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主流理论忽视了结构的内生性和转型经济扭曲的内生性，因而在具体实施中经常失败。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密集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要想发展必须靠政府保护补贴，但是政府的干预扭曲导致资源错配及各种激励机制扭曲，所以发展不成功。很多转型期的国家，推行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化、产权清晰的私有化，及为此宏观稳定的稳定化，忽视了在转型期之前存在的保护补贴是一种扭曲。补贴消失后，这些产业必然全部倒闭，造成大量失业。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当中，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至关重要：有市场，资源才会得到好的配置，有竞争，才会有创新的激励，给先行者激励补偿。但同时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过程中，要靠政府来发挥作用完善教育、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 林毅夫指出，主流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普遍有一个现象：讲问题可以讲得很清楚，但如法炮制，基本都失败了。新成立的SAGE学会把政府跟市场的经济学作为研究的重点，是非常合适的，预祝SAGE学会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非常期盼作为学会的一员，共同抓住时代机遇，推动经济学理论发展。 刘元春指出，中国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并非并行和替代，不似西方国家先有市场，后有主权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由政府主导逐步建立。从历史学派，到结构主义，然后再到制度经济学，再到新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理论范式和关注焦点，与中国模式并不完全一致。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简单一个落后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的进程，也不是简单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更不是先发国家早期工业化的模式。因此，用增长理论、发展理论或其他理论解释中国现象有诸多不足。刘元春指出，此类不足所体现的问题，是因为标准经济学所设定的最理想的资源配置范式，与中国资源配置的范式并不一致。中国市场的诞生过程，并非遵循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的二分化逻辑，而恰恰是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创立市场经济，并通过不断开放和改革，形成相对竞争的市场主体、市场制度和市场体系。刘元春坚信，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成功的事实案例，使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 白重恩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有两个维度：一类是物质性的，一类是制度性的。过去40年间，我们的政府虽在改善制度方面付出巨大努力，但仍不足够。在制度不尽完善，甚至各部门间规章互相冲突的情况下，政府在处理政商关系时经常面临两难选择：按部就班，或不利于经济发展；给与特惠，则有违公平原则。白重恩指出，虽然建立普惠的营商环境最为理想，但在漫长的过渡期中，“特惠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过于追求完美，则可能丧失退而求其次的机会。 姚洋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过去40年中发展迅速，并非在经济层面有何独到创造。探寻中国成功奥秘，需研究政府角色，研究中国政府为何采用了优良的经济政策。要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搞清，首先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其次是如何激励、选拔和培养官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政府的中性化、务实主义哲学的回归、以分权制度为特征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官员选拔制度，促成中国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姚洋祝贺了SAGE学会的成立，认为此举超前，对促进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北大国发院愿意成为这个学会的一部分，促进中国经济学的进步。 董志勇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归因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对个人权益的政府保护到产权保护的转变、资源配置者由政府官僚到企业家的转变，以及中央动员的经济发展模式到地方竞争模式的转变。董志勇认为，中国在过去40年里的经济发展，可以为政府和市场关系研究提供更多、更好的例证，并从国有经济、产业政策、宏观调控、资源配置与创造、政府的自我纠错与为民谋福利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文一指出，现代工业社会是复杂有机体，由国家分阶段来创造、塑形。从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来看，让市场机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作用，一定要有规模化大生产。而培养市场的厚度和深度，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文一认为，社会福利、民主政治等软的基础设施通常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西方的某些优势，是通过工业化的推动内生生长出的模式，不能盲目照搬。总之，要工业化、要走向富裕就需要一个执行正确产业政策的强大中央政府。政府要遵循市场规律，就必须研究市场规律，这也是SAGE学会成立的重要意义。 周黎安作为最后一位主旨演讲嘉宾，讨论了关于中国政府和市场互动关系，认为中国开创了一个所谓双市场竞争，亦说官场+市场的竞争模式，促进了经济增长。地方官员晋升中的重要指标是经济发展绩效，或为GDP，或为财税，或两者都是，但核心是取决于当地企业创造的市场附加值。因此，不同地域官员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被连接起来，导致辖区内的地方官员会和当地企业紧密合作，或通过产业政策，或通过其他政企合作方式，保证本地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竞争给了地方官员强烈的激励，通过市场要素的跨地域流动，促使政府改善营商环境，从“掠夺之手”转变为“帮助之手”。但周黎安也指出，这种模式并不完美，官场与市场竞争的逻辑不尽相同，也有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会后，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欧国际商学院等高校的多位专家学者齐聚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进行相关论文的研讨，并就政府的经济激励、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以及政府对经济影响等议题同现场听众展开了深入交流。[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在政府和市场的经济学这一领域，中国有非常独特的经验，就是开创了一个双市场竞争，或者简单是官场+市场的竞争模式。 周黎安指出，中国在过去40年有这么快速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没有中国自己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征，以及我们怎么解决双重的失灵，就是政府失灵+市场失灵。 因为地方官员晋升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它的经济发展的绩效，有可能是GDP，也可能是财税，或者是两者。但是核心是要取决于当地的这些企业给你创造的这种市场附加值，因为你的税收是来自于市场附加值，GDP也来自于市场附加值。这样就导致了有两个市场的竞争，就被这么一个晋升锦标赛把它连接起来了。任何两个竞争性的地方，也可能是两个省，或者两个市，主政官之间的竞争，称之为官场竞争，有往上晋升的竞争。同时两个地方的企业，也在市场上竞争，不仅仅是两个地区，还包括别的地区，甚至是海外市场。 官员的晋升是取决于本地的企业，辖区A的主政官是取悦于地方企业给他创造的市场附加值，这一点又取决于A辖区内的地方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所以把它加在一起，中国真正的特点是把这两个市场的竞争加在一起，这样就使得在这样一个模式下，形成了一个辖区内的地方官员会和当地的企业紧密合作，不管是通过产业政策，或者其他的政企合作方式，来保证本地区的企业和产业，在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 然后地区内的竞争合作，辖区间是相互竞争，这样就导致整个模式里面，会带来几个核心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我们要回到一个问题，这么一个官场+市场，或者双市场竞争的模型，到底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当中什么样的核心问题，解决了这么几个核心的问题？ 第一，确实给地方官员提供了非常强的激励，比如说地方官员因为为了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有更好的经济发展的绩效，就会动用他手里所占用的资源，不管是财政、土地还有方方面面其他的资源，他会去推动这个地方的基础设施，改善这个地方产业源的环境，或者推动产业政策，林毅夫老师有很多相关的研究。 第二，官场+市场，官场竞争是跟市场竞争是连在一起的，而这个市场竞争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要素市场的竞争，市场要素跨地之间是可以流动的，为了让企业在本地投资，为了留住和吸引他们，必须要想办法改善当地的营商环节。除了基础设施之外，这些软制度，比如说对当地企业的保护，因为我们有跨地区的要素竞争，不管地方官多么具有韧性，或者自由裁量权，他必须要改善当地的营商环境。 “在软制度上怎么给企业提供一个更好的保护，从掠夺之手，到帮助之手的改变，也是非常关键的。”周黎安说。 他也表示，模型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中国从计划经济，通过改革一点一点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尤其是市场的，我们是慢慢开放的，慢慢去改革的，慢慢形成了这样一个机制。 另外，这个机制确实不是一个完美的机制，官场竞争跟市场竞争的逻辑并不完全一样，官场竞争有更多的是零和博弈的性质，这样跟市场竞争的逻辑完全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文一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是由国家来创造、来塑形的，但是利用了市场这个机制和工具。里面核心的秘密之一，就是一定要规模化大生产，规模化大生产要服从经济学的规律，一定要规模化市场来支撑它，自负盈亏。 文一称， “要创造这样一个规模化大生产的巨大统一市场，要一步一步来，欲速则不达。” 他还表示，软的基础设施通常是发展的结果，不是原因。我们在西方国家看到这么好的一些基础设施，也是通过工业化的推动，内生生长出来的模式，不是照搬过来的。[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出席并演讲。  董志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有以下五个特点需要关注。 第一个是相对于大多数国家的混合经济，中国的国有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一些重要的特别是关于到国计民生的，以及具有战略性的经济部门，大多数掌握在中国的国家手里面。但是这些公有制企业也是参与竞争的，与市场经济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融的。而且你就会发现在很多的国有经济部门，也保持了很好的增长速度，这个问题需要大家去研究。 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府实施了更多的产业政策，例如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口补贴，到汽车行业、高铁的迅速发展，都能看到产业政策所起的作用。虽然我们大家很难对产业政策进行精确的成本数据分析，但是毫无疑问，政府的产业政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某些作用。 第三，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政府的经济应该说实施了更多的干预政策，更多的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 第四，相对于传统的经济学，政府在经济里所起的是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中国政府在过去40年里，在某些时候除了配置资源，还起到了创造资源的作用，例如中国的政府通过对基础设施，特别是城市开发运营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建设进行投资，创造了很多新的资源。中国的高铁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中国政府也在不断的创造新的资源领域，例如太空经济，海洋经济，网络经济的发展等等，不断去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中国的政府不是一个经营的政府，一个不是经营的政府，就有可能在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出现政策偏差的时候，他能够自我纠正。一个不是经营的政府，他不可能被社会上的某些资源所左右。所以中国的政府一方面是站在中国老百姓的前面，给老百姓想大事，做战略，做决策。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政府是站在老百姓的后面，给老百姓解决生活的问题，给他们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中国的政府一方面还站在中国老百姓的身边，不断的去检讨自己，因为他怕被中国的老百姓所抛弃。[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出席并演讲。 当前制度由不同部门制定，有时候会出现制度打架的现象，因为制度制定的部门考虑的都是在我这个地方不要出现风险。怎么解决呢？ 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还不完善，但不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帮助企业来解决这个困难。 但也不是给所有企业解决，因为这要求许多部门合作，通常是一事一议，但一事一议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地方政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违背了某些纸面的规则，他需要有一定的激励。这些激励主要来自于GDP考核，出于一种我有情怀，选择帮某一种企业解决，我们把这个叫做特惠模式。 但国外要求中国需要按规则办事，同时，特惠可能也会偏向某些企业。 白重恩表示，“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两难的情况下”。他认为，在这种两难情况下我们不用追求完美，而是追求最优选择。[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出席并演讲。 姚洋指出，研究政府的角色，对中国来说更多的是研究中国政府为什么采用了好的经济政策，这是中国给我们提供更多东西的地方。 他认为，政府变得中性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一个中性化的政府更容易关注长远的经济增长。” 同时他对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的成立表示祝贺，认为学会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的研究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北大国发院也愿意成为学会的一部分，促进中国经济学的进步。 以下为实录： 姚洋：首先祝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稻葵教授在学术界的影响力非常大，这一次也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举措，这应该是从中国发起的第一个国际性的经济学的协会。我自己对政府与经济的关系也是非常有兴趣，李稻葵教授邀请了我，今天非常高兴来这里参加会议。 我想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国政府在过去40年，为什么能够这么快速的发展，前面几位都讲到了这个问题，中国在过去这40年里面，在经济方面是不是创造了所谓的“中国模式”，我自己的观察，恐怕我们在经济组织方面，我们创造的独特的东西，是比较少的，如果说中国1978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转型，这个转型一定是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我们采用的这些经济政策，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东西，差别不是很大，比如说我们没有照着华盛顿共识做，但是对照一下华盛顿共识，是三大点，十小点，中国恐怕做了80%，如果要找到那个意义上的华盛顿共识的好学生，中国至少是一致，我觉得是做得最好的。 中国在经济学意义上没有创造很多新的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东西，我倒觉得可能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就是改革不彻底，比如说乡镇企业，政府直接下海干，那是因为当时不允许民营企业经营，事实上效率还是非常低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并没有创造很多新的东西。横向比较，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几乎是99%，不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朝鲜，一个是古巴。事实上经济的赶超是在少数国家或者是地区发生。我们就得去问，中国为什么成功？我们去研究政府的角色，还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我感觉研究政府的角色，对中国来说更多的是研究中国政府为什么采用了好的经济政策，觉得这个大概是中国能给我们提供更多东西的地方。中国政府为什么采用好的经济政策？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首先第一点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它的变化，因为在中国不研究中国共产党，你想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给搞明白，是不太容易的。首先得把党搞清楚，党都没有搞清楚，你说知道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基本上你的说法不说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我个人觉得邓小平的伟大之处，我估计历史学家要给他记下一笔，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这话说得有点别扭，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西风东鉴的产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什么时候开始重新中国化，邓小平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事实上我觉得从党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党回归中国。第一个是党的制度化，过去党是搞阶级斗争的，是一个革命的党，到了1978年之后变成了一个执政党，或者学界说的全民党，党要回归中国的宪法架构，党变得更加中性化，相对于社会更加中性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所以政府也变得中性化，一个中性化的政府更容易关注长远的经济增长，这是第一点，党的制度化。 第二点是回归中国哲学，西方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中国是包容性的，我们的哲学是务实主义的哲学，按照78年的说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永恒的真理，邓小平创造了所谓的猫论，大体上可以决定你手段的合法性，有了这个，我们才能改革。1982年的宪法，看一下改革和82年的宪法，有多少是冲突的，那么我们改革是改宪法，我们的宪法在不断的改动。 第三点是回归中国的治理模式，回归古代的这种治理模式，古代治理模式首先是分权，那个时候叫皇权不下县，我们没有分封制度，在官僚体制下有分权制度。和分权制度相关联的又有一个官员选拔制度，从西汉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做了2000年了官员选拔制度，到了今天我们的党选拔干部基本上回归到了我们的传统上，就是选贤任能的这样一种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对于我们克服分权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搞财政分权很多国家都搞，但事实上没有几个国家是成功的，为什么中国是成功的？因为我们这种官员选拔制度给官员注入了约束和正向的激励。这一点对于经济学本身，也是重要的。今天在这里讲政府的作用，我个人觉得我们更应该再往下走一步，应该研究官员，官员是怎么被激励的。比如说官员的人力资本是不是重要的？我们知道人力资本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很少人去研究官员的人力资本，官员权力那么大，为什么不研究官员的人力资本呢？ 第二个就是怎么去激励官员，只研究激励，我觉得还不够，中国的官员不仅仅被激励，经济表现好，你就可以被提拔。中国共产党这一套体制比这个还更多，就是不仅有激励，而且有选拔和培养。我和两位年轻的老师，还有同学们收集大量的数据，比较完整的数据，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体制有选拔，有培养的功能，而且选拔和培养大体上来说，是成功的。这个对我们研究经济学，特别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学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时间的问题，我就讲这么多，总而言之，成立这样的一个学会，对于促进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北大国发院也愿意成为这个协会的一部分，促进中国经济学的进步。谢谢大家！[详情]

　　 2019年4月27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SAGE）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召开。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旭与SAGE学会发起者兼学会联合创始主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ACCEPT）李稻葵分别为大会致辞。 受邀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言的嘉宾还有：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数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经济治理中心主任、教授扬·什韦纳尔（Jan Svejna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文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会议由ACCEPT研究院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 李稻葵在开幕词中首先介绍了去年于清华校庆期间创立的ACCEPT研究院。李稻葵表示，研究院的使命，就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与思想，为世界提供经济学新知。根据李稻葵的研究，一国的经济发展若要为学界理论发展做出贡献，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增长必须可持续：中国的快速增长已逾40年，且远未结束；其次，快速增长的成果需造福其他经济体：当下作为国际热点的一带一路峰会便是证明；其三，该国需与国际学者携手合作，阐明自身的实践成果，并将其在理论层面升华。 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发展目标：第一，构建名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新经济学分支，在经济发展中理清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把政府看作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利益相关者，而非阻挡者；第二，在重大政策课题方面提供建议，推动国家进一步发展；第三，通过相关研究，提升清华大学自身的经济学建设。 李稻葵表示， SAGE学会的成立，正是基于ACCEPT研究院对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的使命。学会希望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包括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激励、行为和作用在内的相关课题研究。作为一个国际学术组织，SAGE学会回避任何政治、社会、商业、民族等偏见，吸收了包括美国、欧洲、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诸多顶尖学者。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和李稻葵一起，出任学会的联合创始主席。 随后，埃里克·马斯金作为第一位发言嘉宾，以PPP（政府与企业合作）机制为切入点，同与会代表和现场听众交流了政府与市场经济的联系。马斯金表示，在医疗、卫生、税务甚至制药行业，因投资大、风险高、且涉及到公共产品的服务和提供的缘故，这些行业的内生性问题无法有效地通过市场解决，需要政府与具备专长的私营企业共同开发、运营。马斯金认为，不能把中国政府看做一个单一机构，事实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具体问题上亦存在矛盾。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求，可能会选择成本高，但吸引眼球的“面子工程”，而PPP机制能够通过地方政府和承包商之间成本的分担，帮助中央政府排挤真正的高成本项目，减少误伤，同时满足多个政策目标。 扬·什韦纳尔首先肯定了中国近些年在经济发展和学术领域所取得的进步，随后又比较了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经济体在过去两个世纪内的发展。什韦纳尔认为，在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中，政府和国家起到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样化的作用，这也是SAGE成立的原因之一。经济崛起没有一刀切的发展，中国、东南亚和欧洲国家都具自身特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苏联体系，进行了大幅的制度改革，在40年间积累了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能力。总结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第一，市场机制非常重要，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第二，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市场行为的前瞻、引导、催化，尤其是在研发、教育、基建等方面亦扮演关键角色。 埃里克·伯格洛夫从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分析了国家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伯格洛夫认为，对单个经济体而言，从中等跨入高等收入非常困难。这其中结构调整、社会公平、技术变革、人工智能、环境污染、就业减少等诸多因素都对新兴发展中国家构成制约。后发经济体若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国家层面相对应的产业政策必不可少。首先，政府要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其次，政府要有独立的官僚体制以促成先发优势；第三，政府的司法和行政体系要独立，能够维持和执行竞争机制。根据伯格洛夫的观点，不同发展阶段竞争所带来的结果不尽相同，竞争效果未必符合政府预期。因此在诸如产能调整的过程中，政府需要通过大胆放弃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压缩企业的分散程度，实现提高能效、减少污染的目标。同时，政府还需明确自身弱点，以垂直产业政策，有针对性地对特定部门加以支持和补充，从而推进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伯格洛夫相信，正在转型期的中国，有潜力，也有能力向更高收入水平迈进。 在SAGE学会的揭牌仪式上，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陈旭代表校方上台致辞，对SAGE学会的成立表示祝贺。陈旭表示，清华大学一直非常重视经济学科建设，自1926年成立经济系以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ACCEPT研究院的建立和SAGE学会的成立，正是为了打造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的交流平台，共同为经济学发展做出理论贡献，是国际经济学界之喜，也是清华大学之喜。 随后埃里克·马斯金再次上台，宣读了国际经济学会（IEA）和美国经济学会（AEA）发来的贺信。IEA主席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在贺信中表示，他非常欣喜地得知SAGE学会成立，对马斯金和李稻葵教授担任创始主席充满信心与期待；AEA主席、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则指出，政府和政府政策在所有经济体当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常支持成立SAGE学会，希望该学会的研究工作能够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于政府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 蔡昉认为，1990年前后是国际贸易格局的分化点。在此之前，发展中国家和前计划经济国家较少参与国际贸易，之后情况则相反。因此出现了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从全球化中受益，从而发展加快的趋势。反观高收入国家则收入相对下降，世界经济第一次出现了趋同的现象。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在90年代以来有了大幅度的减少，其中中国贡献了76%。然而，全球化的收益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美国资本收益的提高没有被所有劳动者分享，出现了中等阶层的减少和中间技能产业岗位的消失。对中国而言，2004年之前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增长并不明显，2004年之后劳动力的短缺导致工资的迅速上涨，人口红利消失，资本配置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下降。要保持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充分的竞争，需要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政府与市场究竟谁优谁劣？该如何结合？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林毅夫认为，建国70年来中国的发展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金矿。改革开放是渐进的，不是一下子市场化、宏观稳定化。虽然当时国际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方式，但中国实现了40年稳定和快速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谁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一定可以产生新的理论。李稻葵和马斯金共同倡导成立的SAGE学会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主流理论忽视了结构的内生性和转型经济扭曲的内生性，因而在具体实施中经常失败。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密集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要想发展必须靠政府保护补贴，但是政府的干预扭曲导致资源错配及各种激励机制扭曲，所以发展不成功。很多转型期的国家，推行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化、产权清晰的私有化，及为此宏观稳定的稳定化，忽视了在转型期之前存在的保护补贴是一种扭曲。补贴消失后，这些产业必然全部倒闭，造成大量失业。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当中，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至关重要：有市场，资源才会得到好的配置，有竞争，才会有创新的激励，给先行者激励补偿。但同时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过程中，要靠政府来发挥作用完善教育、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 林毅夫指出，主流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普遍有一个现象：讲问题可以讲得很清楚，但如法炮制，基本都失败了。新成立的SAGE学会把政府跟市场的经济学作为研究的重点，是非常合适的，预祝SAGE学会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非常期盼作为学会的一员，共同抓住时代机遇，推动经济学理论发展。 刘元春指出，中国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并非并行和替代，不似西方国家先有市场，后有主权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由政府主导逐步建立。从历史学派，到结构主义，然后再到制度经济学，再到新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理论范式和关注焦点，与中国模式并不完全一致。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简单一个落后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的进程，也不是简单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更不是先发国家早期工业化的模式。因此，用增长理论、发展理论或其他理论解释中国现象有诸多不足。刘元春指出，此类不足所体现的问题，是因为标准经济学所设定的最理想的资源配置范式，与中国资源配置的范式并不一致。中国市场的诞生过程，并非遵循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的二分化逻辑，而恰恰是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创立市场经济，并通过不断开放和改革，形成相对竞争的市场主体、市场制度和市场体系。刘元春坚信，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成功的事实案例，使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 白重恩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有两个维度：一类是物质性的，一类是制度性的。过去40年间，我们的政府虽在改善制度方面付出巨大努力，但仍不足够。在制度不尽完善，甚至各部门间规章互相冲突的情况下，政府在处理政商关系时经常面临两难选择：按部就班，或不利于经济发展；给与特惠，则有违公平原则。白重恩指出，虽然建立普惠的营商环境最为理想，但在漫长的过渡期中，“特惠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过于追求完美，则可能丧失退而求其次的机会。 姚洋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过去40年中发展迅速，并非在经济层面有何独到创造。探寻中国成功奥秘，需研究政府角色，研究中国政府为何采用了优良的经济政策。要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搞清，首先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其次是如何激励、选拔和培养官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政府的中性化、务实主义哲学的回归、以分权制度为特征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官员选拔制度，促成中国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姚洋祝贺了SAGE学会的成立，认为此举超前，对促进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北大国发院愿意成为这个学会的一部分，促进中国经济学的进步。 董志勇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归因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对个人权益的政府保护到产权保护的转变、资源配置者由政府官僚到企业家的转变，以及中央动员的经济发展模式到地方竞争模式的转变。董志勇认为，中国在过去40年里的经济发展，可以为政府和市场关系研究提供更多、更好的例证，并从国有经济、产业政策、宏观调控、资源配置与创造、政府的自我纠错与为民谋福利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文一指出，现代工业社会是复杂有机体，由国家分阶段来创造、塑形。从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来看，让市场机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作用，一定要有规模化大生产。而培养市场的厚度和深度，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文一认为，社会福利、民主政治等软的基础设施通常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西方的某些优势，是通过工业化的推动内生生长出的模式，不能盲目照搬。总之，要工业化、要走向富裕就需要一个执行正确产业政策的强大中央政府。政府要遵循市场规律，就必须研究市场规律，这也是SAGE学会成立的重要意义。 周黎安作为最后一位主旨演讲嘉宾，讨论了关于中国政府和市场互动关系，认为中国开创了一个所谓双市场竞争，亦说官场+市场的竞争模式，促进了经济增长。地方官员晋升中的重要指标是经济发展绩效，或为GDP，或为财税，或两者都是，但核心是取决于当地企业创造的市场附加值。因此，不同地域官员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被连接起来，导致辖区内的地方官员会和当地企业紧密合作，或通过产业政策，或通过其他政企合作方式，保证本地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竞争给了地方官员强烈的激励，通过市场要素的跨地域流动，促使政府改善营商环境，从“掠夺之手”转变为“帮助之手”。但周黎安也指出，这种模式并不完美，官场与市场竞争的逻辑不尽相同，也有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会后，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欧国际商学院等高校的多位专家学者齐聚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进行相关论文的研讨，并就政府的经济激励、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以及政府对经济影响等议题同现场听众展开了深入交流。[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旭出席并致辞。 陈旭表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在国际上发起并成立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SAGE），旨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关于政府激励、政府行为和政府如何影响经济的经济学研究，希望打造在相关领域研究与合作的国际交流平台，共同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理论贡献。学会由埃里克·马斯金与李稻葵共同担任会长，并诚邀主流经济学界的知名经济学者共同参与。 陈旭认为，此举不但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清华大学的一件大事、喜事。最后，陈旭代表清华大学对学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衷心祝愿学会在不久的将来发展成为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组织，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做出引领性的贡献。[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并演讲。  “在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并行和替代，不是像西方国家先是有市场，然后是主权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主导下逐步建立的。政府是市场之母，像父母一样，慢慢的建立和呵护它。”刘元春说。 从历史学派，到结构主义，然后再到制度经济学，以及再到这几年的新政治经济学，传统所设定这样一些理论范式和关注的焦点，与中国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为什么呢？刘元春称，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从传统的简单一个落后的国家，向现代化进展的一个现代化的进程。也不是简单的从封闭向开放的进程，也不是遵循过去我们先发国家早期工业化的一种模式。 所以，用增长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现在的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新的成果，在解释中国现象的时候，都觉得有很多的不足。刘元春表示，这个不足很重要的第一个所体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标准经济学里面所设定的最理想的这种资源配置的范式，与我们资源配置的范式不太一致。而这个不一致，与我们传统的常识还相违背，这个违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是在一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上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增长。 “中国市场它所产生的过程，与其他国家的市场完全不一样，并不是遵循简单的市场失灵，引发的政府干预，这样的一种市场与政府的二分化。”刘元春认为，中国的政府是市场之母，我们恰恰是在政府这样一种主导下面，不断的创立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不断的通过开放和改革，来形成相对竞争的市场主体和市场制度，还有市场体系。 这样一种模式和简单的发展经济学，和传统的历史学派，与现在的新政治经济学所预设的这种历史过程，和这种主从关系完全不一样。 刘元春表示，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事实案例，理论工作者是大有可为的。学会不仅仅是要总结40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所提供的精彩的案例，更重要的是看到和把握一些前瞻性的问题。[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出席并演讲。  “从中国自己发展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林毅夫说。 1978年底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中国没有根据当时主流的转型理论，也就是新结构主义华盛顿共识的结论，中国推进的是渐进的，双轨的，不是一下子市场化，一下子双轨化，一下子宏观稳定化。 林毅夫指出，当时国际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这种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是中国40年实现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这40年发展的绩效，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他说，“谁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一定可以产生新的理论。” 以下为实录： 林毅夫：女士们，先生们，我首先要祝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的成立，并且感到非常高兴，能够在首届政府和市场经济学国际会议上面发言，我觉得这个学会的成立可以讲有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中国人讲做任何事情成功的三个要素。 从人和来讲，这个协会是由李稻葵教授来倡导，它是一个充满着活力，又有组织力的经济学家，并且由他来倡导以后，马上组织了一个阵容这么庞大的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一下子有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学术顾问，这是人和。 从地利来讲，是在清华大学来设立，清华大学今年庆祝108周年的建校，在这108年当中，清华大学一直是中国的学术重镇，推动着中国学术的发展。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讲说一下子起点就非常高。 从天时来讲，今年是中国庆祝建国70周年，而这70年中国的发展，可以讲说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金矿，所以这是天时。 为什么是金矿？我们大概可以把中国这70年的发展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当时中国推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一样的，其实更重要的从学术思想来讲，是跟当时国际上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是一致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现代经济学当中出现的一个叫做发展经济学新的子学科。当时的发展经济学，我们现在把它称之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思想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跟发达国家一样。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产业发展不强，所以必须由政府和市场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这么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的进口替代战略，也同样是由政府配置市场来发展现代产业。当然在中国，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靠这种办法，确实就像刚才Jan Svejnar所讲的，可以把现代化产业建起来，技术和产业水平很高，但是效率很低。 从1978年底到现在40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中国没有根据当时主流的转型理论，也就是新结构主义华盛顿共识的结论，中国是推进的是渐进的，双轨的，不是一下子市场化，一下子双轨化，一下子宏观稳定化。那么从当时国际主流的看法认为，认为中国这种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是中国40年更稳定和快速发展。 所以从中国自己发展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尤其是改革开放这40年发展的绩效，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什么是奇迹，就是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但是任何任何成功和失败，背后一定有道理，谁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一定可以产生新的理论。所以我认为现在有李稻葵教授，跟Eric S·maskin教授一起来倡导成立一个新的学会，我觉得就是天时非常好。 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讲，为什么过去的主流思想在指导和发展转型当中，似乎可以把现象讲得很清楚，但是每次你按照主流理论来做，基本都失败。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在的理论忽视了结构的内生性，跟转型经济扭曲的内生性，比如说从发展来讲，二次大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要工业化，现代化，他忽视了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发达国家的主流产业，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合适的。因为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是一个资本非常短缺的农业经济。在这种资本密集的产业上面，它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在开放经济的市场当中，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你要把它建立起来，靠市场是不行的，只能靠政府保护补贴。靠政府可以把先进的产业建立起来，他没有自生能力，只能靠补贴。中国60年代造了原子弹，70年代卫星可以上天，但是政府的干预扭曲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以及各种激励机制的扭曲，所以发展不成功。 在转型期，中国从78年末开始进行转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跟国家中发展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进行转型，目标是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你就应该把现在市场经济所有的制度安排，让它到位，所以提出价值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化，产权清晰的私有化，以及为此宏观稳定的稳定化，理论非常清晰，为什么是失败呢？为什么推行这个转型的方式的国家，按照Jan Svejnar的讲话，基本上经济都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呢？我想也因为他忽视了在转型期之前存在的保护补贴是一种扭曲，这种扭曲是没有这些能力的先进现代化的产业生存的必要，把它消除掉了以后，这些先进的现代化产业必然都全部倒闭，造成大量的失业，有时候还不能让它倒闭，因为跟国防安全有关，所以继续给它补贴，效果更差。 这些年经过中国自己经验的反思跟其他发达国家经验的比较，我一直在倡导新结构经济学，想把结构引进到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当中，基本上是没有结构的，或者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结构，希望与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结构决定因素是什么，也就是内生性，以及不同结构的影响是什么。那么在转型当中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当中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当中，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经济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有市场，资源才会得到好的配置，必须有市场竞争，才会有创新的激励。所以市场非常重要。但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外部性，先行者，就像Erik Berglof刚刚讲的产业政策，必须给先行者有激励补偿。同时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过程当中，也要不断去完善教育，完善金融，完善基础设施，市场在这一方面是失灵的，那么就要政府来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新的协会把政府跟市场的经济学作为研究的重点，是非常合适的。 有天时，有地利，有人和，我预祝这个新的协会成功，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因为经济学的理论责任重大，它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普遍有一个现象，讲问题可以讲得很清楚，但你按照那样做，基本上都失败了，所以在改造世界上苍白无力，我希望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能够真正倡导一种帮助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改造好世界的理论，作为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非常期盼作为学会的一员，来共同抓住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机遇，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1990年全球化出现以下特点：各国经济呈现趋同现象，全球贫困大幅度减少。减贫的主要贡献是中国，中国对全球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贡献了76%，除了中国外，全球贫困人口也在减少。总的来说，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劳动力市场作用，劳动者分享了全球化收益。 在美国同样如此，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得到了更多的收益，但是不能被所有劳动者分享，反而出现了中等阶层的减少，中间技能产业岗位的消失。蔡昉称，但这不是因为全球化，也不是因为低收入国家的竞争，而是因为自动化的影响，同时发达国家没有好的社会政策，也没有好的再分配方式。 以下为实录： 蔡昉：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得到邀请，来谈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我想今天我找一个题目，讲在全球化中我们怎么看政府和市场关系。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是全球化的一个最大的获益者之一。但是与此同时，大家很可能会说这里头政府起了什么作用，或者市场起了什么作用。我想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一看全球化里面的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我们假设从90年代开始，是和之前不一样的全球化，我们说到全球化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货物，是资本，是思想的全球范围流动。因此我们通常就是说资本的流动和全球贸易是最重要的指标，而说到全球贸易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回归李嘉图”，通过不同的优势交换生产要素，通过产品的流动，各自得到自己的收益。事实上在1990年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世界贸易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和前计划经济国家没有参加世界贸易，或者很少参加。但是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自己跟自己交换，因此形成了产业内的贸易。很显然这个全球化是不能让全球发展中国家获益的，也不能减少贫困。 但是到了1990年之后，中国开始申请加入WTO，十年以后加入了。很多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现在也进入到了全球的分工体系中，因此真正有了一个“回归李嘉图”的交换比较优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用自己便宜的劳动力，凝结在产品里面去交换发达国家便宜的资本凝结的货物，因此大家都获利。我们以高收入国家为例，他的出口和进口的对象都在90年之后，逐渐转向了发展中国家，这样真正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交换不同的生产要素，同时也回归到了“李嘉图”原来的增长理论。 1990年为界，之前和之后就不一样了，在90年之后才真正出现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发展更快的趋势，因为他们从全球化中真正获益了，这样以世界平均人均GDP水平为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到高收入国家相对收入在90年之后，是趋于下降的。中等偏上国家的相对收入是提高的，还有中等偏下国家的相对收入增长就更快，他们提高的速度就更快。同时，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些年，低收入的国家也保持在他们的相对收入上略有提升，这是一种趋同现象。 过去我们在理论上一直认为的趋同现象，只是在1990年之后，才有所体现。我们还不能证明真正有很显著的驱动，但从趋势上看，趋同的含义是资本回报是递减，越是穷的国家，起点的时候，人均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随后增长速度应该更快一些，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得到资本的投入。 1960年到1990年期间，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总的趋势线是向上的，也就是说起点收入水平越高，可能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更快一些，至少没有趋同现象发生。 1990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趋同才真正显示出了趋势现象，起点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在随后的增长速度就更快一些，因为我越穷，后来的增长速度越快，意味着我在向发达国家靠近，这个趋同就可以导致世界的多极化，世界相对差距的缩小，我想这是一个90年这一轮的全球化的最重要的特点。 如果说再补充一点证据，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全球贫困的减少，可以看到从1981年到2015年，全球的贫困真正在90年代以来，才真正大幅度的减少。主要的贡献是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对全球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贡献了76%，撇开中国，全球的贫困人口也有所减少，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说明了“回归李嘉图”的国际贸易，使得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的国家。 是不是全球化只是低收入国家获益了，其实不是的，回归李嘉图的贸易，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变得相对的更充分利用，因此出去交换得到了全球化的红利。发达国家有自己的更丰富的资本，其实它的资本也得到了更高的收益，资本变得更加稀缺了，因此得到了更高的收益。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就直接得到的这个利益，因此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立刻得到了分享，通过市场就得到的分享。但是在发达国家，在美国，最典型的情况就是说资本得到了更多的收益，但是不能自动被所有的劳动者分享，反而出现了中等阶级的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中间技能的产业岗位的消失等这些趋势都出现了。不是因为全球化，也不是因为低收入国家的竞争，而是因为他们的自动化，与此同时，他们没有好的社会政策，没有再分配。 同样的发达国家，瑞典和美国的收入差距可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富有的20%人群，在美国掌握财富的84%，瑞典只是30%，可见再分配是有意义的。 在中国，经过了两个阶段，通过劳动力市场来分享，第一个阶段，2004年之前，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在这期间农民工的工资没有什么增长，但是他们仍然从劳动力市场扩大就业中获益，因为外出规模在大幅度的扩大，只要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挣到的工资就比原来的收入高很多，因此拿转移出来的人数总量乘上平均工资水平，那么他们获得的总收益仍然是巨大的。 2004年之后，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工资也就迅速的上涨，尽管这个时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相对慢了，但是他们通过工资的上涨获得了收益。这个阶段已经逐渐变化，如果说过去发达国家他们需要更多的靠再分配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本身扩大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来提高经济增长的分享。我们从2010年之后，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我们人口红利消失了，意味着资本回报率下降，劳动力要短缺，人力资本改善速度要减慢，资源配置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也要下降，因此潜在增长率就要下降。 下降的同时，我们要保持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靠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不再是那种从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农产业的急风暴雨式的速度，不太可能了。因此更多的需要充分的竞争，所谓笔笔特式的创造性破坏，在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当中，我们也更加需要社会政策，提高劳动资本，保护弱势群体，包括人们转型和转岗。因此政府和市场它到底谁优谁劣，或者如何结合，不是一个永恒的公式，而是随着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 今天只有20分钟，后续的部分我就不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写了一个标题叫做一个灵魂两个面孔，经济学除了不能导致自然而然的收入分配改善之外，还有并不自然而然导致技术无限的渗透，渗透到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角落。今天只有一半的时间，我就讲了前半部，希望下次再请我，我再讲后半部。[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埃里克·伯格洛夫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中国在努力的进行转型，与此同时，一些欧洲经济体也在努力的做转型，我相信这些国家还是有很好的潜力，“中国也有能力能够朝向更高的收入水平来发展”。 以下为实录： 埃里克·伯格洛夫：很高兴来到清华大学参加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的成立大会，同时也非常高兴回到清华大学的校园，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30年前，所以见证了清华大学的蜕变，非常了不起。毫不夸张地讲，政府在改造清华学府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今天的话题是借着刚才两位的内容继续的铺垫，我来讲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国家政府在避免工作中去发挥作用。我们需要产业政策，需要政府的调控，政府如何去培养这样一些能力，这是我会来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 首先讲一下中等收入陷阱，围绕它有很多的理论和一些学界的观察，什么来决定经济在某个时点上的经济增长率，比如说有讲到了条件趋同，这是在90年代提出的这样一个规律。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落后者是可以实现跨越式的增长，他可以通过体制、技术方面的跨越式的增长，从落后的情况来超越，所以这是落后的一个优势。我们也确实见证了这样一些实践。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国家来讲，从中等跨入到高等收入的国家，还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个论文里面讲到只有几个国家成功实现了这样一个升级。这样的一个话题，吸引了很多的分析和研究，在这一块讲到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确实也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在某一个收入层上，可能会止步不前。走得比较快的这样一些国家，一般都是这种中低收入的国家，一般来讲他们的速度会比中到高的跨越会更高，所以你在某一个收入层次上止步不前。 大家同意的一点，从投资拉动的增长到创新拉动增长这样一个转型，也是一个非常难的，我们把它叫做结构性的调整，它需要经济结构做调整。同时经济的机制也需要来进行改造。这种转型的能力，我们也希望来分析，讲到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去考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体现在转型的能力，确实是越来越高了。 这张图主要介绍一下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前苏联时期的经济体，我们叫做欧洲开发复兴银行，我做过这个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98年的人均GDP，这些区域国家的经济体他们的增长会比较高，这种追赶的概念要在全球领先技术方面不断的追赶，当然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领域当中，历史上的经验不见得能够注定能够在新的领域当中的新挑战面前同样获胜，因为你会发现在技术领域变化的速度更快。 此外，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在社会公正性、平等性，因为这个变化所导致的一些政治层面的变化，还有要考虑的因素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在过去，环境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像现在这样强度的强调。我说到了技术，在技术对各国自己的转型进行改革的过程，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全球价值链，我们会看到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快速融入全球的价值链，同样前面说到了中东欧的国家也是如此。 当然这样一种价值的变化，它的速度本身非常快，一些传统的大企业，可能是比较抢眼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关注点被放在了中小型企业，或者说整个商界的生态系统的建设，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生态系统的建设。 全球价值链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也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特定领域的门槛在降低，比如说你可以只做汽车的变速箱，不见得要去生产整个汽车，这就是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变化。另外一个变化的体现，就是信息传递的成本急速下降，这也导致了在全球价值链当中设计和生产进一步的碎片化。 还有一个变化，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就是机器人发展的进程，它会大大的降低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制造业对服务业比重的变化，我们会看到在现代经济体当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相对上升得比较明显，大家可以看到是各个国家在不同时间节点上服务业带来的就业机会，达到高峰的那个点。比如说英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向相对落后的经济体转移，越是经济发展的国家，这种服务业崛起相对就越早一些。 第二个挑战就是社会公众方面，我不想多说，这个和就业有关系。一些传统的想法，原来人们会认为这种社会公平对于就业，对于经济的增长主要体现在发达经济体，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这样的问题，会看到工资变化的差距更大，这种不平等实际上在加剧，也会带来社会上的争论和争议。这是一个对于国家来说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这里有一个例子，06-16年很多的国家都发现自己的中等收入的就业机会在减少。再来说说环境上的挑战，环境挑战意味着你需要面对不断增长的污染环境变化，以及对整个生物环境的威胁，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要面对的共同挑战。 除此之外，这里有一个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也是反映了一种不平等，不均衡，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他们在环境保护上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会发现中等收入的国家，实际上污染程度更高，而且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在那些造成污染更少的产业部门当中获得足够的竞争力。 下一步怎么做呢？ 要好好面对这些挑战，要实现跨越式的追赶发展，肯定是需要产业政策的。在这里我要提到的一个概念叫新熊彼特主义的方法，那就是生产力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产业政策范围也和这个国家的创新方式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能力会决定了哪一个领域里的产业政策能够真正起到作用，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发展中的欧洲国家，它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经验。一个核心的条件就是政府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来交付足够的公共产品，你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官僚体制，或者说政府部门，以及司法的部门，来产生一个先发优势。 那么在竞争政策上，你需要有独立的司法和行政部门，这两个体系要独立，并且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和执行竞争政策，这是欧洲提供给我们的一些经验。 说一说新熊彼特主义的产业政策，那就是一个生产力的提升，会提升一个国家的增长水平，是由创新来决定的，不同发展阶段竞争所带来的结果是不尽相同的，有些发展阶段可能竞争政策会带来比较好的结果，但是在有一些产业，或者在有一些发展阶段里面，竞争政策未必给你带来预想中的效果，所以各个国家都希望能够从相对低效和高能耗的产业部门，向低污染高产出的产业部门来转变。我们会看到各个行业内部的这种一致性，对发展中的经济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有一个长尾效应，你怎么来应对这样的长尾效应呢？你需要能够进一步通过把落后企业赶出去，要么来提升他们的能力，来压缩企业的分散度，就是大胆放弃掉没有竞争力的行业。 说一下产业政策的类型，我们能想到的产业政策首先有水平政策，技术中立性的，能够适用于整个经济体的各个部门的产业政策。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垂直的产业政策，他就是你会选定特定的行业或者是企业来加以支持和保护，我们称之为像企业家一般的政府，那就是说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风险投资家一样。还有一些中间性质的产业政策，他会选定一些特定的部门，然后提供相应的教育和培训，又或者说会针对一个特定的产业部门，来提供一些资金上的扶持，他也会选定一些产业部门做一些创新的扶持，来支持IT的发展。在农业相对传统的部门当中推广信息技术，还有将各个分散的企业更好连接起来，实现一个协同的效应。所以产业政策和国家是密切相关的，到垂直产业政策，再到像企业家一般的政府，每一步的难度越来越大，也和国家的具体能力息息相关。 在新兴国家来讲，大家会考虑寻求直接影响的产业政策，因为你会很清楚知道我这个产业的政策弱点在哪里，落后在哪里，非常有针对性来加以支持和补充，来推进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随着经济发展相对成熟以后，你可能不再需要这样做了。产业政策和国家能力之间的一个悖论，有的时候过度关注竞争，可能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针对公司一些垂直的产业政策，要关注风险的捕捉，要防控不确定性。针对特定产业部门的产业政策，对于制度的要求不那么高，但是在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面前，还是相对比较脆弱的。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成功的例子，产业政策和其他的配套政策结合得非常好，比如说让特定的产业更好融入全球的产业链，提升产业里面的通信技术的水平。同样减少碳排放，还有可持续发展，也是需要产业政策来加以配合和支持的。 最后我想说，我给大家放这张图片，就是想给大家看看一些98年起飞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他们后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他们在相对的低水平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却没有办法成功迈入高收入水平，但是有一些国家表现很亮眼，比如说中国，中国也在努力的进行转型。与此同时，一些欧洲经济体也在努力的做转型，我相信这些国家还是有很好的潜力，中国也有能力能够朝向更高的收入水平来发展。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经济治理中心主任、教授扬·什韦纳尔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所有成功的这样一些经济体，包括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都是强调了市场力量。 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也很重要。即使美国经济也有它的一些调控方面的借鉴，还有一些对于市场行为的引导，所以政府的作用可以有催化效果，比如说在研发、教育、基建，还有有效体制的建设方面。另外，政府还能做出一些前瞻性的规划。 此外，创新和发明也是非常重要的要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的条件，包括AI、机器人、3D打印的技术，所以这样一些研究领域，对于新成立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借鉴和研究的题材。 以下为演讲实录： Jan Svejnar：首先感谢各位出席今天的活动，我感谢前同事密西根大学的好朋友李稻葵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在清华和美国都做了非常杰出的工作，也非常高兴看到北大和社科院的同仁，过去很多次来到中国，看到了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样在学术领域也是如此。 我想跟大家谈谈在经济发展当中政府的作用，先从现代发展史的经济增长来看，目前发展中的市场要比先进经济体更快，最快的经济增长是在亚洲，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欧洲或者是美国，某种意义上不再那么重要的，不过他们仍然在全球的经济当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我们来看这个图表，这是一个预测，大概五六年范畴里面的预测表。在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很显然要快过发达经济体，你会看到发达经济体差不多是2%上下，而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的经济体，基本上能接近到5%，甚至更高，中国、印度他们的发展速度要远超于美国、日本和欧洲。 当然在新兴经济体当中，巴西这样的国家波动比较大，最近表现不是很好。我们会看到政府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发挥着非常多元化的作用，不管是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如此。如果看一下长期的趋势，我们看到国家它的经济地位可以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而且确实也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如果看一下全球经济的历史，这个是一些近似的数据，182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中国和印度大概是占了全球货物生产的一半，美国当时作为经济体是只有2%的近似预测，日本是3%，中国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占比，印度也是比较大型的一个经济体。 如果往前跳跃，就是150年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改革开放转型这个开端时候的情况，根据我们的测算，1978年中国大概是比较小的比例，2%。印度也比较比较小，欧盟比较大，欧洲当时作为一个经济区域是最大的一个占比，美国是25%，欧洲是29%，日本当时也跻身成为11%的占比，俄罗斯是9%。 再看一下最新的数据，又是一个很大不一样的比例，大概美国已经三分之一，欧洲收缩了，俄罗斯也收缩了。中国当然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在这个图上，也显示出来，应该说在40年的过程中，有10%多的提升。 我们如果看一下从60年代到现在的一个世界经济结构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在讲到欧洲和美国这两个最低端的经济体它的经济占比，是发生了变化，淡蓝色是日本，有一些收缩，中国我们可以看到紫色部分是显示了比较大的扩张。那在这样一个发展中，我们看到了哪些因素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重要，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成立sage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对经济的崛起没有一刀切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模式，包括一些东亚经济体，还有欧洲经济体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这个世纪也有很多的实验，包括我们做的计划式的经济，苏联的经济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去调集资源，最后没有成功，最终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方案没有真正帮助这个体系存活。中国有经历了文革这样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经济在分权，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苏联的经济改革并不是很成功，苏联在解体之后，实际上也经历了比较长的大的经济衰退和箫条。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进行大幅度的政体改造，可以看到选择打破苏联的体系，然后进行改革开放，这40年积累了长期增长的能力，包括里面体现了灵活性，实验试点的这样一种做法。还有对于经济的国家政府的支持和调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实现了崛起。 我们再来讲一下南斯拉夫的发展，40年代他也是从苏联经济体系中退出，50-70年代也经历了非常快速的增长，是当时我们认为领头的经济体，但是它的改革也没有太成功，主要是在德国引入了很多的经理人，然后这个过程中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这些工人参与率比较低，话语权比较低，对于这样的一种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利益相关方很重要的概念来讲，它是不适用。 讲到美国经济，非常具有活力，非常分散化的一个市场，非常强的激励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关键领域，它是有很大的投入，一个是研发，比如说互联网，美国是开发出了互联网这样一个技术，然后可以从学界这一块很好的实现产学结合，所以这是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教育监管这一块也有很强的作用，所以美国经济资源配置不是完美，但是相对比较高效。比如说它的创新发明是非常非常强的。 另外美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就业创造，人口增长，包括通过移民和人口自然增长实现的，人口基数做大是非常强的。欧洲是经济非常强的地区，经济增长还是比较疲软的。欧洲跟日本本来是在90年代开始，在各个领域来赶超美国，但是没做到，实际上经历了相对美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经济增长比较慢的增长时期，因为他们错过了数字化经济化转型的时期，所以现在去追赶就比较困难。 总结一下，有一些经验教训可以值得借鉴，第一，市场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所有成功的这样一些经济体，包括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都是强调了市场力量，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政府的作用也很重要，即使美国经济也有它的一些调控方面的借鉴，还有一些对于市场行为的引导，所以政府的作用可以有一些催化的效果，比如说在研发、教育、基建，还有有效体制的建设方面，这一点可能大家理解比较费劲，包括我们这种官僚的做法，我们的法制、行政等等。 还有要有一些前瞻性的规划，这个可以回归到60年代的法国，是有这样一个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国家也有所借鉴。 最后，创新和发明也是非常重要的要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的条件，包括AI、机器人、3D打印的技术，所以这样一些研究领域，对于新成立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借鉴和研究的题材。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数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PPP公私合作模式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天才的安排，它能够非常的成功满足多个政策目标，尤其是比如说是像中国政府这种，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构成的政府体系的多个政策目标。 PPP项目一般来讲是规模比较大的项目，涉及到的行业包括有交通，还有像医疗、卫生、水务，甚至还有制药行业。一方面，企业不愿意独自承担项目的风险，所以需要由政府介入；另一方面， 政府在项目建造和运营方面不是那么在行，所以需要企业来进行具体操作。 以下为演讲实录： 埃里克·马斯金：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回到清华大学的校园，这是我的第二故乡，很高兴参与刚才说的两个机构，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还有今天首发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这两个机构工作的参与，我都非常兴奋。能够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今天早上非常高兴，能够来跟各位去介绍政府和经济市场的关系，我可能会讲到PPP—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机制，讲到PPP的时候，我们一般把它定义为是政府或者公有部门的机构，和私营部门建立的安排，然后由公共部门来选择是什么样的项目来做，一般来讲都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项目。然后再去建设开发和运营这样的一个项目，一般来讲私营机构的一个利润是来自于一部分政府的付款，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使用者的付费，这样一项安排在很多的部门，很多的国家都取得了成功，包括在中国。涉及到的行业包括有交通，还有像医疗、卫生、水务，甚至还有制药行业。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公立部门的参与，它的优势有一些，这些项目为什么要有公立部门参与，一般是比较大的项目，风险比较高，所以私营部门不愿意独自承担。有些也涉及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我们都知道从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来讲，公共产品它的供给并不是可以有效的通过市场来解决的，所以政府有他发挥作用的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引入私营部门的参与者呢？因为参与这个项目的私营部门，一般来讲都有在这个行业项目上的专长，政府可能对他自己所想，所需，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考量，但是在开发或者是运营这样一些项目的过程中，可能缺乏相应的一些专业知识。讲到PPP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政府采购的项目，因为传统的这种安排里面，没有特定的原因说同样的私营企业在开发和运营两个阶段都要参与，有一些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为什么要选择两家不同的企业参与，在PPP或者是公私合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建设和运营是打包在一起的。这种打包有利有弊，先说说弊端，最好的建设商或者是开发商，他不见得是最好的运营商，但是他也有一个众人皆知的好处，那就是说如果是同一家机构同时参与建设和运营，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在建设阶段会前瞻性去考虑在运营阶段的一些成本问题。 还有更有趣的优势，我稍晚会点到。在教科书中，在我们讨论PPP或者是公私合营合作的时候，假设政府机构是纯粹慈善性的，他们的使命是采取行动，将社会福利最大化，有的时候是这样，他们可能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是比较好的估价方，一个良善的政府是代表着社会，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机构。比如说中国政府自己就不是一个完全单一的实体，首先是有中央政府，就是国家一级的政府，然后会有地方政府，省市一级的政府。因此不能够把一个政府简单看作的是一个单一的机构，实际上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冲突的，比如说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会比较感兴趣，要提升地方的民生和福祉，但是他也在经过方面表现超过其他的省市，你要提拔，必须在经济上有建树，你不能在经济发展上战胜其他的对手，你就很难得到提拔。所以有的时候地方政府的一些领导有一种动机，会做一些面子性质比较强的项目，可能在成本就会比较差，成本不会很节约。 一个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他是负责选项目，他也要选执行项目的供应商，承包商，假设这个项目要有两个阶段来完成，第一个阶段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到了第二阶段，这个成本不管是地方政府的领导，还是具体执行项目的承包商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如果他比较知道，这个成本有可能会更高，有可能更低。如果他们不清楚的话，这里的不确定性就更大了。 我们假想一下有一个项目它的成本比较低，或者成本是不定的，它在社会上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一个高成本的项目，或许在社会上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但是它对地方政府官员来说，它还有可能因为这个项目是一个面子工程，比较抓眼球，他就会通过这个项目，要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后这个地方政府因为成本不那么确定，所以地方领导人这个项目比较抓人眼球，还是想做它，这就是风险。 中央政府怎么来遏制这种高成本，高可见度的所谓面子工程，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承包商是不能够把这个项目的成本分担出去，和地方政府来加以分担。要么就是能分担，要么就是不能分担，无非就是两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不能分担的情况。很显然这个承包商他拿到的这个合同应该定价是成本+，也就是说稍微要有一点点的利润空间。中央政府不希望地方政府来做这些高成本的面子工程，就会施加一些限制，就是在支出方面加以限制。他给的这个限定标杆，可以允许地方政府来做一些低成本的项目，但是做不了太高成本的项目，这样就可以成功把那些高成本的面子工程挤出去。这种做法当然是可以奏效的，但有的时候也会有误伤的情况，会把一些有价值的项目挤出去了。 假设承包商可以和政府来分享资金上的风险，假设中央政府他对地方政府还是做了一个花费支出的上限，这个上限是和不确定性的成本预期基本上是吻合的，可能会高一点，可能会低一点，地方政府的领导就可以给出一个固定价格的合约，给这个承包商，基本上涵盖了他们预期当中的成本。如果这个成本是真的不确定的情况下，又希望能够盈利，承包商有的时候是会接受的。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就能够成功的会把真正高成本的项目挤出去，同时又能够保留成本不确定的项目，就是减少误伤的情况发生。 PPP的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这样一种打包，可以有效的降低未来运营的成本，把这两个阶段捆绑在一起，中央政府可以在实质上挤出那些高成本的项目，同时留下低成本和成本不确定的项目。要是采用这种传统的采购方法，就很难满足达到上述的目标。因为在成本能够被比较清晰的了解之前，这个企业就已经被排除出去了，也就是说在第二个阶段，这样的一种通过限制支出的方式，来挤出高成本项目的目标就没有办法达到。 PPP公私合作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天才的安排，它能够非常的成功满足多个政策目标，尤其是比如说是像中国政府这种，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构成的政府体系的多个政策目标的。我就讲到这里，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出席并致辞。 2018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成立，2019年4月27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在清华大学成立。李稻葵称， 在初衷的引导下，研究院要干三件事情： 第一，希望能够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学的分支，叫政府与市场经济学。 2018年，李稻葵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得出结论是这40年的经济学新知，就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要把政府的激励和行为搞对，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者，一个利益相关者，而不是阻挡者。因此，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实践最有可能能够产生一个新的经济学的分支。 第二，是推动国家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大的方向上面一些政策的制定。 第三，就是要提升清清华大学自己经济学的建设。 以下为实录： 李稻葵：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我想再次代表研究院对各位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欢迎！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是清华大学108年的校庆日，一般来讲，4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总是阳光明媚的，今天有一点小小的例外，但是我们也非常高兴，为什么呢？我们把阳光明媚的日子留给了昨天，昨天是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开幕式，这也算是清华大学小小的贡献。 今天由我来非常简短介绍一下我们去年所成立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情况，以及即将揭幕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基本的情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是去年校庆日正式成立的，我们这个研究院的使命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基于中国的经济实践与思想，我们提前经济学新知，已有传统的知识我们都接受，我们都愿意去付诸于实践，包括市场化，还有国际的比较优势，关键是新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定位呢？我曾经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思考一个问题，后来写了一个比较长的学术文章，就是中国的经济实践毫无疑问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最终在经济学里面留下一点新知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梳理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册和经济思想史一般是两波人分别研究的，我把它搁在一块，回顾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到马克思，到后来的这些奥地利学派，到后来的行为经济学，我得出这么几个结论。 今天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三个条件，三个条件才能使得一个伟大的经济发展或者是经济的实践，上升为经济学新知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增长必须可持续，假如中国40年的快速增长，到了几年以后停顿了，大家可能不好总结了，中国的增长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个大家是有自信的。 第二，这个经济体的快速成长一定要造福于其他的经济体，不能像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日本或者一战前的意大利，他们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墨索里尼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经济政策制定者，第一条高速公路是意大利干的，但是今天没有人讲德国经验，没有人讲意大利经验，没有人讲日本战前的经验，这一条我们也是很有自信的，中国正在搞一带一路，第二届峰会来的人比第一届还要多，以至于当地的学者都不用被邀请，但是很高兴，不用排队去参加峰会，把机会留给外国的朋友们。 第三个条件是必须有这个国家的学者要和其他的全世界的学者联手一起合作，有意识的要把自己的经济实践讲清楚，提升为经济学新知，这是我们办这个研究院的初衷。 研究院在这个初衷的引导下，我们要干三件事情： 第一，我们希望能够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学的分支，叫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为什么这么说？去年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写了一个报告，叫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总结，这个总结里面最后的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这40年的经济学新知，如果有任何新知，就是一条，就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要把政府的激励和行为搞对，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者，一个利益相关者，而不是阻挡者。因此，我们觉得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实践最有可能能够产生一个新的经济学的分支，有点像在数学里面要开辟一个新的分支，像伟大的（陈醒生）教授的微分分支，而不仅仅是解决已有的猜想，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猜想固然重要，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产生新的知识的分支。 第二件事情是推动国家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大的方向上面一些政策的制定，比如说刚刚已经开始的十四五规划的前期研究，再比如说当前世界经济下WTO进一步的改革，大的方向上的工作，我们研究院要介入。 第三个具体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这个要提升清清华大学自己经济学的建设，我有时候开玩笑，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可能还不如中国足球，清华大学经济学可能还更造成一点，相当于中国足球里面的，还不比上北京国安，比不上恒大，我们顶多是华夏幸福，社科院是广州恒大。陈旭老师亲自领导文科建设，这就是学校的重视所在。2021年，就是我们110周年的校庆，我们希望在2021年我们有所贡献，有所突破。 去年4月28日成立的这个研究院，当时作为成立仪式的一部分，办了中国与世界思想对话会，我们请来了纽约时报的弗里德曼，还有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请来了历史学家（福克斯），还有美国“水门”事件的披露者，还有亚洲之声的（马凯），起来跟中国十九大报告的起草者进行内部对话，效果很好。 去年12月9日我们发布了一个改革40周年的报告，再次感谢三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讲，他们五个月前参加了我们报告的发布仪式，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就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建立的初衷，和未来的一些打算。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的背景，国际学会英文的简称就叫SAGE，就是圣人的意思，我们也希望向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些思想者学习，能够借鉴一些智慧。这个学会的使命，就是要推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这应该成为一个新的领域，包括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激励行为和作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我们把政府当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来研究，我们把政府的各个机构作为单个人组成的行为体来研究，我们不研究选举的问题，我们不研究法院的问题，政府指的是行政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想法是说中国有自己的心得，也有需要自己改进的一些痛点，美国也是一样，欧洲也是如此，否则不能解释美国这么多的财政赤字，政府停摆，都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没有处理，我们都有问题，我们都需要研究。 非常高兴能够请到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演讲者，还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导师Eric S·maskin，跟我一起来做会长，我们是公开的会员制，不需要交年费，但是每年需要续约，还有学术委员会正在续约之中，我们邀请了20、30个国际的学者，包括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还请到了（格里斯），还有（菲尔普斯），还包括中国和欧洲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英语）教授正在写新的经济学教科书，是基于网上的免费的经济学教科书，给全世界的学子免费提供福利。 来自于国内有白重恩院长，还有来自社科院的高培勇院长，还有林毅夫院长，还有刘元春校长，还有雷鼎鸣教授，还有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还有复旦大学的张军等，我们都请来了各路英豪，一起共同努力，为这么一个学术事业共同奋斗。 主要的活动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召开年会，这个年会是第一次，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参加美国经济学学会的大会，每年的1月初在美国不同的城市会召开一个美国经济学学会，上面建了一个ASSA，就是美国社会科学联盟大会，这个联盟大会会召开一系列的峰会，我们将申请进入到ASSA。第二件事我们要办自己的学术刊物，正在紧锣密鼓的申请之中，希望在座的各位帮我们献计献策。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关注和支持，也感谢大家对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的支持和关心，这是大家共同的事情，中国学者的事情，美国学者的事情，欧洲学者的事情，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我相信我们抓到了一个全球当前最关注的经济学的话题之一，我们一起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奉献经济学的新知。谢谢各位！[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