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伯格洛夫：中国有能力朝向更高收入水平发展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埃里克·伯格洛夫

　　新浪财经讯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埃里克·伯格洛夫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中国在努力的进行转型，与此同时，一些欧洲经济体也在努力的做转型，我相信这些国家还是有很好的潜力，“中国也有能力能够朝向更高的收入水平来发展”。

　　以下为实录：

　　埃里克·伯格洛夫：很高兴来到清华大学参加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的成立大会，同时也非常高兴回到清华大学的校园，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30年前，所以见证了清华大学的蜕变，非常了不起。毫不夸张地讲，政府在改造清华学府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今天的话题是借着刚才两位的内容继续的铺垫，我来讲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国家政府在避免工作中去发挥作用。我们需要产业政策，需要政府的调控，政府如何去培养这样一些能力，这是我会来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

　　首先讲一下中等收入陷阱，围绕它有很多的理论和一些学界的观察，什么来决定经济在某个时点上的经济增长率，比如说有讲到了条件趋同，这是在90年代提出的这样一个规律。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落后者是可以实现跨越式的增长，他可以通过体制、技术方面的跨越式的增长，从落后的情况来超越，所以这是落后的一个优势。我们也确实见证了这样一些实践。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国家来讲，从中等跨入到高等收入的国家，还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个论文里面讲到只有几个国家成功实现了这样一个升级。这样的一个话题，吸引了很多的分析和研究，在这一块讲到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确实也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在某一个收入层上，可能会止步不前。走得比较快的这样一些国家，一般都是这种中低收入的国家，一般来讲他们的速度会比中到高的跨越会更高，所以你在某一个收入层次上止步不前。

　　大家同意的一点，从投资拉动的增长到创新拉动增长这样一个转型，也是一个非常难的，我们把它叫做结构性的调整，它需要经济结构做调整。同时经济的机制也需要来进行改造。这种转型的能力，我们也希望来分析，讲到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去考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体现在转型的能力，确实是越来越高了。

　　这张图主要介绍一下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前苏联时期的经济体，我们叫做欧洲开发复兴银行，我做过这个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98年的人均GDP，这些区域国家的经济体他们的增长会比较高，这种追赶的概念要在全球领先技术方面不断的追赶，当然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领域当中，历史上的经验不见得能够注定能够在新的领域当中的新挑战面前同样获胜，因为你会发现在技术领域变化的速度更快。

　　此外，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在社会公正性、平等性，因为这个变化所导致的一些政治层面的变化，还有要考虑的因素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在过去，环境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像现在这样强度的强调。我说到了技术，在技术对各国自己的转型进行改革的过程，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全球价值链，我们会看到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快速融入全球的价值链，同样前面说到了中东欧的国家也是如此。

　　当然这样一种价值的变化，它的速度本身非常快，一些传统的大企业，可能是比较抢眼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关注点被放在了中小型企业，或者说整个商界的生态系统的建设，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生态系统的建设。

　　全球价值链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也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特定领域的门槛在降低，比如说你可以只做汽车的变速箱，不见得要去生产整个汽车，这就是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变化。另外一个变化的体现，就是信息传递的成本急速下降，这也导致了在全球价值链当中设计和生产进一步的碎片化。

　　还有一个变化，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就是机器人发展的进程，它会大大的降低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制造业对服务业比重的变化，我们会看到在现代经济体当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相对上升得比较明显，大家可以看到是各个国家在不同时间节点上服务业带来的就业机会，达到高峰的那个点。比如说英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向相对落后的经济体转移，越是经济发展的国家，这种服务业崛起相对就越早一些。

　　第二个挑战就是社会公众方面，我不想多说，这个和就业有关系。一些传统的想法，原来人们会认为这种社会公平对于就业，对于经济的增长主要体现在发达经济体，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这样的问题，会看到工资变化的差距更大，这种不平等实际上在加剧，也会带来社会上的争论和争议。这是一个对于国家来说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这里有一个例子，06-16年很多的国家都发现自己的中等收入的就业机会在减少。再来说说环境上的挑战，环境挑战意味着你需要面对不断增长的污染环境变化，以及对整个生物环境的威胁，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要面对的共同挑战。

　　除此之外，这里有一个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也是反映了一种不平等，不均衡，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他们在环境保护上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会发现中等收入的国家，实际上污染程度更高，而且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在那些造成污染更少的产业部门当中获得足够的竞争力。

　　下一步怎么做呢？

　　要好好面对这些挑战，要实现跨越式的追赶发展，肯定是需要产业政策的。在这里我要提到的一个概念叫新熊彼特主义的方法，那就是生产力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产业政策范围也和这个国家的创新方式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能力会决定了哪一个领域里的产业政策能够真正起到作用，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发展中的欧洲国家，它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经验。一个核心的条件就是政府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来交付足够的公共产品，你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官僚体制，或者说政府部门，以及司法的部门，来产生一个先发优势。

　　那么在竞争政策上，你需要有独立的司法和行政部门，这两个体系要独立，并且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和执行竞争政策，这是欧洲提供给我们的一些经验。

　　说一说新熊彼特主义的产业政策，那就是一个生产力的提升，会提升一个国家的增长水平，是由创新来决定的，不同发展阶段竞争所带来的结果是不尽相同的，有些发展阶段可能竞争政策会带来比较好的结果，但是在有一些产业，或者在有一些发展阶段里面，竞争政策未必给你带来预想中的效果，所以各个国家都希望能够从相对低效和高能耗的产业部门，向低污染高产出的产业部门来转变。我们会看到各个行业内部的这种一致性，对发展中的经济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有一个长尾效应，你怎么来应对这样的长尾效应呢？你需要能够进一步通过把落后企业赶出去，要么来提升他们的能力，来压缩企业的分散度，就是大胆放弃掉没有竞争力的行业。

　　说一下产业政策的类型，我们能想到的产业政策首先有水平政策，技术中立性的，能够适用于整个经济体的各个部门的产业政策。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垂直的产业政策，他就是你会选定特定的行业或者是企业来加以支持和保护，我们称之为像企业家一般的政府，那就是说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风险投资家一样。还有一些中间性质的产业政策，他会选定一些特定的部门，然后提供相应的教育和培训，又或者说会针对一个特定的产业部门，来提供一些资金上的扶持，他也会选定一些产业部门做一些创新的扶持，来支持IT的发展。在农业相对传统的部门当中推广信息技术，还有将各个分散的企业更好连接起来，实现一个协同的效应。所以产业政策和国家是密切相关的，到垂直产业政策，再到像企业家一般的政府，每一步的难度越来越大，也和国家的具体能力息息相关。

　　在新兴国家来讲，大家会考虑寻求直接影响的产业政策，因为你会很清楚知道我这个产业的政策弱点在哪里，落后在哪里，非常有针对性来加以支持和补充，来推进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随着经济发展相对成熟以后，你可能不再需要这样做了。产业政策和国家能力之间的一个悖论，有的时候过度关注竞争，可能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针对公司一些垂直的产业政策，要关注风险的捕捉，要防控不确定性。针对特定产业部门的产业政策，对于制度的要求不那么高，但是在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面前，还是相对比较脆弱的。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成功的例子，产业政策和其他的配套政策结合得非常好，比如说让特定的产业更好融入全球的产业链，提升产业里面的通信技术的水平。同样减少碳排放，还有可持续发展，也是需要产业政策来加以配合和支持的。

　　最后我想说，我给大家放这张图片，就是想给大家看看一些98年起飞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他们后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他们在相对的低水平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却没有办法成功迈入高收入水平，但是有一些国家表现很亮眼，比如说中国，中国也在努力的进行转型。与此同时，一些欧洲经济体也在努力的做转型，我相信这些国家还是有很好的潜力，中国也有能力能够朝向更高的收入水平来发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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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长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