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管理学论坛，13场主题演讲重点来了！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 大数据无处不在，营销科学与营销学科因此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 如何看待金融科技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披露和监管？ >>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工商管理怎样适应企业价值链管理的新模式、新特征？ 2019复旦管理学论坛上周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举行。本次论坛立足大数据时代、聚焦国家战略，共设营销、财务金融&会计、企业管理3大平行分论坛，多位“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及活跃在管理学研究领域的教授、学者受邀围绕“大数据时代的创新发展”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与思考。 “复旦管理学论坛”由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从2006年发起举办，每年邀请基金会历届获奖人、专家学者、业界领袖、政府官员，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中国和全球管理学领域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论坛当天上午，“2019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举行，颁出 “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三大奖项。2019年复旦管理学奖获奖人，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的理事、监事，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历届获奖人代表，国内管理学界部分学者代表，以及复旦大学师生约200人一起见证了盛会：复旦管理学奖颁出，赵纯均、贾建民、杨百寅、雷军获奖。 营销分论坛 聚焦大数据时代的营销科学与营销学科发展 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被数据生意所占据，几乎所有的盈利模式都与大数据息息相关，躲在屏幕后的数据开始无形牵引着消费者来来回回，社交朋友圈的广告、新闻应用的推荐、购物网站的“猜你喜欢”……大数据无处不在，营销科学与营销学科又因此发生着什么变化？ 第一排左起 / 蒋青云、贾建民、陈宇新 第二排左起 / 孙琦、徐子彬、肖莉 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蒋青云教授的主持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校长讲座教授、201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贾建民，上海纽约大学商学部主任陈宇新，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主任孙琦，上海交通大学市场营销系助理教授徐子彬，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肖莉分别站在消费者、学科应用、电影市场、企业定价策略、智能广告推荐系统等角度，围绕“大数据时代的营销科学进展”的主题，对营销科学的进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校长讲座教授、201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贾建民首先发表了主题为“社会网络对人们流动性的影响”的演讲，他用移动的数据和铁路的数据作对比，提出：随社交网络增加，人们的流动性会提升，二者是线性的关系。通过研究可见，人们的流动性对营销效果有大影响，因此，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包括营销或者其他方面，都应该将对人们流动性的研究纳入考虑范围。 上海纽约大学商学部主任陈宇新的演讲以“营销大数据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应用”为题，介绍了把营销大数据用到更加广泛领域的最新做法。营销大数据不仅可以用在营销领域，如品牌在城市发展店面的选址；还可以用于解决贫困问题、研究性别平等、放开二胎政策等一系列社会学、经济学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主任孙琦发表了题为“国际市场进口电影延期放映的影响——基于中国市场的实证研究”的演讲。他从贸易的角度研究电影延期放映带来的影响，最后得出最有效的办法是：允许外国电影同步放映，让外国电影质量变得更好更吸引人，由此带动包括中国电影在内的整个电影市场的扩张。他希望该研究能更进一步站在更宏观的层面为贸易政策、电影管制制度的制定提供建议。 “大数据时代的企业信息优势与个性化定价策略”的主题演讲由上海交通大学市场营销系助理教授徐子彬带来。他认为大数据的应用宽广且深刻，并以大数据时代企业的信息优势和个性化定价策略的研究为例，说明大数据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分析能力，通过获取一些额外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以前所不知道的现象，还将会深刻改变社会的一些关系，比如一些新的商业模式的发生、新的企业的决策以及顾客的决策。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肖莉则做了题为“智能广告推荐系统”的演讲，内容涉及图像和视频的数据，即非结构化数据。她介绍，基于面部表情的分析和视线判断这两大核心技术开发的视觉系统，可以帮助营销人员有效察觉顾客对于广告的偏好，在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当中提取到有用的信息。 针对“大数据时代的营销学科发展”，分论坛还设置了圆桌讨论环节。由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营销科学研究所所长景奉杰主持，上海纽约大学商学部主任陈宇新，华东师范大学亚欧商学院院长何佳讯，上海财经大学学科发展处副处长、上海市市场学会秘书长高维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蒋青云，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童春阳和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王良燕等学者专家各抒己见，探讨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对于营销学科的深刻影响，指出大数据营销将成为未来的营销发展趋势。 财务金融&会计分论坛 共论金融科技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披露和监管 随着金融向网络化、数字化趋势发展，我国金融监管也随着金融发展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提升金融监管能力是当前金融科技发展的一个最新动向。技术驱动下的信息披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金融监管的架构体系，财务金融阳光化和透明化课题逐渐走上金融管理的主舞台。 第一排左起 / 吕长江、吴世农、王化成 第二排左起 / 何华、徐叶润 在此背景下，财务金融&会计分论坛以“金融科技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披露和监管”为主题，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吕长江教授主持。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2010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吴世农，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王化成，上海九鞅投资创始人兼CEO何华，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资管事业部资管科技总经理徐叶润，从自身观察出发，对如何实现企业财务管理效率、科学性的提升给出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在主题为“公司财务研究的历史、现状与问题”的演讲中，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2010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吴世农表示，中国企业数量多、类型多，财务管理问题非常迫切；资本市场迅速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但同时存在一些问题；另外，中国已经成为互联网用户大国，这些都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机会。同时他指出，未来的研究呈现出与其他专业的交叉、与其他学科诸如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计算机及大数据和AI交叉的特征。研究者要以独到的眼光提炼科学问题，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法、言之有据、言之有新、言之有论，立足中国做好扎根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王化成发表了主题为“数字经济时代价值网平台企业的财务管理”的演讲，他指出，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支撑、数据驱动、普惠共享三大特征促进平台组织的产生和演进，并且能够为公司财务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就未来价值网平台企业的财务管理发展方向，他提出了将朝着基于数据协同效应，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路径；基于战略的管控模式，成为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依据；基于平台经济的混合型控制，成为企业的重要控制方式；基于过程数据的财会系统，成为企业降低成本的重要手段四大方向。 上海九鞅投资创始人兼CEO何华发表了题为“全球资管行业发展趋势与金融科技的应用”的主题演讲，他指出，目前全球拥有具备可持续竞争力的四类成功业务模式。第一是Alpha主动管理者，成功的主动管理者将凭借其深厚的投资能力让自己脱颖而出。他们拥有同行业所没有的专业规模，使其在经验曲线上领先于其他机构。第二是Beta规模经营者，他们的高效性需求将促使资产管理机构强化数字化和自动化运营，利用规模优势来实现投资回报，利用成本优势来获得定价权，利用资金优势来支持创新（譬如，聪敏beta策略）。第三是解决方案专家，越来越多的投资人青睐以投资结果为导向的产品，这对擅长提供多资产组合产品的管理机构带来机会。第四是分销巨头，他们带着一整套足够好的产品进入市场，其优势并不在于业绩表现是否位于前列，而是在于其是否拥有比同行更胜一筹的终端投资人资源和渠道，及其在零售领域内是否拥有良好的定位。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资管事业部资管科技总经理徐叶润的演讲以“区块链技术在资产证券化中的应用”为题，他提出区块链结构特有容错机制、不可串联性、不可篡改性等为ABS业务提供技术支持，在此基础上，投资人可以有效追溯底层资产，直至原始权益人。在券商、银行等的参与之下，可以形成ABS联盟链，为场内业务便利化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京东数字科技资管事业部在今年基于京东智臻链JD BaaS平台，推出首个区块链ABS标准化解决方案，便能帮助资产方、托管行、计划管理人等ABS业务参与机构优化业务流程，节约时间成本，提升ABS发行业务效率。 企业管理分论坛 关注大数据时代下的人力资源与工商管理研究 大数据带来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同时，也掀起了一场企业管理革命。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工商管理是企业发展的重点，在管理过程中需要对各类弊端进行分析，使其适应企业的整个价值链管理的新模式、新特征。 第一排左起 / 郑琴琴、苏勇、杨百寅 第二排左起 / 苏敬勤、赵曙明 围绕“大数据时代下的人力资源与工商管理研究”的主题，企业管理分论坛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系主任郑琴琴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系主任、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苏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创力讲席教授、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教授、201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杨百寅，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主任苏敬勤，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商学院名誉院长、2010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赵曙明分别就人力资源管理和工商管理发展分享了不同的研究观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系主任、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苏勇首先发表了主题为“中国杰出企业家人力资源新观念、新策略——基于2018年的八次访谈研究”的演讲。他介绍，从8位企业家的资料中，研究者运用管理学方法萃取出基本的观点。这些企业家认为：要改变人的观念；要建立良好的机制；要为员工寻找生命的意义；要重视员工的情绪管理；管理简单化；文化致胜。这些企业家都谈到在当今的情况下，企业和员工怎么样共同地发展。基于这样的一些访谈，苏勇说了六点思考，包括：机制保障企业有效运行、重视愿景的引领、重视情绪劳动、管理怎么从繁复回归简单，以及企业要和员工共生、共享、共进等。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创力讲席教授、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教授、201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杨百寅发表了主题为“批判性思维：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源泉”的演讲。他认为批判性思维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一种是哲学的视角，批判性思维者本身拥有这些品质和特点，而非行为表现。认知心理学往往是实际行动，而不是特质。教育学视角，这是一种技能，是可以掌握、开发、培养出来批判性思维的。他表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我们的劳动方式改变了，但原创性的重要性价值会越来越多；网络虚拟化与流动性将改变组织方式；领导方式改变了，因为组织的架构和规模改变了，员工是有创造力的人，需要赋能型的领导、教练型的领导，而不是传统的领导方式。同时由于价值创造和信息传播，学习方式改变了，成长的方式也改变了。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主任苏敬勤在题为“工商管理学科研究：我们如何做到深度情境化”的演讲中提出，做到深度情境化，核心就是一定要深入问题，到企业调研发现企业现象，构建化、情境化、边界，这几层下来，才可能做到深度情境化。否则，谈的所谓的情境化都是一般的现象层面的。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商学院名誉院长、2010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赵曙明则做了主题为“新中国70年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研究、挑战与展望”的演讲，他回顾了我们国家人力资源管理从制度变迁到组织变迁再到人力资源管理变迁的历程。他认为，我们处于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的网络化、知识的社会化、人口的城镇化的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生活的方式，因此管理存在复杂性、动态性、模糊性。 该场分论坛的圆桌讨论环节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教授李绪红主持。大连理工大学教授苏敬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主任杨百寅，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教授姚凯，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赵曙明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系主任郑琴琴等五位圆桌嘉宾通过充分的交流研讨，为大数据在人力资源和工商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提供了不少创新思维模式。 [详情]
2019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 FPFM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举世瞩目，中国企业的发展有目共睹。七十载风雨兼程也为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供了最丰厚的土壤和最广阔的空间，中国管理学的当代成果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今年，一批优秀的管理学者和企业家脱颖而出，获颁复旦管理学奖。 10月21日上午，2019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在上海隆重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赵纯均获颁“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校长讲座教授贾建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创力讲席教授杨百寅获颁“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雷军获颁“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 原国务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 与2019年管理学奖获得者合影 原国务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出席颁奖典礼，并为今年的“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人颁奖。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理事长、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恩迪，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先后在颁奖典礼上致辞。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秘书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基铭主持了论坛开幕式暨颁奖典礼。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秘书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基铭 主持了论坛开幕式暨颁奖典礼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理事长、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致辞 焦扬在致辞中代表复旦大学和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向今年的获奖者表示衷心祝贺，向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基金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诚挚感谢。她表示，在基金会理事会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基金会逐步发展壮大，在管理学界和实务界都取得良好声誉，产生广泛社会影响。近年来，基金会始终立足评奖主业，推动复旦管理学“三大奖”成为中国管理学界最权威的奖项之一；始终坚持全球视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管理学学术盛会；始终重视社会效益，发展公益项目、传播中国管理学理论与实践成果。 焦扬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管理学理论创新的最好实践场景。当前，国家对管理学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管理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求索、勇立潮头，在推动中国管理学长远发展上再聚焦，在发展壮大中国管理学人才队伍上再发力，在为世界贡献中国本土管理思想成果上再突破，争取在中国管理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思想传播等方面有更大作为，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恩迪致辞 张恩迪表示，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管理学事业的发展，激励中国管理科学人才的成就，已成长为中国管理学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奖励基金会。他指出，就上海这座超大城市而言，管理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作为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先进的管理理论、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都更加需要高水平的管理人才队伍。他强调，希望管理学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能够将更多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上海加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的稳定，提出宝贵意见。上海推进深化改革是全方位的，上海的发展是企业、市场、政府、社会四位一体的共同发展，上海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参与，管理学研究也会在这里找到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致辞 刘遵义指出，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管理学的建设和发展，始终鼓励中国管理学界人才的成长和交流，已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管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奖励基金会。历年获奖人身上凝聚着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几代管理学人开拓进取和孜孜不倦的探索求真，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企业家的责任担当和创业创新的宝贵精神，他们是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科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强调，在新的起点上，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继续砥砺前行，全力支持管理学学者潜心研究，大胆探索，共同营造尊重和鼓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他表示，真诚希望大家一如既往保持对管理学事业的赤诚之心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以更大的热情推动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成为“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实现的见证者、参与者、建设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宁生宣读获奖名单 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宁生宣读了获奖名单。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原执行理事长、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原副理事长、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山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评审委员会主席吴启迪，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银联董事、电子商务与电子支付国家工程实验室理事长、主任柴洪峰，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许征，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等嘉宾出席颁奖典礼。 2019年复旦管理学奖获奖人，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的理事、监事，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历届获奖人代表，国内管理学界部分学者代表，以及复旦大学师生约200人一起见证了当日的盛会。 放眼未来经纬四方 2019复旦管理学奖颁发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人赵纯均教授是我国MBA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管理学家、管理教育家。他率先基于动态投入产出理论，在国民经济综合规划系统的建模与优化方面开展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将决策支持系统的理论和技术应用于区域发展规划中。赵纯均长期致力于中国管理学教育研究，以中国工商管理实践为背景，吸收国际上学科发展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对工商管理学科的结构体系、内涵、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和阐释，有效推动了我国工商管理学科的布局、提升和普及，推动各种不同类型的管理教育走向更为规范的发展模式；为我国MBA教育的创立、联考制度的建设、办学质量的提升、EMBA教育的开办以及西部管理教育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MBA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贾建民教授主要从事决策分析、消费者选择与风险管理领域的研究，首次提出了基于偏好的标准风险与感知风险度量理论和模型，建立了风险-价值理论和模型的完整体系，发展了一般性失望决策模型，以及失望与后悔的整合模型，并应用在消费决策研究中，建立了更具有解释力的消费者价值评价模型。他提出了属性冲突的决策新概念，并通过应用实验和仿真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属性冲突对消费者偏好不确定性和其他决策行为的各种影响。他还建立了服务质量的全贝叶斯模型，为在竞争环境下的消费决策提供了一个质量反馈的动态预测方法，发展了多属性决策的行为研究和仿真方法，并用于寻找更好满足消费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为电子商务中推荐引擎的设计提供了辅助决策工具。贾建民综合运用大数据与实证调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人们的风险应对和沟通行为，构建了危机情景中的心理行为预测模型，对地震、SARS、雾霾等多个灾害事件提出了政策建议。 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杨百寅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式管理与领导力开发、知识整体论及应用、学习型组织等管理领域的研究。他提出了中国社会组织和领导行为受到三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共同影响的理论观点，为系统分析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管理实践、提炼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思想与理论提供了有意义的分析框架。他通过应用扎根理论识别中国背景下组织文化的基本维度，验证了关于组织冲突的理论模型。他还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集体领导力的概念并开展了深入的探析。杨百寅就知识整体论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理论构建，突破了传统认识论的局限，提出了整体哲学视角下的知识“三元”动态平衡模型，并分析了知识整体论在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管理、战略管理中的实践应用价值。他还开发了学习型组织的理论模型和科学测量工具（DLOQ），该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量表先后被译为7种文字，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率先验证了学习型组织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面影响；建立了管理者作为教练的理论模型，并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 今年，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授予雷军。雷军先生领导的小米公司始终坚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以“硬件+新零售+互联网服务”的商业模式，致力让用户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他领导小米公司首创了用互联网思维构建手机生态系统，利用互联网的效率和用户体验推进了智能手机在中国的快速普及和品质提升，从而推动了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带动了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独特的“生态链模式”，雷军通过小米投资带动一大批双创领导者共同创造了数字化时代商业效率新典范。 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纵论大数据时代创新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银联董事、电子商务与电子支付 国家工程实验室理事长、主任柴洪峰作主旨演讲 21日上午，2019复旦管理学论坛同期开幕。以“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应用的思考与实践”为主题，柴洪峰院士做了精彩的论坛主旨演讲。 本届论坛立足大数据时代、聚焦国家战略，围绕工商管理领域的发展成果，多位“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及活跃在管理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产、学、研、用各领域杰出代表受邀围绕“大数据时代的创新发展”探讨新经济下大数据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21日下午，三场平行分论坛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大数据时代的营销科学与营销学科发展”“金融科技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披露和监管”“大数据时代下的人力资源与工商管理研究”分享了各自最新研究成果与思考。 据悉，“复旦管理学论坛”由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从2006年发起举办，每年邀请基金会历届获奖人、专家学者、业界领袖、政府官员，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中国和全球管理学领域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已发展成为我国管理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推动中国管理学科建设发展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是由复旦大学校友李岚清同志于2005年发起成立的，这也是中国人自己设立的管理学界第一个奖励基金会。基金会旨在奖励中国在管理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工作者，倡导管理学理论符合中国国情，并密切与实践相结合。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始终鼓励中国管理学界人才的成长与交流，已经逐渐发展为中国管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奖励基金会。 基金会设立复旦管理学三大奖项。“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旨在鼓励管理学人才潜心研究、勇于实践，提高中国管理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2006年至今，已有38位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做出卓越成绩的学者和实践者获奖。从2012年起，基金会增设“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奖励我国管理学学科领域的开拓者或管理学研究的奠基人，刘源张、傅家骥、成思危、汪应洛、夏书章、王众托、苏东水、赵纯均先后获奖。自2014年起，基金会设立“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旨在奖励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企业家或企业管理者，张瑞敏、马云、柳传志、马化腾、董明珠、雷军先后获奖。而此前，任正非也作为企业家代表获“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历时十四年，基金会的评奖流程和评奖体系不断优化，评奖制度不断完善。三大奖项的评议工作由基金会评审委员会的各级专家全权负责，严格按照基金会章程和评奖细则，坚持创新性、学术性和实践性的基本评判标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独立开展评审工作。基金会评选出的52位获奖者均是我国管理学领域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基本代表了当年中国管理学界的最高水准，充分体现了基金会始终倡导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推动中国管理学长远发展”的宗旨。 近年来，基金会始终坚持全球视野，推动主办论坛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管理学学术盛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产学研交流活动。除“复旦管理学论坛”外，参与主办了“中国五百强企业高峰论坛之平行论坛”“中国管理学优秀青年论坛”“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年会”“中国管理学年会”等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管理学学术盛会，为国内外管理学领域专家学者和知名企业家搭起了交流切磋的舞台。基金会始终重视社会效益，推动系列公益项目成为传播中国管理学理论与实践成果的重要品牌，联合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和第一财经共同开展“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项目，系统地总结我国杰出企业家的管理智慧和管理思想，为世界贡献东方管理智慧。 在新的起点上，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将继续砥砺前行，全力支持和鼓励我国管理学者潜心研究、大胆实践；共同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以更大的热忱推动中国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实现的见证者、参与者、建设者和奋斗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文字 | 卢晓璐、黄薇 摄影 | 慕梁 编辑 | 黄薇[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9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于10月21日在上海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银联董事，电子商务与电子支付国家工程实验室理事长、主任，金融科技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移动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柴洪峰出席并发表演讲。 在谈到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时，柴洪峰称，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和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金融科技既是金融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又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新途径，也是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机遇，金融科技同时也成为化解金融风险的新利器。 柴洪峰分析称，金融和实体经济是一个建设和发展的生态共同体。他举例称，金融科技在保险普惠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物联网采取的健康数据进行风险监测，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风险营销，运用区块链进行数据存证，构建溯源机制，通过人工智能开展智能保顾。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这是当前金融科技的五大关键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是使能技术，为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提供了基础计算能力和数据基础，区块链可以构建多中心共享共治的数据平台，为人工智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柴洪峰表示，“通过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集成的，在智能层面的人机物交互协同与共融，实现信息和知识的可信交互，网络化的群智决策，在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治理的过程中，实现了网络个体的智能化发展，实现了网络的全体协同演进”。 无疑，在金融科技核心技术的支撑下，实现了产业协同创新，通过金融科技生态的健康生长，服务实体经济的智慧金融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柴洪峰认为，从人工智能的产业结构链来看，包括基础层、算法层、应用层，围绕金融应用场景开展研究，以技术集成创新，产业协同创新的方针为指引，在不同层面进行研究布局。从系统工程的思维来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工智能的应用存在明显的自组织适应性、复杂性等系统工程特征，自组织适应性主要表现在通过对影响因素的预测，发现系统未来发展趋势，并根据环境变化和运行经验，来改变自身行为参数，复杂性指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环境复杂，存在不确定性和动态性问题。巨量性是指人工智能应用依赖海量数据和庞大计算力资源。 当然，人工智能应用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在复杂环境因素的影响下，也会产生科技风险与操作风险，因此需要以复杂性思维方法指导构建智能化系统，并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但柴洪峰强调，从系统的增强回路看，用户数越多，数据量越大，风控模型准确性就会提升，增强了可信度，吸引更多的用户。 “金融科技正在走向产业协同、联合创新的模式，人工智能作为未来数十年科技世界的底层基础技术，在面对具体应用场景时，开放共赢是聪明的选择，开源合作是开放合作最重要的一步”，他说。[详情]
‘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雷军：小米这九年的管理经验 来源：雷军公众号 今天，我荣获了2019年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非常感谢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对我的认可！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是中国人自己设立的管理学界第一个奖励基金会。倡导管理学理论符合中国国情，并密切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中国管理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2014-2018年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的获奖者分别是：张瑞敏、马云、柳传志、马化腾、董明珠。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拿到企业管理方面的奖项，知道获奖的时候挺激动的，也借这个契机反复思考、总结了这些年的一些管理心得，与大家分享。小米9年，我最核心的管理思想其实是：不要过度管理一个创业公司。在摸索简化管理的这条路上，我总结了三点： 1．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才是最核心的事情，不需要管理的人有三大特质：能力、责任心、自驱力。 2．简单机械的KPI制度不可行，真正的KPI应该和企业的使命和价值观紧密相连。 3．坚持扁平化，在相对平等的氛围里面，每一个业务单元都具备非常强的主动性。 这些年我提出的一些方法论↑↑↑ 以下是我的演讲全文： 尊敬的陈至立委员长、尊敬的张恩迪副主席、尊敬的焦扬书记、许宁生校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非常感谢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给我个人这么崇高的荣誉，拿到这个奖我是多种感受在心头，首先是激动，其次是惶恐。为什么激动呢？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拿到企业管理方面的奖项，说实话我完全没有预期我能够拿到管理方面的奖项，所以拿到这个奖项的时候我很惶恐。为什么惶恐？因为小米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初创公司，至今为止只有九年多的时间，而且小米正处在全面提升管理能力的关键时刻，所以我拿到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的时候，我就心感惶恐。我认为小米在管理上还需要各位专家、学者、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指点。企业管理的杰出贡献我觉得有些受之有愧，我跟许校长聊天的时候我就在问为什么会是我获奖，这个问题我当时想了一两个小时也没有想明白。可能我们从结果推导原因，再谈一点体会能对大家有点帮助。 我认为从结果来看，小米以九年多前十来个人、一千万人民币的注册资本开始创业，在九年后的今天进入世界五百强位列第468名，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五百强企业。这一点我自己想起来都觉得非常了不起，这并非我一个人的贡献，而是小米整个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包括我们所有用户一起创造了这个奇迹。毫无疑问，创业九年成为世界五百强，小米可以说是人类商业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除了世界五百强以外，我觉得还有几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从创业时的十来个人到现在的两万四千名员工，人数并不说明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公司，在五年前开始全球化，今天进入了九十多个国家的市场并在四十几个国家排在智能手机市场前五位。小米40%的收入来自于全球市场，并成为了BrandZ最具价值全球品牌百强榜的第74名，以及中国出海品牌榜的第四名，其实这些成就可能难度更高。各位不妨试想，在全球化扩张的情况下，面向全世界招募这么多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要想不翻船，还真的挺不容易的。虽然我们吃了不少亏，但是总体来说发展还是非常平稳。 小米的这九年有什么管理上的经验呢？九年前我创办小米的时候，事实上并不是首次创业的大学生，在此之前我参与创办了金山软件，也管理了几千人规模的公司，所以我在做小米的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很简单的要求——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创业者。这个话其实信息量很丰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过度管理一个创业公司。我想的最多的是如何简化管理，甚至我不需要管理。在创办公司的初期，我们提出了去管理、去KPI、去title。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因为在一个极高速的时代，一定要想清楚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1 找人是管理的第一个切入点 从这个问题开始，我思考的是什么样的公司不需要管理，什么样的人不需要管理。假如我们找到这么一群人，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利益，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所以我把找人作为管理的第一个切入点，我要找到不需要管理的人，我们后来总结了这些人的三个重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首先他得能干，有能力。第二点，他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在没有外部激励的时候，这种责任心能够确保他把每一个动作执行到位，所以我们对责任心的要求非常高。因为责任心可以使我们简化很多流程。 第三，有强大的自驱力。 这个自驱力是我们理解共同的愿景，大家在一起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而你对此是否认同，之后，我们采用了互联网的手段，用股权和期权在内部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使大家为了一个伟大梦想，也为了每一个人自身的利益，有效地团结在一起。 这一点简单来说就是志同道合，找一群优秀的人志同道合。所以在小米创办的第一年，我们有80%的时间在面试。我们曾经在寻找一个关键技术人员的时候，核心团队在三个月时间里面跟他谈了十几次，每一次持续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之久。 现在常说人才缺失，我觉得首先应当思考你是不是花了足够多的时间。有个成语叫三顾茅庐，而在今天，为了招募人才三十次顾茅庐都不为过。我们常开玩笑说不是找不到人才，只是企业下的功夫不够。怎么在初创企业、快速变化的企业里面管好人，首先要找对人。他要有能力，有高度的责任心和高度的自驱力，找到这样的人以后，你的管理稍微弱一些，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 2 简单机械的KPI，不能保证长期的竞争力在管理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去KPI呢？因为其实业务的本质是为用户提供价值，但我们试图把它简化成KPI的时候发现，无论怎么描述，都很难找到准确量化的方向。执行简单机械的KPI制度，很容易掉入过度管理的深渊。 我看了不少介绍索尼的文章，索尼是我曾经非常崇拜的一家公司，是我年轻时反复学习研究的企业，但后来在管理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就索尼而言，绝对是被事业部和KPI这两个概念坑了。我自己管了企业三十多年，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你的业务线一长，事业部一多，CEO怎么管公司呢？直接用报表来管公司，但眼前的报表不意味着长期的竞争力。 而去掉KPI以后，我们怎么能够有新的导引来凝聚这几万人呢？在初创业时，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和用户交朋友，把用户变成朋友。这个说法提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在九十年代，企业管理中大家最喜欢提的标语是把用户当上帝，但这句话纯属忽悠，因为在中国过去信上帝的人真不多。我说你敢把用户当朋友吗，有句话是说无商不奸，如果是奸商，又怎么能够把用户当朋友呢，用户自己也是不愿意的。 怎么成为朋友呢？在这一点上小米下了很大的功夫。毫不谦虚地说，小米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是较为领先。我们在上市以前经过董事会和所有股东的反复交流、沟通，确定小米要坚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怎么体现我们坚持价格厚道呢？我们做了一个董事会纪要，规定今生今世我们小米经营的硬件综合净利润率永远不超过5%，如果超过5%，我们把多赚的钱全部退给消费者。小米可能是为数不多用法律的形式来约束自己净利率的公司了。很多管理学里面都谈利润越高越好，大家在增长和净利的要求下，动作越来越变形，很多企业一步一步走向了不归路。那么为了避免小米走这样的路，为了永久性地取信于消费者，小米主动提出硬件综合净利润率永远不超过5%。小米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我在提这个提案的时候，想法是不超过3个点，后来有股东提意见，考虑到全球利率的波动，所以写了5个点，我们的真实想法是做硬件产品只挣一两个点的净利。我们去年整个小米是1749亿人民币的营收规模，我们硬件利润恰好只有1%左右，这样每一个消费者买小米产品的时候，就收到一个承诺，小米做这样的产品，只赚一两个点的利润。因为只有这样持续坚持，我们才有机会获得消费者无保留的信任。 我在追求什么呢？我在追求，我们有没有可能营造这样的品牌，消费者进小米店里买东西不需要看价钱，也不需要看质量，只要你需要直接拿走付钱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追求的商业方向。 我们总是在想能不能获得用户无保留的信任，因为你只有获得用户的信任，这件事情整个小米的商业逻辑才比较流畅。所以小米的真正的KPI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超越用户的预期，让用户愿意口口相传，让用户成为粉丝，让用户给他的朋友推荐。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在小米创办的前五年，我们还定了一个更可怕的要求，叫零市场费用。在小米创立的前五年，我们几乎没有做过广告，也没有请过公关公司，也几乎没有发过公关稿。可能很多人说雷总是不是你们没钱，其实在2014年小米的估值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450亿美元，我们当时的营业额也在小一千亿人民币的规模上。这么做，我们只是想验证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如果你的产品好，用户口口相传是能够帮助你抵达足够多的用户。 今年十一期间我在欧洲，我在西班牙见到很多用户，包括我们一些同事，有些同事就是早期的米粉，我说你什么时候接触小米的，他说2010年。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做国际市场的时候，就有很多全球的粉丝把小米的作品翻译成世界上各种语言，在各个论坛和社区里面传播。所以小米进入全球各个市场的时候，都已经具有了非常雄厚的品牌基础。 我们的KPI是怎么牵引的呢？是超越用户预期，和用户成为朋友，让用户无保留的信任。这一点其实就是小米最核心的KPI。当所有人的工作全部围绕这一点展开的时候，你发现原有的流程，原有的很多审批，原有的很多层级都消失了，所以使小米拥有了互联网的工具，互联网的手段和互联网的思维，具备了非常高效和极为扁平化的管理。这是第二点，去KPI。 3 打造相对平等的管理氛围 第三点，去title。在早期的小米，我们按刚才的要求找了一百零几个人。其实他们比较典型的形象基本上都是在30岁左右，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且特别想做一些伟大的事业，我们就聚集了这样一批人。到今天为止这一百人里面应该还有90到95个人还在小米，也都活跃在我们非常重要的岗位上。 我们初期提的去title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基本上都给他们一个title叫工程师，因为如果给一个总监的话，可能另外一个人跟他差不多能干的人，说你给我一个经理肯定不行。如果你要给我一个总监的话，那整个办公室里面全部是总监。如果是工程师，大家都是工程师，反而能容纳更多能干的人。 所以在初期小米刻意混淆了层级，小米在很长时间里面是没有级别的，而且到今天为止作为一个两万多人的企业，小米集团副总裁以上的管理者只有十三四个人。在这样的相对平等的氛围里面，使每一个业务单元都具备非常强的主动性，初期我们在试验去title时也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绩。有时候我们想提拔个别做的非常出色的同事们担任管理岗位的时候，他们都说其实不需要，现在这样更好。所以基于这样一种管理氛围，我们创业了九年时间。 4 未来：全面升级 当然在此时此刻，或者去年上市之后，我们在重新思考作为一个公众公司，我们怎么使公司变的更平稳更可控，更安全，而且更具备创新和增长性。 基于这么一个命题的话，我们在思考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思考的是怎么把小米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所获得的管理经验跟成熟的管理经验相融合，然后进行全面的管理提升。因为在今天两万多人的企业里面，如果还坚持我们九年前提的这些思想，有一些适用，有一些已经不适用了，需要全面改进，所以小米目前正处在一个管理全面提升的阶段。 今天获得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再一次诚挚感谢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的评委会，谢谢大家给了我这么大的信心，使我有更大的动力认认真真把公司做好，有机会做成管理上一个标杆。谢谢大家。 [详情]
10月21日上午，2019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在上海隆重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赵纯均获颁“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 原国务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人颁奖。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人赵纯均教授是我国MBA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管理学家、管理教育家。他率先基于动态投入产出理论，在国民经济综合规划系统的建模与优化方面开展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将决策支持系统的理论和技术应用于区域发展规划中。赵纯均长期致力于中国管理学教育研究，以中国工商管理实践为背景，吸收国际上学科发展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对工商管理学科的结构体系、内涵、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和阐释，有效推动了我国工商管理学科的布局、提升和普及，推动各种不同类型的管理教育走向更为规范的发展模式；为我国MBA教育的创立、联考制度的建设、办学质量的提升、EMBA教育的开办以及西部管理教育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MBA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9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于10月21日在上海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创力讲席教授杨百寅获颁“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基金会表示，杨百寅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式管理与领导力开发、知识整体论及应用、学习型组织等管理领域的研究。他提出了中国社会组织和领导行为受到三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共同影响的理论观点，为系统分析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管理实践、提炼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思想与理论提供了有意义的分析框架。他通过应用扎根理论识别中国背景下组织文化的基本维度，验证了关于组织冲突的理论模型。他还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集体领导力的概念并开展了深入的探析。杨百寅就知识整体论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理论构建，突破了传统认识论的局限，提出了整体哲学视角下的知识“三元”动态平衡模型，并分析了知识整体论在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管理、战略管理中的实践应用价值。他还开发了学习型组织的理论模型和科学测量工具（DLOQ），该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量表先后被译为7种文字，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率先验证了学习型组织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面影响；建立了管理者作为教练的理论模型，并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 以下为获奖感言： 杨百寅：尊敬的陈委员长、焦书记、许校长、以及各位领导和来宾，我非常激动站在这里跟大家谈点自己的感想。 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同事以及我的学生对我的支持，很高兴我在管理学研究的心得和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同时也要感谢我的老师。今天，我特别邀请了我高中时的恩师参加活动。 为什么呢？我想我们今天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我们能够成长至今是因为得到了老师的支持。当然现在我也做了老师，更感到自己身上的使命重大，心想一定要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当然也要感谢我的学校和我所在的单位为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给予我认同、支持，使我能够潜心工作，对管理学开展深入的研究。 第二，我想表达感激之心。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富裕起来，我本人于1978年考入大学，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接受了中华的教育又到西方去学习，因此得以中西融合、学习成长，对此我们应该抱有感激之心。 第三，结合自己的专长和中国的管理实践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后，我的一点体会是中国的管理学应该走马列主义，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像华为这类企业就是体现了这样的精神。 当今中国面临重大的转型升级，国际形势也在急速改变，带来很大挑战，同时这也是重要的战略契机。我们管理学者应该深入中国的实践，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应用科学理性的硏究方法，挖掘中国特色的管理门思想与概念，构建系统的理论与学科体系。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争取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9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于10月21日在上海举行。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校长讲座教授贾建民获颁“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基金会称，贾建民教授主要从事决策分析、消费者选择与风险管理领域的研究，首次提出了基于偏好的标准风险与感知风险度量理论和模型，建立了风险-价值理论和模型的完整体系，发展了一般性失望决策模型，以及失望与后悔的整合模型，并应用在消费决策研究中，建立了更具有解释力的消费者价值评价模型。他提出了属性冲突的决策新概念，并通过应用实验和仿真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属性冲突对消费者偏好不确定性和其他决策行为的各种影响。他还建立了服务质量的全贝叶斯模型，为在竞争环境下的消费决策提供了一个质量反馈的动态预测方法，发展了多属性决策的行为研究和仿真方法，并用于寻找更好满足消费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为电子商务中推荐引擎的设计提供了辅助决策工具。贾建民综合运用大数据与实证调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人们的风险应对和沟通行为，构建了危机情景中的心理行为预测模型，对地震、SARS、雾霾等多个灾害事件提出了政策建议。 以下为获奖感言： 贾建民：尊敬的陈至立委员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老师和同学们上午好！首先，衷心感谢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授予我201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这个崇高的荣誉。非常感谢学术同行对我工作的认可和支持，感谢同事、朋友、学生，以及家人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支持。 借此机会，我想谈几点关于发展中国管理学的看法。人们常讲：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管理艺术应该留给企业家们去施展，而管理学者必须是以推动学术进步为己任。 我认为： 1）中国的管理学发展需要研究深度。虽然管理学有哲学层面和一般性规律的问题，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存在于市场、运作、信息、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等具体领域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结合实践，提炼出有意义、有深度的科学问题。 2）中国的管理学发展需要区分管理经验与管理理论。有很多所谓的传统管理智慧只是经验之谈而非理论。理论的构建需要一个严谨的学术过程，并通过一般化与合乎逻辑的演绎推理形成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特别是，管理理论揭示因果关系，而管理经验往往依据相关关系。管理学者要坚守的是一份学术的自信，而不是被某些个案所左右。 3）中国的管理学发展需要强调创新性研究。我国的管理学界经历了吸收、融合西方管理理论，以及重拾、修补中国的传统管理智慧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碰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同时也遭遇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 要发展中国的管理理论，我们必须与时俱进，采用科学和实证的方法，开展原创性研究。特别是，在当今迅猛发展的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不断努力创新，这为开展原创性管理研究提供了大量的鲜活案例和宝贵数据。这正是管理学者追求学术梦想的大好时机。希望我们抢抓历史机遇，做顶天立地的学术研究，共同为中国管理学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9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于10月21日在上海举行。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雷军获颁“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 基金会认为，雷军领导的小米公司始终坚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以“硬件+新零售+互联网服务”的商业模式，致力让用户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他领导小米公司首创了用互联网思维构建手机生态系统，利用互联网的效率和用户体验推进了智能手机在中国的快速普及和品质提升，从而推动了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带动了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独特的“生态链模式”，雷军通过小米投资带动一大批双创领导者共同创造了数字化时代商业效率新典范。 雷军在分享管理小米的经验时总结了三点，去管理、去KPI、去title。去管理方面，雷军认为要找到有能力、有责任心、有强大自驱动力的员工。在去KPI方面，雷军认为，业务的本质是为用户提供价值，执行简单机械的KPI制度，很容易掉入过度管理的深渊。在去title方面，雷军介绍称，小米公司在初期刻意混淆了层级，在很长时间里面是没有级别概念的，而且到今天为止作为一个两万多人的企业，小米集团副总裁以上的管理者只有十三四个人。 以下为获奖感言： 雷军：尊敬的陈至立委员长、尊敬的张恩迪副主席、尊敬的焦扬书记、许宁生校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非常感谢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给我个人这么崇高的荣誉，拿到这个奖我是多种感受在心头，首先是激动，其次是惶恐。 为什么激动呢？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拿到企业管理方面的奖项，说实话我完全没有预期我能够拿到管理方面的奖项，所以拿到这个奖项的时候我很惶恐。 为什么惶恐？因为小米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初创公司，至今为止只有九年多的时间，而且小米正处在全面提升管理能力的关键时刻，所以我拿到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的时候，我就心感惶恐。 我认为小米在管理上还需要各位专家、学者、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指点。企业管理的杰出贡献我觉得有些受之有愧，我跟许校长聊天的时候我就在问为什么会是我获奖，这个问题我当时想了一两个小时也没有想明白。 可能我们从结果推导原因，再谈一点体会能对大家有点帮助。 我认为从结果来看，小米以九年多前十来个人、一千万人民币的注册资本开始创业，在九年后的今天进入世界五百强，位列第468名，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五百强企业。这一点我自己想起来都觉得非常了不起，这并非我一个人的贡献，而是小米整个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包括我们所有用户一起创造了这个奇迹。毫无疑问，创业九年成为世界五百强，小米可以说是人类商业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除了世界五百强以外，我觉得还有几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从创业时的十来个人到现在的两万四千名员工，人数并不说明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公司，在五年前开始全球化，今天进入了九十多个国家的市场，并在四十几个国家排在智能手机市场前五位。 小米40%的收入来自于全球市场，并成为了BrandZ最具价值全球品牌百强榜的第74名，以及中国出海品牌榜的第四名，其实这些成就可能难度更高。 各位不妨试想，在全球化扩张的情况下，面向全世界招募这么多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要想不翻船，还真的挺不容易的。虽然我们吃了不少亏，但是总体来说发展还是非常平稳。 小米的这九年有什么管理上的经验呢？九年前我创办小米的时候，事实上并不是首次创业的大学生，在此之前我参与创办了金山软件，也管理了几千人规模的公司，所以我在做小米的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很简单的要求——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创业者。 这个话其实信息量很丰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过度管理一个创业公司。我想的最多的是如何简化管理，甚至我不需要管理。在创办公司的初期，我们提出了去管理、去KPI、去title。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因为在一个极高速的时代，一定要想清楚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从这个问题开始，我思考的是什么样的公司不需要管理，什么样的人不需要管理。假如我们找到这么一群人，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利益，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所以我把找人作为管理的第一个切入点。我要找到不需要管理的人，我们后来总结了这些人的三个重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首先他得能干，有能力。第二点，他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在没有外部激励的时候，这种责任心能够确保他把每一个动作执行到位，所以我们对责任心的要求非常高。因为责任心可以使我们简化很多流程。第三，有强大的自驱力。这个自驱力是我们理解共同的愿景，大家在一起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而你对此是否认同，之后，我们采用了互联网的手段，用股权和期权在内部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使大家为了一个伟大梦想，也为了每一个人自身的利益，有效地团结在一起。 这一点简单来说就是志同道合，找一群优秀的人志同道合。所以在小米创办的第一年，我们有80%的时间在面试。我们曾经在寻找一个关键技术人员的时候，核心团队在三个月时间里面跟他谈了十几次，每一次持续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之久。 现在常说人才缺失，我觉得首先应当思考你是不是花了足够多的时间。有个成语叫三顾茅庐，而在今天，为了招募人才三十次顾茅庐都不为过。我们常开玩笑说不是找不到人才，只是企业下的功夫不够。怎么在初创企业、快速变化的企业里面管好人，首先要找对人。他要有能力，有高度的责任心和高度的自驱力，找到这样的人以后，你的管理稍微弱一些，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 在管理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去KPI呢？因为其实业务的本质是为用户提供价值，但我们试图把它简化成KPI的时候发现，无论怎么描述，都很难找到准确量化的方向。执行简单机械的KPI制度，很容易掉入过度管理的深渊。 我看了不少介绍索尼的文章，索尼是我曾经非常崇拜的一家公司，是我年轻时反复学习研究的企业，但后来在管理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就索尼而言，绝对是被事业部和KPI这两个概念坑了。 我自己管了企业三十多年，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你的业务线一长，事业部一多，CEO怎么管公司呢？直接用报表来管公司，但眼前的报表不意味着长期的竞争力，而去掉KPI以后，我们怎么能够有新的导引来凝聚这几万人呢？在初创业时，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和用户交朋友，把用户变成朋友。这个说法提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 在九十年代，企业管理中大家最喜欢提的标语是把用户当上帝，但这句话纯属忽悠，因为在中国过去信上帝的人真不多。我说你敢把用户当朋友吗，有句话是说无商不奸，如果是奸商，又怎么能够把用户当朋友呢，用户自己也是不愿意的。 怎么成为朋友呢？在这一点上小米下了很大的功夫。毫不谦虚地说，小米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是较为领先。我们在上市以前经过董事会和所有股东的反复交流、沟通，确定小米要坚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 怎么体现我们坚持价格厚道呢？我们做了一个董事会纪要，规定今生今世我们小米经营的硬件综合净利润率永远不超过5%，如果超过5%，我们把多赚的钱全部退给消费者。小米可能是为数不多用法律的形式来约束自己净利率的公司了。 很多管理学里面都谈利润越高越好，大家在增长和净利的要求下，动作越来越变形，很多企业一步一步走向了不归路。那么为了避免小米走这样的路，为了永久性地取信于消费者，小米主动提出硬件综合净利润率永远不超过5%。 小米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我在提这个提案的时候，想法是不超过3个点，后来有股东提意见，考虑到全球利率的波动，所以写了5个点，我们的真实想法是做硬件产品只挣一两个点的净利。我们去年整个小米是1749亿人民币的营收规模，我们硬件利润恰好只有1%左右，这样每一个消费者买小米产品的时候，就收到一个承诺，小米做这样的产品，只赚一两个点的利润。因为只有这样持续坚持，我们才有机会获得消费者无保留的信任。 我在追求什么呢？我在追求，我们有没有可能营造这样的品牌，消费者进小米店里买东西不需要看价钱，也不需要看质量，只要你需要直接拿走付钱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追求的商业方向。 我们总是在想能不能获得用户无保留的信任，因为你只有获得用户的信任，这件事情整个小米的商业逻辑才比较流畅。所以小米的真正的KPI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超越用户的预期，让用户愿意口口相传，让用户成为粉丝，让用户给他的朋友推荐。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在小米创办的前五年，我们还定了一个更可怕的要求，叫零市场费用。在小米创立的前五年，我们几乎没有做过广告，也没有请过公关公司，也几乎没有发过公关稿。可能很多人说雷总是不是你们没钱，其实在2014年小米的估值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450亿美元，我们当时的营业额也在小一千亿人民币的规模上。这么做，我们只是想验证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如果你的产品好，用户口口相传是能够帮助你抵达足够多的用户。 今年十一期间我在欧洲，我在西班牙见到很多用户，包括我们一些同事，有些同事就是早期的米粉，我说你什么时候接触小米的，他说2010年。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做国际市场的时候，就有很多全球的粉丝把小米的作品翻译成世界上各种语言，在各个论坛和社区里面传播。所以使小米进入全球各个市场的时候，都已经具有了非常雄厚的品牌基础。 我们的KPI是怎么牵引的呢？是超越用户预期，和用户成为朋友，让用户无保留的信任。这一点其实就是小米最核心的KPI。当所有人的工作全部围绕这一点展开的时候，你发现原有的流程，原有的很多审批，原有的很多层级都消失了，所以使小米拥有了互联网的工具，互联网的手段和互联网的思维，具备了非常高效和极为扁平化的管理。这是第二点，去KPI。 第三点，去title。在早期的小米，我们按刚才的要求找了一百零几个人。其实他们比较典型的形象基本上都是在30岁左右，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且特别想做一些伟大的事业，我们就聚集了这样一批人。到今天为止这一百人里面应该还有90到95个人还在小米，也都活跃在我们非常重要的岗位上。 我们初期提的去title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基本上都给他们一个title叫工程师，因为如果给一个总监的话，可能另外一个人跟他差不多能干的人，说你给我一个经理肯定不行。如果你要给我一个总监的话，那整个办公室里面全部是总监。如果是工程师，大家都是工程师，反而能容纳更多能干的人。所以在初期小米刻意混淆了层级，小米在很长时间里面是没有级别的，而且到今天为止作为一个两万多人的企业，小米集团副总裁以上的管理者只有十三四个人。 在这样的相对平等的氛围里面，使每一个业务单元都具备非常强的主动性，初期我们在试验去title时也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绩。有时候我们想提拔个别做的非常出色的同事们担任管理岗位的时候，他们都说其实不需要，现在这样更好。所以基于这样一种管理氛围，我们创业了九年时间。当然在此时此刻，或者去年上市之后，我们在重新思考作为一个公众公司，我们怎么使公司变的更平稳更可控，更安全，而且更具备创新和增长性。 基于这么一个命题的话，我们在思考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思考的是怎么把小米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所获得的管理经验跟成熟的管理经验相融合，然后进行全面的管理提升。因为在今天两万多人的企业里面，如果还坚持我们九年前提的这些思想，有一些适用，有一些已经不适用了需要全面改进。所以小米目前正处在一个管理全面提升的阶段。 今天获得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再一次诚挚感谢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的评委会，谢谢大家给了我这么大的信心，使我有更大的动力认认真真把公司做好，有机会做成管理上一个标杆。谢谢大家。[详情]
201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10月21日上午，2019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在上海隆重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创力讲席教授杨百寅获颁“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杨百寅：穿着中山装的管理学者 一身平展合身的浅灰色中山装，一双传统千层底布鞋，发顶可见一丝丝银白，眉宇间却透着清朗，温润不失厚重，儒雅而又亲切。这是201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百寅给人的第一印象，这种特有的书卷气质似乎很难与他现代管理学研究者的身份相联系，但在深入了解他的学术思想与个人经历之后一切又都显得相得益彰。 放不下一颗中国心：用回报祖国的志向耕耘人资领域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也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刚满16岁的杨百寅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数学系。事实证明，4年系统的数学训练不仅培养了他缜密的逻辑思维，而且直接影响了杨百寅后来的学术研究。作为人力资源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主持开发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模型和科学测量工具（Dimensions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Questionnaire， DLOQ），已被译成7种文字，并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使用。 大学期间，除了专业课的学习，杨百寅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国学经典和深刻描写人性的西方文学名著。毕业分配时，杨百寅本来要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从事经济地理研究，然而，阴差阳错，最后却到了南京分院人事教育部门，且一干八年。“我对研究人特别感兴趣，喜欢思考，喜欢琢磨，尤其是研究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在说起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时，57岁的杨百寅眼中依然闪着亮光，“虽然我本科是学数学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其实对管理学更感兴趣，所以出国读了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 就这样追随着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也带着对于社会和人事工作多年的观察与思考，从1990年到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伊始，杨百寅正式开启了他在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学术道路上的漫漫求索。 拿到美国佐治亚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专业的博士学位后，杨百寅又先后在奥本大学、爱达荷大学任教，在明尼苏达大学，他从助理教授做起，在短短5年之内成为终身教授。 也正是在北美任教期间，杨百寅初试锋芒，研究成果开始获得学界认可。他先后获得（国际）《人力资源开发评论》2003年度杰出论文，国际人力资源开发学会年会1998、2003、2005年度十佳论文等荣誉。 然而，美国西部爱达荷州的优美环境，旁边黄石公园清新怡人的空气，中部明尼苏达优越的人文环境和终身教职，都留不住杨百寅那渴望归来的赤子之心。2006年，当收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邀请时，杨百寅毅然决定回国任教，而后出任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主任。 “我在中国长大，读完大学，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有机会出国，但一颗中国心放不下，我还是希望能够回国做点贡献。同时我是家中独子，只有回来才能做到忠孝两全。”虽然久居海外16年，但于国于家，杨百寅仍然怀着一份传统文化浸染下那种朴素真挚的情感。 回国工作以后，他还获得了国际人力资源开发学会“杰出学者奖”。俄亥俄州立大学职业教育培训研究中心主任雅克布斯（Ronald Jacobs）教授评论他是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二至三个顶级的学者。同时，他还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多项学术荣誉和教学奖励，并于2012年成为国家特聘专家。现任SSCI刊源英文学术杂志《人力资源开发季刊》主编，《国际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教育季刊》和其它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 对中国管理有信仰：用学贯中西的慧眼挖掘本土特色 “管理学者的研究，带着不同的眼镜，在实践当中是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也会总结出不同的东西来。”作为杨百寅多年的同事，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斌告诉记者，“百寅对中国管理有信仰，这使他戴上了一副非常重要的眼镜，让他能孜孜以求地发掘中国管理的一些特征与特色。”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信仰，自2006年全职回国工作以后，杨百寅一直致力于中国式管理与领导力及其思想文化基础的研究与探索，在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意识形态对经济机制以及组织和管理所起的影响作用后，首次提出了中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受到三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共同影响的学说。 基于以上思想而形成的专著《定力：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于2018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如果说儒、释、道三家合流创造了至今令人怀念的盛唐和富宋，那么，吸纳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华也将成为民族复兴的定力。贯穿这本著作的正是作者一直倡导的知识三元论。杨百寅对“三”这个数字情有独钟，他常常引用老子的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杨百寅独创的“知识的三元理论”中，基于当代哲学大师哈贝马斯的人类三种知识的理论，结合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良知概念，他创造性地把人类拥有的知识分为“理性”、“感性”和“活性”三个层面。其中“理性知识”是指主要指依靠智商获取的理论性知识，“感性知识”是由感悟和洞察力带来的经验性知识，而“活性知识”则是由情商决定的价值观和理想。知识三元论不仅指导着个人的健康发展，对企业组织同样大有裨益。特别是在知识对管理导向作用日益凸显的时代，只有打破传统惯性思维，充分调动人们批判性地学习积极性，以此来促进对知识的提炼和共享，企业方可提高应变能力并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此外，杨百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经营获得要更多地倾注活性知识的重要性，虽然这种知识不能作为企业管理的主旋律来对待，但它无论如何在探寻管理的整个运思之路上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知识蕴涵着对未来战略管理的美妙设想，为企业重组管理提供了新的基因。 在中西结合，多元融合的基础上更注重本土化的研究是杨百寅一直坚持的治学理念。“我希望能够打通中西文化的壁垒，对中西文化本质性的东西进行研究探索，同时把中国更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运用到现代社会管理中。”杨百寅说到。 就拿目前管理学文献中常用的“组织公民”这一概念来说，相对应的中国本土概念应为“主人翁”。因为“公民”一词是源于西方的政治理念，而中国自古都是“百姓”、“臣民”、“草民”之说，所以，杨百寅进一步指出，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的种种差异，中国学者在研究“组织公民行为”时不能一味延用西方的概念，而应充分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实际国情。 去讲述中国的故事：用常年如一的坚守教授“顶天立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杨百寅深厚的学术积淀更多源于他超乎常人的努力钻研。 “我们晚上11：00从实验室回寝室，老师在办公室；我们11：15走，老师在办公室；11：30走，老师还在！”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助理教授高昂现在回忆起在杨百寅指导下的读博岁月，对老师的勤勉依然记忆犹新。 他又接着补充道：“其实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恐怖的是第二天早上我们8：30到实验室，发现老师已经到了， 8：00到老师又到了。” 办公室里杨百寅伏案的身影无声地教会了他的一届又一届学生如何做学问；而工作以外的一言一行又教会了他们如何在自己的教学中为人师。 雷打不动的每周一下午5：30，杨百寅都会在他办公室前的那张大桌子上，举行学生交流组会，不仅仅是下课的学生，已经参加工作的学生只要有空也都纷纷赶到，师生围坐在一起，探讨学术之余，工作、生活上的事也无所不谈。爱生如子是杨百寅身上的另一个标签。 杨百寅的学生、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艳告诉记者：“杨老师曾经说过‘我让你们开组会，一是想促进你们科研进步。二是想每周见见你们，你们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孩子，我要见你们一切都是安好的。’这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李艳从博士后出站后，也经常召集自己的学生开组会。“我想把我的老师教给我的一切良好的品行传承下去。” 说起自己的导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在读博士生孔奕淳眼中充满自豪与崇敬。“杨老师总是勉励我们，作为当代青年，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要开展好我们的本土化研究，要聚焦中国发展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些特别切实的问题，真正通过管理学的理论创新，去讲好中国企业的故事，去讲述中国智慧，从而展现我们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我思考的是我们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既能顶天又能立地。顶天是能够跟西方最先进的一些管理学的理论和思想进行对话与交流，立地则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践，把中国企业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进行总结提炼。”说到讲好中国故事，杨百寅的神情含着希望，眉头却微微收紧，“关于这方面的深入探索工作，我还刚刚开展，做得好的话就能够把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概念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传播，发扬光大。” 这就是杨百寅，他穿着中山装，代表着新时代优秀的中国管理学者，不忘初心，不断求索，顶天立地。 文/高塬[详情]
201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10月21日上午，2019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在上海隆重举行。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校长讲座教授贾建民获颁“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贾建民：学术创新只为“多走半步” “创新是学术的推动力，更是学术的生命力。哪怕在前人基础上多走半步，都是学术进步。”这是201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得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校长讲座教授贾建民对学术创新的理解。正是凭借这种创新精神，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管理研究，追求着他的学术抱负，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钟于风险：不确定性使管理充满挑战 贾建民一开始学的是机械学专业。 1978年，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贾建民考入西南交通大学机械系攻读学士学位。四年的本科学习，让他对力学和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随张震教授到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管理工程硕士学位。 时隔37年，贾建民回忆起与管理学的初次结缘，仍是记忆犹新。刚开始涉足管理学的贾建民并不适应。直到后来接触了一些用数学描绘管理学和经济学原理的书籍，他才发现，原来管理学同样充满了数理逻辑。 “数学、力学的知识储备，一直是我在后来管理研究中值得庆幸的事情。”贾建民说，数理逻辑、工科背景与管理相融合，不仅让他慢慢喜欢上管理学，更是对后期理论和模型的构建起到很大帮助，“数学思维很重要，她让我们明白获得一个结果需要什么样的假设、条件。” 早在研究生阶段，贾建民便开始研究管理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这为他之后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当时跟着导师接了世界银行的课题，要研究上海港货物运输的季节波动。”他花了一年时间，跑遍上海的所有码头收集数据，探究波动和不确定性如何测度，如何在考虑运输波动的情况下确定港口的最优规模。“当时我并不满足用现有的季节波动测定的方法，而是提出了自己的基于样条函数的时间序列分解方法，以此来服务于这个课题的研究。”贾建民说，“批判精神是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对现有的理论和方法有质疑，才会有创新的动机。” 对学术的热爱和创新的追求一直贯穿着贾建民的一生。硕士毕业后，贾建民任教于西南交通大学管理工程系，三年后，他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次年，贾建民公派前往卡内基梅隆大学和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而后决定重新成为学生，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我国当时的管理学科比较落后，出国以后才发现自己有许多基础的东西需要学，于是便又做回学生。”贾建民说。就读博士期间，在导师的指导和帮助下，他对风险决策方法有了更深刻的认知，结合自己之前研究的背景，希望从多目标决策的思路，把“风险”与“价值”看成两个维度权衡的决策问题。这为他建立风险-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 绘以数学：管理决策通常是风险与价值的权衡 在贾建民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深蓝色硬皮书，A4大小、1元硬币的厚度，虽有岁月的沉淀但仍精心保存，这便是贾建民的博士毕业论文。 随意翻阅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便能看到许多数学模型。“这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有创新性的工作。”谈及博士毕业论文，贾建民有些自豪，“这份论文获得了当年的博士论文名誉提名奖，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那年有800份博士论文，仅6人得这个奖；同时论文中的一个章节获得了美国运筹学学会（现INFORMS）的决策分析最佳研究生论文奖。” 博士论文的主题是“风险-价值理论”，这也是贾建民最有代表性理论，用于描述人们基于风险和价值回报，如何权衡利弊的具体决策行为，并用理论和模型来预测这些行为。“例如评估一支股票，它是否具有购买的价值，不仅要看它过去的平均回报，还有看它的波动及风险。”贾建民说，“我们的风险-价值模型可以很好的描绘不同风险偏好的人是如何定价，并做出他们的投资决策。” 基于好的数学基础，贾建民擅长使用模型来分析管理问题，并通过模型推论、预测一些行为现象。他提出的风险-价值理论不但为那些通过权衡风险与价值来做决策的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模型，而且将两个过去相对分离的研究领域即感知风险与决策偏好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基于风险-价值理论还建立了多种新的决策模型。贾建民还与他的合作者把风险-价值理论应用在消费决策研究中，发展了失望与后悔模型， 建立了更具有解释力的消费者价值评价和选择模型。 “例如，一个投资者对投资收益的评价，不仅会将收益与自己最初的期望相对比，衡量失望，也会将收益与其他未投资产品的收益进行对比，衡量后悔，以此来评价投资者对投资的满意程度。”贾建民这样解释失望-后悔模型。 风险-价值模型还应用在消费者服务质量不确定性研究中，建立了服务质量动态评价的全贝叶斯决策模型。另外，贾建民与他的合作者还提出了属性冲突的决策新概念，并应用实验方法和仿真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属性冲突对消费者偏好不确定性的影响。“通常一个产品有好的属性也有差的属性，而且人们的评价也有好有坏。那些属性冲突大的产品会引起消费者决策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产品评价会延迟甚至打消购买欲望。” 贾建民在决策分析和市场营销领域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包括《管理科学》、《市场科学》、《消费者研究杂志》、以及《运筹学》等多个国际顶级学术期刊。风险-价值理论、失望-后悔模型、全贝叶斯决策模型、属性冲突……这些专业的学术概念，应用起来，便如同生活中隐藏很深却又令人豁然开朗的道理。 源于实践：从理论模型到企业应用 管理需实践以成其事的，贾建民亦肝脑涂地去做，即使当中的过程远非他所想、所预计。他说“理论与实践的耦合是管理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2005年，贾建民与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合作，结合营销模型和顾客数据，在企业层面进行了成功的运用。研究从客户数据出发，涉及寻找客户、提升客户价值、挽留可能流失的客户等各个环节，提升了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的数据管理能力与客户关系的管理能力。 “跟贾建民教授的团队合作后，我们可以从定量的角度了解到什么样的客户是最有价值的客户。”原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现众安保险执行董事陈劲说，“当时我们从数据维度分析中得出白领阶层是最有价值的客户，因为高端客户不会在信用卡上借钱，而低端客户借钱还不了的风险大。这个分析在十几年前互联网还不是很普及的情况下非常有价值。” 贾建民从项目研究中看到了数据的价值，通过数据可以洞察甚至预测消费者的行为，这样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效益。过去十年，贾建民与多个企事业单位进行深度合作，开展大数据应用研究，包括成都市公交集团、成都市铁路局、广州市铁路局、四川电信、以及IBM公司等，并且承担了“大数据环境下的顾客洞察与市场营销策略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关于铁路春运的研究，成都市铁路局客运处处长肖建明评价说，“贾建民教授的春运旅客出行需求分析，为铁路改善和提升运营组织管理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建议。” 贾建民是较早开展大数据行为研究的学者，他在四川电信的营销实践中，通过采用有限顾客样本的实验与大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有效的提升了营销效率。他解释到，“消费者很多时候不会给第二次机会，所以通过实验与大数据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较少的样本把最佳的营销方案和顾客特征确认好，然后再进行大规模的推广，这样可以大大提升营销的有效性和总体效益，并且最大限度的保护消费者的隐私。” 馈予社会：在灾害中探究公众的风险感知 “人这一生中充满着不确定性，任何经历都有可能影响研究的方向。”贾建民说，他最开始研究风险管理，便是在2003年遇到了SARS。 2003年，SARS由广州爆发蔓延至北京等地，进而引起全国的恐慌。当时的贾建民担任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由于工作原因，他辗转于香港和成都两地，在那段人人自危的时期，有一次他刚到成都，便被隔离起来。“当时SARS严重，刚下飞机便被隔离在酒店，过了几天才能出去。”贾建民说，被困在酒店的他便想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出于自身对风险管理的研究，贾建民想要了解SARS环境下人们的感知风险和应对行为。他接连设计多份问卷，与中科院和相关学校合作，请同事帮忙，在上海、北京、广州、香港、成都5个城市研究人们对SARS的感知风险。“虽然SARS严重，但人们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当时在香港就通过餐厅进行问卷调查。”贾建民回忆起当时的艰辛，调查结果则非常有意义：人们面对SARS风险表现出群体恐慌，对感染率和死亡率产生非理性的过高估计。 “应对SARS，香港人喜欢戴口罩、成都人喜欢喝中药，而相对于疫情严重的北京，成都展现出来的群体恐慌更为严重，一些地区甚至有超过50%的人认为自己会在SARS中死亡。” 在另一项调研中，贾建民发现，先报道发现“疑似病例”比直接报道“确诊和死亡人数”能降低人们的风险感知。“针对这个调查结果，政府和媒体就可以采取相应的策略、政策，减少社会的风险感知和压力，帮助人们正确评价SARS对人类的威胁性。”他对SARS的调查研究还受到人民日报的专访。 除了对SARS的研究，贾建民在地震风险感知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这与他是四川人，曾经历过多次地震有很大关系。“汶川地震发生时，我在成都市区的车上，突然就地震了。急忙回学校看师生。”回忆起11年前的汶川地震，贾建民仍是感觉历历在目。震后，他带着学生前往灾区一线，了解受灾群众的需求，以及他们的感知风险和应对行为，并将调研得到的第一手数据反馈给四川省的相关部门。 “在整个重建过程中，贾建民教授带着我们结合灾区的状况、灾民的需求、风险安置、应对行为，做了系统的跟踪与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基于这些数据在贾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贾建民的学生，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的李华强教授回忆道。 在2013年雅安地震时，贾建民也对灾民开展了调研工作，了解他们在灾难时的反应和应对行为，以及震后的风险感知。“当时我们搜集了大量数据，研究什么才是灾难后人们心里恢复有效的方法，结果从APP（应用程序）的使用数据中发现了答案。”贾建民说，“在地震后，人们照样会使用娱乐性的APP，比如音乐、视频，或者游戏等，而且震级越高的地方，他们使用率也越高。” 一般在大灾难过后，电视节目中都充满了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很少再有娱乐性节目，而我们这项研究发现，则刷新了这种传统的认知。“实际上娱乐节目对人们的心理恢复非常关键。根据我们的调查，使用娱乐APP多的人，他们在地震一周后感知的威胁要低很多，这起到了一个减压的作用，也是一个必要的心理需求。”贾建民与他的合作者将这些研究成果，抽象成一般性的理论，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心理科学》上，为世界各地的灾后重建提供帮助。 痴于学术：凭“时空关”续管理学探索之途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眼里，贾建民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术痴，“他在大数据、管理学、营销学方面均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同时治学严谨，受学生尊重与追捧。” 当被问及每天的生活时，贾建民坦言，如今少了行政工作他有更多时间享受研究的乐趣。“除了上课，我平常在办公室和校园活动。有时和学生讨论交流，大部分精力可以用在研究上。”贾建民说，“当然我也有10几个研究项目同时在进行，学术研究是有风险的嘛。” 管理学与大数据相结合，是贾建民目前研究的重点。他认为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从时间、空间、关联这三个维度，基本上能够描述人们的行为。“时空，主要是人的位置信息，以及人的流动，比如每一天上班、购物、休闲等基本行为，而关联，则涉及这个人的社会网络，他的家庭和朋友等等。“时空关”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文化。”贾建民说。 根据贾建民的“时空关”理论，拼多多正是抓住了“关联”这一环，通过社交这一层去寻找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大的顾客价值，并且降低企业的宣传成本。而腾讯集团以AR为特色的《一起来捉妖》游戏，在利用时空操控玩家在特定时间到达特定地点抓取“妖怪”后，然后又开通了交易功能，通过相互关联从而创造该游戏新的价值。 在贾建民看来，人脸识别的下一步发展方向也能用“时空关”来预测，“两年多以前我在演讲中就指出，人脸识别不仅需要识别出一个人，更需要能够根据人脸识别出他们活动的轨迹，以及有共同轨迹相关联的其他人，识别其时间、空间、关联三个方面的信息，才能够更好地掌握人们的商业和社会行为。”贾建民说，而“时空关”的思维，不仅涉及消费者的流动性，还涉及其社会关系与关联性，对于一些企业而言，利用这三个维度，寻找价值创造的新机会，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未来，贾建民还将继续从事大数据行为方面的研究，在他的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服务，并希望能在交叉学科和社会科学理论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都是为了推动我们更好做决策，下一步我希望能将这些不同领域更好地融合，开辟新的研究机会，为管理学和社会科学做贡献。” 文/吴荃雁[详情]
Copyright © 1996-2019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