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滕泰
“十五五”期间，有必要推动消费有一个“上台阶”式的增长。“十四五”期间，我们对消费的认识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转变。2020年时候，面对着疫情冲击，学术界和决策层对提振消费需求的认识还很不够。真正重视提振消费，是从2022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开始，明确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把促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到2024年有了1500亿元的“以旧换新”补贴，今年把提振消费作为经济任务之首，“以旧换新”补贴规模扩大到3000亿元。
在已有决策共识的前提下，“十五五”期间应推动消费有一个“上台阶”式的增长。展望未来五年或者十年，考虑到国际环境，以及房地产投资和民间投资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过剩等情况，如果消费还保持百分之四这么一个低于GDP的增速，那么总需求不足的局面恐怕很难扭转，“十五五”期间要化解总需求不足风险，消费的增速必须达到5%以上，甚至6%以上才行。
从在GDP的占比看，消费占比要从现在54%—55%左右，提高到2030年的60%到以上，提升5到10个点，居民消费占比从现在40%左右，要努力提升到45%甚至50%，实现“上台阶”式的增长。
过去这几年，尤其是去年以来，中国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对提振消费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变化，如果从学术角度观察，都是线性的、边际上的微小的变化，消费增速和其在GDP的占比，并没有根本性的提升。
“十五五”期间提振消费，怎么从一个线性的、边际上的小改善，变成一个“上台阶”式的增长？
要实现这个目标，以下五点很重要。
第一，要重视国有资产的作用。目前我国国有资本权益超过百万亿元，这是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拥有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如果把它用好的话，有条件用来改善社保，实现这个目标。
以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增加国民福利的案例，可以参考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的三家国有公司，GIC、淡马锡和金融局，每年把其盈利的50%拿来分红，居然能贡献该国财政收入的15%—20%。我们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规模，对财政收入和提升社保水平，是不是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
第二，要发挥好资本市场的作用，之前的改革已经为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做好了准备。我们不能忘记之前国有股全流通和划转社保的改革都已经完成，而且是付出了几万亿成本的。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讨论全流通和国有股减持，我当时曾提了一个优先股的方案，建议把国有股直接变成优先股直接流通，跟普通股不一样，不冲击存量市场，但优先分红，成为了当时证监会规划委选出的八大方案之一，后来由于股市低迷，全流通改革暂停。2005年重启股权分置改革，最终选择了送股补偿方案，国有股要流通，就需要给普通投资者送股，平均每10股送3股、4股，最后才获得了流通权。所以，国有股不是天然就流通的，是送了几万亿的股权后才可以流通的。股权分置改革以后，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 ，到2020年末，共划转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 。
所以，这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为实施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铺平了道路，现在只要宣布扩大范围、提高些比例，再拿出10%~20%来补充社保基金，就可以把农民居民养老金从现在的220元左右提升到500-1000元。
现在资本市场市值是100多万亿，到2030年至少达到200万亿，国有股权自然水涨船高，我们完全有条件利用国有资产流通，或者划转社保，或者分红，来解决城乡居民社保的问题。
当然资本市场上的长期牛市还会带来财富效应，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所以提振消费，尤其是推动消费有上台阶式的增长，一定要发挥好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让14亿人都能享受到资本市场繁荣的好处。
第三点，要发挥好消费补贴的作用。去年1500亿“以旧换新”补贴也好，今年3000亿也好，都发挥了很好的促消费作用。但是跟50万亿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的话，这占比才多少？相对140万亿的GDP来讲，它能产生多少影响？所以消费补贴一定要提到万亿以上，只有万亿以上的消费补贴才能真正发挥看得见的作用。
“大力提振消费”已经被列为今年重点经济任务之首，在“十五五”规划中也一再强调，可如果做财政预算时钱不往这儿安排，几万亿、几万亿地全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提振消费的政策重要性怎么体现呢？
只有万亿以上的消费补贴才有作用，这个资金来源不必多说了，只要减少低效无效投资、减少出口补贴和生产补贴，一年可筹集几万亿元。
消费补贴的方式上也可以改善，“以旧换新”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再往后，无论是家电还是汽车，边际效应肯定递减了。消费补贴最好的方法，不是指定商品，而是指定人，也就是把消费补贴转成收入补贴。
当然，也可以发通用消费券，三个月或半年不用过期作废。但不论是发钱还是发消费券，一定是跟人挂钩，而不是跟商品挂钩。凭什么补贴汽车和补贴家电，却不补贴理发或餐饮？6亿中低收入人群中，有的买不起手机，有的买不起汽车，他就享受不到补贴，但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恰恰是这6亿中低收入者，那怎么给他们补贴呢？就是给他发钱或者发消费券，他们爱买什么就买什么。消费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我们指定。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消费补贴要从几千亿规模提升到万亿规模，发放的方式要从指定商品补贴变成收入补贴，尤其是针对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补贴。
第四，要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调了，货币政策要“适度宽松”。这一年过去了，我们降息就降了一次，降了多少呢？降了0.1%。在通货紧缩的挑战下，年轻人找工作困难，企业盈利下滑，降息就降一次，降0.1个点，这叫逆周期调控吗？能起到扩张性的作用吗？能提振消费吗？
降息、降准的力度多少合适？两年前我提出一个指标，M1增速要达到10%以上才叫扩张性政策。去年M1增速是负增长，现在它到了7.2%了，很快就到10%了。M1增速与资本市场活跃高度相关，投资者买股票不能用定期存款买，必须用现金和活期存款（M1）。M1与消费市场繁荣和投资增长也高度相关，消费者买个面包，企业买原材料都得用M1。所以这个流通中的现金加活期存款才是交易的需求，交易的准备，它是领先指标。
但是当前的一年期LPR还是3%，利率还有很大下降空间。80万亿的居民信贷，利率降低一个百分点的话，就减少8000亿的融资成本；160多万亿的非金融企业信贷，利率降一个百分点，它就少支付1.6万亿的利息成本；100多万亿的中央和地方负债，利率降一个百分点，财政就也少付1万亿利息，消费和民间投资不就起来了吗？所以货币政策还有极大的作用和操作空间。
最后，我谈一下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作用。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是我2012年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时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在这之前，中文世界里没有“新供给”这个概念，英文世界里也没有New Supply。所以我们看到政策上现在都在讲“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我是很欣慰的，因为学术主张影响了经济实践，政策采用任何学术概念当然也无需引用。但是学术界应该不一样，2013年开始就有个别学者“拿来主义”地借用“新供给”的概念，而不注明出处，提出内容跟“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一样的大拼盘式的所谓“新供给经济学”（毫无学术思想，更谈不上理论创新，主要把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政策主张都抄了一遍），后来甚至直接抄袭我已经发表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文章题目，并模仿解释，发表到学术刊物上，这种“吃相”实在不算优雅。
区别于“萨伊定律”以及美国80年代等老供给经济学，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不是所有的供给都能创造等量的自身需求，尤其是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供给只能创造递减的需求；而新供给和供给扩张阶段，则能创造递增的，甚至成倍的新需求。2012年我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及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案例是乔布斯和苹果手机的案例：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然后人们再也离不开智能手机，由此衍生还创造出了网约车、社交媒体、短视频等等新供给。可笑的是，不久前看到那个十多年前盗用“新供给”概念的学者，又在开始东施效颦地谈“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用的还是我2012年乔布斯和苹果手机的案例，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现在已经是人工智能时代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案例层出不穷，既然不愿注明出处，能不能不要再抄袭别人的老案例了？
最后要强调一点，不论怎么去提振消费，都不能违背经济学原理。按照我在《新供给经济学》中修订过消费函数，影响消费的包括那么几个变量，短期消费是收入、利率、税收的函数，长期是新供给的函数，与这些变量无关的其他措施可能都没有用。也就是说，如果居民实际收入不变、利率不变、税收不变，新供给不变，表面上促消费活动搞得很热闹，实际上只是消费需求内部的结构性变化，在这儿增加的消费，就是在别处减少的消费，如果不可能从宏观上增加消费需求总量，那这些促消费活动都是没有意义的。
来源：滕泰经济脉搏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责任编辑：曹睿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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