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伟：促进消费的基本出路在于消费升级

　　意见领袖 |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举办“扩大内需战略与提升居民消费问题研究”课题研讨会，邀请相关政府部门专家、高校院所学者、市场主体代表就扩大国内需求、恢复和扩大消费、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等相关议题建言献策。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原司长杨元伟参会并作专题发言。

　　杨元伟表示，针对居民消费的研究，是当前推进社会和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当前扩大内需政策已然明确未来发展方向的背景下，为准确把握当前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和完善路径，扩大内需与提升居民消费问题研究要重点关注以下四个背景性情况：一是要厘清收入分配结构及GDP核算中数据关系；二是要认识到从长远来看，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等路径促进消费的效果均不是很明显，消费升级是提升我国消费能力的基本路径；三是要综合考虑投资和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投资与消费做进一步有效区分，尤其是生产性投资与生产性消费的区分；四是要关注内需与外需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扩大内需后应对商品进出口顺差和劳务逆差的方向。

　　针对居民消费的研究，是当前推进社会和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已经指出了以下五个方向：一是扩总量；二是提高供给质量；三是完善分配；四是解决市场机制运行效率问题；五是完善环境。这五个方向明晰了扩内需的五个视角，按照此视角去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为了准确把握当前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和完善路径，在深入研究的同时，有几个背景性情况，需要加以认真对待。

　　一、厘清收入分配结构及GDP核算中的相关数据关系

　　在上述大背景下，需要理清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第一，厘清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目前的收入分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结构？这是我们准确认识消费基础源泉的重要一环。以2019年为例，政府总收入为 35.70万亿元（包括税收收入15.80万亿元、非税收入3.24万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8.45万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8.08万亿元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0.13万亿元），GDP为98.65万亿元，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值为36.19%。但这36.19%，并不意味着GDP的36.19%由政府占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2019）》，当年98.65万亿元的GDP在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最终分配份额分别是17.54万亿元、21.54万亿元和59.37万亿元，此外还有0.20万亿元用于国外项净支出，占比分别约为17.78%、21.83%、60.18%和0.20%。

　　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从政府支出的方面讲，转移性支出减少了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而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首先，全国约有5，000万人是政府供养人口，如教师、医生、政府公务人员等，政府给他们的工资性支出总额在2019年度为近9万亿元；第二，从社会保障基金中给退休人群发放的养老金总支出为5.4万亿元；第三，在政府性基金收入中的土地出让收入，有法定的支出项目，即：用于征地拆迁补偿和补助被征地农民，2019年土地出让收入为8万亿元，其中超过4万亿元用于以上项目支出；第四，政府对社会贫困人群有特定的补助政策，如低保、救助等，2019年这方面的支出约1.6万亿元。仅仅这四个方面的政府转移性支出就有20万亿元。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计算政府对居民的实物性转移。

　　从政府收入方面讲，收入渠道并不仅仅限于GDP分配，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GDP之外，即来自于非生产性财富。例如：土地出让金收入被认为是交易性收入，在统计核算过程中不形成GDP。对政府来讲，在资产负债表上只是改变了资产的存在形式，政府在减少土地使用权的同时而获得了土地出让金（现金），期间没有产生任何增值因而当期不会产生GDP。从目前的现实看，类似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资源或闲置资源从非经济领域向经济领域转入时的财富。政府将拥有的自然资源或闲置资源从非经济领域向经济领域转入时而在转入环节上获取的收入，目前主要有土地出让金和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此类收入对价交换，不存在着价值转移，只是财富存在形式发生了变化，为交易类收入。2019年，政府交易类收入为8万亿。二是预期财富跨期至当期实现，主要贡献自证券市场的交易活动。2019年，沪深两市（包括A股和B股）总市值和流通市值增至59.29万亿元和48.35万亿元，债券市场余额97.11万亿元，商品期货交易总额220.99万亿元，金融期货交易总额69.62万亿元，2010年至2019年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9.34%、10.73%、7.69%和6.04%。由此推算，2019年的跨期转入财富约为11万亿元。政府在此方面获得的收入主要是税收，约为0.8万亿元。三是财产计价基准调整形成的孳生财富，主要表现为在资产持有环节资产价格水平上升形成的资产利得。2019年，推算为近9万亿元，政府获得的税收约0.5万亿元。而这三个方面的可分配财富，均没有纳入GDP的核算。这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综上，分配结构的研究，应以全社会可分配财富为起点。

　　2019年，全社会可分配财富的总额约为123万亿元。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可分配财富中的占比约为19.26%、24.76和55.82%。

　　第二，厘清居民收入的分配结构。2019年，居民在全社会可分配财富中的分配占比为55.82%，达69万亿元，按2019年年末14.1亿人口均摊，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695元，是当年全国人均消费水平（27，504元）的1.77倍，消费率为56%。即使剔除非生产活动收益，居民在GDP中分配占比为60.18%，总额也达59万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有42，106元，是全国人均消费水平的1.53倍，消费率为65%。若再考虑政府收入中支付的实物社会转移，则调整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6，254元，是全国人均消费水平的1.68倍，消费率为60%。同期政府消费总额为16.54万亿元，扣除实物社会转移5.83万亿元后，余10.71万亿元，明显缺少向居民消费转换的空间。

　　但是，无论哪种居民分配占比结构表现出的消费水平，与国民经济55.8%最终消费率相比，都没有表现出突出的消费偏好倾向，消费总额也只有39万亿元。反而是高涨的投资热情，储蓄率高达34.79%，形成了11.67万亿元的直接投资和12万亿元的净金融投资。这可能正是居民存款和理财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

　　因此，居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可能不会很高。试图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占比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意图，在现实中可能不会产生很好的效果。而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的致因做深入的分析，应是研究的重要方向。

　　二、消费升级是提升我国消费能力的基本路径

　　从长远看，通过刺激消费、特殊分配等手段提升消费能力的效果都难以长久的保持，真正能够提升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基本路径在于消费升级。从当前情况看，产品消费市场基本不存在着供小于求的情况，服务消费市场可能会有一些，对此应进行细致分析。对于供不应求，只有在市场是以需求为主导的供求关系中，才会由于供求总量不充分而抑制消费。今后至长远，我们基本上都会处于需求主导的市场环境中，由于供给能力的提升和消费类型的细分，未来消费能力的提升只有靠消费升级。

　　我们从居民收入水平决定的潜在消费能力与实际消费的差异可以看出，影响消费的重要原因可能是消费满足度较低，即：产品及服务的品质没能适应消费期望的增长。而在现实中，许多消费领域不仅是产品及服务的品质提升较慢，还明显出现了品质降级的趋势。例如，餐饮本是很有特色的消费领域，中国美食特有的文化和智力特点，本应是很好的消费主题。但当下餐饮业的工业化趋势，如预制菜等，拉低了餐饮业总体的供给品质，而在餐饮消费难以分层的背景下，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本来很好的消费主题，在工业化的冲击下，不是去提升供给品质，而是拼“成本”，阻碍了餐饮业的消费升级。从现实情况看，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状况还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靠消费者“用脚投票”来逼迫供给品质的提升，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出路在于加大对消费的保护，全面实行消费分层、品质标准、专有保护等。

　　三、可对消费与投资进一步做有效区分

　　从扩大内需的方向来讲，有两大目标：一是保持国民经济稳健的发展态势，二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但我个人感到，从扩大内需战略的基本内含看，侧重于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需要将经济增长与扩内需战略，包括提升消费能力，做综合性考量。综合考虑的重要方面，就是要对投资和消费按性质做进一步的划分。从投资和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看，短期效应明显，必然会拉动经济增长，不同性质的投资和消费都能产生同样的效应。

　　但从中长期看，不同性质的投资和消费所能产生的效应有差异，需要把投资和消费做生产性和生活性的区分。投资中既有生产性投资，也有消费性投资。生产性投资对生产要素会产生正向的推进效用，可以在未来推动经济增长，而消费性投资只能保障当期生产价值的实现，但不会对生产要素形成正向的推进效用，因而在未来不会推动经济增长。

　　同理，消费中既有生活性消费，也有生产性消费，那些有助于提升劳动力质量的消费，应归于生产性消费。生活性消费只能保障当期生产价值的实现，但不会对生产要素形成正向的推进效用，因而在未来不会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消费对生产要素会产生正向的推进效用，可以在未来推动经济增长。尽管生产性消费只是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升有推进效用，但是随着高素质劳动力稀缺程度的增加，生产性消费对未来经济增长推进作用的效用也将随之增加。但是，生活性消费只有短期效应，没有中长期效应。如，消费对劳动力的影响，对退休人员来说，再多的消费也不会把自己变成合格的劳动力，但是对劳动力来说，足够的消费可以使劳动力的素质有所提升。所以，在投资和消费方面，需要对生产性投资和生产性消费做有效的区分，这对决定未来的政策亦是有帮助的。

　　四、关注内需与外需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提高消费、扩大内需过程中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关注，即如何正确处理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这直接关系到资源的总供给。目前，我国商品的进出口为顺差，劳务的进出口为逆差。在国内消费规模扩大后，国内需求总量也将随之扩大，对商品进出口的顺差和劳务进出口的逆差将如何考虑？是依然维持现有规模，还是要减少商品顺差，扩大劳务逆差，这也是相关研究要考虑的一个出发点。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