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建立信用扩张新机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张斌

　　建立信用扩张新机制。保住前期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成果，同时避免经济破位下行，需要建立信用扩张新机制。

　　中国经济面临破位下行风险。经济是否破位下行，判断标准不在于GDP增速高低，而在于GDP通胀因子高低。GDP通胀因子过低意味着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经济过度下行。2017年以来，GDP通胀因子持续下滑但仍保持在合意区间以内，截至3季度末GDP通胀因子2.8%，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1个百分点。未来价格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我们分别利用大宗商品期货价格预测、南华工业品期货价格指数与PPI的VAR模型、根据PPI自身数据特征的ARMA模型估算了未来的PPI价格变化，结果显示未来几个季度PPI处于-2%-0.5%之间。给定历史上GDP通胀因子与PPI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意味着GDP通胀因子有望降低至1%甚至更低水平。这样的价格水平对应着需求不足，历史上看这样的价格水平会伴随着着经济低迷、工资、利润和税收增长大幅放缓，企业债务压力凸显。

　　当前政策调整止不住信用收缩。经济下行压力得到了广泛关注，货币当局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放松货币政策条件，财政方面也在积极谋求减收增支。但是目前这些政策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机制上，都还远不足以弥补前期化解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相关政策带来的信用收缩，经济仍在下行通道。

　　以往面临比较突出的经济下行压力时候，采取的做法是中央出项目和少部分资金，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来自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央、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一起发力才会有效，缺一不可。每次采取刺激措施后，短期内效果很明显，短期内信用显著扩张，全社会购买力大幅增加，工资、企业利润和税收也随之上升。这种刺激经济方式带来了很多问题，如效率不高风险高、资源浪费、不公平、债务难以持续等。但还应该看到，中国正处在新一轮的结构转型进程中，工业品供大于求、服务业供不应求，这种供求不匹配的背景下，私人部门信用扩张动力弱、对收入增长的支撑也弱，经济总体面临需求不足压力。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在需求不足环境下保障了需求增长，保障了必要的工资、利润和税收增长。传统的刺激经济方式需要调整，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规定和资管新规有其合理性，但仅仅是破旧还不够，如不能立新则问题更大。打个比方，地方政府平台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好比是个大机器上面的关键零件，这个零件不好用，迟早要出问题。突然把这个零件卸掉了，新零件没有装上去，整个大机器运行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人们会怀疑这个大机器还能不能工作下去，信心会动摇。

　　仅靠货币当局注入流动性不足以扭转局面。货币当局向银行注入更多流动性，金融机构如果不能把钱用出去，信用扩张还是难以恢复。金融危机以后的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这个局面，目前中国面临的也是这个局面。在化解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相关政策的压力下，金融机构担心违规或者风险不愿意贷款，以前的融资大户地方平台也不愿意借款，由此带来的信用紧缩又会让企业经营进一步恶化，企业的（尤其是中型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进一步恶化。截至2018年10月，广义货币存量增速从年初的8.6%下降至8%，前10个月广义货币增量累计同比增速-4%；社融存量增速从年初12.7%下降至10.2%，前10个月新增社融累计同比增速-14.8%。从社融的分项数据来看，受资管新规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定影响最大的表外融资下降最突出，新增表外融资（新增委托贷款、新增信托贷款和新增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2.57万亿，累计同比增速-184%。

　　财政扩张力度远远不够。财政支出并不积极。“财政性存款=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政府存款+国库定存+待结算财政款项和财政专用基金存款”，财政存款变动更能体现政府的真实净支出情况。3季度，财政存款增加6722亿，较今年2季度多增2564亿，至少说明政府的净支出没有增加。若扩大政府支出的口径，包含主要用于基建投资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定义“广义政府支出=公共财政支出+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扣除掉财政内预算与民间投资的基建支出”。3季度末，广义政府支出累计同比增速为8.5%，较今年二季度末下降1.2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7.1个百分点，广义政府支出大幅下降。

　　建立信用扩张新机制。保住前期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成果，同时避免经济破位下行，需要建立信用扩张新机制，重点内容由以下几个构成要素。

　　第一，在机制设计上为新增公益和准公益类基建投资做出合理融资安排，将地方政府平台的公益和准公益类项目的历史债务置换为政府债务。这其中主要涉及到两个工作，一是政府和市场边界的明确界定，区分哪些债务有明显的公益和准公益特征，且没有足够现金流偿还债务利息的债务；哪些债务不属于此列。二是政府债务置换前一种类型的债务并为今后的公益和准公益类项目投资的融资负责，不能再让商业金融机构为公益和准公益类且缺乏现金流支持的建设项目融资；后一种类型的债务交给市场，破产机制不能缺位。这样做会大幅增加政府债务率和赤字率，但是降低了债务利息成本，降低了企业债务，降低了金融体系不确定性，最终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全社会风险。

　　第二，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同时，把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落到实处，以权益类REITs为代表的权益类金融产品、专业投资机构以及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要打开前门。传统的债务融资已经走到极限，新经济的发展会涉及到更多对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的融资需求，需要多种类型的权益类融资服务。中国企业在国内金融市场的权益类融资在全部融资中占比不足5%且近二十年来没有明显改善，这不仅是远低于美国60%以上的水平，也远低于日韩台等东亚经济体40%以上的水平。资本市场是信用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能更好地满足新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方面的发展已经严重滞后，对权益类金融产品、专业投资机构以及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要打开前门。

　　第三，改善人口流入城市的住宅用地供给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房地产企业融资条件，有效增加住房供给。信用扩张必然带来购买力扩张，对人口流入城市本已经很高的房价再次构成压力。缓解这种压力的办法是大幅增加人口流入城市的新增住宅用地供给、推动人口流入城市的租赁房市场发展，改善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目前房地产企业资金链非常紧张，融资受到多种限制，有必要保障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避免过多的房地产企业陷于债务危机。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