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中国实体经济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的洗礼，痛苦是免不了的，僵尸企业的消亡也是免不了的。但大量企业是暂时遇到困难，从政府到社会方方面面应该进一步重视。经济是要靠信心的，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信心一失就是通缩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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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哥是安徽的一个农民工，做建筑装修，20多年了。他有手艺，手艺是大理石装潢。以前做过小包工头。但小包工头挣钱也不容易，被大包工头和大包工头之上的发展商拖欠款是常事，还是靠手艺吃饭稳当，这些年最差年景挣两三万，最好年景挣八九万，哪里有活就去哪里。
祥哥的妻子也是个农民工，在安徽老家。他们家是电缆之乡，活是有的，只是每天干10到11个小时，非常辛苦。唯一一个儿子在南京一所大学毕业，今年27岁，毕业后“佛系”在家，网上工作。他学设计，在网上卖图片挣钱，一张卖十块钱，后来觉得有版权问题，可能违法，就停了，现在和朋友准备再做点网上生意。
祥哥的老表也是农民，今年投资17万元养小龙虾，钱是向祥哥等亲戚朋友凑的，祥哥有点担心，产量达不到预期的话，钱还不了。
祥哥给秦朔朋友圈后台留言，情绪很低沉。我和他通电话问为什么。听下来，一是长期积累的怨气，干这个活很苦，有的项目条件还好，也有不少项目住的地方像“猪圈”，被呼来喝去，还要讨薪。二是祥哥现在南京附近的句容打工，房价这两年涨得厉害，他所在项目的发展商手里有几块地，其中一块转给广东来的一个大发展商，挣了19亿。“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一年才挣几万块，他一块地就挣19亿！”祥哥心里堵得慌，堵得久了就觉得中国肯定出问题了，不是老百姓出问题就是政府出问题，他说你给我们反映反映吧。
祥哥不是生计无着，他的日子比很多人强。去年中国农民工总量是2.87亿，1.72亿是外出农民工，1.15亿是本地农民工，就像祥哥和他的妻子。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是3485元。祥哥对我说：“你们老家河南的工人条件更差，收入更低。”
按以前的习惯，我会讴歌农民工的奋斗精神。可是郁郁寡欢的祥哥让我意识到，奋斗者也会累的，长期重复劳动也会累的，虽然建筑工人的收入在增长，但不稳定，房地产不景气的时候就会受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身边的一些事开始心生不平，而这种精神层面的不稳定往往被忽略。像祥哥这样的两三亿人，靠自己养自己，不给政府添麻烦，可是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一个月挣3500块钱、吃饱肚子、年终有点结余，就没其他想法了，太平无事了。温饱、小康之后，他们会有新的发展诉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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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哥心里最不能平衡的这个19亿的问题，是劳动者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关系问题。《21世纪资本论》里是这么解释的：
“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100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虽然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是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
祥哥的不平，就是因为最后这句话。不过，我想把这句话倒过来也读一遍，“虽然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但是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两句话都读，会平衡一点。最怕是均贫，这是可能的，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年代；最好是均富，纵观全球，北欧、日本做得好一些，但宏观负债率也高；贫富不均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贫富不均是不是由于机会不公平、规则不公平造成的？同时，即使规则公平，当贫富不均非常严重时，如何平滑，社会也必须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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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的数据是西方的情况。在中国，那些基础资产不断升值、同时高杠杆运作的“类金融行业”产生的资本收益，与劳动者工薪收入的差距可能更大。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说，在广大老百姓为收入终于不用交个税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却不知道在地产行业，比如港股打工皇帝恒大总裁的年薪高达2.8亿，一年可以实现3个“小目标”。
姜超还断言，在过去的10多年，选择什么作为职业可能并不重要，但是有没有买房却是至关重要，买了房的就是人生赢家，没有买房的就是输家。有的人工作并不出色，但就是买房早、敢于加杠杆，就早早地实现了财务自由。而有的人努力工作，就是没有及时买房，到后来就再也上不了车。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货币超发，从2007年到2017年货币总量翻了整整5倍以上，经济的实际总产出差不多只翻了一倍，钱发的太多就不值钱了，“货币超发的结果其实是在奖励举债、打击储蓄，奖励投机倒把、打击努力工作”。
“别听他的，他一直唱空房地产，自己不买房！如果不是从1988年开始住房制度改革，让住房成为经济新增长点，中国这20年怎么增长？城市面貌怎么更新？居住条件怎么改善？”一位买了不少房的经济学家曾对我说。
我没有求证过姜超买不买房，但我同意他的观点，就是靠劳动收入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而这种背离的负面影响正越来越大。不过，这不是简单的货币超发问题。同样的货币供给水平，为什么有的城市疯涨，有的不怎么涨，有的甚至还在下跌？和城市本身的吸引力、土地供应量、居民收入水平和投资渠道等等都有关系。当然，一个地方如果短期内大量“供水”，无论是通过居民加杠杆，还是通过棚户区的货币化安置，都会刺激房价快速上涨，但如果后续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跟不上，房价猛涨一下，透支了，很久都会缓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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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城市吸引力，这里插一个小故事。关于劳动性城市和金融性城市的问题。
我有个同学在西部某省会城市工作，他有次到上海，问我上海房价有没有泡沫。我说泡沫都是破了之后才知道的，我觉得上海强大的城市功能和高收入者的集聚对房价还是有支撑的，比如这么多金融市场都聚集在这里。他突然说：“那把上海证券交易所搬到我们西部，把深圳证券交易所搬到东北行不行？不就实现西部和东北振兴了吗？”我解释了很久是不能搬的，但我也第一次意识到，如果地域差异过大，矛盾也会潜滋暗长，激发浮想联翩。
中国很多要素市场的配置，不像华尔街，那个1792年5月17日由20多个经纪人在梧桐树下形成的交易场所，是自发的、慢慢长起来的。在中国，政府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给谁谁就有发展机会。当然，不是乱给，是要有基础条件和地理条件的。但回顾四十年，那些拥有优惠政策的试点地区成功后，是不是应该更快向全国推广，使政策普惠化？“特”区的一些特殊政策是不是就要一直特下去？值得思考。否则，就像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一样，有些地方劳动属性高，这里的人一千块一千块地挣，有些地方金融属性高，这里的人一万块一万块地挣，而人的能力和付出真有那么大差异吗？这种情况是一直固化、加剧，还是在未来某个时候缓解？如果不缓解，对不同地域的人的获得感又有何影响？
姜超的老师李迅雷说，过去10多年银行涉及房地产的资产都成为好资产，未来10年一定不会是过去10年的延续。“有人设想这样一个理想过程：今后若房价维持稳定，但货币仍在增加，居民的收入仍在增长，那么，目前过高的房价，将以时间换空间，若干年后自然是合理了。但我认为，只要市场存在下去，就必然会有波动。作为投资者，都有预期回报率，如果未来房价走L型，谁还愿意贷款加杠杆购房呢？如果是房产持有者，在开征房产税的情况下，其中有多少人愿意长期持有不涨并需要纳税的资产呢？”
预测房地产“繁荣的顶点”很难，李迅雷说，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流动人口的净流出，货币增速也大幅下降，今后经济继续减速应该没有悬念，因此经济大环境并不支持高房价，尤其是那些人口在流出的三四线城市。“股市越下跌，离底部就越近。如今，房价涨幅越大，持续上涨时间越长，则离繁荣的顶部也就越近了。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增长轨迹，前期靠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后期靠房地产和土地财政。但如果继续依赖于房地产和土地财政，则危机就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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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种情景：你站在房子中央，四周和头顶投射出几种不同的财富镜像：
“杠杆+高回报+几乎无风险”是你买了房子的镜像；
“剔除通胀后的低回报甚至负回报”是你储蓄的镜像；
“短期可能高回报+长期大概率亏损”是你炒股的镜像；
“短期可能较高回报+中短期亏损甚至血本无归”是你参与庞氏集资的镜像。
“短期普遍的高回报想象+绝大多数人颗粒无收”是你介入ICO等币圈的镜像。
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不成熟，投资者也不成熟，大量实体经济和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水平不高，多数行业劳动者收入增长偏低……，可我们却把好不容易赚的钱投到这些“镜像”里，最后，聪明而满意的是少数，不满意的是多数。如果镜像膨胀，大家就兴奋，镜像收缩，大家就悲愤，开骂的对象也越来越多。明明知道上市公司总体质量和诚信度存在问题，真正过硬的好公司不是那么多，不配那么高的市盈率，但镜像一收缩，我们就开始骂。就像家里蒸馒头，谁也不会放太多发酵粉，怎么一到股市，就只希望膨胀呢？
砖头是一块块看得见的，硬邦邦的；股票连纸都没有一张，看不见的；有的P2P连人也看不见了。看得见的东西是贵一点便宜一点的问题，看不见的最可怕，因为会造假。商品造假可怕，金融商品造假更可怕。当然，大多数金融商品最后兑现不了，不是故意骗，是它的投资远远达不到预期。我有不止一个亲戚参与了民间集资，10万20万不见了，我也帮着找关系，看法院能不能立案，人家说：“你到底想抓人还是要钱，抓了人可能一点钱也没了，不抓将来兴许还能回来一点。”
这里要回到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实体的、贸易的、零售等经济活动很难挣钱，诱使一些实体企业也不安心主业，甚至抽走流动资金炒资产？随便数一数吧：
带有一定垄断性的赚钱行业进不去，政府投资或政府采购的旱涝保收的项目拿不到，导致竞争性行业过度竞争；
税费负担重，各种不当干预多；
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包括土地租金、劳动力、环保、资金；
所在行业的集中度在提高，互联网赢家通吃的效应在加强，“冠军”“龙头”的效益上去了，线下小而散、竞争力不强的传统产业注定备受冲击；
金融支持不够，很多中小微企业并没有投机，老老实实在经营，一时困难，帮扶一下就能过去，但金融机构不愿意。还是习惯性地依赖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因为不会犯政治错误；
居民收入增长有限，再加上房贷压力大，纵有消费意愿但没那么大能力，特别是面对医疗教育养老一大堆不确定性因素，手里总得留点钱吧，年轻“月光族”花了不少“消费信贷”已经够努力了；
很多政府官员的心思都在高大上的独角兽上，觉得一般中小微的问题就让市场自发解决吧；
企业自身的素质没有提高，产品更新及换代不够，性价比不高，等等。
中国实体经济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的洗礼，痛苦是免不了的，僵尸企业的消亡也是免不了的。但大量企业是暂时遇到困难，从政府到社会方方面面应该进一步重视。经济是要靠信心的，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信心一失就是通缩的开始。不能再走过去那种资产膨胀、信贷膨胀、负债膨胀的道路了，但稳人心、注信心、避免系统性冲击、构筑更强健的底层安全网，是必要的，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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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到你站在中央的那间房子。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你站立的地方，好好向下挖掘，做深做透，慎终如始，就能挖出宝藏，赢得财富？！
发展实体经济，进行生产性创新，需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实体心态。实体心态就是以实体为本，在实体中创造价值，而不指望靠财富的镜像去博弈。
一场中兴风波让我们知道了自己在高技术方面有几斤几两，知道了很多事情靠吹自己多么厉害、多么有钱是没有用的，搞不定的。几年前，大陆搞半导体的某集团董事长到台湾，挖角、并购、抢单，说5年超过“联发科”，还建议大陆官方让台湾赶快开放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否则禁止台湾品牌制品在大陆销售。此言一出，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李家同说，这种想法极为荒唐丢脸，“无法和我们竞争，只好采用这样的手段，那你怎么不去要求俄罗斯将战斗机引擎制造及设计技术全部转移？”
最近，李家同写了一篇文章《两岸半导体发展启示录》。他说两岸原来都没有任何半导体工业，都从引进半导体制造技术着手，台湾引进的是RCA的技术，大陆引进的是NEC的技术，NEC的技术其实比RCA要先进，引进以后大陆的产品相当不错，可是他们轻忽了去深入钻研这些技术的关键know how及know why，半导体的制造过程是相当复杂深奥的，牵涉到数百多道工业上不同的过程，每一个过程都相当精密，而且相互牵连影响。
“比方说这个过程牵涉到某一个回火作用中的气体，于是你就必须要知道气体的温度、浓度、压力等，只要一点点差错，所做出来的芯片就会有问题。大陆的工程师当时知道每一个过程所牵涉到的参数，可能是他们往往没有仔细地去研究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温度、浓度和压力等，我们可以说他们不够用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公司是国营公司，所以他们的工程师不太紧张，反正似乎一切顺利，而且在当时生产得不错就可以了。台湾的工程师知道不能一辈子靠我们引进的技术，当年被派到美国去学习的工程师，都是非常认真的人，所以他们的态度使得台湾的工程师一直相当有危机感，也相当地认真实在，设法去了解半导体制程各种细节的来龙去脉，也就是因为对半导体的了解越来越好，我们就有了自己的技术。”
李家同说，最近大陆的年轻人看到致富的管道很多又新奇，非常希望能尽快发财，可是半导体技术是相当难的技术，需要长期地聚焦钻研，但很聪明的年轻人发现，追随马云的脚步比较没有那么慢，才会有机会爆发，所以大陆真正肯下功夫在半导体制程上的年轻人并不多。“我们这里没有马云，确实是一件祸福难断的事例。大陆现在非常肯花大量的钱来做研究，而且也都有一些成果，只是他们不该有过分夸耀自己的习惯，因为谦虚地学与问，且长期聚焦专注是成功不二法门。”
我们的经济增长快，赚钱门道多，但增长的“质”才是最后的关键因素。亮剑，不是亮你有多少“福布斯富豪”，是看你在被人家卡脖子时能不能亮得出力量。那种“你不给我技术就禁止你来销售”恰恰是技术虚弱又不肯钻研、还想一鸣惊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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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说一下金融支持问题。在去杠杆、挤泡沫、互联网金融整顿、资管新规等背景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事实上是在加剧，就连一些有实力的上市民企的债券发行最近也极为困难。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在做出牺牲。
在正规金融特别是银行金融提供不了服务的地方，新兴金融崛起了，互联网金融崛起了，其中存在问题，需要整治，但不能否认它们的作用和必要性。新兴金融会永远存在下去，不在地上就在地下。“一刀切”是不行的。
央行国际司的鲍永东先生曾在拉丁美洲做过5年小贷，他告诉我，像玻利维亚的阳光银行及秘鲁的信念金融小贷公司等1000余家小贷金融机构，40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为拉美贫困人口奉献金融服务，沿着商业可持续道路，向2亿多贫困人口提供平均每笔都在3000美元上下的小额信贷。拉美的小贷获得了全世界普惠金融业界的称赞，亦成为哈佛大学讲授普惠金融的典范。
按官方口径，中国的小额信贷始于2008年，据说近年来生意普遍不好，因为经济下行，“而中国高尚的金融界对惠及贫民的小贷业务则普遍侧目而视，认为风险大，成本高，信誉差，回收难，基本上不可行”。但为什么在拉美这么贫穷的地方，小贷业务能健康发展？“走在广袤的拉丁美洲土地上，每当人们知道你是从事帮助穷人的小贷公司人员，大家都十分崇敬，纷纷称赞你是‘上帝派到人间来，专门帮助穷人的天使’。”中国现在也有了类似实践，比如中和农信，平均贷款额在1.8万元，在280多个贫困县默默帮助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使他们经济翻身，逐渐获得做人的尊严。
我约鲍永东给秦朔朋友圈写文章介绍这些事情。普惠发展，是今天中国的一个重要命题。我们在很多大项目和援助项目上投入很大，我们也应该在普惠金融上有更大的推动力和包容度，因为关乎底层千千万万人的命运。
金融不只是财富镜像，它也可以成为推动实体发展的健康积极力量。但是，需要金融人真的沉下去，真的用心，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只考虑钱生钱的资金游戏。
作为一个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者，我有机会和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企业保持着密切联系，也常去调研。我对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前景充满信心。但在这篇文章里，从祥哥给我的留言开始，我写了经济的另一面，也希望不同状况的朋友们给秦朔朋友圈留言，介绍你们的生活和道路。关于劳动者，关于普惠，关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关于实体，关于金融，关于行进中的中国的进步和矛盾。
1999年南方一张报纸的新年献词的题目是《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快20年了，我们的GDP增长了很多倍，但也总有一种境遇让你百感交集。它和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等多种因素相关，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看到希望也看到问题，看到问题也看到希望，也许你会泪流满面，也许你会咬紧牙关，但你一定会对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劳动者多一些善意，多一些理解。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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