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人间正道是开放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不少人说到开放，就会说开放了，国门打开了，我们会失去什么。其实，人民幸福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开放都是好的。

人间正道是开放

　　下个月，龙永图就要75岁了。改革开放40年，他主要参与了两件事，入世谈判，他是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他干了八年。“两件事看起来不一样，实际都一样，就是怎么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这么多年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就是利用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变革。”

　　4月9日晚，在一场论坛上，龙永图第一个发言。他说不久前和一些美国的前贸易谈判代表会面。他们抱怨，特朗普指责说因为他们在中国入世谈判时让步太多，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都打败仗。“其实特朗普不应该责怪美国谈判代表。当时拟定的贸易条款，中美双方有得有失，基本平衡。之所以看起来中国获取了更大利益，是因为入世推动了中国改革，激发了中国动力。”龙永图说。

　　“中国入世谈判，我们承诺的最困难的一条是开放外贸经营权。当时中国的外贸由100多家国营贸易公司垄断，企业必须通过外经贸部审查，拿到外贸经营权才可以从事对外贸易。美国谈判代表认为，世贸组织强调自由贸易，如果中国准备践行自由贸易，首先应该把自己国内的贸易放开。我们的外经贸部部长表示，‘看来这场革命首先要从我们部开始’。外经贸部放权，到2004年取消了外贸经营权审批，改为备案登记。因为不用审批了，外经贸部有的司也撤销了。改革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迎来井喷式发展，全国冒出几十万家企业从事对外贸易。这和1978年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意义是一样的，它促进了中国外贸连续多年高增长。这些情况，特朗普他怎么知道呢？”

　　龙永图认为，中国通过开放获得的不仅仅是开放本身的红利，还有改革的红利。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靠部门自身的觉悟、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很难推进，每个部门都有利益，都不愿意放权。但在外部压力推动下，许多改革难题迎刃而解。“今后越开放，对体制触动越大，我们得到的红利也越大。”

　　作为谈判代表，当年龙永图曾备受压力。说穿了，就是总有一种声音，把妥协让步当成“丧权辱国”。其实，真正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对开放的让步，而是长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顽固积习。从上到下，很多部门在涉及自身权力时抓而不放，在要承担责任时则相互扯皮。一位下海官员曾说，“感觉各个部门也有‘二八法则’，就是80%的会议，或者一个会上80%的内容，就是相互扯皮。”龙永图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的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国务院有那么多部门，“好的事情大家去抢，有钱的事情大家抢，比较难办的事情大家都不办。在入世谈判时，涉及到农业问题农业部不干，涉及到汽车问题机械工业部不干，都要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来保证自己的那块。这种支离破碎的、缺乏统一的执行法律的能力是很大的问题。”

　　宏观问题一定影响到微观企业。前年看邵宁的《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他曾是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书中写了当年中国重汽的例子。中国重气前身是济南汽车制造厂，1983年组建为中国重汽集团，为中央直属企业，隶属国务院领导。“一把手是中组部管理，二把手是原人事部管理，三把手到七把手是原机械工业部管理；基本建设是原国家计委管，技术改造是原国家经贸委管，原机械工业部作为主管部门管得更多一点；管资产的是财政部，收入分配由劳动部管理。这种体制下两层责任都说不清楚，即企业的经营责任说不清楚，政府的管理责任说不清楚。所以最后重汽垮了，却找不到责任者，也找不到责任机构。”

　　类似这样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想想“鲶鱼效应”。这个故事很多人讲过，当年日本渔民出海捕鳗鱼，船舱小，回航时鳗鱼差不多死光了。有个渔民总能带回欢蹦乱跳的鳗鱼，卖个好价钱，因为他每次回航都在船舱里放一些鲶鱼。鳗鱼和鲶鱼天生爱斗，为对抗鲶鱼攻击，鳗鱼被迫竭力反抗，调动了生存本能，全都活下来了。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的生活变化沧海桑田。年轻人觉得与生俱来，很多亲历者也似乎忘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益海嘉里的一个朋友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家里炒菜，都是拿着瓶子去粮油店打“毛油”，杂质多，油烟大，卫生安全也没保证，但大家都很习惯。益海嘉里有油的精炼技术，1991年最早推出了小包装食用油，通过PET瓶能很透明地看到油的质地。大家很快就有了新习惯，没什么人买“毛油”了。“不少人说到开放，就会说开放了，国门打开了，我们会失去什么。其实，人民幸福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开放都是好的。”

　　开放对国内企业会有冲击，但只是短期的。以通信业为例，1978年中国的电话普及率只有0.38%，低于非洲的平均水平。开放后，西方电信设备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八国联军”，一开始价格很高，暴利，服务也不好，要等很久才能提供产品，但华为、中兴这样的中国企业发展起来后，没几年就把程控交换机每线价格从500美元杀到10美元。消费者是赢家，中国企业也崛起了，还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而通过开放进入中国的外企，在这里注册、生产、服务、交税，员工绝大部分是本地员工，其实也是中国公司。外企赢，中国得到的更多。比如宝洁、联合利华、高露洁这样的“鲶鱼”，促进了快消品行业规模的扩大，新的“船舱”变大了几千几百倍，质量也提高了。著名经济学家王洛林主编的《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0年版）调查数据证实，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出国内同类企业，其中使用“填补国内空白技术”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76.3%，另有23.7%的企业使用了“先进技术”。

　　凡是开放的地方，就是产业标准提高的地方。我看过宝洁早期对供应商的19个方面的质量检查表，比如：检查实验室的设计是否确保所有设备准确运作？检查各车间及仓库在入口门顶是否安装灭蚊灯？检查装/卸货区是否加装篷？检查生产车间和仓库是否都有效分离？检查是否有生锈或腐蚀的指示器标志？检查各区域现场的照明强度是否达到要求？检查在距离建筑物1米的地方是否有植物生长？等等。就是通过这样的要求，行业的分工水平大大提升了。

　　宝洁们来了，是不是本土企业就被压垮了？不是。他们可以根据宝洁们的产品，发现规律，复制改进，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他们引进曾在宝洁工作过的技术管理人员，间接获得生产技术和工艺。在洗发水市场上，舒蕾、奥妮、好迪、拉芳、雅倩、清逸、亮荘、索芙特、飘影、蒂花之秀等国产品牌，在借鉴学习之后一直用更低的成本挑战宝洁。在洗涤市场上，纳爱斯、立白、蓝月亮也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宝洁在广州，大批原料供应商、包装供应商纷纷前来，这种“集聚效应”解决了原料来源，降低了生产成本，所以中国美容化妆品70%的品牌都在广东，汕头、清远成为最大的快消品贴牌加工基地，化工材料、模具、吹瓶、印刷包装等形成了完整产业链。

　　开放不仅让生活更美好，也让生产更有效。上世纪末，激光焊拼技术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于钢铁加工、汽车车身制造，但中国没有一台激光焊拼技术设备，只有极少数汽车制造商在白车身上应用激光拼焊板，而且全部依赖于进口拼焊板材。中国入世后，在WTO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的一些技术出口管制逐渐放开。此后几年，以瑞士安德里茨苏泰克集团为代表的激光拼焊技术进入中国，其结果是，十年内中国钢铁拼焊技术加工就从零起点跃升至全球前列。2003年前中国激光拼焊板100%依赖进口，现在不仅自给自足，还向全世界大量出口焊拼技术加工的零部件。不仅本土汽车企业在制造中大量使用激光拼接板，钢铁业也实现了从“造钢卷、卖钢卷”到进行高附加值的钢材深加工的转型。

　　越开放越得益，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给今天、给未来的启示。

　　中国为什么能从开放中获得这么多收益？为什么是中国？

　　有人归结为文化，说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郭鹤年自传》中说：“华裔企业家效率高，成本观念强。当他们采购进口设备和专材时，他们知道如何讨价还价。他们干活比谁都拼命，并且甘愿吃苦。华裔就像地球上一群能够创造经济奇迹的蚂蚁。”“华人自有一套学问。他们也许来自中国的小村庄或小城镇，一开始对外界一无所知，但他们能快速吸收外界的思维和谋略。地球上哪里有生意做，哪里肯定就有华人出现。他们会知道该见谁，定什么货，如何最省钱。他们甚至不需要昂贵的设备或装模作样的办公室，他们就是坐言起行。”

　　有人归结为后发优势。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发达国家总觉得他们擅长创新，虽然新产品的比较优势也会逐渐丧失，但存在两个“滞后效应”。一个是需求滞后，指新产品出现后，后发国家的消费者从没有需求到逐步认识到新产品的价值、开始进口，有一个时间间隔；另一个是模仿滞后，指创新国家制造出新产品到模仿国家完全仿制出这种产品，有时间间隔。由于两种滞后，当后发国家的企业掌握一项创新产品的技术时，发达国家已经再次甚至多次发生了技术创新，和后发国家的技术差距只会越拉越大，造成技术跨越上的“马太效应”。但是，在东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后，人们意识到“滞后”是可以大大缩短的。伯利兹、克鲁格曼等学者因此提出了“蛙跳理论”，他们认为，先发国基于原有技术的沉淀成本、资产专用性（注：指某种资产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再用作其他用途）以及技术转换的高机会成本，会被锁定在原技术水平上；而后发经济体可以通过“选择性政策”的介入，可以更好地把握新技术和机会，可能会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就像蛙跳一样。

　　中国，就是从后向前跳的最强劲的那只蛙。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备受凌辱的遭遇，使中国“蛙跳”的主观能动性最强。洋务运动是一次，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26亿美元规模的资金、建成156个大项目是第二次，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引进国外成套设备、1972-1974年化肥产量翻番、农业产量增加、城市第一次有了“的确良”和洗衣粉，是第三次；但把开放提高到国策高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改革开放后，这一次坚持了40年，一直往前跳，终于跳到了最前面。

　　开放需要勇气，更需要的是定力，是一以贯之。

　　为什么是中国？我也想到了一个逻辑。我的思考主线是市场规模与专业化分工。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讲了分工的作用，可以提高劳动技能，节约劳动时间，促进机械发明，最终提升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他还说，市场规模（范围）的大小决定分工的精细程度，分工越细，规模经济就越显著，效率也越高。

　　1928年，经济学家杨格提出，社会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而市场范围也取决于社会分工。越是专业化分工，越能衍生出更多中间产品，并使这些中间产品的生产经营独立化，成为新的最终产品，结果使市场规模越扩越大。最终，原来企业的内部经济分解为“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各个新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

　　为了便于理解杨格的理论，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淘宝。2003年创立的淘宝，早期实际上是一个社区，买家、卖家在论坛上的交流很活跃。淘宝怎么从社区变成多角色的协同网络的呢？阿里巴巴参谋长曾鸣说，第一个角色是淘宝大学的讲师。早期淘宝卖家相对弱势，卖东西并不容易，出于对社区的认同感，有的卖家愿意分享，甚至主动提出免费做淘宝讲师，将经验分享给别人，这个专业角色的出现带动了卖家快速增长和整体服务能力提升；第二个角色是第三方店铺装修方。随着淘宝店越来越多，销售越来越复杂，店铺装修就越来越重要，于是淘宝决定不再由淘宝为店家提供装修，交给第三方做，大批第三方店铺装修供应商如雨后春笋，各种各样的服务商、运营商、物流商、模特也跟着起来了。各种服务增多了，复杂交易包括商品检测都能在线实现了，这样就有更多的商品品种登陆淘宝，使之变成了容纳众多专业化角色的生态平台。淘宝的例子说明，分工越多、越细、越专业，整个市场规模也会越大。

　　何谓市场？杨格说，市场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即吸收大量的产出的能力，是“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

　　由上述经典理论出发，大致可以说，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一是看市场规模，一是看分工的专业化程度。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极其突出。

　　中国地大人多，但在计划经济年代并不能转化为市场规模，那时中国是人口大国，却是市场小国。为什么？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经济学家高尚全讲过两个案例。他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沈阳变压器厂和沈阳冶炼厂。因为是行政主导，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一墙之隔，因为没有市场，资源浪费，效率极低。还有个案例，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买鼓风机，打报告申请，7个部门审批，最后一个部门批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改革开放，中国放开了价格，放松了管制，放入了非公有制资本，这才有了市场的惊人爆发力。1978年，中国当时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不到1560亿元（当年价格），今年预计突破40万亿元。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市场主体不到50万个，今天已经超过1亿。这就是被市场激发出来的分工的力量，被分工专业化和供给优化所激发出来的市场的力量。

　　从打破计划经济束缚，打破内部地区间的市场壁垒，到对外开放和入世，本质是创造更大的、更统一的、更通畅的市场规模。中国人的勤奋、学习力、后发优势，又决定了中国能抓住市场机会，通过市场交换，建立比较优势。这里最具中国特色的奥秘有两点：

　　第一，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多样性之强，可以同时在多个分工领域形成优势，中国既有“n1+n2+n3+n4+n5”这样的在同一个产业中快速学习、升级换代的优势（如家电），也有“a+b+c+d+e”这样的在多个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跟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同时竞争的优势（如制造业、互联网、服务业、高科技等等）。以前的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认为一方不可能同时在多个行业都具备优势，比如即使乔丹是世界上修剪草坪最快的人，但因为机会成本太高，他应该雇人剪草坪，这样双方都在贸易中受益。中国的情况是，既有乔丹，也有修草坪的人，还有流水线上的充足劳动力，每一个方面的市场和人口规模都能支持形成分工的专业化，所以出现了多个领域的比较优势的叠加效应，造成更强的总体优势。

　　第二，互联网为中国的新知识的普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这让中国和先进国家的“滞后效应”迅速缩短，让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滞后效应”迅速缩短。改革开放后中国产生了庞大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无论“土鳖”还是“海龟”，知识结构都很全球化，加上互联网，地球如一村，只要好学，急用先学，“蛙跳效应”非常明显。腾讯在广州的部门能做出微信，在成都的部门也能做出“王者荣耀”，因为研发队伍的力量都很强，人数都足够多。更重要的是，因为腾讯、阿里、百度这样的平台的出现，通过互联网+和整个国民经济数字化程度的提高，相当于所有人、所有企业、所有产业和部门都被赋能了一次。很多国家都有某种产业优势，比如中东的石油，但这些产业不可能像互联网这样的基础设施一样，无远弗届、无所不在地影响所有人和所有部门。而互联网之所以在中国大兴，又要回到市场规模，回到人口红利。

　　其实跨国公司之所以看好中国，中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的分工配套效率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尽管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诸多问题，抵消了“滞后效应”，但有研究表明，市场大小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一定替代关系，即对于市场大的国家，跨国公司并不过分看重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因为市场大将提高知识资产的独占获利能力。虽然会被模仿，但较大的市场规模能做出补偿。还有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在东道国内部的研发组织以及地域分工，提高模仿的成本，这对知识产权的不完善也是一种替代。还有像肯德基、星巴克、麦当劳这样的跨国公司，最核心的优势不是技术专利，而是组织文化、品牌和商业模式，它们就更不会在意某个产品的知识产权，而会把市场规模的前景看作投资时要考虑的第一要素。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全球化的时代，互联网的时代，特别眷顾中国。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全球化？因为如果不坚持，市场的规模就会缩小，市场主体的热忱和专业程度就会被抑制，中国复兴的空间就会遇到天花板。

　　从市场规模和分工专业化的角度，还可以解释很多东西。比如为什么中国的农业竞争力不行？因为生产没有大规模、集约化，当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分散承包具有社会稳定功能，不能完全按照效率来衡量。又比如，为什么中国的航空市场规模很大，但航空公司准点率比较糟糕，因为航空市场受到的管制很多，并不能做到充分的市场化。

　　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显然，中国的未来，需要更大的市场，需要更好地开放市场，需要对外开放也对内开放、对民资开放，需要让更多经济主体有长期预期，愿意好好耕耘市场。

　　与此同时要看到，中国过去的市场竞争力和优势的形成，也有过多、过度、机会主义化的重商政策的干预的作用。我们也付出了环境的代价，劳工权益保障水平也有待提高，我们的市场壁垒也不少。过度追求外贸顺差，人民币结汇，导致新增外汇占款过大，在国内释放了大量流动性，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在海外也只能大量购卖美国国债，回报率很低。一个典型的事实是，虽然中国出口规模大，顺差多，但企业的利润水平很低，说明我们抢得的一部分市场是靠补贴和干预获得的，企业的专业化能力并不强，但靠政策可以“超低价格”去竞争。这样的市场规模和这样的企业增长方式，代价很大，弊病很多，并不能带来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不能长期持续。

　　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今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中国和发达国家比，贸易加权的关税水平比较低，但跟发展中国家相比关税相对还是比较高的；中国开放市场让外国货物进来，但关税不是唯一障碍，还有非关税的障碍，只有通盘评估，才能确保中国的制造企业和外国的制造企业公平竞争；中国的服务业开放没有比较高的水平；政府采购还有很大发挥空间；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和价格的扭曲，如何降低也是问题。拉米强调“我当然并不是说美国的说法就是对的”，但显然，国际上对中国更好地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有着更大的期望。

　　我们当然为中国的奇迹而振奋，但远不应该陶醉，而应该虚心接受天下之善，校正自身存在的扭曲。因扭曲而实现的市场规模带不来真正的发展，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伤害专业化分工水平。比如中国企业习惯于价格战，有些价格很不合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纵然做大了规模，却无益于价值创新。

　　“15年入世谈判无非谈了8个字：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开放市场’。”龙永图曾说。

　　真正的市场，更大的开放。今天回味起来，仍然字字千钧，任重道远。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