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连奎（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经济学家金融家委员会主任）
治理经济下行，西方宏观经济中主要有两种方法：分别是央行发钱和政府发债，前者称之为货币主义，后者称之为凯恩斯主义，其实这两种方法之外还有“第三条路线”，就是“激励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这是笔者在《宏观经济学革命——货币革命的再革命》一书中提出的方案，“扩大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同样可以创造出大量用于投资的货币，而且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也不会有经济刺激后遗症。
扩大商业银行信用创造可以创造出几十万、上百万亿的投资货币
如果懂了货币运行原理，经济增长就可以不完全依赖债务，也无须超发货币，就中国经济而言，央行发钱规模不会超过3万亿，政府发债规模不会超过10万亿，而扩大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则可以将几十万亿，上百万亿的投资资本创造出来。
宏观经济中的广义货币，或者说“有效运行货币”，其实“信用创造”产生的，当前中国只有三十多万亿的基础货币，却可以创造400多万亿的“社会融资规模”——有效运行货币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靠信用创造出来的，这一规律凯恩斯在上个世纪书写《货币论》时就已经发现，并写的很清楚。
我们经常说“没钱投资”，其实商业银行信用创造不足，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没钱，投资来源于货币，货币最终来源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要解决投资没钱的问题，其实是解决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问题，银行扩大信贷能力，大量的资本都会被创造出来，中国的基础货币数量是30万亿元，货币信用创造乘数扩大一倍就是30万元，两倍就是60万亿，这比借债有效的多，而且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货币绝大部分都进行了实体投资。
“货币政策悖论”与“货币对冲”问题
当下所有的经济问题的来源都在于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一书，因为这本书明确主张“印钱拯救经济”，而不是激励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目前“印钱拯救经济”经过弗里德曼和伯南克的发挥已经稳居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有后凯恩斯内生货币学派和麦金农“金融深化”学派等学者的反对，但丝毫不影响其主流地位。
然而反观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货币政策悖论”——当央行货币政策越宽松的时候，实际形成的“有效运行货币”反而越少，当央行货币越紧缩的时候，形成“有效运行货币”反而越多，为何央行发的货币越多，社会上的有效货币反而越少，因为这中间有个“货币对冲”的问题，在宽松货币时期，基础货币数量增加和货币流动速度减慢会形成“对冲”，会导致有效货币减少。
“货币对冲”出现的原理是当央行货币太宽松的时候，货币价格必然下降，这时的低利率与信贷类金融机构激励不相容，也就是激励冲突，信贷类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下降，会造成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社会有效货币总量的下降。
低利率时代信贷类金融机构不仅积极性下降，而且“窄利差”会导致其抗风险能力下降，银行的钱要出来，就必须放宽风控，风控放宽的前提就是利差放大，利差越窄，银行风控越严，贷款门槛越高，低利率时代银行的贷款门槛其实是提高的，银行有钱也放不出来。当下中国银行的利差已经低于其自然坏账率，银行怎会还敢放贷。
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是与银行的“利差”成正比的，在央行实行高利率的时代，银行利差高，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就强，大量的投资资本就会被创造出来，一旦央行开始实行低利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就会下降，当银行利差低于其“自然坏账率”时，理论上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也将变为零，这时银行每放出一笔贷款都是亏损的，这时银行只会选择风险更低的个人贷款，而非给企业贷款，因此要想扩大银行的放贷能力必须以高利率，高利差为前提。
现代经济最大的敌人就是“货币数量论”
在货币主义指导下，央行增发货币，虽然增加了一两万亿的基础货币，却因为商业银行信用创造能力下降，会造成了上百万亿的货币融资损失，这也是经济有效货币下降的原因。
因为我提出一个观点：现代经济学最大的敌人就是“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论主张经济通缩了就印钱，经济通胀了就收钱，这种错误思维严重桎梏了人们的决策，央行印钱是与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相冲突的，央行印钱不会导致社会有效货币总量的上升，而是会导致其下降，从而使印钱政策失败，所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张是错误的，因为自从有了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后，货币数量论其实早就失灵了。整个经济有效运行货币的增加，既不靠央行发钱，也不靠政府发债，而是要靠商业银行的信贷积极性的增加，扩大商业银行利润，降低商业银行风控标准，这样才可以生成更多的钱，经济通缩时不应该超发货币，而应该提高利率，激发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积极性。
警惕“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
一个国家的信贷利率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主要有四大特征：分别是“银行没钱赚，企业没钱用，民众没钱花，政府没税收”，这四种情况环环相扣，银行没钱赚会导致企业没钱用，企业没钱用就不会扩张，民众收入就不会增长，民众就没钱花，如果企业投资和民众收入不增长，国家税收也不会增长，甚至会下降。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日本经济也最早陷入“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下的社会就是无欲望社会。美国也曾长期实行量化宽松，本来也已经陷入“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但因为俄乌冲突后美国出现剧烈通胀，之后开始迅速进入加息通道，最终逃过一劫，这反而给人类提供了一个走出“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案例。美国经济越加息越繁荣的现象，在现代经济学是难以解释的，而在笔者的经济理论中则可以得到完美解释。
中国一定要警惕“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
现代经济并不缺乏信贷需求，而是缺乏对金融机构挖掘信贷需求的激励，现代社会的信贷供给是远远赶不上信贷需求的，只要对信贷机构激励到位，就会有更多的信贷需求被挖掘出来并被满足，社会总融资规模才会上去，因此货币刺激应该从货币的供给侧进行刺激，也就是刺激信贷机构，而非用低利率去刺激企业，“最优央行货币利率”绝不是最低利率，而是一个中间利率，只有在实行“最优央行货币利率”时，才可以使社会融资规模最大化，才可以让金融最大程度的支持实体经济，一个国家如果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应该实行“金融深化”，而非“金融抑制”，当然金融深化也不是美国麦金农等学者主张的金融自由化，而是应该由央行将货币利率固定在“最优央行货币利率”上。
收入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函数
部分中国学者主张通过消费拉动经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而收入是货币流动速度的函数，这也是笔者的一个重要研究结论，如果货币流动速度起不来，投资就起不来，收入也就起不来，消费也必将是无源之水，因此扩大货币流动速度才可以扩大收入，进而出现消费繁荣。
央行发钱和政府发债的弊端
央行发钱虽然不能刺激投资，但是会导致滞胀，美国的美联储曾经实行过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就是按一定比例增加货币，最终就导致了滞胀，现在美国的通胀也有当年量化宽松的责任。
政府发债的弊端就更大，政府在基础设施落后的情况下适度发债是有必要的，然而没有税收改革做前提的政府发债就会造成政府债务陷阱，而且政府债务过大的危害是对利率形成压制，笔者在《新威胁-政府债务经济学通解》一书中提出过“政府债务-央行利率螺旋”理论：政府发债会压制央行利率，央行低利率又会助推政府发债，最终只能往央行利率越来越低，政府债务越来越多的方向发展，而政府发债的危害也会通过央行低利率将其危害传导到整个金融系统，最终危害到整个经济，最终形成“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就是这样演化的，日本经济问题的本质绝对不是辜朝明鼓吹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是“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关于这一点全世界的学术界都没有注意到，这却是笔者在《宏观经济学革命-货币革命的再革命》一书中重点强调的。美国进入加息通道后已经顺利逃离“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但中国经济确有滑向“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的危险。
对中国经济的政策建议
总之，当下中国应该避免货币发行过度和政府债务过度，同时警惕日本式的“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的出现，应该实行金融深化，提高货币利率，提高货币流通速度，让利率回归“最优央行货币利率”，充分激励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这样不仅有大量的用于企业投资的钱会被“信用创造”出来，而且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的升，民众的收入也会随之上升，也会迎来社会消费和整体经济的大繁荣。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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