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所创始人尉文渊谈“国有股与老八股”
从1990年12月上交所成立至今，已近十年了。十年后的今天，再采访上交所创始人、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时，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已从1990年的8家发展到今天的1063家；股市上募集的资金共达4645.80亿元。证券市场上股票总市值超过4.6万亿元，约为GDP的50%；投资者开户数超过5500万；专业证券公司近百家。
这位当年被人称为“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说，当他在十年前敲响上交所开市铜锣时，这些数字是未预料到的。
国有股与老八股
1990年初，上海酝酿浦东开发、开放。当年4、5月份，当时的朱基市长带团出访中国香港、新加坡和美国，讲到要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且1990年底就要开业。这使刚成立几个月的证券市场筹备小组备感紧张，因为谁都不懂。当时我年纪轻，希望吃点苦，做点儿成绩，主动要求从人行调任筹备组组长。
通过寻找资料，结果发现全世界的交易所，一个地方一个样儿。在欧洲，银行参与证券交易；而美国，银证分开。最后，我们认为应先遵循最基本的法则设计证券交易所。即根据三公(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及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等基本规则去设计。
9月份，模型样本出来的同时，难题又来了：会员不足。当时，上海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申银、万国、海通等专业证券公司和专业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只有六七家可以从事证券业务。为了扩大交易所的会员规模，就从城市信用社中挑出些规模大点儿的做会员。后来，上海有了十六家会员公司。
市场成立在那个年代，就留下了不少那个时代的痕迹。比如，中国证券市场特有的国家股、法人股。当时考虑既要通过股票市场来筹措资金，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导，所以国家占大股，或是全民、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持有主要股份。而且这些股份不上市流通，是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保持控制权。
当时的上市公司也有时代特点：起点低、规模小。最早的上市公司上海“老八股”中除了电真空(600602)，其他全是乡镇或街道工厂。最小的爱使股份(600652)，上市时只有40万股本，还不如今天的中户。“老八股”局面直到1992年初上海扩大试点才改变，新增了三十几家上市公司，1993年扩大到全国。
有中国特色的红黄马甲
有人曾问我，红马甲是券商，黄马甲是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当年这么设计是为符合国际惯例吗？其实，从红黄马甲产生的巧合能看出当年筹备交易所时我们的稚嫩。
我将上交所大厅的色彩定为冷色调，交易人员穿红色，就为色彩比较鲜艳，气氛好。结果负责服装的同志去买布做马甲的时候，看黄颜色比红颜色好，就自己决定买了黄布。我一听就急了，告诉他，不能做黄马甲，立刻买红布做去。到交易所开业的时候，因为已经做了几件黄马甲，因此临时决定交易所人员穿黄马甲。一次错误的购买后为了节省原料，才产生了后来的红黄马甲。
无纸化交易的来龙去脉
上交所建立之初，我就希望把上交所建成全世界最先进的交易系统。那时，是“有纸化交易”，上交所的无纸化交易开始得也很偶然，
最开始股票非常少，出于对防范风险的认识，设了涨跌停板。1991年3月，上交所只有二十多个席位处理交易，完全满足不了上海投资者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出现黑市。为打击场外的黑市交易，我决定，凡没有经过交易所场内交易的股票，不认可。有股票无场内成交记录也不过户。在黑市交易的股票只能是废纸一张。
那时，我不懂什么叫“无纸化”，打击黑市打出了灵感，像货币信用卡一样，设立了股票帐户。从1991年5月开始，上交所向股民回收手中的股票，无纸化交易系统正式开始试运行。
1991年10月份，兴业房产(600603)发行时，上海的证券印刷厂要印刷股票。我收股票，你再印股票，这怎么推广？当时争论很激烈，交易所坚持一张也不能发出去，否则不予上市。靠这种较“蛮横”的方法，使无纸化方式坚持了下来。
现在看，如果没有当时这些故事，中国股市发展不到今天的规模，运行效率和成本都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放开股价与第一次扩容
1992年，我们花了很大精力推动市场化进程。第一个要闯的关，就是放开股价。当年的股票少，所以采取了股价涨跌幅与流量控制相结合的办法。但股价长期受涨跌停板限制，问题已经很大，放开股价势在必行。在思考很长时间后，我决定个人冒这个风险。1992年4月初，在没有通知任何部门的情况之下，我突然宣布，先对一部分股票的涨停板幅度大大放宽，取消一些流量控制。
私自决定而宣布的金融规则，是要负责的。在做出决定的同时，我也做好了接受任何处理、包括被撤职的准备。我当时开玩笑说，我把这个官帽子摆在桌上，谁要拿走我都没有意见。在给市领导写信时也坦言准备被“撤职”。
市场价格放开后，交易明显活跃。但市场规模太小，造成股价畸形上涨，扩容被提上议程。当时上海正在扩大本地股份制试点范围，有三十几家公司发行股票准备上市，这一矛盾得到缓解。但另一方面，投资者对扩容不适应，从当年6月开始，股价从1500多点下跌至300多点，这就是第一次“大熊市”。
当然，现在看来，就中国经济规模和长远发展潜力而言，区区二三十家上市公司实在太小了。上交所顶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坚持不懈地扩大市场规模，到1992年底，上市公司总数已将近60家，完成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规模扩张。
违规的文化广场营业部
当时爱建信托的一个营业部在上交所隔壁。有一天深夜一两点，我发现营业部门口有很多人抱着被子、拿着躺椅，深夜排队领“委托单”，一元一张的委托单在黑市上竟卖到200多元一张。
之后，交易所大幅增设场内交易席位，从最初的25个，扩大到500多个。1994年到了3000多个。同时，开始督促增开证券营业部的工作。在上海，我根据一封投资者来信的建议，在上海文化广场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
现在的人肯定想象不出来，1992年6月1日，证券营业部第一次开门，来了4万人左右。由于怕安全上出问题，当天不得不临时关闭。后来，在副市长的支持下，6月9日，在做了相应准备之后，恢复了这个超大营业部的交易，高峰的时候大概有100多家证券公司在那儿开临时柜台。上海本地的相当多一批股民、上海交易所会员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公司，都是从这个文化广场走出来的。
自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1992年下半年支持开设证券营业网点后，这个“超级营业部”就在年底关闭了，它实际是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
1995年我离开了上交所总经理这个位置。现在回头看，我们的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变的过程。现在，证券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
是思想观念的变化使证券市场诞生，而证券市场发展的这十年又反过来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这一点是令早期探索者们感到欣慰的。(采访整理／本报记者张阿方 摄影／滕科)
尉文渊1955年出生，山西孝义人，上海财经大学毕业。曾任上海财经大学、北京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兼职教授。熟悉审计、金融、证券、投资银行、外贸等业务。
1970年～1975年，在新疆服兵役
1975年～1979年，在上海普陀区任宣传干部
1979年～1983年，在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专业学习
1983年～1989年，任国家审计署处长
1989年～199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处长
1990年～1995年，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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