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罗周/文

　　搁置了一年多、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号大案”的“中科事件”距离揭盅终于越来越近——6月11日上午，“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在北京开庭审理。尽管该案的主脑——吕梁(吕建新)、朱焕良下落不明，但毕竟部分人物都已“到场”——丁福根及上海华亚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沛霖都是和吕梁比较接近的人物。丁被看作是仅次于吕梁和朱焕良的重量 级人物，担任吕梁的操盘手，经手中科创业53%的流通盘股票。

　　当丁福根从秦城监狱被带至北京方庄路10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时，从这位身高约1.65米的“吕梁总操盘手”身上已经丝毫看不出操作数十亿元资金的"大鳄"气势，他一年前的满头黑发也已变得花白——丁福根今年才36岁。

　　丁根福说，在涉及的54亿元资金中，直接用于操作中科创业一只股票的资金约为35亿元，其余资金基本用于操作中科系的其它股票。这还没包括与吕梁联盟的另一庄家朱焕良的筹码资金。事实上，吕、朱在二级市场的筹码大体相当。

　　至于有媒体称“中科事件”的主脑人物吕梁“已逃往国外”的说法，提起本案公诉的北京市检察第二分院公诉二处主审检察官吴春妹对本报称：“不要道听途说。”吴表示，“中科事件”轮廓已经基本清楚，另案处理的吕梁及朱焕良是否开庭及何时开庭审理，“到时就清楚了。”

　　这位30岁左右的女检察官说，该案的确称得上“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大案”，仅收集有关证据、及掌握事件事实就花了很长时间，而本次带至法庭的几大堆案卷仅仅是个零头，“全部拉过来，好几辆车才够”。

　　庄家标本“一切都在吕梁控制中”

　　丁福根和庞博均为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职员,是吕梁操纵中科创业股票的两个主要操盘手，丁是庞博的直接领导，两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受吕梁的指令向各地有仓位的营业部下达买卖指令。

　　投案自首的庞博本周三对法庭说，“一切都由吕梁控制。”她说，中科创业两个主要拉升阶段都是直接由吕梁下达指令。

　　丁福根和庞博在加入吕梁的公司之前，均在金鹏期货公司担任投资顾问，吕梁是其大户室的客户。庞博在1997年5月离开金鹏期货公司，开始给吕梁担任股票买卖的操盘手，“那时吕梁的资金大约有1000多万元。”

　　在法庭上,虽然庞博及丁福根都称没直接见过吕梁与朱焕良之间的协议，但他们显然都知悉两人的“楚河汉界”：吕梁负责一级市场，朱焕良负责二级市场。庞博说，实际买卖中科创业股票可以直接决策并下达最高指令的只有吕梁及朱焕良，负责传达他们两人指令的有丁福根、庞博及朱水祥(朱焕良的操盘手)。

　　董沛霖也是本案的被告之一，此前他担任上海华亚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是吕梁的融资重臣，吕梁操纵中科创业股票的第一笔资金就是董沛霖从中国民族信托哈尔滨证券营业部用1000万元股票市值质押融来的1000万元资金，此后，董所在的上海华亚公司及杭州华亚公司共为吕梁融资近8亿元。

　　“吕梁说，融资越多越好，资金需求量很大，要收购其它公司。”董本周三对法庭说，在融资时，他往往一般都只找证券营业部，不直接同出资方联系，“证券公司的客户比较多，资金容易找。”

　　董说，在其融资的近8亿元中，相当比例的资金实际是券商出面找的出资人。在完成融资活动后，证券公司或营业部主要承担监管责任，掌握股票的买卖及资金管理。

　　一般而言，董沛霖在融资时，通常会用用吕梁的中科创业流通股去抵押，股票市值与融资的比例大部分是1：1，少部分是2：1。而且，融资方在与出资方、协调方(证券营业部)三方达成协议后，1：1质押融来的资金必须留在出资方指定的证券营业部，买中科创业股票，而2：1质押融来的资金就可以划转至其它营业部。董说，出资方投资分成协议一般在7%至16%之间，融资期限3个月、6个月及一年不等。

　　董沛霖对法庭表示，其手中资金的融资风险控制一般分为10%至20%，这意味着一旦股票市值下降至10%至20%的止损线，证券营业部便要及时通知融资方和出资方，由融资方补仓或者平仓。

　　吕梁的融资人员融到资金后，首先要通知丁福根，因为丁负责股票买卖、资金调拨及股票转托管管理。然后该笔融资由吕梁对股票定价，在与朱焕良及其操盘手朱水祥通气后，由吕梁向丁福根及庞博同时下达指令，然后，丁、庞同时用两部电话向各持仓证券公司及营业部交易员下达指令，同时买卖和对敲。

　　庞博对法庭说，几乎每天的开盘价及收盘价都由吕梁指令。这位十分文静的年轻女操盘手说，开盘价是当天的指导价，而收盘价对第二天股价有很重要的影响。

　　庞博及丁福根还向法庭交待，在其1500多个股东卡中，有一批是朱焕良转托管股票时提供的，有一批是丁福根收集的，还有一批是证券营业部提供的，“证券公司提供的在80%左右。”

　　事实上，吕梁的确同诸多证券公司关系非同一般。丁福根在法庭上交待,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北京证券德胜门营业部等四个营业部一直是吕梁提取现金的主要地方，“因为交易量比较大，关系比较好”。

　　股价的两个重要阶段

　　据庞博对法庭表示,从1998年12月至1999年5月，是吕梁操纵中科创业股票的接盘及吸筹阶段，至1999年5月，朱焕良和吕梁双方达到了此前商定的分仓要求，吕梁3000万股，朱焕良3000万股左右。其中，吕梁从朱焕良手中接过的3000万股股票，1700万股左右是朱焕良转托管过来的(丁福根称这部分筹码约1500万股，每股价格为13元)，另外1300万股完全是从盘面上与朱焕良同时下单对敲成交，成本在19元至22元之间。

　　朱焕良第一笔从中煤信托深圳营业部转托管到中兴证券北京亚运村营业部的时间是1998年11月26日，股票数量为277.9万股。

　　丁福根、庞博、董沛霖在法庭上均承认，正是这笔股票启动了吕梁的中科创业庄家之旅，也使吕梁的资金链滚雪球般地越来越大。通过这笔股票，吕梁不断融资，并进一步增大中科创业的持仓量。

　　在完成接盘及吸筹后，吕梁趁“5.19”行情一口气将中科创业从28元左右拉至1999年7、8月份的45元上下。在这一轮行情中，庞博向法庭交待，暴涨行情大部分都是由吕梁直接下指令，有时甚至亲自到主要仓位营业部看下单。不过，吕梁在下达指令前，经常会与朱焕良通气。

　　经过这一轮暴涨后的1999年8月至2001年1月，中科创业股价便一直在30元至40元间区内徘徊。庞博对法庭交待说，这段时间是吕梁自买自卖成交最高的阶段，很多对敲都集中在这一时期。原因是，一、盘整时期需要不断对敲来维持价格和成交量；二、大部分融资在年底到期，需要从股市提钱还款。

　　2000年春节后，中科创业再度一鸣惊人，成为与亿安科技相提并论的两大牛股。从春节后，吕梁仅用了20多个交易日便使该股票从40元左右一飞冲天到84元。丁福根说：“两次行情大涨，都是吕梁自己指挥的，主要手段是大量的倒仓和对敲。”

　　事实上，从1999年初至2000年中期，是吕梁与朱焕良的合作蜜月期，朱焕良、朱水祥几乎每天都要定时与吕梁、丁福根和庞博核对交易价格，后来逐渐由丁福根、庞博与朱水祥核对。

　　2000年4至5月份，中科创业股价开始回到60至70元左右。庞博说，吕梁认为“自己的股票做得不是很好，就开始转向别的股票。”这期间，吕梁开始进入岁宝热电、莱钢股份、胜利股份、鲁银投资等股票，也就是外界所流传的“中科系”。

　　在中科创业股价从60多元滑落至40多元后，吕梁的资金链危机越来越凸现，在37元左右苦苦支撑着了几个月，由于朱焕良与吕梁路线相左，终于开始了2000年12月25日惊心动魄的大崩盘。

　　庞博认为，中科创业股票之所以会崩盘，是因为，“当时倒仓时，有很多抛盘，而吕梁已经没有资金接盘，后来我们怀疑抛盘来自朱焕良。因为只有我们和朱焕良持有这么多股票。”

　　丁福根则认为中科创业崩盘有四大原因：一、越到后期，吕梁盘面上的筹码越多，由此导致现金短缺，托盘无力；二、委托理财融来的资金大多年底到期(丁说，吕梁融资期限一般是半年或者一年)，而此时吕梁手里现金越来越少；三、大量的老鼠仓纷纷抛售；四、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太高。

　　丁福根说，12月25日中科创业跌停后，严重影响了该股票市值。而按照北京中科创业公司与融资方、投资人之间的协议，必须要在第二天补足市值或补至止损线，但此时吕梁的资金不够用了，“局面已经很难控制了”。

　　开始崩盘的2000年12月25日，正好是吕梁入主该公司的两年。

　　“吕朱肯定要破裂”

　　吕朱曾有一个明确分工：吕梁负责一级市场，朱焕良负责二级市场。

　　但由于吕、朱路线分歧以及利益取向不同，两人很快出现了裂痕。这一点，丁福根也预料到了，“他们肯定要分裂”。这种分裂至少加快了吕梁及其背后机构资金链的恶化——朱焕良筹码不断地往外抛，吕梁只得不断地筹资接盘。最后导致吕的资金链断裂。

　　丁福根说，在2000年11月，中科创业股价已从此前的每股50元跌到了37元左右。更为严峻的是，在该股股价不断下滑时，吕梁还得不断补足市值，这也导致其仓位急剧增加。丁说，11月份时，他已经意识到了高度控盘的风险，“控股比例过高，融资太大，有很大的风险。”

　　中科创业连续跌停后，市值已经跌破止损线。而此时，投资人及委托理财客户纷纷上门追债，丁福根及庞博被吕梁安排去了海口，在去海南时，丁、庞带了一部手提电脑及两个软盘，软盘上分别记录着其所有中科创业股票的交易记录，但软盘后被丁、庞销毁。

　　2001年1月16日丁福根回到北京后，便想找地方躲债，“北京客户要找我算账”，丁说。

　　丁说，“那时身心崩溃了，绝望了。”事实上，在吕梁体系中，丁福根是一个仅次于吕梁、朱焕良的人物，他的职能有四个方面：一、负责股票开户及确定营业部，在操纵中科创业股票所涉及的120多个证券营业部中，有5家是丁福根自己联系的营业部，而在120多家营业部中有72家营业部吕梁已对丁有委托授权；二、股票买卖执行人及传达指令；三、资金调拨及管理；四、股东转托管。

　　事实上，与吕梁、丁福根同时嗅出中科创业崩盘危机的还有朱焕良，2000年11月3日，朱焕良就曾表示，“同吕梁已经没话可讲了”，由此，此前一直与吕梁坚持“做长线，做大势”理念的朱焕良开始不顾一切地抛出。朱甚至说，“我再也不理北京那些机构合作者了，就是股价跌到5块钱我也不管，我要用钱就抛股票。”

　　当时朱持有流通股约5000万股左右，按当时的股价35元计算，吕梁接下这个盘子大约需要18亿元。但吕已回天乏力。

　　“中科案”大事记

　　1998年底北京机构进入

　　1999年4月-5月国有股转让，海南燕园、海南沃和、民乐燕园合计持股34.61%

　　1999年12月13日名称由康达尔更名为中科创业

　　2000年2月21日最高价位84元(复权为241.04元)

　　2000年5月15日10送1.2转增2.6

　　2000年12月25日第一个跌停板，当日收于30.23元

　　2001年1月9日连续第9个跌停板，当日收于13.01元

　　2001年1月10日中国证监会表示对涉嫌操纵中科创业股价者进行调查，当日股价以跌停板开盘，以涨停板收盘

　　2001年4月2日，中科创业(0048)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六名董事和二名监事的辞职报告》。辞职的六名董事是：王海钧、王伟东、宁欣然、石亚君、龚增力、张永政，二名监事赵翔明、林东。

　　2001年4月30日，股票简称由“中科创业”变为“ST中科”

　　2001年6月13日，中西药业成为ST中科第二大股东

　　2001年10月29日ST中科股票简称变更为“ST康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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