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科创业”案的开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本报实习记者台启森摄
记者王志新13日北京报道
今天,在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庭审和部分举证后,“上海华亚实业有限公司及丁福根等人操纵股票案”于下午5点左右休庭,法官宣布下周二继续开庭。
在七名被告人中,除了投案自首的“操盘手”之一的庞博和曾为吕融资并担任北京科
沃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的边军勇对公诉人的指控没有异议以外,其他被告人都提出了异议。其中,刘蕾被控窝藏罪,其他四人都被控非法操纵股票交易罪。
据记者观察,双方争论的焦点,一是被告人是否事先就了解吕的“做庄”行为或者在有意炒作0048(中科创业代码)股票;二是是否在融资或操盘过程中获得了不正当收入;三是在操盘过程中是否拥有决定权,还是仅仅接受吕的指令操盘。估计在下星期的法庭辩论过程中,以上三点将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其中,在是否有主观意识的认定上将最有争议,由于“庄家”吕新建的下落不明,使得公诉方的举证更有困难。
虽然这次“中科创业”案的开审,吸引了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很多记者都连续三天旁听了案件的进程。但是由于“庄家”吕新建和朱焕良的“缺席”,而使此案影响力大大折扣,三天的庭审也许仅仅掀开了“中科创业”案巨大冰山的一角。
据记者计算,涉案六名被告人几乎都参与过为吕的融资,其中董沛霖、何宁一、李芸共筹资约8亿元,丁福根参与融资约1亿元,边军勇1.4亿元,庞博3000万元,六人总计还不到11亿元,只占到吕建新54亿融资总额的五分之一,人们不禁要问:其余四十多亿的资金都是谁出面帮吕新建融的?现在他们都在哪里?
在法庭询问结束后,公诉方还出具了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词。当被问到案发后为什么不去自首而是选择逃跑时,被告丁福根的供词是:“出了这么大的事个人无力挽回,不敢面对现实。我自己也是共产党员,又是人大毕业生,共产党培养了我多年,觉得对不起党和国家,不敢去自首,总希望吕梁有回天之术,所以我采取逃避。”
当被问到为什么把委托书全销毁时,丁的回答是:“因为上面有我名字,我也害怕。这么多委托书全是我一个人,股票划拨人全是我,干脆就全销毁了。”
丁还在供述中还就吕梁及朱焕良获利以及事后的表现作了描述:“朱焕良套现的6亿多人民币加上我们“出局”的5亿元人民币,一共是11亿元人民币,我们一分钱没用,无论最后市值多少,也是操纵0048获的利。实际上亏损的是出资方,这是操纵0048股票把风险转嫁给出资方了。我们操纵0048股票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获取暴利。”
被告董沛霖在供述中称:“中科创业这只股票的价格走势与我有一定的关系。中科创业这只股票是北京的吕梁‘做庄’炒作的股票。从1999年年初我帮他开始融资,到2000年10月、11月间一共帮他融资了4个多亿人民币。另外,还通过吕梁提供的一些信息自己投资做这只股票。我自己的投资加上融资有大约500万,后来赚到1000多万,今年平仓时就一分钱没有了。算本钱亏了有两三百万。我为吕梁融资,他还了1995年欠我的2000万元债加上300多万元的利息。”
董沛霖还说,“去年(2000年),人们都说他是中科创业的首席执行官,他自己不说是,也不说不是。1998年10月,吕梁说他接了一个盘子,就是接别的庄家做的庄———康达尔,后来改名中科创业。说是香港的一家基金委托他做的,讲了一套美国的现象、理论,吕梁说做这只股票不断接筹码,要有钱投进去,没说需要多少钱,只说我认识人多,让我去帮助他融资,等赚了钱,还我的2000万元也就不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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