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资料显示，“中华灵芝宝”自1996年问世以来，因其违规宣传，已被多地工商、卫生部门予以查处，甚至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撤消过药品批准文号，但实际的处罚金额，对于价格昂贵的“中华灵芝宝”来说，真可谓“毛毛雨”。

　　“中华灵芝宝”为何贵若黄金？缘何屡打不疼？

　　最早见诸报道的大概是1999年3月北京工商部门的查处行动。此次由北京市5个区的工商部门一起行动，“查封了价格数十万元的中华灵芝宝”。但记者近日问及此事时，北京市工商局广告处处长不愿提供任何情况。

　　2001年6月12日，“中华灵芝宝”先后被列为上海、江西两地工商部门的查处对象。关于处罚金额，江西省工商局广告处答复本报记者说，几起查处共计约4万元。

　　2002年3月16日，“中华灵芝宝”在福州举办“防癌抗癌新成果学术报告会”，当地省、市卫生行政执法部门至现场予以取缔。此前，“中华灵芝宝”在福建报纸上多次刊登整版广告，包括有明显违规的“癌症患者实话实说”内容。今年4月，福建省消委会就此专门发出“消费警示”，而当地工商部门迄今未见有何处罚。

　　2002年4月23日，“中华灵芝宝”在长沙举办的一个“交流会”被湖南省工商局予以解散。该局今年3月即已立案查处“中华灵芝宝”，目前尚未作出处罚。以前也只罚过1万多元。该局表示，此次将予以彻查。

　　有人将处罚力度不大归结为广告法规不完善，而根据我国1994年出台的《广告法》第37条规定，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的，工商部门应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分别处以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没收广告费用，并责令广告主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

　　目前存在的法规不完善现象可能主要是，一方面，国家工商局1995年以第27号令公布的《药品广告审查标准》明文规定，治疗肿瘤的药品不得发布广告，而另一方面，目前的药品广告审查批准权已转交到药品监督部门，药监部门似乎没有理会国家工商局的这一规定。

　　似乎可以期待的是，保健药品大限将至，根据国家药监局规定，所有药健字号批文将在2002年12月31日前撤消，2004年1月1日起，此类药品不得在市场上流通。

　　很多肿瘤病人也许等不到这一天。更多的被误导被宰割者则应该得到一个说法。对他们来说，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当是利己、利国、利民的必由之路。

　　专家揭露灵芝保健品厂家障眼术

　　今年4月中旬，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发布2002年第一号警示，点名批评“中华灵芝宝”的虚高定价。

　　“中华灵芝宝”每盒10袋，售价1590元，一疗程3盒4770元，一般要吃3个疗程以上，那就是14310元；一盒重20克，每克售价要80元左右。而黄金的价格现在也不过每克90多元。

　　目前已参与“中华灵芝宝”生产厂家绿谷集团开发工作的林志彬教授对记者说，灵芝子实体，每千克最贵才50元，便宜的20元；灵芝孢子粉每千克也就300至500元。按最好的孢子粉计算成本，每克孢子粉市场价仅0.5元。但厂家将孢子粉制成健康食品或保健药品后，就卖得太贵了。

　　林志彬教授是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中国食用菌协会副会长，他告诉记者，商家其实是搞了障眼术，灵芝保健品的主要成分是灵芝孢籽粉，而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将灵芝实体收载为法定中药材。事实表明，灵芝主要药用部应以灵芝子实体为主。没有一个厂家让患者只服用孢子粉，而不服用灵芝精粉或灵芝其他制品。

　　“中华灵芝宝”4大骗招“绝技”：请协会、专家、患者一起作“报告”,在报刊电视广播上刊播违规广告

　　尽管国家药监局和一些省市的药监局仍在给“中华灵芝宝”发放广告批文，但这些获准的广告内容根本无法满足绿谷公司的欲望。在网上检索可知，国内各地多家报纸陆续刊登有种种“精彩”的“抗癌故事”。最近，一位读者给本报传真了安徽某晚报的一篇文章，题为“暗访屡现报端的肿瘤康复者”，其中写了3位肿瘤患者服用“中华灵芝宝”后起死回生的故事，最后印有“中华灵芝宝”的地址电话。此文刊于该报今年4月17日的“体育新闻”版。来信读者气愤地写道：“无良的媒体是无良产品的最大帮凶！”

　　散发非法印刷品广告

　　其中有绿谷公司内部编印的刊物《抗癌周刊》、《东方健康抗癌特刊》等。

　　与抗癌协会等机构“合作”，请“抗癌明星”“现身说法”。这是“中华灵芝宝”的营销“绝技”。记者在广州曾听过这种会。会前，当地报纸打出的广告颇有诱惑：“全国百名抗癌勇士暨治疗指导专家巡讲团将莅穗”，“肿瘤专家为患者义务咨询及提供治疗方案”。整个活动其实都是由上海绿谷公司一手操办的，主办单位却冠以“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会”的名义。会场外，“百名抗癌勇士”的照片和资料介绍逐一列出，会上还有几位“勇士”声情并茂的演讲，真是不由你不信。仔细一看，这些“勇士”全都是吃了“中华灵芝宝”之后成为“勇士”的。“专家”的“学术报告”最后也是一个意思：治癌还是要买“中华灵芝宝”！会后是“专家”“义务”看病，开出的处方就是告诉你要买多少“中华灵芝宝”。如此“会场”成“卖场”，真是对监管部门的莫大嘲讽。类似的名义还有所谓研讨会、报告会等。

　　搞坐堂医生制

　　早在1999年3月，北京市工商局在检查中就发现，“中华灵芝宝”以咨询为名坐堂行医。据报道，在新大都药店的专家咨询处，坐堂的大夫是某厂的工作人员，护校毕业，可在咨询过程中她却给患者开药。最近，在福州祥源药店，“中华灵芝宝”还专门设立“专家咨询点”，装模作样向癌症患者查询病情，最后总是向患者推荐“中华灵芝宝”。而按规定，药店只能销售药品，不能设立坐堂医生。

　　贿赂官员与10天拿到批文,“中华灵芝宝”的出世与行贿有没有关联？

　　赵斯安似乎是药政部门惟一因受贿而被判刑的官员，尽管只是个缓刑(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赵受累于如今大名鼎鼎的“中华灵芝宝”。

　　1998年2月19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1996年2月15日、5月15日，赵在任陕西省卫生厅药政处处长时，先后两次收受上海巨人集团出资、陕西省明德制药厂送上的现金共1.5万元，构成受贿罪。

　　上海巨人集团后已更名为上海绿谷集团，明德制药厂也已成为绿谷属下的西安绿谷制药公司，负责人都是吕松涛。送钱的目的是加快办理“中华灵芝宝”、“灵芝片”、“灵芝胶囊”等5种药的批文。

　　有关文件显示，明德制药厂向陕西省卫生厅打报告申请“中华灵芝宝”陕卫药健字号的时间是1996年2月6日，陕西省卫生厅发文给予批准药号并同意生产的时间是同年2月16日，也就是第一次行贿受贿的次日，前后仅仅相隔10天。其间没有做药理药性、毒理毒性和临床试验。

　　2001年4月2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陈俊生针对有关举报作出措辞严厉的批示，要求陕西省予以处理。同年9月14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就此报告说，“中华灵芝宝”批准文号合法有效，其生产经营行为基本规范。

　　关于批号问题，这份报告承认了明德制药厂10天内申报获得“中华灵芝宝”批准文号一事，并解释说：“申报之时，该厂已与外商签订了1996年3月底交货的出口合同……鉴于其质量标准已经西安市药检所复核，省卫生厅为支持企业遵守外贸合同，在责成西安市卫生局督促西安市药检所加速检验的前提下，于同年2月16日给该企业下发了‘中华灵芝宝’生产批准文号，审批程序基本合法。”

　　检察官告赢“中华灵芝宝”,“抗癌新药”宣传构成欺诈，应双倍赔偿

　　尽管很多癌症病人的家属意识到，“中华灵芝宝”的虚假宣传使他们浪费了大笔钱财，甚至贻误了正常的治疗，但就记者所知，迄今告赢“中华灵芝宝”的只有一个人，他是山东省滕州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刘运毅。

　　2002年春节之前，刘运毅自掏路费请法院去上海绿谷集团，拿到了25440元的赔偿。他说，这只够他一年来打这场官司的费用。

　　为了给母亲治疗癌症，刘运毅全家花去20多万元，连房子都卖了，其中6万多元用在了购买“中华灵芝宝”，因为只保留了12700元的购药发票，其余四五万元已无法获得赔偿。

　　“以后什么官司也不想打了，太累了。”刘运毅说，“当初打这个官司也只是为了争一口气。”

　　刘母邵泽兰曾经是“中华灵芝宝”的广告宣传人物。在1999年10月21日山东的《××晚报》上，“中华灵芝宝”的广告称，邵在放疗后，疼痛不但没有减轻，还拒绝进食，是邵的二儿子慕名购买了“中华灵芝宝”，邵“服到第4盒时抽血化验，白细胞上升到8000多，体力明显恢复”。

　　1999年12月22日，同一内容又出现在同一份报纸上，标题是“发明人给抗癌明星颁奖来了”。此后两个月不到，刘母去世。

　　刘母曾与绿谷公司签有一份“宣传协议书”。但刘认为上述广告内容与病历记载大相径庭，他母亲服药后还是一直头痛；慕名在济南买药的也不是“二儿子”刘运毅，而是刘母本人。

　　“你相信你儿子，我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母亲病危时，刘运毅下了决心。

　　起诉之初，因为搞不清被告厂家是谁，刘只能起诉《××晚报》。事后才知道，绿谷公司的总部在上海，“中华灵芝宝”在西安生产，刊登上述广告的却是宁夏绿谷药业有限公司。

　　幸运的是，刘不用去外地打官司，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他可以选择在“侵权结果发生地”即滕州当地的法院起诉。

　　2001年2月9日，滕州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中华灵芝宝”是中药保健药品，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药品，绿谷公司将其宣传为“抗癌新药”，足以对消费者产生误导，认为“中华灵芝宝”即为药品，而非中药保健品，系经营中的欺诈行为，根据《消法》第49条，应承担购药价款的双倍的赔偿责任；被告《××晚报》应知这是虚假广告仍予发布，应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同时认定，刘运毅认为“中华灵芝宝”广告侵害其母及本人名誉权，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判决后，原被告双方都未上诉。

　　刘原本希望，通过这场官司，可以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华灵芝宝”虚假宣传问题的重视。但诉讼前后，他找过的多家媒体都未作报道。“很多媒体都有他们的广告”，刘尤感失望的是，“官司胜诉后，报纸、电视上还有类似的广告”。但是，他相信自己已为其他受害者提供了一个容易效仿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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