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财经撰稿人达斯(Satyajit Das)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过去所积累的问题全面爆发，很可能意味着近百余年来经济持续增长时代的就此终结，世界将进入一个漫长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时期。

　　以下即达斯的评论文章全文：

　　在全球各大央行大规模的货币干预之下，全球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表现大为扭曲，与止步不前的世界经济完全脱节。

　　金融家们更愿意相信，股市的强大涨势是预示着强大的经济复苏。可是，却又很多基本面原因告诉我们，世界可能是进入了一个低增长甚至零增长时期。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金融市场现在的乐观或许就会被证明是个不成熟的早产儿。

　　从历史角度说来，所谓经济增长其实是个晚近才出现的现象。在一份至为谨慎，但是却依然刺激十足的国内经济研究局报告《美国经济增长终结？蹒跚的创新遭遇六大阻力》当中，经济学家高登(Robert Gordon)发现，在1750年之前，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量度，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增长可言。

　　从1300年到1800年，以人均收入为标准的生活水准翻一番几乎用掉了整整五个世纪的时间。1800到1900年，这次用掉了一个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生活水准的提升速度才开始加快，人均收入增长了五道六倍。生活水准1929年至1957年，1957年至1988年各自翻了一番。

　　其他指标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1500年至1820年，经济产出每个世纪只增长了不到2%。1820年至1900年，经济产出大致增长一倍。1901年至2000年，经济产出才有大约四倍的增长。

　　由此，高登提出了他的质疑：经济增长是否真的是一种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连续过程？他认为，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准的改善速度都将大大减缓。他估计，未来相当时间的经济增长年速度将只有0.2%，大大低于1987年至2007年间的1.8%。

　　事实上，低增长或者零增长也有其积极意义，比如在环境和一些稀缺资源的保护方面。问题在于，我们当前的经济环境当中，政治和社会体系都是建立在经济持续扩张，以及生活水准持续改善的前提之下。

　　过去三十年时间当中，我们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创造，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于借贷和投机。2001年以来，美国记录在案的经济增长约有半数应该归因于以住宅增值为基础的借贷行为。

　　全球贸易也是构筑于一种金融模型之上。中国、日本和德国等商品和服务销售国通过将钱借给美国和其他国家——如现在深陷困境的南欧国家——的方式来间接影响着后者的购买力。

　　债务其实就是在透支未来。这加速了消费，因为债务可以允许人们现在购买商品和服务，许诺将来还钱。照理应该在很长时间内逐渐发生的开支行为被人为挤压到了较短的时间周期之内，因为大家都可以获得廉价的资金。企业过度投资，误读需求，还假设这种夸大的增长将一直持续下去，使得真实资产价格大大上涨，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债务驱动下的消费变成了创造经济增长的工具。可是，这样一个过程必然要求债务的进一步增加。到2008年，要创造1美元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举债4到5美元。中国十年前只要1到2美元的信贷就可以换来1美元的增长，而现在这一成本已经增加到了6到8美元。通过额外债务来维持高增长率的做法，现在看起来是愈发可疑了。眼下，政府和私营部门都必须着力削减债务，而这自然就会打压需求，将全球经济锁定在一个增长不断减速的螺旋当中。

　　经济增长是以导致环境不断恶化的政策为基础的，而这一基础同样是不可持续的。一直以来的增长，都是在不断挥霍定价存在问题的不可更新自然资源，比如石油和水。

　　金融体系的问题，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问题，至关重要的资源如石油、食品和水短缺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呈现出愈来愈相似的特性。在每一个领域当中，我们的社会其实都是将矛盾推向了未来。我们追逐着短期的利润，但却在冒着现在似乎不起眼，将来却迟早要爆发的大风险。

　　与眼下的金融、环境与管理危机并行的，是定价不当的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历史已经证明，风险，尤其是个人和企业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其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定价。同样，对于污染环境和消费某些特定资源的代价，我们也未能给予充分的估计。

　　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都存在着利润私有化，而损失社会化的问题。金融家介入了破坏性愈来愈大的交易，获取巨额的费用，却让纳税人来面对造成的经济破坏。

　　二十世纪早期，德国经济学家舒梅切尔看到，人类正在开始以资本为食：“人类为了钱而生存，已经有成千上万年了，一直都是量入为出。直至最近这一百年，人类强行打破了自然界的橱柜，以逐年猛增的速度将其洗劫一空。”这样的结论，既适用于经济和金融系统，也适用于环境。

　　在小说《兔子发财》(Rabbit is Rich)当中，厄普代克(John Updike)笔下的主人公说出了战后世代的心声：“说起来确实有趣，但反正我很高兴享受我自己所做的一切。将来的孩子们来了，他们将只能靠残羹冷炙为生，大餐已经被我们吃了。”

　　当前的危机其实是对各国政府是否能够控制经济当中至关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元素提出了质疑。

　　政府的干预确实可以降低危机所造成的一些损害，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指望政策来命令经济增长，则更是荒唐。如果政府以赤字开支，低利率和其他政策来为金融系统提供无尽的现金，就能够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万灵药，那么日本的问题多年前就该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缺乏简单的政策选择，这恰好说明了世界正面临一段不可知的低增长时期的事实。

　　金融工程学驱动的增长走向了末路，环境问题爆发，以及各种重要资源的稀缺，这些都是巨大的威胁，要终结我们这一段前所未有的增长和扩张周期。归根结底，我们过去所积累的财富，其实都是依靠着借贷，或者是将问题推到将来，这原本也是一种类似庞氏骗局的，不可能持久的做法。

　　米勒(Arthur Miller)曾经说过：“当一个时代最基础的幻觉破灭，也就是这个时代的终结。”这对于我们当前的资本时代——经济无限增长的时代而言，正中要害。(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