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el Cabrera：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方面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工具分析复杂系统，也许图谱描绘是一种。几天前我的一个同事，他是研究地质系统的，他向我展示了一些工具，可以把一些社会学的信息覆盖到地质系统上，或者这个系统可以运用到社会信息的分析上，让我们知道我们决策的结果。这是分析性的一些工具，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已经身在其中了，无论你是领导乔治·梅森大学，还是全球联盟，还是墨西哥，描绘图谱有用，但是管理和领导力的传统模型往往不足以应对这些问题。

　　Albert Laszlo Barabasi：我想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复杂性的理论也在面临转变，也因为你们提到的这个原因，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模型，但是行为又是很复杂的。

　　所以，很难在一个大型的复杂系统中很好的去解读单个的行为。大数据改变了什么呢？我们不再完全依赖于模型，而是更多的依赖于对于实时系统的监控和分析，我们可以获得系统所带来的数据，然后试图能够有一个实时的按空间分布的对于问题的全局的认识，我觉得这是技术使我们能够实现的一个根本的转变。

　　Ernesto Zedillo Ponce de Leon：我觉得这些技术这些工具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在于我们将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如何做出有意义的决策，也是我们需要做出的决策。所以，最终你需要依赖自己的经验，去依赖这些工具，你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你可能有一个非常精致的模型。

　　Brian A.Gallagher：也许这个系统知道的事情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多，比如说达沃斯论坛的会员讲他们都非常知道金融世界，全球经济都在发生什么情况，这是2008年，我当时是一个社工，我还读自己的MBA，我坐在听众中想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这个问题变的太复杂了，2008年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儿，2009年一听原有的模型都不足以捕捉创造出来的机遇，也不足以应对产生的挑战。

　　Angel Cabrera：复杂性理论并不会使领导人成为神，它只是使你做出更好的决策。或者我觉得有一个替代方案，是否真的在顶端会有聪明的决策者，我认为在应对复杂系统的时候，甚至并不存在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比如其他的领导人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和复杂性抗争，你需要去拥抱复杂性，让复杂性在你的企业中慢慢的展开，让你下面的人有能力做出决策，并且利用他们自己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社交的资本，人际的资本，人脉这样一些关系，并且希望最好的情况会发生。

　　问题是不是真的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在顶端做出决定？我觉得领导人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提醒大家长期的方向的价值，不要生活在一个幻境当中我们是最聪明的决策者，而是接受这样的现实，并不一定存在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案，可能只有一个长期的目标是什么，长期的计划是什么，确保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走，并且创造一个环境，希望最后有一些解决方案能够浮出水面，最后在一个机构的顶端出现。

　　国谷裕子：所以，领导力可能并不是强大的控制力，而是放权，让大家都能够加强协作，激发大家的创造力。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应该拥有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呢？如何改善组织来增加机遇？

　　Brian A.Gallagher：实际上我们在招人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可以培养的一些能力，但是我们找的那些以使命为导向的人，不管是在企业、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你都应该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你是否愿意和人们加强协作，你是否以关系为导向，另外，你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有人说领导人应该有愿景，他们应该是团队的建设者，他们应该帮助建立网络，他们应该愿意放弃自己的控制权，但是我们在找好的人，好人。

　　企业当中出现瓶颈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以不符合最后目的的方式工作，有时候他可能有一些目的性，如果他不是好人的话你发现他会背道而驰，是有些人太自我为中心。其实你在招聘人员的时候是可以对此进行测试的，我们尽可能让我们组织有年轻人，他们可能处于自己职业生涯的早期，还有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人。

　　我去上MBA的时候，那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整天讲的就是目标管理，自上而下，我得自己去学如何放弃控制权，而且要把功劳归还给自己的员工，我觉得只有你把功劳主动放弃的时候你最终才会得到应得到的荣誉。

　　Angel Cabrera：我们写全球化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访问了很多人，他们似乎把事情做的很好，他们希望能够提取使得自己成功的这些技能，是对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也就是成功的一个简单的理论。

　　我想有两点，第一，其中的能力就是能够持有不同的观点，接受不同的观点，因为你手下的人可能对同一个现象有不同的解释，这也是非常自然的，这不一定表明谁是对的或者谁是错的。那些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并且通过这样一种关系找到解决方案，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你刚才也解释了价值观，它实际上是关于价值观的问题，从领导人的角度讲，如果你能专注于你的目的，它的价值与企业的价值能够在他们组织内部或者外部有很好的联系，而且能够与其他的这些不同来自孤岛的人们进行交流，这就是领导力。如果你能把我们这样的能力加入到我们组织中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能力。

　　Albert Laszlo Barabasi：的确很有意思的讨论，的确领导力的质量往往只关注于这些观点，这是我们遇到的挑战，也就是我们坚信我们实际上没有更好的工具，如果我们要想改变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往往需要做一些注解，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工具来做。

　　所以，关键的问题，我们能不能下一个层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问到的问题。比如大数据，比如我们能不能找到最好的工具，我们如何能找到最好的适用于组织的结构？

　　国谷裕子：我觉得我想请我们的听众，看看他们有任何问题。

　　提问：我想请大家讲讲领导人价值观的分类，特别是对政治领导人，对前墨西哥的总统问这个问题。

　　Ernesto Zedillo Ponce de Leon：我觉得应该这样回答你的问题。首先，应该讲到这样一些观点，一开始讲到这些观点，也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互相关联的世界，而且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我们有不可想象的互相的关联性，包括消费、销售和所有的这些东西。

　　另外，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大家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整体的社会系统是有多么的复杂，政治的演讲还没有讲到这一点，没有让大家了解这一点，没有让大家理解这个好处和坏处，关于互相紧密联系的好处和坏处，如果大家去听政治演讲的话，今天我觉得还像40年一样，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问题，大家都总是希望能够指责别人，比如出现了失业的问题，我想大家往往会指责是因为中国的成功才造成了我们的失业，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真空，现实当中与人们交流的方式有一种真空，往往我们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概念，但是我们总是错的，大家往往能够达成一致的是他们听到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观点的强调，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以讹传讹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政治领导人可能是进一步降低了他们执行好政策的能力。

　　刚才我也讲到在欧洲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尽管欧洲人建立了可以说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核经济的联合，我觉得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应该得到人们的羡慕和承认，但是政治演讲可以说他们需要来进一步采取新的决策加强他们的联盟，而不是进入政治的僵局。我知道德国人往往说希腊人太懒了，或者西班牙人他们不好好干活，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我觉得作为政治领导人来讲，他们有责任去了解这样复杂的世界，来改变他们的沟通，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政治的能力做出决策，特别在危机的时刻做出决策。

　　国谷裕子：为什么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创立相关的机制，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中创立一种机制，但是在这种两极化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本身的政府应该进行更好的合作，但是它这种合作却失败了。

　　Ernesto Zedillo Ponce de Leon：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我想从概念上稍微讲一讲，我们讲到国际合作的时候，国际合作是为了什么呢？我们通过国际合作能够进一步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全球的福址，这样的福址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的，而且大家往往希望别人为自己努力，来为自己谋福址，但是公共的福址，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主要是缺乏诚信，你必须要保证有足够的诚信，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21世纪，而且我们存在诚信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合作有时候并不一定能够成功的原因，有时候也产生了概念上的领导力，这些重要领导人往往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去努力，当然为自己国家利益努力并不错，但是我们也是通过合作能够来为自己国家的人民谋福址，不光为自己的选民谋福址，能够通过合作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处。

　　提问：我想再补充两句，的确有这样知识上的坦诚，还有相关的否定，我想问一问，这种否定或者不诚实多大程度上是对于复杂格局理解的障碍呢？

　　Angel Cabrera：当然，有一些是不诚信的，但是我觉得去掌控复杂局面的失败我并不认为是知识方面的复杂局面，我觉得这应该称之为我们受到一些局限，我们在保护或者执行简单的决策方面我们受到一些局限，如果你想比较一下，比如医疗卫生的问题，往往会说对，非常复杂的局面，而且不是一个简单的回答或单一的回答，如果想这么做就会产生其他的负面影响，如果想那么做还有其他的负面影响。可以说你不能简单的解答，不能简单的通过一些标签或者简单的决策来解决这些复杂的局面，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不坦诚。

　　比如现在美国有大选，大家可能会说政府做的不好或者好，或者是不是有一个有希望的政府，我觉得今天大家讨论的是很有意思的，也是让我有一些概念或者有一些希望。比如拉斯勒或者其他人掌控这些复杂局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相关工具解释复杂的局面，向公众解释，能够让大家进行沟通，让大家了解这个复杂局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足够好的例证来让我们借鉴。

　　提问：我是天津日报集团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想提给台上所有的嘉宾。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全球化，很长时间谈到全球化的问题，但是在谈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谈到强调共性的问题，但是从这么多年企业国际化经营来看，它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全球化经营过程中更多的注重本土化，本地化，强调本地化的同时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又面临不同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可能和之前的状况有一些复杂，面临不同的环境，这对企业来说这样一个局面会变的更加复杂，不知道您自然看这样一个变化给企业决策方面带来的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中国解决民间资本投向方面有一个说法叫走出去策略，但是现在包括从目前在推的资本项目开放，包括人民币国际化未来的发展，可能有一个趋势就是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升，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或者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问题可能会谈到一个风险的问题，从目前整个中国国企的国际化来看，似乎发展并不是很顺畅，里面可能会遭受一些包括在发达国家受到一些政治上指责的问题，各位怎么看待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Brian A.Gallagher：我觉得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觉得人民币这个问题还是让经济学家来回答吧。

　　全球化和本地化的关系，事实上全球化的经济当中的三大领域当中的共同之处就是企业，这三大领域当中唯一能够赶上全球化的就是企业，政府、公共部门并没有赶上，所以，我们加强政府之间的合作，看到政府合作之后，规则变的越来越复杂，所以，能够更好的很好的理解全球化和本地化关系的就是企业，本如在中国你必须应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而非政府组织也是如此，这样你能够获得一个分权的系统，这样一个系统有很大的优势。北美、欧洲、中国、巴西，这样一些系统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你可以在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企业，只有一个分权的系统你才能作为一个全球化的公司在很不同的地方同时开展业务。

　　国谷裕子：要不要讲一下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Ernesto Zedillo Ponce de Leon：我想补充一下你刚才说的环境不同。因此，很难进行全球化。当然，也没错，但是今天的条件和二三十年前相比有很大的改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的非常了不起的全球化，甚至可以说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两百年前或者是在更久之前，我们开始了工业革命，我们有科学的革命，因为牛顿为代表的物理学，使人类创造了新的通讯和交通方式，而这些事情改变了世界。

　　现在我们有了新的技术，使得我们有机会有可能享受30年前不能享受的通讯，但是同时我们看到经济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壁垒大大下降，这带来了供应链上的非常复杂的变化，在工业化之前，我们谈的更多的是垂直一体化，谈的是创造规模经济，而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有些想法能够走出去在其他国家进行销售，而今天你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企业，只要你不试图生产所有的东西，只要愿意只是生产某一个零部件，当然要确保这个零部件能够在很多的系统，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加以使用，当然，这是技术的功劳。但各国也共同地努力降低对于贸易及服务贸易的壁垒，这是很好的消息。坏消息是政府也可以再次提高投资和贸易的壁垒，它可能会造成衰退，也会对今天我们所享受的繁荣造成阻碍。

　　我想至于人民币的问题，这个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愿意使得中国的货币体制、经济体制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国际市场当中去。当然，这也需要各国市场对于中国采用更为自由的态度。

　　国谷裕子：我们已经超时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以及各位听众的参与，使得我们关于复杂性的问题有了一个非常复杂和好的讨论，谢谢。

上一页1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