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广立
3月初，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3年我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763.19万人，比上年增长2.32%。其中，博士生招生15.33万人，比上年增长10.29%。
这已是2024年以来教育部第二次公布与博士生规模有关的数据——今年1月，教育部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到，我国高校现有博士研究生61.2万人，博士生已经成为高校科研的生力军。
规模大、增速快，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博士生规模已经可以匹配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了呢？
答案似乎并非如此。
数据：我国博士生总量不及美国1/3
对于上述数字，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学明直言，我国博士生数量增加的趋势是对的，但相比研究经费的增幅，博士生数量增加的还不够。
杨学明援引一组数据告诉《中国科学报》，2015—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增加了一倍，但博士生毕业人数仅从约5.38万人增至6.62万人。
“对比本科生和硕士生，我国高等教育人才中博士生的比例明显偏低，这客观上造成了很多学生没有机会进一步深造。”他说。
对此，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方晓红也表示，从导师角度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现在硕士生偏多，博士生太少。此外，想与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培养博士生也相对较难，因为对方也面临着“博士生不够”的问题。
“目前我国博士生总量不足美国1/3。要知道，我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方晓红说，从招生计划看，随着师资力量的不断加强，无论是“双一流”高校还是普通高校，其招生分配都面临“吃不饱”的窘境，学生做两年以上科研助理只为等待一个博士生名额的现象较为普遍。
与博士生数量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我国科技强国的总体要求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我国备案新型研发机构2412家，“双一流”建设布局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和创新研究院36家，对博士毕业生等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持续增加。
对此，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蔡袁强表示，投入保障不充分、培养结构不均衡、供给需求不匹配，或许是当前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他告诉记者，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尚未建立起独立的财政支持体系，招生规模扩大是在中央政府未大规模增加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研究生招生指标、激发地方政府举办研究生教育的积极性得到的结果。整体而言，我国博士生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生均拨款力度低且增长缓慢。
系列因素也直接导致博士研究生待遇偏低。据蔡袁强介绍，目前我国博士生能拿到的奖助学金只有国家助学金（1.5万元/人年）和学业奖学金（0.7万元/人年），仅有2.5%的优秀博士生可额外获得3万元/人的国家奖学金，整体保障力度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他进一步指出，博士生培养中的结构性问题较多——专业学位博士发展滞后，授权点数量过少，培养规模偏小，不能适应行业产业对博士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共招收专业学位博士生3.14万人，仅占招收博士生总人数的20.48%。相比之下，美国专业实践型博士采取周期短、速率快的扩张策略，在所有类型博士中的占比达2/3左右。
此外，从供需对比看，国内博士生培养的数量和质量上的供给小于需求，且在结构上存在供给与需求的错位。比如，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排全国第四，现有博士学位授予权高校16所、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76个。这些软硬件条件均居全国前列，但该省2023年博士生招生6343人，仅占全国的4.1%。
建议：多措并举扩大博士生规模
针对上述现状，方晓红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出台加强高水平研究生教育的指导性意见。特别应立足医学、生命科学类等基础研究学科，进一步扩大博士生教育规模，并优化博士生招生分配机制，包括专业型博士与学术型博士的分配比例等，加快高水平博士生教育体系建设。
她进一步提出，在教育经费投入一定的情况下，通过缩减硕士生招生的相对比例及培养年限、增加课程硕士以及直博生等方式，扩容博士生招生。
“一些重点科研院所，硕士生跟博士生的数量是不是可以倒过来？从潜心科研的角度，应该多招一些博士生。”方晓红说。
杨学明对此表示认同。
“博士生群体是保障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支撑力量。”他指出，在高等教育人群中，本科阶段注重基础知识学习，硕士阶段开始进入科学研究范畴，博士阶段才逐步成为科学研究的主力。
杨学明进一步指出，率先在“双一流”高校和国家重要研究机构试点，大幅加大博士生培养力度，并建议给每位有足够研究资源的博士生导师每年两个博士生招生名额。这一方面可满足更多读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较大幅度提升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技创新效率。
从机制层面，蔡袁强建议应加快完善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博士生教育投入机制。其中，政府应大幅增加博士生生均拨款，地方上要改善高校博士研究生培养条件，社会上则应广泛参与研究生奖助体系建设。
“要完善培养单位和社会广泛参与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完善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成本分摊机制，从税收制度、企业工资总额核定、捐赠抵税等方面深化改革，激发企业参与联合培养的积极性。”蔡袁强说。
针对交叉学科专业人才不足的现状，方晓红建议应增加交叉学科专业设置，发挥交叉学科融合优势，试点实施交叉学科博士生培养专项。对有突出培养潜力的交叉学科人才，可采取专升博、本升博等特殊通道，优化培养路径。
注意：避免“非主观兴趣读研读博”现象
被问及“大量扩招博士生，会不会担心‘博士帽’含金量下降”的问题，杨学明坦言“并不担心”。
“有研究资源、有余力培养学生的博士生导师数量不在少数，特别是年轻导师，他们担心的不是学生多，而是学生少。”杨学明说，尤其是我国急需的理工科硬核科技领域，人才缺口更为明显。
他表示：“要围绕我国急需的先进科学仪器技术研发和‘卡脖子’技术相关的科学技术专业领域，将更多经费和资源投入到相关博士生人才的培养上。”
退一步讲，相比部分“博士帽”含金量下降，我们科技后备人才的总含金量上升才是更重要的。“当然，博士生培养水平也要提升，这样才能全面提升整个高端人才培养系统的水平。” 杨学明说。
相比担心博士帽“水”掉，方晓红对“考研、读博是为了更好就业”的现象更为忧虑。她认为，这种“非主观兴趣读研读博”现象从根本上弱化了年轻人潜心科研的动力，导致坐不住“冷板凳”、啃不下“硬骨头”。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多元且复杂的。但从人才培养角度出发，方晓红认为可以在基础教育阶段强化兴趣导向。例如，在初高中阶段加入专业解读课程，让专业理念、职业通道教育更加正规、普及和多元。
以生命医学科研人才培养为例，她表示许多高考生在填报志愿、选择专业时，由于专业课程缺失、对医学研究缺乏了解，往往使用“排除法”，首先排除医学专业，这让她哭笑不得。
从人才的职业发展角度，方晓红建议，高校和科研院所应不断优化研究生分类培养结构，促进专业、学位教育“双轨并行”。
她认为，“双轨并行”的培养体制应在课程体系能落地、可转化的前提下，注重学术理论和专业实践技能有机整合，强调专业实践与学术创新的互补和统一。在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中，要避免因过分追求学术性而淡化实践性，促进专业、学位教育“双轨并行”，更好地服务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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