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斯克成为院士，中国的企业家离院士还有多远？

中国的“马斯克”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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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景丰

　　来源：甲子光年（ID:jazzyear)

　　1960年，刚刚上任美国工程师联合委员会的奥古斯都·布劳恩·金泽尔产生了一个想法，像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在科学领域进行服务那样，建立一所工程院专门服务工程师们。此前，他曾担任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工程师、研究总监，深知当时美国工程师群体的困惑。

　　彼时，绝大多数工程师都处在企业研发一线，或者身居企业研发岗，而很少作为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专职研究员。尽管在此前的近100年里，工程师已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创始成员和占该科学院成员近六分之一的群体，但几乎没有一个有声望的机构来服务他们。这导致，在工程师们为科学进步带来巨大推动的同时，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存在感却一直很弱。比如，在当时美国国家科学院的 675 名成员中，只有大约 30 人称自己为工程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工程师们的认同感和积极性。

　　在金泽尔的推动下，1964 年 12 月 5 日，美国国家工程院 (NAE) 终于成立，金泽尔也成为美国国家工程院的第一任院长。尽管最初NAE的成立是鉴于NAS担心工程师在其机构的扩大而进行的“有目的的妥协”，但这一举措仍被视为“美国科学与工程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如今，美国国家工程院已经成为工程学界的顶尖学术机构，是美国四大国家学术机构之一——其他三家分别为美国国家科学院 NAS、美国国家医学院 NAM 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同时也是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工程院之一。

　　即便是一家学术机构，美国国家工程院仍然不只以学术标准来产生院士。实际上，从第一批美国国家工程院成员的构成来看，就有很多是出身企业一线的技术人员或商业领袖。比如曾做过工程师的金泽尔，以及美国洲际弹道导弹(ICBM)系统之父、休斯飞机公司副总裁西蒙·拉莫（Simon Ramo）。

　　此后，几乎在历届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名单中，皆有科技创业者的身影：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亚马逊创始人兼CEO贝佐斯、微软现任CEO萨提亚·纳德拉，以及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

　　某种意义上看，对工程师群体的重视和技术型企业家的鼓励，也大大刺激了过去50年来美国科技公司的崛起和发展。

　　人们对马斯克入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的关注，也是对下一个中国“马斯克”的期待。

　　1. “本科院士”马斯克

　　如果只看学术，马斯克能当院士绝对是个天大的笑话。

　　一个平平无奇的转校生，上了一个为了泡妞而选择的学校（马斯克选择加拿大皇后大学是因为美女多），只拿到本科学历，没有在任何核心期刊杂志发表过一篇专业论文，也没有任何发明创造。

　　这不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浪荡青年吗？

　　但毕业后的马斯克却像开了挂一样，不仅连续成功创业，早早实现财务自由，更是以一人之力改变了美国航天发展的局面。

　　在SpaceX崛起之前，美国的商业航天市场几乎都被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老牌巨头把持着——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联合起来哄抬火箭发射价格，不仅让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深受航天发射高成本之苦，要依靠过去的军事对手俄罗斯的“联盟号”宇宙飞船向太空输送人员和物资——据说，美国购买“联盟号”飞船的船票价格单价从2007年的2180万美元涨到2018年已达8110万美元；还使得整个美国航天产业止步不前，一众中小商业航天公司被巨头联合压制，其中就包括初创时的SpaceX。

　　最绝望时，SpaceX三次火箭发射均以失败收场，失败的氛围笼罩着公司所有人；特斯拉也陷入产能危机，有人专门在网上开设了一个名为“特斯拉死亡倒计时”的栏目。2008年12月，SpaceX首席财务官迪帕克告诉马斯克：“账面资金只能维持3天。”

　　但即使这样，马斯克仍以他自己的方式让SpaceX公司活了过来——第四次火箭发射成功，让SpaceX获得NASA16亿美元资助，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甲子光年」此前曾撰文分析，SpaceX能以令人咋舌的低价打败它的美国对手们——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轨道科技公司，当这些公司的火箭发射成本还维持在2亿美元/次的价格时，SpaceX每次的发射费用已降至6000万美元；之所以能把价格降到如此低的水平，是因为它已通过研发可回收火箭和可回收宇宙飞船，大大降低了火箭和飞船发射成本。

　　尽管可回收火箭和可回收宇宙飞船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提出，但真正将其实现的，竟是航天门外汉马斯克。

　　从这个意义上说，SpaceX以一己之力推动美国航天产业进入了新阶段。

　　更关键的是，马斯克并不是一个“甩手掌柜”。尽管他并非航空航天专业，但在经营SpaceX几年后，马斯克靠着极强的自学能力也成长为一名航空专家。在《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一书中，作者在进行大量调研采访后对马斯克评价称，“很少有技术公司的CEO在各自领域的专业程度能达到他那样的水准”。

图注：当地时间今年2月10日，马斯克直播 SpaceX 星舰计划最新进展　　

　　也正因此，马斯克在SpaceX的职务为CEO兼CTO，同时也是一名工程师。不得不说，马斯克确有非凡的学习和创造能力。

　　除此之外，马斯克很早就意识到，太阳能很可能注定是人类未来首选的能量来源。为此他创办“太阳城”公司，并将其做成美国最大的太阳能板安装企业。太阳城更多地表现了他的世界观，而非商业机会。

　　此次美国国家工程院对马斯克当选院士的评价是，他在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可持续运输和能源系统的设计、工程、制造和运营方面取得了突破。

　　按照这个标准，马斯克当选工程院院士的确实至名归。

　　2.企业家能当选院士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马斯克当选美国工程院院士似乎只给国内科技圈带来了狂欢，在国外极少有媒体对此大肆宣传报道。

　　国内媒体在津津乐道地谈论“马院士”时，很容易想到的是，两年前国内也有一批企业家、科技领袖被提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

　　2019年4月，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9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531名候选人中，来自企业界的候选人为114人。其中便有科技圈熟知的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百度高级副总裁兼AI技术平台体系（AIG）总负责人王海峰、阿里云计算业务创始人王坚、腾讯控股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首席人工智能官（CAIO）杨强、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比亚迪董事局主席兼总裁王传福等人。

　　这些候选人都是在各个科技领域做出过重大成就的商业领袖，且本身也拥有不俗的学历。但是外界却对此提出质疑，企业家的目的是获取商业价值，而百度过去因搜索竞价排名售卖虚假医疗广告等行为存在道德瑕疵。

　　这场风波对院士评选的影响并不被外人所知，不过最终的结果却是，李彦宏、王传福、王海峰等人均未入选，在这些人中只有王坚入选了当年中国工程院院士。

　　而到2021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中，名单里则几乎全是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型国企中的研究人员，已极少有民企中的“商人”。

　　实际上，从过往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的名单中也可以看出，其并不排斥民营企业家，比如2007年的华大基因联合创人杨焕明，2009年的中星微集团董事长邓中翰……但从官方态度和入选的最终结果来看，他们并非主流。

　　商人能否成为院士？如果放在过去，这是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但站在当下看，这已经成了新的时代命题。

　　尽管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工程院并不完全相同，但在科学研究上也存在诸多共性。

　　美国国家工程院成立于1964年，由美国工程师奥古斯都·布劳恩·金泽尔发起并担任第一任院长。其院士候选人由至少1位在任院士提出，3位在任或退休院士证明。评选标准是根据候选人对工程研究、实践、教育的贡献，或开拓新的技术领域、开发/实施工程教育的创新方法、为重大工程提供工程领导等。这意味着，院士来源就包含商业公司。实际上，在首届25名院士（也译为会员）中便有多人来自商业公司，包括院长金泽尔此前是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研发副总裁，工程院另外一名创始人西蒙·拉莫则早先是休斯飞机公司副总裁，后又创办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

　　此后，几乎在历届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名单中，皆有科技创业者的身影：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微软现任CEO萨提亚·纳德拉，以及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

　　美国国家工程院在2月9日最新公布的 111 名新成员和 22 名国际成员院士候选人名单中，约有60位是来自企业的候选人，他们有的是公司研究员、工程师，有的是CEO、创始人。

　　尽管大量吸纳非科研出身的商人，且还要求入选院士每年要缴纳会费，但这并不影响美国国家工程院成为美国工程学界的顶尖学术机构，其院士称号也是工程界最高专业荣誉之一。

　　中国工程院在1994年6月成立，比美国国家工程院晚了30年。按照《中国工程院章程》，院士候选人可单独通过院士或有关学术团体提名，也可以同时通过以上两种渠道提名。评选标准是“ 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作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 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品行端正”等。

　　尽管标准中对“商人”这个群体并没有做出相关鼓励或限制，但事实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其入选者绝大多数以国企、高校、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为主。

　　随着近十年民营企业、尤其是互联网科技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渐突出，其创业者或核心研发人员逐渐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因此2019年中国科协在启动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荐工作之初，就发布通知，明确鼓励“要从民企中推选院士”。

　　这意味着，民营企业家开始被鼓励参选院士，成为科学家。

　　3.打通企业家和科学家的“最后一公里”

　　从中国工程院历年院士的名单可看出，它的成员多以科研人员为主，服务的群体也主要是科研人员。而随着中国科技产业的长足发展，根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我国科技工程师群体已超过8000万，是全世界工程师数量最多的国家，他们也遇到了跟50多年前困扰美国工程师们同样的问题：缺少一个认可和服务工程师的专业机构。

　　如今，一个“反向”趋势正在发生——中国近几年的科创浪潮，让一大批科学家纷纷离开科研机构，走到创业一线。这意味着，科学家开始主动参与商业了。他们有的成功了，创办了在某个领域的超级独角兽；但更多的是反响平平甚至失败的案例。

　　此前「甲子光年」曾在《为什么97％的科学家创业都失败了？》一文中指出，美国一家专做技术成果转化的公司“巴士底”曾做过一项调查：美国高校教授创业的失败率惊人地达到了96%~97%，也因此，巴士底在选择合作方的时候，并不会把高校教授的创业项目列进首选。

　　甚至前任清华副校长施一公曾颇为悲观地说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鼓励科学家创业。”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科学家是对技术理解很深，但对产品的理解很浅。一个科技创业项目，如果不懂得如何把技术转化成可用的东西，就找不到产品方向，注定要失败。

　　这除了要对他们有相应的创业配套服务外，还要让他们学会如何创业。

　　在2021年4月举办的「甲子引力X」大湾区科技创新高峰论坛中，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曾讲到，一个社会要想有创新的氛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而打造创新社会，政产学研良性互动至关重要。“真正能把政产学研链接起来的是企业家和科学家。”刘科称。

　　企业家更擅长解决高难度的复杂问题，他们的关注视野不仅仅是为了公司，更是为了整个社会。科学家则善于集中精力在重要因素上，而摒弃掉无关紧要的枝节来分析问题。他们有各自的长处。

　　在美国，企业CEO、CTO可以转任政府要职、大学教授或者科研院士。比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第二天就可以变成美国美联储的行长；同时，高盛的CEO当完财政部长马上也可以到大学任职。刘科把这种现象称为“旋转门制度”。“这种旋转门制度，应该对工业、企业、政府中所有优秀的人敞开，既对企业、政府好，也对大学好。”刘科称。

　　而让工程师、企业领袖可以任职国家工程院院士，正是这种“旋转门制度”的体现之一。

　　这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一种产学研互动方式，打通从企业家到科学家的转化路径，激发创新氛围。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之路，在鼓励科学家创业的同时，也更应该让有工程能力的企业家成为科学家，这也将是我们在下一个时代的科技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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