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从不争吵的李瑞骅和张珑：如何变成灵魂伴侣？

男主角，李瑞骅先生，他是人民大会堂工程中最关键的钢结构设计的技术负责人，是庆功宴上周恩来致谢的三位功臣之一；是新中国一大批重点工程的钢结构设计的技术负责人（上海展览中心的塔尖红星也是他设计的）；也是我国第一部钢结构规范的主要编订人。他最闪亮的人生经历是——1952年，绕道美、欧、亚11个国家，毅然决然又宠辱不惊地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女主角，张珑先生，是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的嫡孙女。她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内心赤诚、平和。无论遇到什么困境和麻烦，总能熨平情绪、适应和改善生活，去哪儿都能尽力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一些现状。她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有非常好的外文基础，后来去了北大当西语系老师。在下放黔阳的时候，为山区孩子自编教材，回到北京后，无法回到原单位，在被安排的新单位里，自学建筑相关内容，创办了中国第一部英文建筑杂志。有她在的地方，似乎就有新的生机。人总要创造点什么，才能保持生命的优良感受。从容、达观、坚韧是她永远的生命底色，这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月到风来，水流云在，一生平和才惊艳。

杜甫曾作诗《江亭》：“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水滔滔，川流不息，争着向前奔跑，而诗人却心情平静。他无意与流水相争，看着白云在自由缓慢地飘移，那种舒缓悠闲和他闲适的心情仿佛完全是一样的。此时的杜甫仿佛淡然物外、优游化境，这跟他一贯的忧国忧民和悲悯情怀也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那更像是心境的基础和底色。

任何人，总会遭遇这样那样的事情，特别是时代和运势倾盆而下的那股力量，总是躲也躲不了。这对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家族背景较为复杂的夫妻（男1924年，女1929年）得扛过多少历史事件和运动啊，但他们总能逢凶化吉，安然于世，并且适应了各种各样的环境。如何活得不拧巴和扭曲，才能对自己和周围人、对社会都好，这是所有时代的人需要研究的命题。

“钢的交响”和“水流云在”，告诉我们，先做好自己专业上的事情，永远不断精进；在遇到挫折、转折、波折的时候，善待那个失势甚至失去力量的自己，整理和发掘自己，以真善美回馈苦难，善待别人特别是身边的人，那才是人生境界。

张珑的祖父张元济，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他是清光绪十八年的翰林（1892年），曾任总理各国事务雁门章京（即处理外交事务的地方）。1898年参加了戊戌变法，他曾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与他同日被召见的另一个人是康有为。但他跟康有为的观点大不相同，他认为，改革图强应该首先开发民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举动过于激进。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此后他离开京城来到上海，李鸿章把他推荐给了盛宣怀，盛请他担任南阳公学译书院主事。后南阳公学校长病故，由他当代理校长，也就是说他一度当过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而他更重要的人生贡献，是以毕生精力经营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1949年他以83岁的高龄赴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李瑞骅和张珑均出自世家望族，且祖辈、父辈之间都已有交往。张元济（菊公）评价李瑞骅：“心地善良，没有歪心思。是很有能力的人，也肯替国家出力。”

有了这样阅尽世人世事的祖父的首肯，张珑这样选择托付终生的人无疑是幸运的。张珑的回忆录里写道：“祖父为我买的那架雷明顿牌打字机不仅在工作中伴随我走过几十年，还竟然扮演月老的角色。”菊公让李瑞骅从上海给在北京的张珑带了打字机，促成了他们俩的交往。

那一代归国的青年才俊，内心极其朴素大方且真诚，没有那么多高帽子、巨大的抱负，只是心之所甘愿，他的传记有难得的质朴和人情味。

他写道：

“有人问我，你当初在国外生活很好，不仅有绿卡，还可以入籍。你为什么要回国。你后悔吗？我说：我的选择是明智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是中国人，如果当时我加入加拿大国籍，就必须首先放弃中国国籍。这是我首先不愿意的。再说，我不喜欢在La Chine小镇过的那种平淡安逸的生活。虽说我收入颇丰，但日复一日如机器般工作，无乐趣可言，更谈不上有所进步和创新。在生活方面，我已经可以一眼看到数十年之后的情景了，就像桥梁公司的同事吉米描绘的那样：贷款买一栋住宅，过了几年积够钱再买一栋别墅，再过几年积够钱买条游船。无非就是那样罢了，又有什么意思？如果我在那里结婚成家，妻子一般都不工作，那就更套牢了。……在一个白人为中心的世界里，我是永远也不可能进入主流社会的。”

为什么一穷二白的国家，那些能人志士反而愿意回去？因为这个平台可以施展自己的能力，又可以结合很多元的目标，大大小小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坚固的信仰。这才是，尊重人性又相信人文的光辉。

他也很实在地记录了为什么选择张珑：

“我在国内和国外接触过许多女孩子，但都从未有过深交，因为我不喜欢爱好着装打扮、娇生惯养型的小姐，也不喜欢家庭妇女型的女性。我希望找一个有才学、有自己的事业的志同道合的伴侣。张珑出身书香门弟，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有自己的事业和爱好，刻苦勤奋，朴素大方，正如我所期望的，我们能相识相爱，可谓奇缘。”

他们两个都极为谦和、简朴、低调。他们共同走过55个春秋，期间从未闹过矛盾、吵过架，世所罕见。夫妻关系是最难修炼的，在夫妻关系里才最见一个人的真性情。他们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且志同道合，遇大事有静气，小事中更从容，所以能够默契地合作。

他的传记里还提到：

“我和爱人相濡以沫，几十年来从未拌过嘴，更不要说闹矛盾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是愉快和谐的，平日里有说有笑。我和珑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乐趣都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即便退休了，也都有各自的工作，退休后一直搞翻译或写作，未曾间断。我们都相互理解和尊重，从不相互干扰。在家务方面，我们既分工又合作。家里的各种修理工作，大至修理电器设备，小至磨刀，都是我的事。而搞清洁卫生、整理衣物、室内布置，则都是她的事儿。我们的朋友都是共同的，我的同学她都认识，而她的同学我也都认识。我们喜欢时常邀请几个朋友或亲戚来家小聚、聊天，气氛比上馆子更为宽松亲切，也是一桩乐事。她能烹调一些很好的菜肴，所以做菜是由她负责的，而我则负责采购。在学习和运用电脑方面，我们也是互助互补的。我要写东西，也是她录入电脑加以整理。”

生活本身并不理想化，都很琐碎。生活中少见一直恩爱的夫妻，都是磕磕绊绊地搭伴儿过日子，或者结合利益联盟一起构筑生活的铜墙铁壁，少有灵魂伴侣。即便有灵魂伴侣，也只是一方的传记传世，很少见有双方都是历史和文字的爱好者，想把一生的工作和生活的经验都告知大家的。所以这一合璧之书，显得格外大气、稳重有力量。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要如何从一夜情、一段情、一家亲修到一世情，是绝不容易的。特别是除了生活中的困厄和阻碍之外，还有时代特定的挑战、各种避不开的危险。李瑞骅记述了当年被贴了一层楼的大字报，但同事们有些会事先跟他打招呼。他被查过一轮问题之后，把事情交代得明明白白，跟周围的人也没有什么私下的过节，接下来另一个运动来了之后，他没有受到更多过分的折磨，只是些“普遍待遇”，如下放劳动、无法从事技术工作等。突然觉得那个时代也并不是那么太可怕，人性在那时也并不全是黑黢黢的毫无光明的。

张珑的自传里我甚至还第一次看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某种具有现代感的浪漫。她写道：当时李瑞骅有一辆捷克摩托车，“我们往往一吃完早饭就是骑车出去，西郊的颐和园、香山、八大处、温泉等等，凡是骑车能到的地方，都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去处。”他们夫妻俩真是志趣相投，不仅有诗和远方，也有内心很靠近的温暖。两个人一定要有一直在做什么事的共同记忆，那最珍贵了，真正属于一生的宝藏。

李瑞骅有广泛的兴趣：游泳、冰钓、驾驶飞机。所以他的生活总是过得特别不拘谨，宽大，能释怀，从不钻牛角尖。夫妻俩都极具学习精神，跟随时代潮流，从来不落伍，通过他们的实例，我觉得人的心其实真的是不会老的。

刚有黑白电视机那会儿，李瑞骅每天一早六点半起来听课，坚持四年之久，自学读完了北京大学开设的全部数学力学课程。知道自己哪里弱就系统地一天不落地补哪里。这股劲儿，真的厉害。我始终觉得，自学是人最大的精气神的来源，比上培训课走交际圈的路线安静、实在、高效得多。

他们俩1993年就买了电脑，我记得我家里有电脑都是1998年的事情了。李瑞骅是个有趣的灵魂，对每件事情都有独特的体悟，是真的用心在经营生命。比如他一直有打太极拳的习惯，拳打三九三伏，知道每天坚持的力量。他认为，打太极，不是用力而是用劲，发力仅在几分之一秒间，一下子说到了功夫的精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但都不是，他的生命语言是一贯的、统一的，事业和生活里的每一天，都是平常的一天。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也没有什么纠结的、懊悔的、拧巴的。每一天，都该用心地与人交往，帮助自己和他人完成工作。在船上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知心人，偶遇一些道理和哲理，铭记一些故事，镌刻到统一的人生画布里。

1952年春，他从多伦多乘卧铺火车到加拿大最东部的哈利法克斯市，然后乘Scythia号邮轮横渡大西洋，航行九天，到达法国。随后直接到瑞士中国公使馆报到，那是在瑞士的新中国唯一的对外窗口。

跟使馆的工作人员接洽，并指导他们新场馆的装修建议等后，他们商定好了回国路线方案，决定不从苏联走，而是从英国到香港，再过铁丝网到深圳（当时的宝安县），在边界上见到解放军后便可入境。

有了方案之后，他们在瑞士去了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少女峰。买了手表和渔具。随后又折回法国，在巴黎游玩了卢浮宫、巴黎铁塔和凡尔赛宫。

他们还租车去了法国尼斯，又经过了摩纳哥公国，去了那里的赌场蒙特卡洛体验，他还研究起了赌场的盈利方式，据说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概率论数学家设计的，他发现赌场其实就是用调整概率的办法来盈利的。生活处处是学问，好学好奇之人，总觉得生活就在近处，不在远方。每一步，都该好好体会细节，格物致知。

随后，他们乘火车到德国科隆，买了照相机和眼镜，当时买的五副镜片毛坯，后来竟用了30年。国内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引进设备可以精确到625度，他50年代就储备了一些。

从德国乘船顺着莱茵河抵达荷兰，他还记录了荷兰的自行车都不是打足气的。大街上看到的自行车胎都是憋的。真喜欢这样的随性记录，散淡之心其实更有心。

到英国后，他们还特地去看了一次著名的Sadler's Wells芭蕾舞团的演出，再搭乘Cunard line号游船回国。英国较早承认新中国，所以从这里出发相对安全稳定。他还记录了阿尔及利亚的停靠，看到了触目惊心的贫民窟；记录了在埃及没有上岸，体验了一把牛皮书夹的交易。接下去的下一站是印度的加尔各答，他说印度当时的平均寿命仅十多岁，感受了印度的种姓社会。

他还记录了船上认识的后来成为一生交往的朋友间发生的故事。比如告诉他植物花粉是不会消失的，能在地球上存活一万年这些事的与尼赫鲁家族关系很近的徐仁等。又比如从印度到了锡兰，然后到新加坡，上岸因为他弟弟的同学的哥哥是李光耀，而拜访了李光耀的家的故事。当时的李光耀还没有从政，但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名望，学法律的，思维很敏捷。

最后一站是香港。他记录道香港当时的政府非常腐败，警察们只想过路就敲诈。后来过了铁丝网，住在深圳的留学生招待所。他也记录了一些不太能看到的事情，比如一个日本的外交官想到新加坡上岸办事都没有领带，他送了一根给他们，可见日本战后的窘迫困境。

他们夫妻的自传，都记得很细，很耐读，很真诚，不虚伪，非常值得在周末仔细翻看。我们的心现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变，只能多看些真心真诚的东西。世界很大，只有李瑞骅和张珑这一对，他们经历世事，又不被世事过于刺痛随后麻痹，他们永远热爱生活，爱惜彼此，有智慧、方法和心境面对一切。

愿我们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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