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文

　　祝剑秋的尴尬源于高校办企业的弊端，蔡天的尴尬源于“小家族”管理结构无法满足有超前意识的职业经理人的需求。

　　承蒙编辑错爱，一向自认是旁边人的本“弓子”现在要开“弹”了。

　　“旁边论弹”今天先弹的就是总裁。

　　第一位尴尬的总裁是方正科技的原总裁祝剑秋，在方正干了九年，在内外交困之际终于递上了深情的辞职信，方正集团“顺水推舟”同意。第二位尴尬的总裁是联邦制药的原总裁蔡天，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被免职，只是“南方某都市报”(有人这样贬称，我用只是想表示谦虚)独家披露才被业界广为知晓。

　　祝剑秋的尴尬在于：自己面对北京裕兴这帮“不善”来者辛辛苦苦组织资金保卫方正集团的发言权，甚至冒险避开层层审批手续安插未来的支持者，孰料“官大一级压死人”，提前成了“无业游民”。蔡天的尴尬就复杂多了，他在联邦制药干了七年，老板就是亲叔叔。听朋友说，蔡天没有祝剑秋走得潇洒，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老板“缺席审判”的，他是从公司的网络上和最基层的工人同时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总裁的。不提他和叔叔的恩恩怨怨，即使不是叔叔的公司，七年的血汗和泪水浇铸的青春年华，多少割不断的情愫突然被一“网”免职决议强行抹去，而且蔡天还不能喊冤，无法辩白，他怎能否定自己做过总裁的公司？

　　祝剑秋的尴尬源于高校办企业的弊端，高校对企业的管理没有走出知识分子经商的“理性误区”————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做决策总喜欢先寻找“理应如何做”的条条框框，然后要收拾那些直面市场的“违规者”，哪怕这种违规还没有造成损失。高校管理等级森严的观念加上知识分子“理应如何做”的条条框框就构成了一个“大家族”管理结构，企业的激励机制，运作机制和管理机制都显得刻板，所以“市场敏感性”被大大削弱了。

　　和祝剑秋相比，蔡天的尴尬则源于“小家族”管理结构无法满足有超前意识的职业经理人的需求。两位总裁就这样变得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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