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股市的这场论战，随着五位经济学家的联手介入而愈演愈烈。很多经济学家纷纷在各种媒介上发表看法。曾经作过吴敬琏助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金融问题专家魏加宁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了他对吴敬琏及其观点的了解，也谈到了证券市场的有关问题。

　　吴敬琏是将市场经济的“三公原则”作为一种信念，贯彻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

　　记者：作为一个金融问题专家，你对最近一个时期证券界和理论界对中国股市问题的的争论是如何看的？

　　魏加宁：我一直不太想在股市问题上说话。一个原因是，虽然我从国外的金融机构学习回国后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从事金融研究已经十年有余，但是我最不喜欢在两个问题上发表意见，一个是农村金融，再一个就是股票市场。因为，就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两个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并不十分复杂，但是利益关系却错综复杂。

　　去年，“基金黑幕”事件出来以后，有人曾经问过我的看法，我因当时很忙，只回答了一句“那是利益之争，而非学术问题”。但是现在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我的确很为难，不说话吧，人家说你是吴老师的学生都不表态；可是说话吧，又有人会说因为你是吴老师的学生，所以说话当然要向着吴老师了。总之是左右为难。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先跳出这场争论来谈谈我所了解的吴老师吧。

　　记者：你是吴老师的学生，而且还跟他当过多年的助手，对他的了解应该比较深吧。

　　魏加宁：一些学经济的同学曾经跟我说：“当经济学家不仅发不了财，还要受苦受累。”你别看经济学家们张口闭口谈的都是如何赚钱盈利，嘴上说的数字都挺吓人的，可实际上，就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他们自己的口袋里其实没有几个钱，发了财的经济学家只是极少数。

　　就拿吴敬琏老师来说吧，别看他名气挺大，但是平时生活得非常简朴，连我这个一向崇尚简朴生活的人第一次到吴老师家里时都大吃一惊。去年，中央电视台拍了部《20年20人》的电视记录片，其中有一些镜头是在吴老师家拍的，有些人看了以后不相信，就打电话来问我，那是真的吗？我回答说当然是真的了。

　　尽管如此，吴老师还是每天兢兢业业地忘我工作着，并且时时刻刻地严格要求自己。

　　几年前，还是在我跟吴老师当助手的时候，有一次，我悄悄拿着吴敬琏老师的体检结果去请教我的一位学医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一看结果吓了一大跳，他跟我说，你可得让你的老师好好注意休息哟！我回来以后就一再嘱咐吴老师，千万注意休息。可是他依然是那么忘我地工作，工作起来依然是那么的投入。你说说，他这究竟是为了谁呢？根据我对吴老师的了解，在吴老师的心里，装的只有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没有他自己。

　　前面我们提到，吴老师没有发财，其实他不是发不了财，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是没有这个机会，而是他从来不肯发这个财。

　　举一个例子，吴老师的母亲曾经是解放前一家大报业集团的所有者(关于这一点，我跟随吴老师多年他从未提起过，只是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去帮助整理他母亲的生平事迹时才知道的)。像重庆、上海和北京等地一些著名报纸的前身都曾经是在他母亲的这个报业集团名下。但他的母亲非常爱国，所以一解放，就将全部财产都统统主动无偿交给了政府。

　　有人曾经当着我的面跟吴老师说，无论是按照有关政策还是相关法律，像您这样的情况您都有权索取一定的所有权，至少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补偿。吴老师当时毫不犹豫地就一口回绝了，他说，“我们是主张搞改革的，如果也先来谋求自己的一己私利的话，那么改革又怎么能够成功呢？”

　　吴老师不仅无私，而且他是将市场经济的原则——“三公原则”作为一种信念，贯彻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

　　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大家都知道，领导同志到地方去考察，作为一种礼遇，出入飞机场时安排个VIP(要客)，办个免检什么的，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记者：在中国，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魏加宁：可我第一次跟吴老师出差，就遇到过这么一件事：由于去的是个小城市，机场不大，没有专门的免检通道，即使是VIP的要客也要和普通乘客走同一个通道。当时入口处排了很多人。地方上负责送行的同志非要让我们优先进去不可，说这是VIP的待遇。可吴老师就是不肯，他说，大家都在排队，为什么我们要搞特殊化呢？后来，他干脆坐在后面的椅子上就是不起来，等排队的群众都进去了以后才起身进去。

　　当时，我拿着一些行李先进去了，可等了好一会吴老师还没有来，我就又回去找，一看，原来是一位机场的安检人员正拿着检测仪器来来回回地在吴老师身上进行检查，我当时觉得这对上了年纪的吴老师来说显得有些失礼，便忍不住说了一句“这位是VIP”！可没成想，吴老师非但没有领我的情，反而瞪了我一眼，对我喝叱道：“说这些干什么！我们都是普通乘客！”我当时真的是不知所措了。

　　进去以后，吴老师还一边走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讲，我们是主张搞改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人平等，遵纪守法，这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常识，如果连我们自己平时都做不到，我们还能够去说服别人吗？

　　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使我悟出了市场经济的真谛。

　　吴敬琏非常重视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有些股民骂吴敬琏是骂错了人

　　记者：有人说，吴老师“一会儿批股市泡沫，一会儿反‘基金黑幕’”，是不是吴老师不喜欢资本市场啊？是不是他不赞成发展资本市场啊？

　　魏加宁：正是由于吴老师非常重视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极力主张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所以他才对我国刚刚兴起的资本市场倍加珍惜和爱护。他总是担心，我国尚不健全的资本市场被过度投机的气氛给毁掉，担心广大股民因股市上出现不公而遭受损失，担心资本市场的基础被破坏。

　　根据我对吴敬琏老师为人的了解，再来看这场论战，我愈发理解吴敬琏老师对顾准精神那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

　　所以，我在这里想对那些指责吴老师不爱护证券市场的人说，对于股市上受损股民的心情我是十分理解的，人家到股市上投资，不就是为了想赚钱？但问题是你们骂错了人。

　　记者：关于股市的泡沫，您怎么看？

　　魏加宁：关于泡沫，使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多年以前，我在撰写一篇有关泡沫经济的报告时曾经提到，泡沫经济具有一个十分奇怪现象就是“健忘症”，现在恐怕还得加上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好人难当，恶人受表扬”。

　　记者：这怎么讲？

　　魏加宁：但凡发生泡沫经济时，那些制造泡沫的人，总是能够得到民众的赞赏；而为民着想的人却要受到指责。比如说，日本当年搞泡沫经济时担任政府有关部门要职的人，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反而在泡沫破灭之后重新进入政府担任要职；而那些试图使日本经济从泡沫经济摆脱出来的中央银行官员，却遭到了民众的广泛指责。又比如，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留下一个“三高”(汇价、股价、地价的高估)局面，有关各方皆大欢喜。殊不知，新的特区政府刚刚接手的第二天就来了个亚洲金融危机，把香港的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冲得一塌糊涂。可是，当时没有人去骂责任人，反而大骂刚刚上任的特区政府。所以我想，这或许是泡沫经济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滞后效应导致的认识误区。

　　股市中有人可以坐庄，可以不按照规则行事，对于那些没有坐庄的广大股民来说，就是最大的不公

　　记者：有人讲，对待股市问题不能感情用事，不能靠道德判断，而要靠价值判断。你怎么看？

　　魏加宁：这是对的。在讨论学术问题时，重要的是价值判断。在价值判断上，我也同意吴老师说的观点。现在有人抓住吴老师的几句话猛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说我国股市不如赌场；二是所谓市盈率过高，三是所谓“全民炒股”。我们且不说，这几句话，并非完全是吴老师的原话。就是这几句话，我个人认为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在于你怎么去理解。

　　首先，就拿股市与赌场的比较来说，凡是进赌场的人，从一开始就明确地知道他是在进赌场，知道进去以后必然会有输有赢，全要凭个人运气，因而是有赌博的心理准备的。然而在股市上，当股民们进场的时候，他可并非是去碰运气的，而是准备在“三公”(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去赚钱的，因此要分析宏观经济走势，要看上市公司的业绩。如果说，股市中有人可以坐庄，可以不按照规则行事，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坐庄的广大股民来说，就是最大的不公！早知如此，他们又何必去千方百计地寻找信息、苦苦思索、费时费力、花那么大的成本呢？如果是在赌场的话，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费这些事了，只要凭运气、掷掷色子不就行了？

　　记者：有人坐庄就一定不公平了吗？

　　魏加宁：当然啦。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有外国专家试图用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来说明股票市场的振荡。所谓“蝴蝶效应”，就是说，当一只蝴蝶在澳洲扇动翅膀，就有可能导致大洋彼岸的拉丁美洲出现一场风暴。我的问题是，如果真是如此，每一只蝴蝶的每一次扇动翅膀都会引起拉丁美洲的一场风暴的话，那么拉丁美洲不早就刮得一无所有了吗？我认为，之所以没有发生这样的结果，恐怕是由于众多蝴蝶所扇动翅膀的方向不同、频率各异，因此他们之间产生的空气振动早就相互抵消了。但是，现在问题是，如果在股市上有少数巨型“大鸟”，他们按照同一个方向，以同样的频率“扇动翅膀”的话，股市恐怕就不会安宁了，那些小小的“蝴蝶”们恐怕也要倒霉了。

　　日本经济至今还在“泡沫经济后遗症”中痛苦地挣扎着。前车之鉴，为什么我们非要去重蹈覆辙呢

　　魏加宁：其次，有人说中国的市盈率并不算高。然而事实是，我国股市的市盈率一直居高不下。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委员会沈联涛先生2001年2月15日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供的最新数据，中国内地的市盈率高达88倍，而同期美国的市盈率只有38倍，香港不过13倍。其实，有关中国股市“三高一低”现象，在2000年新华社的《证券投资》周刊第5-10期上已有详尽的讨论和国际比较。对于我国股市高市盈率的担忧并非始自今日，也并非只有吴老师一人。

　　也有学者用日本股市的市盈率之高来说明中国股市的市盈率并不高。这让我不寒而栗。当年日本“泡沫经济”最高峰的时候，日本股市的市盈率的确比中国现在的要高，在80倍左右。当时我本人正在日本学习，日本泡沫经济的风光我是领教过的。当时日本人到处自豪地说：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制度和团队精神，我们的股票能够不涨吗？我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我们的地价怎么会降呢？

　　结果呢，泡沫一破，股价、地价跌得一塌糊涂。我回国已经十年了，而日本经济至今还在“泡沫经济后遗症”中痛苦地挣扎着。前车之鉴，为什么我们非要去重蹈覆辙呢？

　　最后，关于所谓“全民炒股”。有人用定量方法做了计算，以论证中国股民在全国人口中还只是少数。但我以为，“全民炒股”一不是吴老师的发明，二不是什么新名词，更不能用人口比例来说明。众所周知，“全民炒股”这个词，1992年就有了，那时的股民比现在少多了。其实它从一开始就是指各行各业各种人——无论什么职业、什么样的收入水平，都有炒股的。如今，不仅商业银行有人在炒股，就是中央银行、政府部门当中也有人在炒股，有些人，不仅能够获得内幕消息，而且能够调动巨资坐庄，对于广大的中小股民来说，你能炒得过人家吗？

　　记者：股票市场最近价格大幅度下跌，一些股民受损，股民们到底该怨谁呢？

　　魏加宁：我想，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在一个公平的股市上，股民们进行股票投资是要自担风险的。而另一方面，说实话，如果在一个股票市场上存在着严重不公的现象，如果有人能够坐庄，那么广大中小股民，从他们一进场购买股票时，就决定了他在这场“博弈”中就已经输定了。比如，从这一轮行情来看，谁都知道这一轮行情起于一年多以前那次异常的“井喷”式暴涨，如果你当时“蹋空”了，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你就是吃了一次亏，如果然后你跟进又没有及时退出，那么早晚有一天你是要赔进去的。

　　我们讲股市出现泡沫时，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你赚的钱，不是来源于上市公司的盈利，而是其他股民的钱，就是出现了所谓的“零和博弈”，有赢的就必定有输的；二是你“赚的钱”不是实实在在的钱，因为早晚有一天泡沫是要破灭的，当泡沫破灭的时候，或者是庄家“撤火”的时候，你还是要赔进去的。只有当你赚的钱来源于经济增长，来源于上市公司的盈利，那么你赚的钱才是你的，才是实实在在的。

　　记者：你如何看待证券监管机构此次加强监管的行动？

　　魏加宁：首先，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一直在主张政府调控为主要让位给市场调节为主，但是，这个市场必须是规范的市场，必须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只有这样的市场，才能够真正替代政府的作用，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本身应有的调节功能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机能。如果我们的股市被少数大户所操纵，有人能够坐庄套利的话，那么这样的股市就是不公平的，就无法发挥其合理配置资源的机能，还会伤害广大的股民，从而破坏我国股市的基础。

　　其次，证监会首先关心的不应当是股价的高低，而是市场参与者有无违法违规行为。因此，证监会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这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所在，不这样做就是失职。(本报记者 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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