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1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出席2013年全国两会证监会系统代表委员记者见面会，并就深交所今年主要工作等问题发表看法。以下是其发言实录。

　　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两会，经受了一次人民民主、社情民意的洗礼，和数千名代表一起，进行了一次依法治国的集体学习，更加坚定了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行政体制改革将破除上市公司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释放改革红利。

　　深交所有1500多家上市公司，很多都是行业的领军企业，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发挥市场优势，释放民间创新活力，有非常直接的感触和体会。不少企业在实践中遇到各种问题和障碍，比如说行政审批环节多、时间长，不确定性大，影响市场效率；部分行业监管跟不上市场发展步伐，市场秩序混乱，企业规范发展很难；地方保护阻碍我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利于优势企业的快速扩张；不少领域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现象突出，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难等等。

　　今天大会开始审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方案指出，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

　　随着方案的实施，将破除困扰上市公司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释放改革红利，为资本市场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站在新的起点，我相信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将有更大的空间，迎来更多发展的契机。

　　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金融工作的总体要求，概括地说就是紧贴实体经济的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金融服务要回归基础、回归常识，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和投资者基本需求，则危机迟早会出现。深交所今年将围绕全国金融工作总体要求，重点做好几项基础性工作。

　　一是开展“认识你的股东”专项活动。来之前与不少的上市公司高管沟通，初步达成共识，要迎接买方市场的到来，将投资者关系管理纳入公司发展战略，要像维护客户关系那样，重视维护好投资者关系。这得到了很多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响应。去年在证监会统一安排下，到欧洲向QFII推介市场的过程我体会就很深，我们回国以后发现，对中国股市投资最积极的、一再要求追加额度的QFII就是工行、建行等中资公司的重要股东。

　　二是配合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实施“深化遏制炒新”专项行动。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几乎贯穿了市场发展的全过程，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艰难探索的一个缩影。

　　1992年“8·10深圳新股认购表事件”就是对刚刚设立不久的证券市场的一次大挑战。为了避免发生与深圳类似的事件，青岛啤酒[微博]尝试了一种新的发行模式——无限量发行认购表。1993年7月21日，青岛啤酒A股认购表卖出2.87亿张，认购者为此支付了近6亿元，与青岛啤酒A股发行股票募集的6.36亿资金额差不多。后来为了降低社会认购成本，也因为承销能力不足，1994年开始直接利用交易网络认购，2002年还尝试过市值配售。

　　发行定价也是从对市盈率有管制的定价发行到逐步放开市盈率限制。2000年6月发行的闽东电力和2001年4月发行的用友软件，由于发行市盈率过高，募集资金过大，迫使新股又回到管制价格的老路上来。2006年证券法取消了发行价须经监管部门核准的规定，新股定价逐步引入询价方式，但随着2006年股市开始快速上涨，证监会不得不对部分定价虚高的中小盘股进行“窗口指导”。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难度大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新股没有成交价格的历史记录，定价难度大，这对整个新股发行链条各个参与主体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二是我国新股发行直接面向公众。又由于新股总体上只赚不亏，所以配售结果往往关系利益分配，对公平性要求很高。三是新股定价牵涉面广，既是整个市场定价的源头，也是理顺二级市场价格体系的基础。定价低会带来“炒新”，定价高又会带来“三高”。

　　去年这个时候，证监会郭树清主席在接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专访时，曾经把新股制度改革的意义讲得非常透彻。一年来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新股平均发行价、平均市盈率分别下降28%和36%，创业板平均超募比例由2011年的144%下降至94%。在这个过程中，全行业、全市场广泛深入地进行了讨论，加深了对新股发行制度的认识，为下一步改革打下了基础。现在看来，去年4月启动新一轮新股发行改革，非常及时。如果当时不改革，继续维持新股“三高”的局面，下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市场一路走低，新股发行将会引发更大的市场质疑，加大市场风险隐患。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要继续坚持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方向，推动归位尽责，培育市场主体。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逐渐暴露了部分中介机构业务能力和素质的缺陷，也遇到了“炒新”、“打新”等困扰市场的顽疾，使全市场对改革的长期性有了深刻认识。实践表明，新股发行几乎涉及资本市场所有的主体，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触及到了资本市场的根本性问题。例如，新股发行改革突显了中介机构作用的弱化，反映出我国资本市场逾越了从经纪人到大众市场的发展阶段，导致市场没有高素质专业机构队伍的纠偏，缺乏自我约束和判断能力。再如，新股发行暴露的种种问题，也反映出我国资本市场会计基础、法制基础薄弱，诚信、法制约束缺失，不得不过于依赖行政监管的力量，而行政监管资源和效用是有限的。

　　下一步，新股发行要继续坚持信息披露为中心的方向，推动归位尽责。在加强监管、强化约束的同时，必须加大力度培育市场主体，特别是中介机构和核心投资者。除了加强监管，加大处罚威慑力度外，市场主体的自律、责任意识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市场主体不自我约束，无法形成有效的自律机制，必然导致刚性的行政监管介入。

　　新股发行改革的深入，需要行业加强自律，坚持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统一。

　　为配合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深交所今年开展“遏制炒新”专项行动，提高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针对性和及时性，发挥会员证券公司的作用。在当前国内证券公司对经纪业务高度依赖的背景下，不少市场人士担心，要券商对资金量巨大且热衷炒新的重点账户严格监管，甚至规范和约束其交易行为，可能会有所顾虑，而对大量潜在的炒新散户，券商开展适当性管理的工作量大，还要做耐心的解释工作，或许动力不足。这就要求我们的券商坚持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统一，下决心牺牲部分眼前利益，为行业和市场的未来发展奠定必要基础。

　　中国的投行面临宝贵的历史性机遇，必须自觉维护客户利益，呵护市场发展，实现市场由依赖行政管理向自我约束、自律管理的转变。晋商不是一个传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有诚信基因的，中国商业文化中也是有信誉约束的。深交所将和所有市场主体一起努力，共同承担起深入推进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重任。

　　三是打造“中小企业之家”。整合全所服务资源，为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群体搭建涵盖上市、培训、信息、研究、展示、商务六类增值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四是搭建“基金超市”。把深市基金市场建设成为投资者高效、便捷、低成本配置境内外各类资产的重要平台，服务各类投资者的财富管理需求。

　　五是建设“固定收益产品创新平台”。

　　应当把债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希望工程来建设。

　　债券等固定收益市场是资本市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最稳健、最基础的渠道。现在我们发展债券市场，带有补课的性质。资本市场首先是从债券市场发展起来的，世界上的大投行也大都从债券业务起家。没有一定规模的债券现货市场，金融产品的定价就缺乏基石，衍生产品的发展空间会受到限制。

　　债券对于融资方的硬约束以及培育投资方风险意识的作用，也是难以替代的。债券发行人时刻要面对还本付息的压力，不得不考虑资金使用效率，审慎经营。毕竟，到期不能还本付息的压力比起公司市值的一时波动，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要来得直接得多，会带动股价波动更贴近公司基本面。

　　债券违约风险，也会使投资者更加关注风险。公司信用债券是以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信誉为基础发行的债券，体现的是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政府没有任何提供信用背书的法律责任和义务。这要求投资者对公司基本面、信用评级、增信措施等高度关注，加大对承销商的市场约束。

　　目前债券市场的发展仍然有客观环境的制约，但是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扑面而来的老龄化社会对债券市场的刚性需求，正在为我们发展债券市场、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市场多年来的结构失衡问题提供战略性的机遇。我们将总结试点经验，完善业务规则，加快债券产品创新，推进资产证券化产品论证和市场培育。

　　六是改进“境外投资者信息接口”服务。目前，QFII获取信息的渠道较为分散，可以获得的英文信息较少，成为投资A股的一个重要障碍。今年深交所将积极推广新版深交所英文网站，增进境外投资者对深市的了解，同步翻译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主要指标，引导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英文摘要发布，服务境外投资者信息需求。推动境外主要指数机构将深市股票纳入投资指数。

　　我们接触的QFII大多是老牌的投资机构，它们对投资新兴市场很有经验，有一整套成熟的做法，对上市公司透明度、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非常重视，是投资选股的先决条件。因此，QFII不仅仅是市场重要的投资者和资金来源，也是推动中国资本市场趋于成熟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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