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成思危：“双防”依然是头等大事(3)

　　《中国经营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你是这样度过的：第一个10年从事科技管理和出国学习；第二个10年当了10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并在化工部工作；第三个10年在全国人大和民建中央工作，同时与一些专家学者研究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问题，一共出了20多本专著。改革已经进入到深化和攻坚阶段，你认为首要的矛盾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这是改革事业持续推进的最大考验与挑战？

　　成思危：我的原话是，回首改革开放30年，纪念与思考，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四大矛盾——法治和人治、政府和市场、公平和效率、集权和分权。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还有很多具体而实际的工作需要推进。2008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我谈到，中国目前仍然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发展面临四个层次：输出初级产品、输出制成品、输出资本、输出知识。我们目前还正处于第一二层次。资本和知识，我们则是输入为主，输出很少。这些年，我先后奔赴西部和东北考察，东北有强大的工业基础，有比较高素质的人才，最缺的就是资本。西部大开发，人才和资本都缺乏。没有增量资本的注入，就难以盘活大量的国有资产。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内需基本上没有起到太明显的拉动作用，由“投资拉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我们国家，产业资本占主导地位，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还不够发达。一个国家的发展，工业化前期是产业资本主导，后期是商业资本主导，后工业化时期则是金融资本主导。记得有一次，一个银行家对我说，中国现在是金融大国。我提醒他，这么说还为时尚早。

　　“我不是政府官员，我是人民代表和学者”

　　《中国经营报》：每次你的发言引发股市震荡，公众似乎更倾向于把这看做高层官员的表态，但是当你批评一些职能部门时，他们则直截了当地回应，“成思危的发言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背后折射的深意耐人寻味。

　　成思危：我一直强调一点，我不是政府官员，我是学者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是集体决策，我有监督权，我有属于自己的神圣的表决权。这些年我说了很多话，也批评了一些部门，遭遇反弹也是正常的。我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不媚俗，不讨好，不哗众取宠。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经常参加法律草案的审查、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听取政府有关部门的汇报、人大代表视察等活动，也收到过许多人民来信，可以了解到许多具体情况和问题，经过分析思考后审慎提出我的建议。作为一名学者，其学术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代替政府进行决策，而是从探讨理论基础、评介国外经验、完善总体框架、分析实施难点四个方面对政府进行决策支持，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中国经营报》：1996年你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后，在演讲中谈到了自己参政议政的座右铭：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后你将淡出参政议政舞台，如何评说这些年在参政议政方面的所作与所为？

　　成思危：我一向主张，个人荣辱进退由组织决定，是非功过任群众评说。

　　《物权法》的制定，是我在全国人大工作10年来记忆最为深刻的事情，《物权法》在制定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左”、“右”的影响与干扰。有学者写了联名信函表示抗议，这些信函我都收到了。多次审议《物权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既防“右”，但主要是防“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