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索罗斯对市场万能论的批评并不是要回到凯恩斯主义。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在制造了问题的概念框架中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的。在两派对立观点中寻求新的思路需要有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突破。“反身性原理”便是索罗斯“认识论”与“方法论”，从《金融炼金术》开始，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再到本书，索罗斯一直在试图阐述清楚反身性原理，并把事物的反身性、人类认识的可错性及开放社会的理念三者编织为一个基本理论框架。前一个概念是他自己从金融市场的运作中总结而来，后两个概念则出自卡尔·波普的哲学思想。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后来更由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马图拉那等人的工作而发展到了全新的水平。科学的本质，人类认知系统的特性，“真理”、“现实”的真正含义等等，学术界都已有更深刻的认识，分散于神经生理学、认知心理学和事理学诸学科中。这些新的理论进展，索罗斯尚无机会吸收并加以应用，实是一件遗事。但读者仍然可以从本书中看到索罗斯学以致用、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这里，最为可贵的是他以金融市场为实验室的长达五十年的观察与体验，为有心的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索罗斯具有双重社会角色。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责任心的公民，他努力把财富用于公益事业。作为华尔街的职业金融家，他必须像一个优秀运动员一样按本行业的游戏规则去竭力争夺金牌。即使他已经认识到规则有毛病，他还是只能全力以赴。用他自己的话说：“作为一名市场参与者，我总是尽量提高我的利润。但作为一名公民，我关注的是社会价值：和平、正义和自由等等。我无法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发挥这些价值观。现在让我们假定管理金融市场的规定应该改变，但我不能单方面改变这些规定。假如我只把改变加诸我自己身上，而不加诸别人，我在市场的表现就会受到影响，但对市场则全无影响，原因是单单一名市场参与者是无法影响市场结果的。”至于金融体系的游戏规则本身，索罗斯认为的确需要改变。他近年来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阐明他有关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与不稳定的观点。

　　在我与索罗斯十多年的交往中，越是了解他的思想与行为，越是对他产生一种严肃的尊重。这不是因为他具有所谓能“推动市场”的魔术能力，而是因为这个人在他自己追求的理想和他自己的行为之间有高度的一致性。君子行所言，言所行。他相信开放社会的理念，便不遗余力为之奔走。在自己身体力行援助东欧与前苏联的同时，他尖锐指出，西方“所有有关自由民主的高谈阔论原来只是一种宣传”。他所做的各项公益事业的影响，也许要由后人才能给以确切的评估。

　　从个人角度看，索罗斯是一位极其精明、观点犀利的老人。他决不只是一个华尔街上的普通金融“炒家”。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关怀人类进步的实践哲学家。作为前者，他在金融市场上丰富的经验可以对我国的金融体制的健全完善提供有益的意见。作为后者，他对目前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以及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金融规则的建议，显然使他成为中国的朋友。

　　1999年，在他请我为其审校《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译本时，他曾写过一封给中国读者的信，因为种种阴差阳错，没有得到发表。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的喻意不言自明：

　　“我们当前的金融市场在规则上和体制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不可维持性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人们对市场的盲信及参与者的偏见行为所导致。有关开放社会的概念以及批判性思维的精神能够帮助我们理清目前的混乱，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我尊重与关心中国人民在改革过程中的努力，并祝愿你们成功地找到你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其实，索罗斯不只是在1999年就预见到了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早在1980年代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读者就可以发现他对现存经济学理论不灵光的警告——用错得离谱的理论指导的实践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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